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毋庸置疑，人们已然置身于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之中，而且大有被网络、人工智能裹挟着不断往前疾走的趋势。相较于人类数千年的“实体时代”而言，网络时代显然是一个崭新的“液态时代”。面对如此光鲜的“万能”的新时代，人们的思维、视野、方式、方法、情感、思想、体验、经验、行为、文化、价值、审美镌刻着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时代印记。传统人文的中心正在四散，现代网络、人工智能的中心正在凝聚。

一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有形和无形资本、“轻资本”和“重资本”的操控下，在我国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起文学生产市场化机制以及文学传播全媒体化的形势下，在后现代消费文化和网络次生口语的总体语境中，网络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及其网络文学、人工智能文学拔地而起、雄踞于世。

如果说网络文学可以从“数码文学”算起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人们借助编程法则与电脑进行最为简单的用手敲击键盘的原始的人机对话。到了90年代随着网络的崛起，人们将单机与受众响应相结合，由此催生出多媒体文学、超链接文学、开放性的“故事的变身”，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横空出世。21世纪前夕，台湾还出现了拼贴游戏之类

“数位诗”潮流。现如今，网络文学平台丛生，为网络文学生产、流通、传播与接受打开了方便之门、拓宽了快捷路径，比如，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豆瓣、知乎、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以及抖音、快手、B站、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诗刊》最近正在将原有的“E首诗”和“中国诗歌网精选”进行整合、扩容、迭代，着力打造“数字诗界”。网络文学经历了论坛发帖、网站连载和“流量文”三个阶段，其特点在于“作家身份的网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创作风格的类型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网络化”“欣赏方式的机读化”①等关涉网络文学的身份、创作、阅读、传播、改编等各种“间性”。网络文学具有“底层建构”的意向及其“新民间精神”。它们为文学的娱乐性、狂欢化、消费性、趣味性、民间化、民主化正名，但有时在处理“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的关系时显得力不从心。

二

如果说网络小说以互动性与类型化为特征和标识，那么网络诗歌恰恰是“去类型化”的个性化极强的艺术创作。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差异，远远没有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的差异大。有些网络诗歌直接使用网络语言，比如缩写词、变构语、假借语词、戏仿语句等。它们被嵌入诗句里或诗题中，给网络诗歌带来特别的形式意味，乃至也能偶尔影响到诗的肌质。但总体而言，网络诗歌与传统纸媒诗歌的明显区别往往不在诗歌本身，而在诗歌发表的平台以及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广度、速度、便捷度。在海量的网络诗歌创作里，有一个“派”和一个“人”十分红火。这个诗派就是“垃圾派”。这个诗人就是余秀华。

垃圾派是2003年由皮旦在网上发起成立的。皮旦在网上发表了《垃圾派宣言》和《反方向宣言》，主张诗歌写作“崇低、向下”。自网络诗歌诞生以来，无论是在诗歌批评上，还是在诗歌创作上，皮旦和他主导的垃圾派都是一个异类。作为早期网络论坛创办人和只在网络创作与发表的网络诗人，皮旦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先天性地带有极端的、民间的、反叛的、“反方向”的先锋气质。他的诗作可以轻易地被贴上时髦的口语、后口语、零度、荒诞、解构、后现代等之类的标签，但每个标签又都不足以体现他诗歌的全部。在《我想知道鸟类的理想》里，皮旦想知道鸟类的理想里也包括乌鸦之类的不吉祥鸟类的理想；而且他所说的“想知道”其实也只是对追求的努力。如乌鸦似的垃圾，如乌鸦理想之类的“垃圾之歌”，是诗人从反方向上去凸显底层——那些长期被压制、遮蔽、污名的弱势群体——生存困境，尤其是底层的精神困境。这不只具有“新民间精神”，乃至还有要求“平权”的民主化倾向。

如果说皮旦是凭借“垃圾派”这个网络诗歌群体力量在网络文坛上风生水起，那么余秀华则是靠一己之力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文坛上鹤立鸡群。当然，他们又都是背靠网络，靠山都是资本！他们的成名，印证了那句名言：网络文学，没有资本万万不行，但仅有资本亦非万能。2014年10月，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余秀华在网上发布诗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麇鹿和丹项鹤／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只有在网络上才能如此明目张胆、大张旗鼓、酣畅淋漓地吟唱“性、爱与政治”。当时网络文学那种几乎是“零审查”的发表机制鼓舞了包括余秀华在内的无数网络诗人创作并在网上发表数不胜数的率性而为的“放胆诗”“狂欢诗”“自由诗”。这之前，尹丽川有首名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因为它没有像余秀华那样直接在标题上扬言要“去睡你”，而且是历经千辛万苦“穿过大半个中国”。这是何等之热烈！何等之偏执！何等之大胆！何等之勇毅前行！何等之令人羡慕！何等之激动人心！

试想，倘若没有网络这个自由的平台，包括“垃圾派”和余秀华在内的绝大多数的网络诗人与网络诗歌绝难“出世”，更談不上成名成家、大红大紫了。

三

网络、人工智能这种新媒体，其建立与运行，首先依靠的是网络、人工智能科技，其次才是背后的资本。对网络、人工智能媒体来说，科技是“软件”，资本是“硬件”。而科技与文学，尤其科技与诗歌之间，是朋友关系还是敌对关系？换言之，科技是诗歌之友还是诗歌之敌？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就在《诗歌之敌》里列举了四大类“诗歌之敌”：哲学家、科学家，无名诗人，宗教人士，豢养文人。由于科学家对诗的偏见．也被鲁迅指认为“诗歌之敌”。鲁迅认为，从功能上看，尽管花朵外表无比美丽，但它们终究是植物的生殖器官。他阐释了科学技术的功能价值不同于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科学家往往看重功能价值而轻视审美价值。④相反，如果我们的诗人仅仅看重审美价值而轻视功能价值，我们诗人岂不就成了“科学之敌”了！其实，我们诗人与科学家都应摒弃偏见，懂得相互欣赏、相互成就。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真都是“求真”，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之真探求是科学的“真理性”，而艺术之真寻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性”。在《科学与诗》里，瑞恰慈说：

“在逻辑上与在科学上所用的语言，不能用来描写一片风景或一副面孔”。他认为，诗歌之真是“因为神情，声调，节奏，韵律，在我们的兴趣上发生作用，并且使兴趣由无数的可能中选出它所需要的确切而又特别的思想，这就是诗的描写仿佛常常比散文的描写更正确的缘故”。认识并承认科学与诗的分野，并不意味着就刻意否定两者融合的可能，关键是我们诗人如何将现代科技转化为诗意言说，或者说怎样使现代科技助力于诗歌生成、诗歌表达、诗歌传播与接受者。这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时代的大课题。

当下，AI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全面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某些日常生活还构成了事件，而这些事件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质言之，事件与日常生活相互勾连、互为影响。AI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冲击巨大，正在孕育着全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崭新的人类社会形态。如前所述，网络诗歌、AI诗歌的出现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文学事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虽然网络诗歌包括人工智能诗歌，但是人工智能诗歌与通常意义上的网络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网络诗歌主要还是由人类主体写作的，还属于个人创作，偶尔有网友参与，有适度的互动性（但绝对没有网络小说的互动性那么大）；而人工智能诗歌不是人类写作的，而是由机器、人工智能写作的，是依據一定算法和模式对给定“诗料”进行加工、生成与再造，人机交互明显而几无人际互动。

到目前为止，小冰写诗，是人工智能写诗影响最大的文学事件。从2017年2月开始，小冰就在天涯、豆瓣、贴吧和简书等网络平台上发表诗歌，出版了名为《阳光失了玻璃窗》（134首诗）的诗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机器人写的诗集。2018年5月23日，微软小冰官方宣布，将小冰写诗开放升级至2.0公测版。在和小冰聊天的界面输入指令“一起写诗吧”，小冰便进入联合创作模式，很快便能完成初稿，而且是一次完成三篇初稿。文良贵发现了“小冰写诗”的内部生产机制、算法原则、结构模式是“二二算法”④，具言之，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中94%的诗，第一节的第一句出现一个名词或代词（名词占多数），第二句跟进一个形容词或名词或代词（形容词占多数）；在第二节的第一、二句中，这两个词语分别相继重现，比如：“这孤立从悬崖深谷之青色／寂寞将无限虚空／我恋着我的青春／你是这世界你不绝其理／／梦在悬崖上一片苍空／寂寞之夜己如火焰的宝星／你是人间的苦人／其说是落花的清闲”。通观整部《阳光失了玻璃窗》，不难发现它里面的很多诗存在用词不规范、词语搭配古怪、长句内部凌乱等机械化和“夹生”现象，但偶尔也冒出一些“有意味的意象或诗句”，如“最幸福的异类”；而且，小冰写诗偏爱使用“艺术”“高山”“沙滩”等词语。

2021年底，美国OpenAI发布了人工智能ChatGPT。它能会话，写论文，创作小说和诗歌。2023年初，文良贵和他的朋友们把《阳光失了玻璃窗》里每一首诗诗题输入ChatGPT并使之在二十秒内写一首诗，结果，ChatGPT写的诗比小冰写的诗要好些。它们基本上没有语法错误，句子还算通顺。令人惊喜的是，它们对语言居然有一种衍生、拆解、组构能力，甚至还具有重章迭唱、回环往复的表达能力，如《我是爱人己三次相遇》：“我是爱人己三次相遇，／每次都让我心生喜悦。／第一次，她在春日里出现，／微风拂过她柔软的发丝，／像一只飞舞的蝴蝶，／轻轻落在我的肩上。／第二次，她在夏日里归来，／炎炎烈日下的她，／如同一朵盛开的鲜花，／散发着清新的香气。／第三次，她在秋日里又来，／那披着金色光芒的树叶，／在她的衬托下更加绚烂，／像一幅令人心醉的画卷。／我是爱人已三次相遇，／每次都让我心生喜悦，／我知道她将伴我一生，／在我心里她是永恒的存在。”此外，ChatGPT偏好在诗中使用平行结构和排比结构，如《幸福的人生的逼迫》里反复出现“幸福的人生”起首的诗行。最后，ChatGPT写的诗几乎都有“光明的尾巴”。总之，如果说小冰写诗还只是像一个刚入门的写诗者，偶尔写出一些零散的“有意味”的词语、意象或句子，难以构成整体的诗意，形成一个个诗意的整体，那么ChatGPT就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仿佛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有点儿像汪国真，当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有个性的诗学主体。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写诗，还没有拥有人类自然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独创性，还难以获得像人类那样的有血气、有温度、有痛感、有灵魂的具身性和切身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获得像人类那样的心灵性、社会性和独创性。我看过“最强大脑”的电视节目。那些现实世界里的“超人”，如果和人工智能相比，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人工智能在记忆能力、分析能力、演算能力、创造能力和表达能力方面远比单个人的能力强大。2023年11月9日，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发文说，人工智能体（agent）具有以智能方式行事的代理能力，能感知环境，自主采取行动以实现目标，并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性能。换言之，它可以以相应自然语言，并根据对用户的了解来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纵然“计算机程序永不可能替代人心，其理由很简单：计算机程序只是语法的，而心不仅仅是语法的”⑤，但是我依然相信，终有一天，不同的人工智能体会形成不同的独立而又个性的诗学主体（也许可以称之为“智灵”），能够创作出至少可与人类创作相媲美的优秀诗篇，也许还可以创作出人类难以匹敌的优秀诗篇。

四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文学写作工具（媒介）变革密不可分。余秋雨在《笔墨祭》里写道：“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⑥比尔·盖茨早年就呐喊着“废除纸”！⑦眼下，我们正在经历“去笔墨”“去纸张”“去实体文本”“去书面文学”的新的活态的“间性”的文化载体转换。这场转换也有一种新的本源性的物质基础，那就是以“网络文化”代替“钢笔文化”乃至要代替“纸张文化”。新的“网络文化世界”正在替代旧有的几千年来的“笔墨纸张文化世界”！

文学写作工具和文学载体工具的变化也关乎不同的文学体裁与文学形式的演进和革新！在胡适看来，从诗三百的“风谣体”变为骚赋体是诗体第一次解放，从骚赋体变为五七言是诗体第二次解放，从五七言变为词是诗体第三次解放，从词变为白话新诗是诗体第四次解放；因为第四次比前三次解放得激烈和彻底，所以是“诗体大解放”。⑧每一次诗体解放都是对以往诗歌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我以为，网络、网络文化和网络诗歌以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文化和人工智能诗歌正在引发诗歌（文学）的第五次“诗体大解放”“文体大解放”。毕竟不可扭转的也不必逆转的媒介革命以及数字媒介本身在不断生成新的想象方式与想象元素，毕竟它们以强大的算力引发强劲的互动，引领叙事与抒情突破界面的限制，拓展文学叙事与抒情的原有领地，与此同时，生成复杂生动的人工智能审美体验，建构以“互动”为中心的崭新的文学观，在与人类作家的互动前提下（人类作家将成为人工智能“作家”的得力助手），形成崭新的人工智能文学景观。

据此，我认为，网络、人工智能不但不会导致文学终结，反而会推进新的文学革命，带来新的文学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