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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朝中州文征》的编纂体例

2024-02-24宋玉静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4年1期

收稿日期:2023-12-11

作者简介:宋玉静(1998—  ),河南大学文学院2021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清代地域文献众多,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值得期待的领域。《国朝中州文征》是清人苏源生选取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州学者作品编纂而成的一部断代、地方性的文学总集,顺应了清代多总结、多集成的文学风尚。《国朝中州文征》编纂体例独具一格,具有选录灵活、分类有据、注解清晰、专设撰人小传等特点。

关键词:《国朝中州文征》;苏源生;编纂体例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4)01-0131-04

清代中州地区依旧在理学思想的笼罩之下,兴起于洛阳地区的伊洛之学在理学大潮的夹缝中生存,由于缺乏创新活力,始终未形成席卷之势拯救中州文坛。苏源生(1808—1870),字泉沂,号菊村,生于鄢陵,学于大梁(今开封),成名于中州,一生与中州紧密相连。苏源生少有大志,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整理研究,其编纂的《国朝中州文征》打破了学界的沉寂,激发了后学梳理中州文献的热情。《国朝中州文征》体系庞大、条分缕析,是一部专门收录清代河南籍文人作品的总集,分为54卷、33门类,共770篇选文,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州学者的代表作品。目前,学界对苏源生的《国朝中州文征》并未有太多关注,仅有一篇期刊论文谈及《国朝中州文征》的文献价值。笔者拟从文献学角度切入,通过与前人总集编纂方法的比对,梳理了《国朝中州文征》的编纂体例特征,以就教学人。

1  收录有据,择善而从

对于文章的选择,苏氏既汲取了萧统《文选》、苏天爵《元文类》的文章收录准则,又根据中州地区的地域特点和学术环境做出调整,制定了一套清晰完善的文章收录标准。

1.1  在世者不录

苏氏于此书《凡例》中提到,“窦常谓萧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谓其人既往,而其文始定也,是编所录皆往哲之文,用萧统例”[1]。《文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赋、文总集,它的成书为后来学者编纂总集提供了一个范式。萧统《文选》不录何逊作品的原因广为学者道,梁武帝萧衍曾以“吴均不均、何逊不逊”评价吴均和何逊二人,父皇萧衍的言论直接影响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不考虑这二人作品。反观苏氏,其未从帝王好恶或政治层面理解,而从文献学角度阐释《文选》不选录何逊作品的原因,即在于萧统编《文选》时,何逊尚在世,已去之人可盖棺定论,作品也大多定型,可查可考,但无法对在世者进行确切的定位。如此一来,苏氏选文就避免受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能够公平、客观地收录作品。

《国朝中州文征》收录王曰温、李来章、张伯行、汤斌、窦克勤、武亿、吕履恒等学者的作品,这些学者皆生于清顺治元年之后,逝世于苏源生生年以前,其作品自然符合清初至道光的要求。虽然邹鸣鹤、李于潢、张调元、蒋湘南、杨淮等人是知名的中州学人,但因与苏氏是同时代的人,故《国朝中州文征》不收录这些学人的作品。例如,邹鸣鹤与苏源生相交甚深,经常书稿往来,著有《世忠堂诗文集》《抚粤奏议》《桂林守城日记》等;李于潢才气横溢,颇有唐人之风,在诗坛享有盛名,与蒋湘南、苏源生、杨淮相交甚厚,著有《方雅堂诗集》《汴宋竹枝词》《南朝南唐宫词》《蕉雪词》《春绿阁笔记》等;清儒名臣张调元与苏源生齐名,著有《张佩渠所著书三种》《京澳纂闻》《佩渠随笔》等;著名经学家、史学家钱仪吉著有《碑传集》《经苑》等。

1.2  前代所作,不予收录

《凡例》有言:“元遗山金源文学,而《元文类》载之,以其优游于元代者久也。兹编于夏峰孙氏、遥集乔氏,皆为搜采准苏氏之例也。闲有岁月可考,审其载前代所作,则不复录。”[2]元遗山(元好问)是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叉碰撞之际,将宋文学与金文学融合为一。元代苏天爵不以社会认知为选文取舍的标准,严格按照时间界限将元好问的作品收入《元文类》。苏氏学习苏天爵以时选文的方法,又特别指出,若学者活跃在两朝文坛,仅取清时之作。孙奇逢、侯方域、许三礼、贾开宗、宋权、刘榛、田兰芳等学者生于明而逝于清,横跨两个朝代。苏源生在筛选时,严格考订作品的创作年份。苏氏甚至将某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标注在题目之下,以示来人,如:卷一蔺挺达《请行讲读疏》题目下附有小字“康熙六年”,表示该作品写于康熙六年(1667);王曰溫《请勤讲学疏》《请慎起居疏》《请图修省疏》下分别标注“康熙十年”“康熙十三年”“康熙十四年”等。

1.3  地区所属变动,以今为准

苏氏明确指出,对于地区有所变动的,以当下所属为准。例如,“滑、浚、内黄三县,于雍正三年,由直隶改属河南磁州,于雍正四年,由河南改属直隶,是编以今河南所属州县为断。故于滑、浚等县则录,于磁州则不录”[3]。此条规定涉及清朝河南安阳部分地区的领属问题。磁州(今磁县)位于河北南端,东部与临漳、成安连接,西北部与邯郸、武安等地接壤,南部与安阳相邻。明洪武年间,磁州由广平府(河北邯郸)改属彰德府(河南安阳)。雍正三年(1725),河南巡抚田文镜以利漕运事为由,奏请以河南磁州换滑、浚、内黄三县并获得批准。雍正四年(1726),由于“永邯争水”,磁州复归广平府。至此,滑县、浚县、内黄属于河南,磁州划归河北。

《国朝中州文征》以苏氏编纂文集的时间为准,不录磁州学者的作品,而收录滑、浚、内黄三县学者的作品,如:阎禧、吕夹钟同为滑县人,苏氏收二人作品《滑令陈公遗爱碑》和《程王二孝廉传》。值得注意的是,《隋烈女传》的作者李继白和《窦邑侯殉难传》的作者高景阜分别是临漳人和武安人,苏源生编纂此集时,临漳、武安都属河南管辖,故照收不误。苏氏以滑、浚、内黄三县与磁州的归属问题为例,即使雍正年间几地所属有所变动,但苏氏以时下河南地区划分为依据,避免了因地域变更而产生选文标准不明的问题。

1.4  选本择善而从

鲁迅先生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4]苏氏搜集的资料来源各异,有作者本人手定刊刻的,有经后人整理再刊刻成册的,有重选重刻的,有从地方志或总集中选取的。对于这部分文献,苏氏表示,“其间字句异同多寡,不可悉数,兹编择善而从,不复注其出于何刻”[5]。这些文集字句行卷不可悉数,且不尽相同,同一人作品收录在不同类型版本的文集或方志中,可能会出现字句甚至篇幅不一致的情况。苏源生经过仔细比勘,择善而从,收录完整度高、最贴近原貌、最能反映作品原貌的善本,并附注數语,以示传疑。以耿介为例,苏氏收录耿介《与汤潜庵先生书》等文章共二十篇,全文与原刻本相对比,内容无差,排版整齐,无一讹误。相关文献记载,耿介《敬恕堂文集》有五个版本,分别是清康熙年间的窦容庄刻本、道光二十三年重镌本、道光二十九年敬恕堂重镌本、同治四年耿荩臣重镌本和光绪十年大兴黄振河刻本。除道光二十三年重镌本遇火灾已失传外,其他各版尚存,苏氏最有可能采用的是康熙年间的窦容庄刻本。

2  体分事类,专精有序

苏源生采益多师,从前辈作品中汲取精华,既避免了苏天爵分类不精、题材不广的问题,又规避了真德秀划分过于笼统的问题。萧统曾言:“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6]在萧统看来,除了集类,其他三类都不能算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故经、史、子类作品皆不在《文选》收录范围。《国朝中州文征》选录的都是文章,不需要考虑诗赋分列,而需要考虑文章的分类编排。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一部著名的诗文总集选本,以“四目”——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编选诗文,按时代先后排列每类文体,依据明义理、切世用的遴选原则选取作品。苏源生对真德秀的做法十分赞赏:“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分类,而于每类之中又区为子目,是编既按文体分编,而于一体之中亦以事类区别。然不著子目者,以览者自能知之无烦缕述也。”[7]

苏源生充分考虑文体的多样性,细化文体,将性质相近的文体列在一起,按照事类以卷编排。三十三种文体分别为:奏疏、状、策、答问、论、议、说、辨、考、释、解、杂著、书、序、引、题跋、记、碑、行状、墓志、墓表、墓碣、传、述、书事、颂、赞、箴、铭、诔、哀辞、吊文、祭文。苏氏按文章内容以一、二、三别之,具体由选文多寡与事类区别决定,如:基于传主身份的差异,“传”下分十五类,“传一”至“传十五”收录清代名臣传、明清文士殉国忠义传、明清中州理学大儒传、学者传、孝子传、隐士秀才传、儒释道人物传、节妇烈女传等传体文;“奏疏”类条分缕析,按从上层到底层,从庙堂到百姓,再到边防、水利的顺序编排,“奏疏一”事关庙堂之政治,有《请行讲学疏》《请勤讲学疏》《请复旧例疏》《议行教养实政疏》等文;“序”下细分为六种,“序一”为经书、名门家谱之序,“序二”为数学几何、杂书序,“序三”为文集序,“序四”为诗、词序等。

《国朝中州文征》文体下直呈篇目,附有作者,如:“议”下直列《父妾五子服制议》《先贤先儒从祀议》《毁五岳寝庙议》《万孝子割股议》《乞免新安开垦永不升科议》《治河通漕议》《开沟渠议》七篇文章题目。这种分类系统简明扼要,便于后学者阅读。有的篇目下注明写作时间及是否有序引,如:刘青莲《送学使西崖汤公还》下有“胡序”二字,彭而述《芝舫赞》下有“有引”以识之;有的篇目下标一“代”字,标明此作非本人亲笔撰写,如:刘榛《刑部员外郎吕公墓志铭》下有“代”字。苏氏如此分类,将《国朝中州文征》的收录情况完整展现,深入浅出,清晰明了,便于后学者翻阅。

3  保留原貌,存疑附注,按语以识

《国朝中州文征》是一部断代总集,内容繁多,即使选录之文出自本朝本代,仍不免有遗漏错讹。特别是在雕版印刷发展到顶峰的清朝,官刻、坊刻、私刻乃至书院刻书都很流行,一书问世,在短时间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苏氏为避免文献讹误,集结当时的能人学者核对校勘。负责校勘的学者采取的方法是先详加考订,在不改变原文的情况下,再把考订结果以简单数语附注文后,并于苏注前以“按”字与原注相区别。该方法既能保留作品原貌,也能将时人考订结果示于后学者,以供参考。

3.1  对选文作者存疑

针对不同版本的文章,如果出自同一作者且内容相同,苏氏就直接收录,不再注明选自哪个版本;如果同一篇文章同时出现在多个作品集中,苏氏就广征他书,详加考证,以确定选文所属,并“附注数语于本文之后,以示传疑之意”[8]。

3.1.1  经考证,并未对作者做出论断的。卷七《太平仁义之效论》题下作者“贾开宗”,文结尾处有小字若干:按,是文又见侯方域《壮悔堂集》,未知当何属[9]。笔者查阅侯方域《壮悔堂集》后发现,卷七有“论”九首,分别是《朋党论上》《朋党论下》《宦官论》《太平仁义之效论》《太子丹论》《谢安论》《王猛论》《颜真卿论》《于谦论》。清人辑《国朝文汇》也将《太平仁义之效论》列在侯方域名下。贾开宗与侯方域都是雪苑社成员,文章往来也是常有之事,加上苏氏生活的时代距贾开宗、侯方域尚有一段距离,无法直接取证,因此,苏氏附注于文后,以示存疑。

3.1.2  经考证,确定选文作者的。卷四三闵派鲁《张林宗先生传》:按,周亮工《赖古堂集》有《林宗先生传》,与此传大同小异,而亮工刻《林宗诗集》载此传为闵派鲁作,今从之[10]。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传、书事”类下有《张林宗先生传》,文前有字“浚水周亮工栎园著”[11]。清沈粹芬《清文汇》将《林宗先生传》归到闵派鲁名下,题为《大梁张林宗先生传略》,而清郑澎若《虞初续志》仍以《林宗先生传》为周亮工之作。可见对于《林宗先生传》的归属问题,学者或未仔细考订,或意属如此,意见不一,而苏氏如此标注,实在必要。

3.1.3  对撰人另作传注的。卷四七夏锡畴《陶隐氏传》文末:门人任若海曰:“先生姓夏氏,讳锡畴字,用九,别号西墅。”逸民,世居河内县之西保封。生而好学,至老不倦。曰:“吾没时,无庸求当世谀墓之辞以为荣,吾有《陶隐氏传》可刊以志吾墓。”海等敬从之,而疑其并名与字俱隐焉,谨撮其里居姓氏行谊之大略,附于传后,以示后之营同术者[12]。任若海是《国朝中州文征》的鉴定助梓人士之一,苏源生引时人之语,对撰人夏锡畴进行介绍,以避免因个人好恶而导致撰人资料无人知晓。

3.1.4  对选文作者加注说明的。学者原自他省,后迁入中州,在编选时,详列以明。《凡例》言,刘钦谟《中州名贤文表》辑有姚牧庵燧、马伯庸祖常二家之文。姚牧庵先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从伯父姚枢迁居河南辉县;马伯庸本是净州天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人,随父迁居光州(今河南潢川)。他们都是自他省迁至中州,本非中州人士,后来入籍。在编选时,苏氏参考刘钦谟《中州名贤文表》的体例,将孙奇逢、张能鳞这些人归为一类,收录他们的文章,加注以示。苏氏不仅收录跨省迁居的学者,还简言记述这些学者的迁居情况。

3.2  对原文内容的补充

3.2.1  补充文中必要人物的资料。范泰恒《改沁入卫辨》篇末注:应烈,字武承,号处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庚戌进士,由编修任怀庆守[13]。此文围绕“沁水入卫”问题展开,沁水源头在山西沁源,为提高卫河通航能力,明人提出引沁水入卫河的构想,但因难以把握引沁入卫的局面,方案并未施行。“乾隆初年,建议者用水平测地势,卫辉下怀庆十余丈,复欲改沁入卫以济漕。司河者主其议,几行矣。怀庆守任应烈,毅然争之,事乃已。”[14]应烈是当时怀庆府守任,文中未有应烈的介绍,苏氏便将应烈的字号、爵里附于文末,以示读者。

3.2.2  补充说明作品来源。卷五一刘青芝《杨烈女传》文末:雍正十二年甲寅,余请假归里居,偃学博李君缉以《杨烈女事》请于学。使者邹表其门矣,复以书来乞传。予恐事久传舛,其死不悉,则其烈不著,故搜访数载,不遗余力。采学博一言,辄欲发其幽光,不忍沈埋土中,岂不诚贤乎哉[15]。此注乃引撰人刘青芝之作,对《杨列女传》的来由、动机进行说明。《国朝中州文征》加注的情况不多,且大多为一行小字,言简意赅,仅有两处注解篇幅较长,属于交代文章缘由。

4  撰人小传,置于卷首

《国朝中州文征》的整体排列顺序是:先录书名、刊刻识记、钱仪吉序、苏源生自序,次凡例,次鉴定助梓人士、目录,再撰人姓氏爵里,最后录入正文。苏氏采取专设撰人小传,置于卷首的方式,记载了收录的一百六十五位学者姓氏、爵里和作品集。目錄中先列题目,再一一考其写作时间,标明作者。苏氏这些做法较好地保留了文章原貌,体现了其严谨的学术素养,为后人考订引用提供了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苏氏另辟篇幅记载撰人姓氏爵里和作品集的做法,在当时学者中并未普遍采用。苏源生喜乡贤文献,擅长地方志的整理与校勘,其手校刊刻的《鄢陵文献志》是代表作品之一。苏源生凭借丰富的方志整理经验,借鉴方志的编纂方式,著录每一撰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爵里、主要作品集等信息,并置于目录之后,如:刘榛,字山蔚,商丘人,诸生,著有《虚直堂集》[16];汤斌,字孔伯,号荆岘,一号潜菴,睢州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正,道光初从祀孔子庙庭。著有《潜庵先生遗稿》[17]。

苏源生还在撰人信息中说明家族关系。例如,苏氏同时收录汤斌和其子汤准的作品,苏氏先介绍汤斌,再将汤准的情况加以说明:汤准,字穉平,睢州人,文正公斌第四子。岁贡,著有《临漪园类稿》[18]。宋权为明天启乙丑进士,“字平公,号雨恭,商丘人。国朝官至国史院大学士,谥文康,著有疏稿”[19]。其子宋荦能诗善赋,“字牧仲,号漫堂,商丘人。大学士权子,由侍卫考授通判,官至吏部尚书。著有《西陂类稿》”[20]。

苏源生本着征文献、重实学的宗旨,记述撰人信息,对于声明不显的文人,亦有记述。例如,清康熙刻本《商丘县志》记载蔡觉春仅有“浙江上虞知县,里人称其素有文名”几字[21],苏源生不仅在小传中概述其人情况,还收录刘榛的《蔡徐两先生传》,得以让后学对蔡觉春有大致了解。正如苏氏所言:“吾恐阅世既久,散佚必多,而先正之法言耆旧之行谊将至,无可考信于后世,岂不惜哉?”[22]苏氏记载了大量时人学者的资料,对清代当时的文学环境进行了摸排总结,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结语

苏源生编纂《国朝中州文征》汲取数位前辈的经验,结合清朝中州地区的文学环境,根据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并实事求是做出调整,制定了一套有条理、有程式的编撰体例,促进了文集编纂体例的成熟。苏源生整理乡邦文献的做法,对中州后学有一定的启发。地方文献学家李敏修十分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学习苏源生编著了《续中州文征》《中州艺文录》《中州先哲传》《中州诗征》《中州人物名籍录》等作品。正如苏源生所说,专注于文献“可以辨学术,可以明政治,可以多识前言往行”[23]。

参考文献:

[1][2][3][5][7][8][9][10][12][13][14][15][16][17][18][19][20][22][23]  苏源生.国朝中州文征[M].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4]  鲁迅.鲁迅选集:第3卷[M].长沙:岳麓书社,2020:234.

[6]  萧统.文选[M].清嘉庆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

[11]  周亮工.赖古堂集[M].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21]  刘德昌.商丘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编校:孙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