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2月7日，按照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93亿美元。该数据较2023年12月末下降了187亿美元，降幅为0.58%。

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稳定在超过3万亿的水平。从外汇储备的产生机制来看，它很大程度不过是企业出口或外商投资，在结汇之后的产物，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在某一时间点的财富存量水平。

但是，稳定和可观的外汇储备意义也十分重大。正如它的产生机制所体现的那样，它背后是制造业企业出口创汇的能力，是外商投资的热情，因此，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实体经济活动活跃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外汇储备只是经济的参考数据之一。2023年，我国GDP达到126.0582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2024年，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速，未来还有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克服。

要继续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除了调动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之外，宏观政策的积极实施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资金效率

2024年春节前夕，证监会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变动，无疑是市场最大的关注点。吴清接替易会满，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近段时间，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值得关注。以2023年为例，资本市场已经查处了不少大案，其中，财务造假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对财务造假的处罚力度，和过去一些时间段相比，明显变高。

在过去某些时候，资本市场最被投资者质疑的问题之一的是，有企业通过财务造假，让背后的大股东和实控人赚取巨额财富，但被查处之后的处罚力度却并不高。一些投资者甚至打趣说，“赚了几十亿，被罚几十万”。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夸张，它的确反映了资本市场一些结构性问题的根源。

如果做一个梳理，很容易发现，2023年的资本市场的很多违法案例中，处罚力度都以千万起步，还有一些上亿的处罚。对造假者的刑事处罚也时常见诸报端。显而易见，对违法获取巨额财富的大股东来说，刑事处罚的力量，势必远远大于经济价值上的暂时失去。失去自由，是对“不差钱”的违法者最具震慑力的处罚。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市场主体的融资来实现，除了从资本市场的融资，从银行的融资同样重要。在中国，企业的融资总量中，从银行融资的占比一直都高于从资本市场的融资。

发改部门的项目审批，金融监管部门的信贷政策倾斜上，趋势都十分明显，即要降低低效投资的挤出效应，提升好企业和好项目的融资可得性。

在银行融资中，过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些效率低的项目对优质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量的银行贷款进入“铁公基”，而其中不少基建项目效率低下，资金回收都成问题，只能依靠银行贷款不断展期来应对。然而，由于其拥有地方政府的显性或隐性信用背书，贷款并不难。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优质的制造业企业，却很容易出现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事情正在变化。从2023年开始，一些过去看起来必须上马的“铁公基”已经被叫停。地铁大潮的退却是最典型的代表，包括一线城市在内，一些收益前景不乐观的地铁项目并未获得有关部门的许可。

地铁项目是“铁公基”中首屈一指的吞金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地铁建设平均每公里造价约为9.5亿元，根据地理条件，造价高的超过10亿，最低的也不低于5亿。除了建设，地铁的运营费用也是个大问题。即便不考虑前期的建设费用，一些地铁项目即便要拿收入覆盖运营费用都成问题。因此，一些地铁项目是不折不扣的长期吞金兽。

高铁的建设速度也慢了下来。高铁建设的单位成本比地铁低，平均在每公里1亿人民币左右，但高铁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长。过去，一些“县城通高铁”“一座县城三个站”的现象，本质上就是对资金的巨大浪费。

现在，市场上针对“无效基建”进行了讨论。实际上，近来提升基建的效率，叫停“低效基建”“无效基建”，提升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加强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已经成为了各方面的共识。在宏观政策领域，比如发改部门的项目审批，金融监管部门的信贷政策倾斜上，趋势都十分明显，即要降低低效投资的挤出效应，提升好企业和好项目的融资可得性。

节省的资金，很多都进入了实体经济领域，支持优秀企业的发展。按照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2%，其中，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占比均超过四成；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1%，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1%。

民企的融资问题，需要长期持续的关注。金融体系要做的，是让更多优秀实体民企，以合理的价格去获得融资。无论是资本市场的股权，还是信贷市场的债务融资，它们都可以为企业发展和转型提供急需的“血液”。因此，在宏观政策中，資金的配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财富视角

当然，另一个必须关注的维度是，金融体系除了融资功能之外，也承担着财富管理的功能。维护普通储户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样十分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维护普通人的利益，使普通人的财富能够通过金融体系实现有效配置和保值增值，更是金融体系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

在资本市场，这一规律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市场的投资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投资者可以获得可观收益的时候，市场的融资功能也能得到发挥，企业也可以从中获得自己所需的资金。反过来，如果在某一时间段，片面和过度地强调融资功能，市场投资功能却被忽视，那么市场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

资本市场的事情不用多说。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多数都配置在房子之中，按照不同的数据，这一占比都在六成以上。实际上，这个问题或许都不用看统计数据，城镇居民持有的物业多数都有相对明确的市场定价，普通人自己进行实地调研，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不动产在居民资产总盘子的占比的确有点高。

因此，楼市稳定对普通中国人的利益十分重要，必然是一些宏观政策不可忽视的参考因素。当前，楼市可以分为三个“圈层”，分别对应着未购房者、已购尚未获交房者，以及已拿到所购房者。

对未购房者来说，楼市的稳定或者说在价格上出现一定的结构性和阶段性下调，对这部分人群最有利。2016年之前，主要城市的房价出现了大幅上涨，之后趋于稳定，但目前来看，大中城市房价相对于普通人的工资收入来说，依然不菲。因此，这一部分未购房的人在总体人群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第二部分人群则是近期楼市各项政策的关注焦点。在这里，“保交楼”是一个基本底线。

2024年1月下旬，金融监管总局召开会议，部署推动落实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对开发建设暂时遇到困难但资金基本能平衡的项目，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通过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新增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

可以看出，这一表述十分具体，操作性高，充分说明了有关部门对措施必须落实的重视。此外，还有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高达3500亿元的“保交楼”专项借款，绝大部分都已投放到有关项目之中。可见，“保交楼”是楼市调控和金融政策的重中之重。

楼市巨大的存量按揭贷款，意味着对内需的削弱，对提振有效需求并不利。因此，适度降息，降低按揭人群的利息支出成本，是有必要的。

第三个人群是已有的住房拥有者。其中，一部分在房价走高阶段购入，然后房产价格却出现转折，进入下跌通道。对这个部分人群，市场俗称“高位站岗”。其实，这样的称呼有些冰冷。对普通人来说，购房款多半用掉了“六个钱包”中的大部分存量资金，是家庭资产的最大宗。即使是自住，如果房价过度下跌，也意味着资产的贬值，给家庭的财务前景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不少人背负着不菲的月供。从小处说，月供严重侵蚀着家庭的现金流，降低生活质量。从大处讲，楼市巨大的存量按揭贷款，意味着对内需的削弱，对提振有效需求并不利。因此，适度降息，降低按揭人群的利息支出成本，是有必要的。

2月5日，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有分析认为，2024年将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的降息周期。无论是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还是指向宽松的公开市场操作，或者直接降息，无一例外，都可能让社会的整体利率走低。对那些选择了浮动利率的购房者来说，每月利息支出就会出现下降。虽然金额和支出相比，可能不太多，但对信心至关重要。

信心，在哪里都很珍贵。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凯恩斯经济学最担心的问题是“推绳子效应”。

在经济过热的时候，用紧缩的宏观政策很容易把经济的“温度”降下来，这是“拉绳子”，从物理上来说，很容易辦到。但经济偏冷的时候，用扩张的宏观政策去刺激经济却很难，犹如“推绳子”。没有人推得动柔软的绳子，这是客观的物理规律。一些西方国家在调控经济的时候，之所以存在着“推绳子”难题，便在于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信心问题，企业不愿意扩大再生产，而个人不愿意扩大消费，经济就放缓了。

当下，从本质上讲，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重要指向同样包括了信心问题。挤出低效投资、鼓励优质企业融资，调动的是企业的信心。而关注股市、稳定楼市，指向的则是投资者和消费者个体的信心。

信心，一直都是宏观政策的重要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