侯攀飞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生监是生员和监生的统称。清代生员是通过考试可以到府、县就学的人员。监生是明清时期将地方上推举出来的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的人员。但是生监人员的科举录取率普遍较低，以康雍乾三朝生监入仕为例，仅有29.07%。①马镛在《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初探》中以21 科会试统计4644 份进士履历所包含的13932 名祖上三代资料中，查到举人、贡生、监生共4050 人，约占13932 人的29.07%。大批科考不利的读书人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生监力量。河南地区靠近京师，易受朝廷政令和法令的直接影响，因此研究清代中期河南府生监涉讼，对我们了解清代华北地区传统乡土社会司法诉讼、宗族、经济等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视角。

一、《判语录存》中生监群体涉讼分析

生监作为晚清较大的读书人团体，介乎于乡里民间与州县衙门之间，起到了基层与官府的润滑剂作用。一部分人就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一部分人就利用监生的身份成为基层麻烦的制造者。这给晚清基层治理带来了较大的麻烦。清代的生监为下层文人集团的主体，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既是清代地方社会治理的对象，又是官府治理地方所要凭借的工具。

清代地方官员盛行编修案例，李钧（？-1859年）在担任河南知府时编写了四卷《判语录存》。李钧是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曾在翰林院任职十余年。道光九年（1829 年）任河南知府，在任四年，以“清名”著称。《判语录存》书首有李钧本人和他人写的序文七篇，书尾有跋五篇。该书均按材料的形成时间编排，包含田土、户婚、命盗、钱债等案例。该书“较能反映当时河南府一级衙门处理民刑案件的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

通过笔者统计，在《判语录存》中所收集的100 个案件中，以生监为主的涉讼案件多达39 个，占比高达39%。生监参与的案件复杂多样，涉及田宅、户婚、钱债、命盗、公共纠纷多个类型，且同一案件又兼涉多个类型。其中田宅案4 件，在生监涉讼的39 件中占比10.26%；户婚案8 件，占比20.51%；钱债案9 件，占比23.08%；命盗案5件，占比12.82%；公共纠纷13 件，占比33.33%。依据数据，地方文人群体多与民众产生公共纠纷，而户婚与钱债比例大体相当，田宅案与命盗案占比相对较低。以上类型纠纷又多与经济或财产有关，占比达76.43%。5 起命盗案中，因经济纠纷致人殒命3 起。纵观《判语录存》中涉讼案件，部分的生监非但未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贡献力量，反而成为地方秩序的扰乱者，更有甚者怂恿乡村民众抗粮拒役，激化村落之间矛盾，给官员的地方治理带来极大麻烦。

二、生监群体涉讼原因分析

生监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文化阶层，较其他民众更加了解律法，所以他们更多帮助官员处理地方的普通民众的纠纷，成为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在具体的涉讼案件中，生监群体有些因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便主动诉讼；也有生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财力欺诈百姓从而成为被告，更有生员代表各村利益而引发互告。

（一）同宗觊产

在卷二“贪利主婚事”［2］中：审得巩县增生张承西与张尚氏互控一案。承西贪受聘财，未与氏商，私许贺纪堂之弟为妻。该氏凭其父尚天命为媒，亦将其女许字杜狗妮。两不相谋，以致相互构讼。查例载：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况该氏改醮之时，曾凭族长议明：其女及笄，准由该氏遣嫁。是明有科条，私有约信。张承西身列缪庠，乃以嗜利故违，属实不合。从宽戒饬，所受贺纪堂财物，限十日内全数退还。承西答仪，纪堂亦即奉壁。氏女准与杜狗妮为婚。

本案中增生张承西贪图聘礼，在违背弟妻意愿下将侄女许配他人欲谋求利益，最终判得退还所收彩礼并不得干预侄女婚事。增生张承西在此案中既为生监身份，理应恪守传统。根据《大清律例》“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的规矩，身为伯父，在弟亡故之后，为侄女谋求更好归宿本也合理，但承西却为了贪图聘礼，擅作主张，闹得对簿公堂，最后被严加训斥并退还彩礼。

（二）言语过激引发冲突

从古至今因言语冲突致命的案件并不鲜见，且这些事件事后来看本为琐事，但当事人在事件中恶语伤人，引发系列冲突，最终对簿公堂，两家受难。

如在“自缢事”中［3］，武生梁建卯的妹妹嫁与雷昌威之弟昌立为妻。双方本结秦晋之好，但昌立之妻性格泼辣，遂指责昌立。昌立貌寝，不当妇意。故自结缡以后，强半单栖。去岁八月间，因中馈之事与娣妇蔡氏口角，受夫朴责。噫！贾大夫既无射鸡之能，用博一笑，乃欲以威劫之耶？何不自镜。据该氏归咎宛若，遽涉讼端。抱告则其兄建辰也。……乃十月间，建辰省妹，复以前嫌与昌立互殴。语侵其母，经昌威等喝散。建辰俱控。昌立母韩氏亦以串兄独忤等词送媳，经县传讯。噫！该氏方以天坏王郎，自伤薄命。又因劣兄构衅，失爱萱堂。将使青衣对薄，菇酸饮痛，百虑交攻，妇女轻生，能勿自寻泉路耶？遂于初八日夜间，投缳殒命。

在本案中，昌立既与建卯妹结为夫妻，但是建卯妹却嫌弃自己丈夫容貌，分房而居。这已引起婆家不满。又在与老人送饭的问题上与弟媳发生争吵。至于争吵原因笔者猜测应是计较兄弟两家送饭的次数或者饭菜质量。在受到丈夫指责后谩骂丈夫手无缚鸡之力，更甚用“何不自镜”等侮辱之语。又将所受委屈告诉兄长建辰，兄长也因此怀恨在心，建辰在看妹妹时因这件事与妹夫发生殴打，同时谩骂昌立母亲韩氏。韩氏不堪受辱，将儿媳送回娘家。但建卯妹性格刚烈“百虑交攻”，上吊自杀。两家本为姻缘亲家，但双方未顾亲情，相互恶语，最终娘家痛失爱女，夫家痛失娇妻，互为仇家，不禁令人惋惜。

（三）言行失德涉讼

在“调奸未成事”［4］中，永宁县监生吉君辅贪图侄媳李氏美色强奸未遂涉讼。

在本案中，吉君辅身为当地名流，却丝毫不顾脸面，欲奸淫侄媳，毫无人伦可言。吉长兴面对此事却未率先报官以求正法，而是趁机以妻名誉折损而敛财。且敛财手段亦极为低劣，先是打骂其妻李氏，又强令李氏持刀割伤喉咙到君辅门前以死逼财一百五十千，更无人性。吉长兴全然不顾妻子尊严，只为求财，“奇货可居”，将长兴“痛打竹篦”，君辅“候吊取监照祥革”。最终“究之慕色者，既未得色；徇财者，亦未获财。两败俱伤，从此各据所有，勿相侵犯可耳”。吉长兴与吉君辅最终都受到严惩，但李氏为此案中牺牲品。先由叔父调奸，后又受丈夫打骂成为其讹财工具，令人惋惜。李钧审理此案时，也未专门给予李氏权益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四）维护宗族利益涉讼

在“争渠事”［5］中，嵩县贡生张文灏等与职员蒋援各为本村争夺水渠争控到府。张文灏为古城村人，蒋援等为鸣皋村人。鸣皋村有永安渠一段，该渠引伊水灌溉水稻。古城村居上游，有永泰渠一道。根据旧规，古城村可在永安渠上开口一尺，引十分之三水浇灌旱田，但不许种水稻。古城村对此规矩一直不满，一是该村水稻田居多，禁种水稻违背本村实情；二是既然双方都共同认可古城村用水十分之三，至于所引水用途鸣皋村无权干涉。两村因水源分配问题争端已久，中途经多任知府调解但仍未中息。最终古城村提出折中办法，该村“愿开通渠道，自向（伊）河身取水，不由永安借经。非但三分之水在所不需，即上截渠身，亦无所庸其争执，诚为爽捷。询其开渠之处，均属该村地亩，如有他人之产，情愿拨补”。此法考虑甚为周全，“事属可行”。但蒋援等人却以古城村居于上游，如果引伊河水势必影响本村水量而拒绝。李钧听闻此言已经怒不可遏，大河之水取之不尽，且公河之水岂能私人当家？斥责蒋援等人“呶呶抗辩，荒谬已极”。最终李钧一锤定音，同时将“蒋援戒饬一百，以示薄惩”。

三、《判语录存》中的审判原则

纵观《判语录存》中的诉讼案件，李钧追求效率，秉着将案情“由大化小”的原则，推动着案情的快速解决。这也在考验着地方官的司法理念以及司法水平。李钧的司法手段根植于华北的乡土社会，同时又与清廷的法律内容和法律原则相统一。

（一）注重司法程序

清代府级的司法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虽然从省到府再到县每一级的政府官员都具有司法权，但是下级官员所作出的审判结果需要得到上一级政府的认可并批准。如果出现命盗案件，当事人被判处死刑，则必须有省级最高长官上报刑部，经刑部官员商议后再上报皇帝做出最终判决，同时官员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也必须依照清廷法令。李钧在判例中多次出现“查例载”“依律”“例有断案可查”“取结附卷”“呈批”等语，将案情所涉及的律例条文也附注在后，有例可查。在每一卷的判例内容中，李钧将当事人的姓名、籍贯、年龄、伦理关系、事件的缘由、作案细节、审理结果等都详记在册。对于案件中涉及田土，钱债的数据，地名及具体位置等也都不厌其烦地穿插其中。

（二）重视情法交融，维护宗法情谊

在生监涉讼的案件中，也存在大量同族之间的各类纠纷。这无疑也给李钧的断案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同宗涉讼中往往会各执一词，而每人的证据来源又有不同。地方官也不好强制界定，本着维护家族稳定团结的原则，采取官调民协的办法，妥善处理。

李钧注重宗法情谊的法律思想也与儒家的司法理论相一致。儒家思想重视维护宗族社会团结，同时也重视教化。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农耕百姓法律意识匮乏。李钧在处理案件时自然也会考虑借助案件来教化百姓。在“缴农器事”中［6］，革生李荣堂因所交粮食问题攒动同村三十余名村民将农器缴纳至县，此罪“依律当缴”，但李钧念及久居乡里，“未忍不教而诛。念其愚昧无知，故从宽典。李荣堂一犯，仍发回监禁，从轻定拟。”对于闹事民众，李钧也“大施解网之仁。该犯等感恩之余，尤当畏法，洗心革面，勉为盛世良民。国法森严，勿得轻试”。依照《大清律例》，凡是闹事于公堂者，依律当斩，但李钧并未将事态扩大，向百姓严明律法后，各放回村，希望百姓经此教化后都能做个盛世良民。

在“争产事”中［7］，贡生白西金有西河、西江、西荧兄弟共四人。老人去世后出现财产的纠纷，根据该县建议将财产一分为四，李钧也认可这样的分法，这可使得各子相互不争，教民相让。在“领谷价事”中出现平民控告县役截吞谷价，令县役将钱退还后县民邓金南继续上控。李钧怒斥因三十文钱继续上控，遂即感慨万千，“渑邑民俗尚纯，何以如此好讼？”由此可见，李钧格外重视地方百姓教化，希望尽快止息诉讼。这也与清廷上层注重教化的理念相契合。

（三）“一言堂”原则

作为河南府知府，李钧虽然在审判过程中格外注重案件的公平，但为了快速息讼以及发挥作为“一把手”的权威，在个别审判中也会出现“一言堂”的情况，致使案件虽快速结案但也有失公平。在上文所述“领谷价事”中［8］，李钧认为邓金南因三十文而屡次上控，成本过高，但在此事件中李钧为快速息讼反而忽视这“三十文”钱背后百姓的合理诉求，怒斥金南“以三十文钱，而迭次上控，其往来盘费必应百倍于此，枉寻而不及直尺，是诚何心？设所争在数千以上，又当何如？”此时李钧不再维护这“三十文钱”的公平性，更对这些小钱嗤之以鼻。最后反因金南屡次上控，最终“掌责十下，以示薄惩”。李钧此举虽达到止讼目的，但是建立在自己的知府权威之上，在邓金南接受掌责之后，迫于压力被迫息讼，此案便就此完结。

四、结语

《判语录存》是后世研究清中期河洛地区法治的珍贵史料，而河南府的生监阶层也是当时乡土社会的重要群体。生监阶层反而成为最大的涉讼群体，这无疑给基层治理带来重大麻烦。该群体涉讼主题广泛，涉讼原因复杂多样。而李钧在治理的过程中围绕“息事宁人”的原则，对涉讼案件妥善处理，虽个别案件的处理失之偏颇，但整体瑕不掩瑜。李钧对待案情都依律审理，注重情法并用，力图审理结果公平公正，值得称赞。这也为我们当下的基层治理提供借鉴经验与启示，同时《判语录存》也为我们了解19 世纪中期中原乡土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