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基

陈子昂，自唐以来素享盛名，在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清一代，是陈子昂最为落寞的时期，可谓跌落神坛。大诗家王士桢在《香祖笔记》中对其进行了尖锐的道德审判，一代学人纪昀遥为呼应；直至晚清，理学家李慈铭仍重复王士桢的论调，斥之为“小人”，认为其诗学主张“虽力变六朝、初唐绮靡雕绘之习，然苦乏真意，盖变而未成者”；认为其代表诗作“《感遇》三十四首（应为‘三十八首），章法杂糅，词繁意复，尤多拙率之病，缘其中无所见”，说他之所以得到很大的名声，为“唐音由此而振”的功臣，不过是由于“张曲江（九龄）起而和之”（《越缦堂读书记》）。李氏将陈子昂诗歌的理论建设和他的创作成就，在唐音始建中的开拓作用，说成不过是学者们的误读和吹捧。经学家陈沆则为子昂抗辩说：

考子昂立朝之节与去朝之日，而后质之。以《感遇》之什，则心迹终始日月争光……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章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而下者乎？（《诗比兴笺》）

此说是将子昂置于武周代李唐前后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并与同时代作家的诗文相比较，肯定其人格和胆识。

子昂是如何走上神坛的

最早对陈子昂作出评价的是其同时代的卢藏用，他用尽挚友之爱，称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定下了评论基调。他后来得到许多唐代文坛居于重要地位文人的嘉许。如李白在《赠僧行融》中，谓“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誉之为人中龙凤；杜甫到陈子昂故宅去凭吊，写下：“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及至中唐，白居易、元稹，对其也是倍加称誉，特别是韩愈，将陈子昂置于唐代诗文发展流变中来考察，肯定了他首倡风雅复归，振兴唐代诗文的历史作用，“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出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圆奥。”（《荐士》）其后迄宋、明，陈子昂声名一直未坠，金代元好问更云：“合着黄金铸子昂”，将陈子提升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位；元代诗论家方回，对其诗作，赞不绝口，即使是他未必擅长的律体，他认为“唐拾遗子昂，唐之始祖也。”（《瀛奎律髓·登览》）

子昂诗歌的创作成就和诗学主张能否达到如此高度，唐、明以还的历代名家对其评价是否合乎历史实际？不少地方已经说得比较透彻，我想另辟蹊径，着重从考察武周取代李唐的背景下，子昂的人生軌迹和心路历程入手，运用文化学，审视初唐南北文化碰撞、认同、融合历程对他的影响，从而对其性格和艺术气质作出分析，深究其创作风格和美学思想嬗变的原因，衡估其价值。

子昂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入手

陈子昂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卒于武周久视元年（700），梓州射洪县（今属四川）人。其五世祖，因避乱从中原移居至此，自梁末以降一百多年来，陈家从没有人进入仕途，但家境殷实，是当地的豪家，然而因没有官方背景，只能说是庶族。

子昂出生时，武则天已实际上掌握了唐朝最高权力，毕其一生都是生活在武皇的影子下。武则天为了政治需要，有意识地扶植寒门庶族，以压抑作为李唐政治基础的关陇贵族、山东旧族和江南士族，她的这一举措为阶层流动提供了空间。再加上唐代开国以来，社会安定，生活富足，诱发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进取精神。蛰居在射洪东山的陈子昂，再也耐不住寂寞，选择了与其父祖不同的人生道路，使气任侠，锐意读书，并决心走出蜀中，进入中原，猎取功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早年的状况，史籍记述不一，有谓其十七或十八“始知书”，也有谓陈家“惟独子昂苦节读书”（《旧唐书》），从其杂取儒、道、墨、释、阴阳、纵横诸家主张和知识储备之丰足，以及20多岁就中进士的经历看，当以后说为是。

子昂是从相对闭塞的巴蜀文化圈进入中原文化圈的，看一下他早期首次进入长安应试前后的诗作和最初的一段经历，就不难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性格基质和艺术基调。

从他现存的最初诗作之中，看不出子昂后来张扬的“兴寄”“骨气”诗学创新主张的痕迹，更多是对当时最为流行的“沈宋体”“上官体”的认同，自然也有着不同于侪辈的青春精神和巴蜀山川地方文化的秀气。如出三峡入楚途中的《度荆门望楚》“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摹写了入楚境界顿阔的自然风光，“今日狂吟客，谁知入处来”抒写出诗人的狂放和自信。《岘山怀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踯躅。”通过对诸葛亮、羊祜的缅怀，抒写出诗人对中原文化的倾倒和建功立业的神往。在长安应试期间，投卷、宴游写下的《晦日宴高氏林亭》等诗，都是宫廷诗，特别是《上元夜效小庾体》“楼上看珠妓，车中见玉人。芳宵殊未极，随意守灯轮”，风格轻艳，与六朝庾信、徐陵的宫体诗几乎别无二致。且都是中规中式的五律或排律。诚然可以用顺应取士考试的要求，不得不顺应时风来解释，然而，也可以看出他走出宫廷诗，回归“风雅”诗教的汉魏风骨的传统，是一个艰难的自赎过程。

唐代进士试极难，落第后的子昂却心灰意懒，回到家乡东山去隐居了：“莫言长落羽，贫贱一交谊”（《落第西还别刘祭酒搞明府》）；“今成转蓬去，叹息复何言”（《宿空舲峡青树村》）。从中可以看出他自视极高，耐受力甚差，诚如《唐才子传》所述“貌柔雅，为性褊躁”。

高宗开耀二年（682），陈子昂举进士后，尚未授官，就迳上《谏灵驾入京书》。据卢藏用《陈氏别传》：

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敇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晔，拜麟台正字。”

这篇文章将高宗是否归葬长安事，提高到国家安危的高度上来认识，见解超群，但因为容貌举止不合太后选材威仪棣棣，谈吐风雅的要求，又没有援引的高官，不过应对得体，给武则天留下印象。

陈子昂直言无忌，屡次进谏，指陈时弊，提的改革主张，先后写出《上军国利害事》《上西蕃边州事》《谏雅州讨生羌书》《谏用刑书》《答制问是》等一系列的奏疏，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刑赏和民生等方面，显现出其多方面的才具。这些奏疏，论证严密，言辞恳切，很有感染力，连纪昀也不得不承认，“唐初文章，不脱隋、陈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再追随古作者。”（《四库全书总目》）陈子昂最早是从自己抒发政治主张的写作实践中，逐渐走向汉魏，师从晁、贾的。

陈子昂为生民请命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进取心极强，他既觉得武则天虽然赏识自己的才情，而对他提出的经世的方略并未采纳，深感失落；又觉得自己要坚守士大夫人格自尊的道德底线，不能像宋之问之流，奔走于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门下，觉得获得不次擢升的机会不多。眼看岁月蹉跎，于是改走从军的路。

陈子昂先后两次从军，第二次从军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随从武攸宜讨伐契丹，任府参谋，执掌书记，甚被见重。武攸宜是武则天的侄子，朝廷重臣，如果能曲从其意，就能找到政治靠山，可是陈子昂耿直褊躁的个性难改，对武氏的用兵策略提出非议，武氏被触怒后，将其贬为署军曹。他情绪跌到谷底，《登幽州台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写出来的。

征讨契丹的战争结束，返朝后，陈子昂改任右拾遗。延载元年（694），以“逆党”罪下狱。一年后，狱解复官。他既落于酷吏之手，当受尽折磨。经过这场劫难，他此时对于政事已经意兴阑珊了。圣历元年至二年（698—699），他以父老需要奉养为由，辞官还乡归隐。就在他回乡不久，丧父之后，遭县令段简迫害，诬陷系狱，一年左右，含冤去世，终年42岁。

在其仕进途中，陈子昂将目之所接，耳之所闻，心之所感，除了进谏以外，还着之于诗。从这些诗章中，不难看出其诗风的嬗变、诗歌体制的选择、诗学主张的成熟，无不是与其人生际遇紧密联系着的。且看作为其代表作的《感遇》诗，《感遇》共38首，非成于一时，散散落落，前后写了16年，都是因时缘事而发。最早的“其十一·我爱鬼谷子”写于光宅元年（684），“其三·苍苍丁零塞”写于垂拱二年（685）诗人第一次从军，征同罗、仆固之际，描绘了边塞荒凉悲凉的景象，借汉代史事，批评朝廷边防不修，至使生灵涂炭。“其十九·圣人不利己”写于天授元年（690），批评当时到处建造佛寺佛像，奢侈浪费，不恤民力，暗讽武则天佞佛，指出“圣人”当“不利己”，而应“忧济在元元”。最后的一些，写于圣历元年（688）子昂归田以后，多达十七首。他检点平生遭遇，心潮难平，抒发出深沉的人生感慨。如“其二·兰若生春阳”以兰草和杜若在春天的阳光下，茎叶茂盛美好起兴，以“岁华尽摇落，芳意尽何成”寄托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意近旨远，透露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很有些《古诗十九首》的味道。

除了《感遇》以外，诸如《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蓟州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或是批评朝廷轻视边防，或是表述了诗人对盛世英主的向往和对建立不世之功的古贤的追慕，也都是一种社会批评，比奏章更强烈也更隐晦，也都是以“兴寄”显示诗人卓尔不群的“风骨”。

陈子昂入仕之后，尤其是饱经忧患，历练人生之后的诗作，除了不得而已写的应制诗以外，都是抖落了齐梁脂粉，直追汉魏之作，诗体创新贯穿了他的生命历程。

沿袭六朝诗风的初唐宫廷诗，早就失去了文学的生命力，也扼杀了诗人的创作个性。作为一种载体，是与陈子昂有着现实内容和批判姿态，怀着愤世嫉俗的战斗精神，不相容的。他需要另外一种载体，同时也需要别样的理论支撑，从实践和诗学理论探索中回归建安风骨，《诗经》倡导的比兴手法，以及儒家以风雅讽谏的历史传统。

陈子昂的诗歌创新改革纲领《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 并序》，着之于神功元年（697）秋，不是偶然的。这年他出狱不久，终结了继续留朝还是归隐林下中徘徊，去志已定，少了顾忌，终于在诗序中张扬起自己的旗帜，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美学诉求，道出：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这是提倡“风骨“兴寄”，要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强调诗歌要具有与内容相应的艺术形式。这篇诗序名气远远大于《修竹》，成为唐诗改革的宣言，宫廷诗的挽歌，为有唐一代诗人奉为圭臬，宋人的“一代唐音起射洪”，更是肯定了这篇序言在唐音始建中的作用。序中的“每以永叹”一句，说出了子昂的这种想法，早已郁之于心，有着长期的酝酿过程。

难能可贵是子昂的理论勇气

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不过200多字，既非系统性鸿篇巨制，又非理论独创，诚如今人之所言，“只是在前辈的坟典中拈出了这么个名词，（再）把这些碎片经由其实践擦拭、穿掇成珠”而已。为何能名重一世，历久不衰？这就不得不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考察。

唐代诗文找到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盛世之声的过程，从本质上看，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碰撞、认同、终于融合，获得新质的过程。从唐代开始迄至武周的百年间，文坛上活跃着三代诗人 ，并代有所承，他们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一，来自江南文化圈，为源自六朝的士族文学，代表者有虞世南、褚亮等，属于南方文化；其二，来自山东文化圈，成员多为旧族，仍坚守儒家的风雅诗教的教义，代表者有魏征、令狐德棻等，属于北方文化，其三，来自北方文化圈，跟随李氏父子征战天下的关陇豪族代表者有杨师道、长孙无忌等，多少濡染着北朝文学刚健的雄风，也属于北方文化。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后两者都可属中原文化圈。

在南北文化碰撞、认同直至融合过程中，诗风虽有变化，但是秉承南方文化的六朝遗风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其标志就是宮廷诗的盛行。究其原因，六朝文学美学性征所具有的炫惑力。六朝既是一个诗风奢靡的时代，但又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诗文挣诗脱了儒家诗教传统的束缚，走向抒情娱乐，士族文人从悠游山水、吟咏性情逐渐转向消闲；又由于政权更替频仍，朝不保夕。士大夫生命意识抬头，沉醉于享乐，以文学装点、遣兴，转而由思想追求转向醉心于对声律、文辞等形式元素的探究，至齐梁时尤甚。

带着六朝诗文美学性征的诗文，以其华美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不再追求承载道德教化的精神追求，使得以雄建、清新而在艺术形式上显得粗拙的北方诗人，觉得自惭形秽，其娱乐化的倾向，也能餍足登上政治舞台中心新兴贵族的精神需要。因而即使是富有文学修养的一代雄主的太宗李世民，也只能“稍逊风骚”，沿着宫廷诗的道路走下去。

其时文坛的这种局面，诚如陈子昂所描绘的那样，“骨气”莫传，“兴寄都绝”，经过几代文人努力，南北文化碰撞后逐渐走向对方，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的诗文获得新质，诗风也在嬗变。陈子昂是来自相对闭塞的“巴蜀文化圈”的，外于中原和江南两个文化圈，对于这两种文化都感到新鲜，由于人生际遇的变化，从宫廷诗起步转而走回诗经、汉魏的文学传统就不那么艰难了。

可贵的是陈子昂在诗文创作实践的同时，进行的诗学理论的探索，“每以永叹”，道出其思考之久之深，点出了诗文创新改革的自觉性。他所提炼出的两个关键词：骨气、兴寄，确实是抓住了文学的命门。“风骨”“兴寄”的追求，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整合起来了，陈子昂已不多的文字传递了深邃的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更可贵是陈子昂的理论勇气，他喊出具有叛逆精神的第一声，道出文坛前辈没有想到、未及说出或者不敢喊出的第一声，赢得松山鸣谷应，享有盛名，自是理所当然了。

（作者系苏州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