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峰,季 雷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的全新理论概念。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首项关键任务作出战略部署。围绕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阐释和研究,现有文献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一是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1];二是强调科技创新的首要、决定性作用,指出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在于科技密度高于传统生产力[2];三是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和产业形态,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数智化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四是阐述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关系。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为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外延提供了依据。我们认为,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新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同时又是新时代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一类生产力,由物质生产能力和制度效能共同孕育,具有鲜明特质。系统、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经济社会影响和制度保障机制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三个层次

新质生产力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系统地说明。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战略产业集群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

从技术形态看,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为主导力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产业形态形成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将科学技术视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373,并尤为重视重大技术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现代经济发展史的分水岭,马克思将工厂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生产区分开来,强调后者真正形成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重大技术革命具有系统性,能够催生新的生产要素,同时促进旧有生产要素以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重新结合,在创造新的产业集群的同时系统重构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使社会使用价值极大丰富,价值创造能力极大提升。佩蕾丝指出,“技术革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往往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4]13历史地看,重大技术革命将催生新的支柱部门和新产业集群,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迈向机器生产为主导的现代工业社会,进而迈向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主导的信息社会,下表展现了详细内容。

表 重大技术变革与产业集群变化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所展现出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时就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5]。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6]。两次重要讲话都蕴含了“科技—产业—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其形成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生产力形成规律把握的不断深化。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作出重大战略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7]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将“创新”摆在新发展理念首位,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8]446。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统归纳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广度显著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显著加快、精度显著加强”的总体特征[9]。这些重要论述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等形成了系统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战略判断,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将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作为其重要内容,明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作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引擎。这些创新论述系统阐述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载体,明确了我国产业技术革命的重心是实体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技术进步的去工业化选择存在根本区别。

(二)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阐述工业革命与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指出:“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10]419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重大技术变革是在现有生产方式与其物质基础矛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使经济中出现过剩的商品资本,生产过剩随着两大部类商品货币交换扩散,最终引发部类比例关系失衡。技术变革率先从局部生产部门开始,“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11]391。进一步地,“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10]421由此,重大技术变革能够极大拉长社会再生产的迂回度,使过剩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重新回到产业资本运动中,是修复一般利润率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巨潮的钥匙。

新质生产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依靠的一类社会生产力。从国际看,2008年后全球范围内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泥淖,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已趋于衰减。从国内看,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研判,并在次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经济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特征,这些趋势性变化表明,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密集投入的传统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以国内大规模生产和国际大规模消费为支柱的经济循环已经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形态更高、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选择。

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前十年研判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向和风险挑战。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12]这些因素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和延伸,高质量发展是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生产力的扩张,单纯扩大旧有生产方式的要素配置、组织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再生产将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因此必须依靠新技术形态、新产业组织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内生地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以增量发展促进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但是,新质生产力不意味着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替代或否定。恰恰相反,重大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力每一次跃迁都将重新拉动传统生产力的复苏,赋予其更大的生产效益。新质生产力将深刻改造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借由产业结构升级吸收过剩产能和货币资本重新回到经济循环,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创造企业利润、劳动者工资和政府税收协同增长空间,激发国内大循环的内生活力;同时为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创造可能,全面提升我国外循环的规模和质量,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

(三)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类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但人类的社会需要并非一成不变,这就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存在质的差别,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使得人类的劳动能力被进一步解放,这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需要的满足主要是使用价值满足,简单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与这种有限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仅仅从“刀耕火种”迈向“男耕女织”,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简单手工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历史上人类劳动能力的首次大解放,这一解放主要集中对体力劳动层面的大规模替代。自动机器系统使直接生产过程极大摆脱了来自劳动者肌肉、神经、感官、手工工艺的限制,不再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而是以许多个工具机为器官组成的机器系统[10]419。蒸汽机使动力系统摆脱了对人畜力的依赖,轮船、铁路极大缩短了流通时间,使商品贸易的地理范围极大扩张。这种解放使社会生产力跃升到新的阶段,“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0]493。

第二次工业革命延续了对体力劳动的解放。电力、化工产品和廉价钢铁的大规模使用使自动机器系统的规模进一步庞大,机器对劳动者和原材料的结合能力进一步增强,直接生产过程中原本依靠工艺匠人的具体劳动被进一步分解为沿流水线分布的标准化简单重复劳动,汽车、飞机、电话、电报的发明使商品和信息流通的时间进一步缩短。同时,垄断企业的规模膨胀使生产中的分工、协作、组织等依靠脑力进行的管理工作变得日益重要,并且在银行、信贷机构等专门从事“办公室工作”的行业中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因此自20世纪后,现代企业生产中的管理型工作迅速增加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分工[13]263。

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不仅延续了对体力劳动的进一步解放,还将对劳动能力的解放提升到对脑力劳动的大规模替代。集成电路、计算机处理系统、存储介质、互联网改变了生产的控制系统,使原本依靠人类脑力劳动的信息处理被计算机和互联网替代,人类社会信息接收、处理和存储能力获得指数级增长,社会生产能够以更小的控制单元在极短时间内遥控世界各地广泛的生产供应网络,处理复杂的股权、财务关系和行政管理,生产的规模、效率、效能得到极大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把劳动能力解放提升到新的高度。一方面,物联网、数字技术、云计算等新技术形态和强大的算力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精准的“数字化”刻画,将其分解为多个模块并求得最优参数,这使大量原本难以标准化、精确化的精密劳动能够为算力指挥的机械力完成,或将其分解为更加细致的简单标准化劳动。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信息技术生产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技术有望具有相当的“智慧力”。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劳动的特殊性时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0]202未来,这种“观念地存在着”的特殊智慧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替代。颠覆性技术、未来技术可能将人类现有知识进行数据化处理,通过海量数据投喂和深度学习模拟人类思维方式,能够学习远超人脑掌握的知识,同时对信息化的知识进行重新组合并进行创造性运用,从而具有能动的、主动的知识创造和运用能力。目前,人工智能对工业设计、美工绘图、商业决策等领域的深度改造方兴未艾,对人类智慧力的解放可能成为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三、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支撑体系

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10]999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要素支撑体系和特征的科学把握必须从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理解。

(一)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

人类社会生产力进入新阶段的第一重特征是劳动对象的质变。在自然经济时代,劳动对象以土地、林木、矿产等天然存在的物质为主,“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10]202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对象则普遍发展为凝结了人类一般劳动的产品,马克思在描述17世纪甚至更早的生产过程时就指出,“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10]206。20世纪60年代后,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对知识、技术等难以实体化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处理,将其编码后储存在特定介质中,成为可被改造的劳动对象。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深入使数据提取的成本不断降低,为数据的更大规模应用提供可能,“随着互联网的扩大,企业在业务的各个方面,都依赖于数字通信,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训练和赋予计算程序竞争优势;能够协调和外包给工人;它们允许生产过程的优化和灵活性;可以将低利润的货物转化为高利润的服务;而数据分析本身又生成数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鉴于记录和使用数据的显著优势……这种原材料不可避免地将会代表一种有待提取的巨大新资源。”[7]48

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支撑体系首先包括数据这一新质劳动对象,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高。发达的识别、处理、传感技术能够捕捉和传控海量数据,将其清洗和处理后进行建模,将现实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愈发精确地投射到虚拟空间中,成为可供规模化使用的劳动对象,这既使数据成为可被生产的商品即数据产业化,又使传统社会再生产过程被数据要素深刻改造即产业数字化。同时,数据作为新质劳动对象还展现出与传统劳动对象不同的商品属性。数据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无限循环使用,使用价值不会损耗,价值也不会降低,这使得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具有类似“资本商品”的属性,马克思在讲述货币作为资本商品时阐述了这一特殊属性,“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14]393。数据的价格也反映了这一特殊属性,为获取数据要素而支付的货币通常不会占有数据的所有权,只是换取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不影响所有者将完全相同的数据在同一时间卖给其他使用者。这使得购买数据要素的价格实际上具有类似于利息之于生息资本的含义,“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14]397事实上,自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信息化的知识、技术都具有类似资本商品的属性,但这些劳动对象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改变仍或多或少地需要活劳动施加其上。相比之下,数据要素则具有“自我增殖”的可能。随着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GPT模型、智能摄像、传感和信息处理设备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能够对各类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和物化劳动(机器而非人力的劳动)进行自动捕捉,将与大量生产相关和不相关(这种情况更多)的价值纳入其中,这使得数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没有因生产性消费而折旧或损耗,反而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

数据这一新质劳动对象的特征决定了使用数据要素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构成与传统生产力下的商品存在重大区别,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定价、用数据生产商品的价格等都可能发生重大变革。并且数据要素的提取需要庞大的固定资产,其费用远远高于一般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成本,在各类市场主体中只有大型垄断企业有可能掌握。这将使数据资本成为继金融资本后新的、居于主导地位生产组织者,从而深刻改变自20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全球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因此,以数据为新质劳动对象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引发市场经济体系系统性变革。

(二)新质劳动资料与产业体系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构成

人类社会生产力进入新阶段的第二重特征是劳动资料的质变。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划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首要依据,“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0]204自然经济时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农业生产工具,工业经济时代则是机器装备等固定资本,信息经济时代则进一步发展为集成电路、处理器、软件系统等控制单元。但如果仅从纯技术角度出发,就难以准确识别生产力发展的质变。

在对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比较中,马克思批判了“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的片面观点,认为其没有包含“历史的要素”,“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的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10]412。在他看来,真正使机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因在于其对劳动过程的革命,“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10]403。这里“质的划分”指的是技术基础变革引发的生产过程分工协作的重大变革。机器生产体系大大削弱了分工对劳动者主观条件的依赖,而完全取决于力学、化学等技术上的客观条件,使机器体系能够结合远超工厂手工业规模的同质化产业工人,引发生产过程“量的比例”即资本有机构成的重大变化,从而催生了现代工厂制度这一划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随着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工具机系统中的机器体系替代单一机器,动力系统中的自然力替代人力,生产方式的变革由此量变而质变地展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出现历史性跃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机器视为工业革命的起点,“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10]421-422

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在于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催生了新质劳动资料。从技术形态看,新质劳动资料使“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起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嵌入式传感器、高性能服务器、图形处理单元(GPU)、张量处理单元(TPU)、5G通讯基站、云服务器和高性能存储设备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资料深刻改造了传统工具机、传动机和控制系统。以工业4.0的物联网技术为例,企业能够通过生产线上布置大量传感设备收集数据,形成一个实时互联的生产网络,将与生产相关的所有数据都传输到一个集中的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其进行实时分析、优化和匹配,如预测设备的维护需求、与供应商共享需求和库存数据、管控流通成本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技术则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使企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更准确的预测和决策,并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实现自主决策和持续的效率提升。

物质资料的革新推动生产过程的分工与协作方式发生质的变革。新技术形态一方面使大量此前难以标准化的精密劳动实现标准化,从而为更先进的智能机器人替代活劳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使大量系统性劳动过程被模块化地拆解为多个简单重复劳动,进一步降低生产所受的特定技能劳动者主观意愿和客观生理状况的限制。这使得参数调配设备维护、流程监测、市场营销等环节不再依赖高级工艺匠人的特定技能和经纪人的知识、信息优势,生产过程各个局部的分工与结合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所表达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通过劳动过程不同阶段的时间大幅缩短,劳动者之间、机器设备之间、各流通环节之间的协作对人力控制信息传递的依赖度大大降低,转而依靠云计算进行实时调控,这使协作作为一种“集体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生产过程劳动资料的质变必然引发社会各生产部门的系统变革,其中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的发展。在实现数智化对大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改造后,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生产的跃升还必须突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制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能源动力系统中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还包含以可控核聚变、氢能、光伏能、可循环新能源等新的动力系统。如果说“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10]487,那么以新动力系统、新传动系统、新工具机体系、新的控制系统为代表性的新质生产力劳动资料将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分工大变革,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新高度,为未来经济增长注入强大新动能。

(三)新质劳动技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生产力进入新阶段的第三重特征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革新,这种革新不是指技能化或去技能化,而在于劳动者必须具备与生产力革命相适应的劳动技能。在自然经济时代,劳动者只需要掌握耕地、狩猎和家庭手工制造等简单劳动技能。在工业生产时代,劳动者必须掌握机器的使用,了解机器的基本构造和运转方式。在信息时代,使用计算机、手机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不需刻意强调的基本技能。这种劳动技能的培训必须先于生产力变革,马克思指出,“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10]419在这些劳动者大军中,尤以一批掌握先进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且能够从事科技创新的劳动者越来越成为生产力中的革命性力量。

新质生产力中的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必然要求劳动者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质劳动技能。可以预见,一旦数字化、智慧化等未来技术成为普遍业态,那么使用或至少适应智能装备、人工智能数字传感设备将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必需条件,这意味着传统行业劳动者的技能丰度必将经历一个深刻的技术改进过程。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的需求更为庞大,嵌入式编程、数据分析、虚拟仿真、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新能源开发与储能研究、新材料研究等正在成为高级劳动技能。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劳动力市场对数据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保持每年30%的增长。

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和经济过程,还是一个系统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长期结果。新质生产力既发端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又孕育于现有物质基础和制度的总和之中。因此,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强大动力,还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重要作用,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佩蕾丝指出,“制度领域是每一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一般思维地图所盘踞的地方。它也是标准、法律、规则、监督机构和负责社会治理的整个结构所组成的网络。”[4]169技术革命能否引发经济增长的巨潮不仅与技术本身的革命密切相关,还取决于现有的制度环境能否普遍接纳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根据佩蕾丝的定义,这里的技术—经济范式是指“一个最佳惯行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参见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新技术革命必然塑造与其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革命扩散同时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的扩散。但是已经建立的社会和调节体系和旧有的技术、生产组织方式具有强大的耦合力,难以在短时间内顺应新的条件,这将引致经济体系与社会和调节体系之间不匹配,从而引起制度领域的深刻变革。技术、范式和制度的往复动荡与摩擦可能引发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停滞甚至危机。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其共同的核心思想是长期中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15]。前者将这一整套制度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即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积累起到促进作用的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总和[16]。后者则将概念工具进一步精确化,将新技术形态带来的两大部类平衡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称为“积累体制”,将与积累体制相适应的制度总和称为“调节方式”,即“由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模式构成的维持和‘指导’特定积累体制的一组集合”[17]。当旧有调节方式不再与新的积累体制相适配时,此前稳定的增长模式将陷入危机。阿玛布尔则更加强调制度系统内部的互补性,他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整套制度系统称为“创新和生产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SSIP),包括科学、技术、产业、教育与培训、劳动力市场、金融等六方面子制度,科技创新、基于创新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体系等需要六方面制度的协同配合。虽然观点各异,但这些研究共同指向的是制度在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力中发挥着不亚于技术革命的重要作用,因此改革旧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能力培育强大动力必须向全面深化改革要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一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国家抓住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契机创造了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但是历次重大技术变革引发的增长巨潮全部建立在危机后的废墟之上,系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仍然是其摆脱旧有范式和建立新范式的必经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旧有技术形态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取得竞争优势的资本集团始终无法进行长期有效的制度改革,有限调节方式再生产出社会总资本运动条件的同时,也不断再生产出自身的否定因素,彻底的改革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生产力向新阶段迈进只能借由危机暴力地解决。

中国共产党拥有自我革命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庄严宣告,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这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勇气和强大能力,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指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货币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18世纪以来四次重大技术革命引发增长巨潮的历史证明了金融资本促进科技创新爆发和扩散的巨大效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发挥好金融资本组织和扩大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构建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体制机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促进科技创新摆在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的首要位置,将科技金融列为金融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五篇文章之首。当前,我国金融资本脱实向虚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部分领域取得先发和领先优势,大量传统支柱产业部门投资趋于饱和,这为金融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健康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未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立起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向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的机制,破除制度性壁垒,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资本长期协同发展。

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经济活力、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一视同仁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权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自由流动。

三是加快完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制度。新质生产力在将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解放推向新高度的同时也深化了相对过剩人口规律。一旦对智慧力的解放达到产业级规模,大量从事金融、统计、数据科学、工业设计、传媒等行业的专用技能劳动者可能面临人工智能的替代,大量精密加工也可能被进一步分解为去技能化的简单重复劳动,这将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与经济结构转型仍然存在一定脱节,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灵活就业者、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仍存在一定短板。这不仅带来社会治理风险隐患,还导致我国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朝着更好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方向前进,背离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重大技术变革和固定资本更新。我国必须对此作出提前研判,加快完善劳动保护、工资保障、社会保险等兜底性保障政策,加强转移支付的结构性优化,重点向农村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倾斜,探索建立长期有效的职业培训制度,引导企业帮助劳动者优化劳动技能结构,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

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史一再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同时在历次重大技术变革和增长巨潮中,国家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特定要求相适应。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尊重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资本流动等按照价值规律充分运行,减少行政力量对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同时必须坚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合理运用宏观政策引导资源向新质生产力有关领域聚集,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提高市场经济的法治水平,以有为治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激发内生活力。

五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18]。生产的社会化趋势要求科技创新的社会化,能否将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主体有机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决定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败。党的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特征、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把党的领导优势不断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