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海尘

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地区，能像朝鲜半岛一样长期保持紧张局势。

特殊的地缘位置，加上有限的国民数量，让韩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长期实行强制兵役制度的国家之一。因为这一制度，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浙江省，人口只有5100多万的韩国，拥有近70万的现役军人和28.5万的预备役军人。

虽然这一制度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很多韩国年轻男性视此为噩梦，不乏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歪门邪道”逃过服役的义务。

据韩媒1月18日报道，2018年出道的K-pop男爱豆“安某”为逃兵役，假装自己有智力障碍和精神问题，无奈因为参与演艺工作太积极，事情败露，被判处一年监禁、两年缓刑。

在韩国，像安某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国内比较熟知的韩国男演员宋承宪、元彬，都曾因为试图逃兵役而激怒了韩国社会，并因此人气大跌。韩国著名摇滚歌手刘承俊，更是因为在应征前放弃公民身份选择加入美国国籍，被韩国政府彻底封杀。

虽然强制服兵役这一存在是有些让人为难，但韩国的服役周期只有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这为何能让这么多韩国男性铤而走险？

从表面上看，进入军队的最大影响是正常生活的中断，加上基层兵种待遇一般，确实会让人想打退堂鼓。但如若将镜头进一步聚焦，便会发现其中最让人心惊胆战的部分。

超男子气概（hypermasculinity）突出的军事文化，加上强调“礼数”和“规矩”的前后辈制度，使韩国军队成为霸凌重灾区。早在2014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就曾呼吁希望军队能够“保障人权”，但霸凌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本上革新军队结构与军事文化，这远非政府可以轻易触及的领域。

在韩国，男性公民一般需在18岁至28岁之间服役。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应在满18岁时完成入伍登记，但实际上入伍年龄可能因政策和招募需求而有所不同。

此次被捕的安某，就曾在2011年和2017年的体检中被判定身体正常，拥有现役入伍资格。然而，不想入伍的他，决定“剑走偏锋”—将自己伪装成智力障碍者。

从2019年开始，安某多次前往医院。他曾向医生倾诉自己有自杀念头，心脏会“无缘无故地跳动”，时常会感到焦虑。

与此同时，安某还在全面的心理测试中夸大症状，假装有心理问题或认知功能障碍。大概是太想确保“万无一失”，他伪造的测试结果，还使自己在首尔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大约7个月的治疗。

如此努力的安某，终于在2020年5月拿到了医院出具的“轻度精神残疾”证明，这让他免去了服兵役的义务。

事情之所以暴露，是因为这位爱豆太敬业了。在他“一心想了断自己”的那段时间里，他积极参与团队工作，负责策划编舞、服装选择、舞台设计和粉丝见面会，这最终使法院起了疑心。

在新人层出不穷的韩国演艺圈，艺人入伍很可能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不少任想方设法地推迟入伍时间，或是钻研其他方法免除自己服役义务。

但除了他们，很多韩国普通男性对入伍这件事也是唯恐避之不及，而他们为逃避服役采取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在科技手段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很多韩国人会借助一些“临时性”手段来逃脱兵役。

上世纪60年代末，因为征兵体检中突然出现了大量有视力缺陷的年轻人，引起政府警觉。在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人都是在体检前一天“挑灯夜战”，在深夜只借助蜡烛微弱的光，看字特别小的书，造成了视力临时性的剧烈下降。

为了逃兵役，更奇葩的手段还包括在X光检查时在胸口涂上金属粉末，来伪造成肺结核的症状。只是，随着仪器的更新换代，这些作假手段变得无处遁形，逃兵役这件事也开始更有难度。

根据一则2015年的报道，有韩国国会议员表示，在现任高级公职人员（4级或以上）的儿子中，似乎有18人为了逃避军事义务而放弃了韩国国籍。

在韩国，为了逃避兵役选择放弃韩国国籍的不在少数，甚至不乏“外国人”在过了服兵役年龄的30岁之后，换回韩国国籍。只是，有条件能在国籍之间进行自由切换的家庭，非富即贵，大多数的普通人，只能被迫接受这一义务。

当这些普通人的脚迈进军队大门时，他们的个人属性将被抹去，并灌入新的价值观。在军营里，“集体”压倒一切。

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微型世界。

它仍处于社会之中，但又在相当程度上与“世俗生活”保持着距离；它开始更多地承担民事任务，但仍奉行着严苛的军事理想—时刻准备战斗，并努力保护平民。

在军队，穿上崭新的军服，并不代表有资格成为“自己人”。要想真正地融入其中，要想获得同伴的信任与认可，要通过一定的“考核”。

在战争年代，高强度的战斗状态往往有助于筛选“自己人”，提高团队凝聚力，但在和平年代，由于缺乏在战场上锻炼配合度与忠诚度的机会，训练和健身期间使用的暴力和骚扰手段便成为了一种“补偿”。

在韩国军队，新兵都要经历一种特殊的“欢迎仪式”。当新兵站队集合后，老兵按排一个个扇耳光是最轻微的肢体暴力。最令人不适的是，即便是上级如此对自己，这些新兵也要使用敬语进行应答，比如说“谢谢”。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选择以沉默、坚毅的姿态，撑过这些屈辱性时刻。

在韩国军队里，“忠诚”以一种极度畸形的方式得到展现。为了维系体系的正常运作，即便出现过分行径，管理者也会选择无视，因为光是承认问题这个行为，就已经危及了凝聚力。

根据共同民主党议员权仁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仅在2020年，韩国军方就报告了400多起性虐待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不到40%的肇事者被起诉，42.9%的人被缓刑释放。

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遭受持续虐待的受害者很有可能在某一时刻作出极为偏激的决定。

2014年6月21日，韩国江原道高城郡一陆军部队普通哨所发生枪击案，士兵林某向战友抛掷手榴弹并拿步枪扫射，造成5名士兵死亡，7人受伤。案发前的他常遭到同袍和长官的排挤。他曾在遗书中这样控诉那些曾经欺凌他的人：“不论是谁面临像我这样的处境，都会有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虽然我犯了错误，但他们也有错。”

悲剧不仅只有这一件。2014年是韩国军队霸凌事件被广泛曝光的一年。当时，一等兵尹某被5名上级和战友殴打致食物堵塞气管而死亡，但这并不是一个意外。

在尹某死亡前的一个多月里，他几乎天天被自己的同僚殴打。这些人甚至会用拖把杆打他，直到把杆子打折。他们还逼尹某吃牙膏，舔吐在地上的唾沫。甚至有一次，他们给经不住折磨的尹某注射了营养液，以便他能承受住新一轮的拳打脚踢。

在韩国军队人权中心向公众公布了陆军内部调查细节，以及这位士兵遍体鳞伤的照片后，这件事在社会引发轩然大波，随后的全面调查也牵出了更多案件。

面对民愤，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军队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士兵的人权，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也因此递交了辞呈，但韩国军队的此类问题仍未有实质性改善。

多年以来，自杀一直是造成韩国军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在一年中共有147名士兵和文职军事人员死亡。其中，自杀占总数的44.9%，即66人。

根據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有四起案件被建议采取内部改进措施，其中包括在江原道仁杰郡设立一个将军哨所，以改变其军事文化。

韩国不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存在问题的国家。在不少地方，军队都是滋生暴力与骚扰行径的温床。上述讨论的诸多原因，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若想进一步聚焦韩国，需要从韩国的历史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入手。

一方面，韩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使其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状态；另一方面，虽然韩国在二战后获得独立，但美国在韩国长期驻军的事实，也使“安全”的概念以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姿态被重新界定。

在韩国，军事文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公民身份之中。正如韩裔美籍学者朴裕美所言，在韩国这样一个永远把自己想象成处于战争边缘并将其普遍征兵制度视为神圣存在的国家，只有完成兵役的男性才会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公民主体。

在朴裕美看来，“冷战之后，在整个新自由主义化和后现代时期，军事化的男子气概一直是韩国国家想象中的一个稳定的理想”。这样的投射，放在军队这种超男子气概（hypermasculinity）突出的地方，更为泛滥。

首先，在军队这样的地方，是否有能力成为保卫者的标准，本就带有强烈的性别属性。能否展现出传统意义上优越的男性气质，如坚毅、英勇、有担当，被视为能否加强团队士气的重要标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方会排斥妇女、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服兵役，因为这些群体往往被视为是对军队同质性和战斗士气的威胁。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不少军事文化研究者都把异性恋视为“想当然”的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美国强势的军事存在，也使韩国军队被迫处于一种相对矮化的位置。韩国渴望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对标美国，但又因为美国的存在倍感屈辱，包括对驻韩美军频繁侵犯韩国女性的问题束手无策。这种矛盾的状态，使韩国军队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内化了这种权力等级制，将霸凌作为一种展现权力以及实现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特殊的军事文化，韩国对前后辈文化的推崇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正如韩国媒体学者康俊满所言，韩国社会的“基本语法”和“根深蒂固的令人不适”，反映了“韩国人民沉迷于等级主义”。

这种畸形文化的形成，可以溯源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军国主义思想灌输，这使得它“天然地”与军事文化有着相融的特征。再加上军队结构本就是马克斯·韦伯眼中的科层制典范，这种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更是使“等级制”被进一步强化。

它的可怖之处在于，争夺话语权不光考验能力，还讲究按年龄排辈，这导致任何进入其中的个体，都需要经历“被驯化”的流程。通过将每一个人圈入其中，即便是选择袖手旁观，也是霸凌机制的重要一环，即便是沦为受害者，也有可能在某一阶段被扭曲成加害者。

这就像韩国军队人权中心对2014年一等兵尹某事件的评断：“（韩国）军队把受害者变成施虐者，让这种根深蒂固的邪恶暴力机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