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奇因 鲁本·安德森

在康斯坦丁·卡瓦菲的诗作“等待野蛮人”中，令人们倍感恐惧的野蛮人却从未出现。于是，该诗作质疑：“没有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那些人是某种解决方案。”

我们似乎已经沉溺于“有用的野蛮人”，从恐怖分子、毒枭到人口贩子乃至难民，我们的政治似乎越来越多地围绕着简化的威胁和轻率的解决方案。因此，举例而言，国会共和党人告诉民主党人，除非采取激进措施阻止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美国南部边境的流动，否则他们将不会支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援。

對大局的理解，在上述争议声中陷入迷失状态。“反恐战”“禁毒战”和打击非常规移民，均表现出某种我们称之为“破坏经济学”的隐含模式：随着政客、承包商和执法人员利用功能失调的状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威胁会不断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之际，一则贴在五角大楼墙壁上的恶搞个人广告，完美反映了这一模式：“征募敌人：成熟的北美超级大国为军备竞赛、第三世界冲突和全面对抗而寻找敌对伙伴。要求必须具有足够的威胁性来说服国会通过军事预算案。”截至2008年，美国年度国防开支已高达6965亿美元，而里根任总统时的平均开支仅为5170亿美元。北约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不断拓展。

与此同时，至少从国防承包商、拘押集团以及安全机构的角度而言，打击毒贩、走私者和移民一直是一份厚礼，让他们拿到手软。美国边境巡逻队过去30年间预算增长了十多倍，而欧洲边境安全费用也同样飙升。反恐战争的开销，达到了令人震惊的8万亿美元。

除了从炒作上述威胁中受益的所有西方政客和企业外，“伙伴国”也在悄悄利用上述制度漏洞。1996年危地马拉内战结束时，神秘的反叛乱组织签署协议支持禁毒战，但很快就沦为其声称要打击的犯罪团伙的同谋。同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发现他可以通过威胁“黑化欧洲”并承诺控制他自己出资的国际恐怖主义，来缓和其国际孤立状态。很快，其他很多人都学会了在“反移民战争”中推销自己的合作，有时甚至会为提高要价而进一步扩大威胁规模。

这是个老掉牙的游戏。在一个世纪前的禁毒禁酒战初期，执法者往往与获利于禁令的帮派相互勾结。双重博弈在越南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按照某美国将军的说法，南越军队将战争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以求延长美国的支持。事实证明，上述“战争”极其持久，因为对抗源源不断的“野蛮人”可以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带来丰厚的回报。

上述进程的关键环节是虚假的信息环境。尽管大规模监禁、毒品量激增、走私网络强化以及难以计数的边境死亡和近百万反恐伤亡人数极大推高了相关成本，但公众却像走进了一座充满镜子的迷宫。就像美国曾在越南用过的“死亡人数”指标一样，在禁毒战争中，记录有多少罂粟田被毁或士兵部署的统计数据，标志着“成功”。一旦局面急转直下（当越共控制西贡或者塔利班控制喀布尔），这样的粉饰太平无不令公众倍感震惊。

我们仍有可能摆脱上述“破坏经济学”的困境。认识到我们“战争”的真实代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令人鼓舞的是，随着其失败和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禁毒战开始在许多国家让位于以健康为核心的政策。

我们必须克服对暴力削减供应的简单痴迷。相反，我们可以着手解决需求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无休止的“战争”套路如何助长多重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戒掉打击“有用的野蛮人”的嗜好，那么真正的野蛮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大卫·奇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冲突研究学教授；鲁本·安德森，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