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峰

* 李高峰，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 147990654＠qq.com。

图1 《文化困知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冯天瑜先生曾言自己的研究有两翼， 一翼是文化史，一翼是湖北区域史。 《文化困知录》则是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总结性著作。 文化生成理论是冯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 1986 年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是这一理论的发端。 1990 年与何晓明、 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 1993 年的《元典: 文本与阐释》与1994 年的《中华元典精神》提出了元典精神与文化重演律两个伴生的根基性概念。 2013 年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与2021 年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阐述了文化生成机制得以运转的自然地理、 经济生产、 社会制度等生态环境。 《文化困知录》摘取上述著作的菁华， 辅之以作者晚年的若干断想与思解， 在关照时人关切与困惑的立意下， 重新编纂成书， 以盼有应者能与其切磋相教。

一、 六章要义

《文化困知录》第一章“文化史片议”论述了中国文化中的几个古典核心概念。 正是这些概念， 构成了中华元典精神的几大枝干。 作者批判了“三纲”推崇绝对权威形成的单向专制， 肯定了“五常”阐扬双向关照促进的社会协和； 映射于当下， 就是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良性互动。 批判了劳心劳力之分导致的“重政务、 轻自然、 斥技艺”理念， 这羁绊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映射于当下， 就是人文与科技不可偏废。 批判了科举制的内容， 以经史为唯一学问， 禁锢了思想； 但肯定了科举制的立意， 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制度， 无论在古代还是于当下， 都有积极的意义。 肯定了中华元典在终极关怀方面的世俗性与超越性； 具体来说有两个路径: 一为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二为道家的复归自然。

第二章“历史语义学”论述了中国、 革命、 科学、 共和四个近代核心概念。 正是这些新概念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 作者考证了这些词语源出中国典籍， 但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 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赋予了其近代化的新意， 可谓“古典新变”“旧词复兴”。 作者详尽的考证佐证了中国元典中的诸多词语是具有开放性的， 可以嫁接外部新颖先进的理念， 完成古今转换、 中外对接的尊旧解而出新意； 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在内外冲撞激荡之际得以创造性转化的根基所在。

第三章“中华文化生态”梳理了文化基于自然地理、 经济生产、 社会制度三大环境中生发而成的理论。 这是冯天瑜在文化史方面最为重要的理论， 备受学界赞誉。 20 世纪80 年代，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1902—1972)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被引入国内。 1960—1964 年， 冯天瑜曾就读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生物系，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时光使得作者敏锐地在这一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文化生态概念和文化生成理论； 指出文化如同生命机体的新陈代谢一般， 经历着“诞生—拓展—成熟—式微”的诸段落， 跌宕起伏、 周而复始。

第四章“明清文化五百年”是冯天瑜在文化史分期中用功最深之处。 20 世纪80 年代， 冯天瑜在湖北大学主讲的就是明清史和明清文化史。 作者将明清时期定义为“集古萌新”的重大时期。 书中重点详述了徐光启、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等人近代化思想的初萌。 强调了中国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并非全然因为外铄， 而是19 世纪中叶以降， 东渐之西学与中国17 世纪前后自发的早期启蒙文化相激荡、 相汇合的结果。 此说肯定了中华元典蕴藏的近代理念， 肯定了明清文人思想启蒙的努力， 可谓振聋发聩， 树立了国人对中华元典精神的自信。

第五章“中日文化交际”论述了中国文化之于古典日本的重大促进作用。 针对近代中国所用新名七成源于日本一说， 作者运用历史语义学详细考证了近代中国汉字文化的发展， 指出这是16 世纪末以来的四百余年间， “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 作者还特别讲到日本近代以来出于经略中国的目的， 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系统精密的调查， 其成果备受学界关注。 其中以“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历时38 年(1907—1945 年)、 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前身历时59 年(1886—1945 年)的调查报告最为显著。 这是晚清至民国， 日本侵华屡屡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详于“知中”， 而中国略于“知日”，焉能不败？! 此说对于当下之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章“问学历程”回顾了作者早年泛览、 青年庭训、 中年抉择的研究道路。 陈述了父亲的家庭教育与母亲在图书馆的工作之于作者治学的重要意义； 分享了父母坎坷清贫的生活经历， 并从中参悟出“远权贵、 拒佞财”的家训； 分享了修学的两大经验: 其一为义理、 考据、 辞章的学问门径， 其二为学者当有自己反复研读的看家书。 作者不吝将人生治学的感悟倾囊相诉， 饱含了对后辈学子的殷切希望。

二、 三个困惑

作者在卷首引言中提出了在当下中外激荡的大时代中， 时人遭遇的种种困惑。 笔者体会作者所说的时人困惑有三: 一者， 古典中国文化何以繁盛如斯； 二者， 近代中国文化何以未能如西方文化一般启蒙和升华， 近代化的转轨何以如此艰难； 三者， 当代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复兴。

关于第一个困惑， 冯天瑜用文化生成的理论给予了充分回应。 多样的山川地貌造就了中心农业与边缘游牧的业态， 北方粟麦与南方水稻的形态； 这些不同的经济模式形塑了不同的文化特质。 在半封闭的地理环境里， 这些不同特质的文化反复冲撞激荡， 最终融合再生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整体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中自我演进， 创造出了富于东方色彩、 仪态万方的特质。

关于第二个困惑， 冯天瑜指出中国文化实现近代转型的条件并不充分， 导致了李约瑟难题； 近代中国文化转轨特别崎岖坎坷， 在于数千年的汉制根基深厚， 不易比照西方进行改革和变制。 但也正是中国文化枝叶繁茂， 面对大时代的变迁， 能人志士们在砍除不合时宜的枝叶时， 总能找到一些被遮蔽的枝干， 来嫁接新鲜的外来成果， 重新装扮我们的文化面貌， 最终完成蜕变。 古代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历经近千年方始内化。 近代以来直至今日， 对于西方文化的内化与超越也必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因为根基深厚， 转轨不易； 因为枝叶繁茂， 能够嫁接新生。 此所谓文化根基即作者之元典精神， 老干嫁接新枝即作者之文化重演律。 这一答案， 其实本书第二章“历史语义学”就给予了深层次的阐释。

关于第三个困惑， 冯天瑜指出“中国世纪”说应该缓议， 中国还有许多艰巨的功课要做。 确实如此， 当下迫切的任务仍是科技赶超、 经济转型与社会完善， 这些也正是作者所讲的文化赖以生成的结构性生态环境。 伴随着这些生态环境的改进， 生发的文化也一定是超越性的。 近年来， 我们确实看到， 随着整体国力的增强， 过往对于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反思与批判逐渐得到“自我回正”。 尤其是璀璨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以全新的面貌， 为民众广为接受与推崇， 常常成为热点新闻。 文化的自信一定是在文化根基的回正与枝叶的新生中徐徐展开的， 这也是文化自觉最为核心的部分。 所以作者反复强调中国文化是一个前后递进、 层层相因、 生生不息的动态体系。 《诗经》所谓“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三、 结语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曰: “困知勉行， 学者之事也。”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 以渺渺之身穷经问道， 此为学者之困； 冯天瑜一生潜心治学， 著述极勤， 晚年虽遭恶疾， 仍笔耕不辍， 此为先生之行。 四十三载的困知勉行， 冯天瑜建构了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其间宏大的文化生成理论， 精深的历史文化语义学， 皆从困心钻研思索而得， 因名之曰《文化困知录》。 武汉大学余来明教授曾评价道: “《文化困知录》是冯天瑜先生一生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一份档案， 也是他垂范后学的文化史研究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