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茗婷

来到2024年，泰勒·斯威夫特爽文式的叙事，更新了。

泰勒公开了与美国超级碗酋长队队长特拉维斯·凯尔斯的新恋情。她出现在超级碗赛事的观看席后，超级碗赛事收视率增加了22%。大批女性观众前往观赛，女性在这场全美最具男子气概的竞技场上的存在感，因泰勒的在场而陡升。

另一个例子是，泰勒是拜登参加2024年美国大选“潜在代言人愿望清单”上的头号人物—毕竟泰勒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2.8亿粉丝，而她又曾公开反对过特朗普。

来自泰勒这位流行音乐巨星强大的粉丝号召力，冲击着世界上的其他圈层。这名偶像及其粉丝影响力的扩张，已到了我们无法忽视的地步。

回顾泰勒一路来的摸爬滚打，她与粉丝一同成长，也曾遭“黑粉”背刺，经历霸凌后，逆风翻盘后的她职业生涯不断爬升。这种积极的偶像成长故事，让粉丝从她身上得到了丰沛的情感与能量。这种情感浓度在2023年达到了顶峰—如《时代》所形容的—“泰勒创造了超越国界、超越国度的光明。2023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像她一样感动了这么多的人。”

在泰勒身上，我们可以窥见，粉丝文化如何与偶像影响力成为共生体。这背后离不开欧美社会中“她力量”等思潮在娱乐圈的融入，让泰勒以及碧昂斯等女偶像的发声与行动气势浩大。顺着这些思潮，偶像与粉丝一同壮大并出征，在这个逐渐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用音乐与女性叙事凝聚、攻陷每一个人。

泰勒出现了。

有别于平时的精致，这一次，她穿着一件起皱的粉色家居服、一条浅色的牛仔背带裤，把凌乱的金发随意别在耳后，介绍着那个陈旧的紫色封面笔记本。

那是她人生第一个日记本，记录了泰勒儿时和现在的整个道德准则：“我需要人们认为是我好人”，并成为一个好女孩。

这是泰勒人物纪录片《美利坚女士》的开场。她以邻家女孩的形象出现，用平淡的口吻，说着普世价值观下每一个人从小都可能接受过的教育：要乖，要听话，要善良。

这种强烈的道德感，是泰勒人格魅力的核心，即她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要是“正确”的。这的确也是偶像之于粉丝的意义：以一名杰出的、正义的人物为榜样，从偶像身上获得力量与鼓舞，让自己的生活以及世界变得更好。这种积极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是泰勒粉丝认同的内核，也为其粉丝文化在其他场域里通行无阻提供了“通行证”般的作用。

这种正确，在泰勒20岁前的乡村音乐时期，以“乖乖女”的形象出现。

对比同期活跃着的同龄歌手，如化着烟熏妆、走朋克暗黑风格的艾薇儿、音乐才华只是昙花一现的贾斯汀·比伯，那时的泰勒，更符合当时主流审美：有着如玛丽莲·梦露般的纯洁、天真、亲切与热情。她披着一头天生的泡面卷金色长发，穿着一袭浅色长裙，用吉他或钢琴弹唱乡村音乐，在创作中分享自己的生活，流露自己的脆弱与烦恼。

《蒂姆·麦格劳》里，她唱着“我花了整个夏天/待在他身边/醒来时发现/夏天已经走远”，无限失落与惆怅；在《吉他上的眼泪》里，她直白道：“他让我难过/泪水滴落在吉他上/他也是我不断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任何经历在泰勒的羽毛笔下，都会被她锻造为深入人心的言语与旋律，像一把利剑，在大脑与心间刻下她的宣言。

泰勒“将青少年生活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棕褐色的怀念”，被《纽约》杂志评价为很少有创作型歌手能写就如此清晰描绘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唱片。

书写自己的故事，本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而作为公众人物的泰勒做到了。这种写作自带意义，让人正视自我生命经验，女性的经历需要被看见、想法需要被听见、情感需要被共情。在创作中，泰勒始终忠于自我的表达，将生命经验化为诗句与旋律，歌唱成长中普遍存在的伤痛、失落与爱。这种“日记式”的创作，此后贯穿她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外界了解、研究她的抓手。

对于粉丝来说，这种开放的、诚实的创作，在社交平台还未普及的时期，拉近了他们与偶像之间的距离。粉丝能通过购买、播放、聆听她的创作，观看她的爱情故事，感受偶像在热恋或分手时热烈的情感，并获得一种参与感。

粉丝的喜爱、外界的赞誉，是泰勒在青少年时期建立自我认知的重要来源，“为了那些赞扬而活”，成为外界期待的那个自己。

但事实证明了，“乖乖女”人设无法长期维持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娱乐工业“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生产周期下，“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历史一次次地在娱乐圈上演。

这种职业危机感，在泰勒20岁的时候，在“抢话筒”事件上达到顶峰。

2009年，在泰勒获得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的奖项MTV“年度女艺人录影带”奖时，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在颁奖典礼上抢走她的话筒。他认为这份荣誉应该属于碧昂斯—原因并非音乐才华的高低，而是为了抵制音乐行业里的种族歧视。当晚，碧昂斯获得了分量更重的“年度MV”—这更显得坎耶对泰勒所作出伤害的冒犯与非理性。

这件事让泰勒意识到，“每个唱片公司都在积极努力试图取代自己”。

“当一个艺术家成熟到足以在心理上处理这份工作时，他们通常会在29岁时把你赶出去。”

这种残酷在女性艺人身上来说更具普遍性，甚至演变成霸凌。

2014年，泰勒凭借流行音乐的转型之作《1989》，把事业来到“帝国阶段”的新高度。

伴随着这种创作与转型，粉丝从她身上和她的作品中得到了丰富且热烈的情感链接与共鸣。那些如教徒般忠誠的、狂热的、具有难以估量影响力的粉丝，用一张张机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一条条演唱会、舞台视频，一次次专辑购买、社交媒体转发与点赞，聚沙成塔地，以“用手投票”的形式，参与了偶像影响力的叙事。

与此同时，厌女情绪侵袭了她。

电视媒体为了博取关注度，试图用镜头对准她的身体，向她进行凝视与言语冒犯。外界讽刺她总是在频繁更换恋人，将每一任男朋友变成了创作灵感的缪斯，因为她足够优秀、足够苗条、足够漂亮，而对她心生妒忌与厌恶。

这种霸凌达到顶峰，是2016年，坎耶在歌曲《颇负盛名》的创作中，继续诋毁泰勒，称她为“婊子”，并美化当年抢话筒的行为—“是我让那个婊子颇负盛名”，最后还和卡戴珊联手恶意剪辑录音电话，将泰勒捏造为“谎话精”。

事件被曝光后，舆论哗然，泰勒变得臭名昭著。

这时也是公众舆论的主阵地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过渡的阶段。各种诋毁泰勒的说法蔓延在社交平台上，厌女与霸凌演变为更直接与强烈的网络暴力：人们在泰勒的评论区留下各种恶语与蛇形符号—讽刺她是恶毒的“蛇女”，“泰勒·斯威夫特完蛋了”成为推特第一的话题。

网暴的主体，不乏泰勒曾经的粉丝，即“黑粉”。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工业时代偶像艺人的光环与神圣感，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身份落差与距离感缩短了。这也意味着，粉丝参与偶像叙事与形象建构的权重增加了—粉丝既能造神，也能毁神。

2009年到2016年，是泰勒被污名的7年，她的职业生涯从声名鹊起跌落到声名狼藉。此后，她选择了“退网”一年。

此时的泰勒，就像古希腊神话中与海神相爱的貌美少女斯库拉（Scylla），因为这份爱恋惹怒了女巫而被诅咒成为怪兽—泰勒正处于“腹背受敌之时（Between Scylla and Sharybdis） ”。

此时这位年轻的女性的对立面，是以坎耶为代表的音乐工业内部的男性上位者，还有一群隐匿在虚拟账号之后的网暴之徒。身份悬殊，敌暗我明，泰勒俨然成为孤勇者。

她就像神话故事的主角，是不公与残暴的受害者，形单影只地对抗世界。这是古典戏剧的叙事范式。作为一个天才般的故事讲述者，泰勒自然對利用受害者形象来讲述故事的范式信手拈来。事实上，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回击厌女谣言、网暴、戕害的方法。

正如诺兰将奥本海默塑造为受害者以引起理解与共情、戴安娜王妃被王室与爱情背叛后更赢得民心一样，受害者天然会引起观众的怜悯、理解与共情。泰勒此后在创作中强化了脆弱感，如《脆弱》中对自己声名狼藉后的低落直抒胸臆，如《随你怎么说》中，这种脆弱具象为坍塌的城堡、枪林弹雨、以卵击石。

作为受害者与弱者的叙事，能够博得同情，还暗合了普通人所经历的小挫折与大磨难，唤起了委屈、无力、恐惧、愤怒等情感。

将自己的意志通过情感链接与共鸣传导到粉丝身上，这是粉丝文化的核心，即粉丝认同。

受害者的身份还让泰勒的行动天然具备正义感。“正确性”不再只是泰勒歌曲创作的出发点，还为反击行动争取了合理性。

她从乡村音乐向流行音乐以及电子说唱的转型，也就因此可以被解读为更具个性和反叛力的表达：她不再是以前“乖乖女”的形象，造型风格变得时髦，甚至乖张，以夸张愤怒的表情控诉那些诋毁她的人，在《看你们都让我做出了什么》里唱，“你先发制人/咬定是我先惹的你/想颠倒黑白/不，我嗤之以鼻”。

被霸凌与反抗的遭遇，让她被更多人关注到，流行音乐的成功转型让她觅得了更宽广的市场，而这些态度凛冽、立场鲜明的个性创作，也扩充了泰勒的粉丝群体。

粉丝有了一致的“敌人”—坎耶以及网暴泰勒的黑粉。一致对外维护偶像之后，那些留下来的粉丝变得更忠诚、团结。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受害者的经历，在泰勒的讲述下，成为自己从深渊底下“逆风翻盘”的踏脚石，也让她夺下了流行音乐创作的另一高峰。

成为“受害者”之后，泰勒开始思考“好女孩”心态是如何摧毁自己的。

乖乖女偶像，是工业社会娱乐资本流水线上的产物，规则由资本与机构制定，评价由公众与外界写就，而女性更容易沦为名利场上的第二等，操纵游戏的遥控器掌握在男性上位者手里。

这种建立在他人评价之上的自我认知，变得温驯、顺从，容易被摆布，在弱肉强食的娱乐圈丛林中难以安身立命。

泰勒决定不再做“好女孩”，但这不意味着泰勒抛弃了“做好人”的道德准则，而是将这种正义与向善的出发点，从他人的评价中夺回来，建立在自我成长之上。

泰勒想要翻转这张牌桌，她对抗陈旧规则、残暴资本与性别偏见的声音与行为更加强烈。

她更加拥抱自己的女性身份，让行动去顺应“她力量（Her power）”的潮水。

2017年，她与好莱坞演员艾什莉·贾德等女性一同成为年度人物，因她们都是“打破沉默者”——站出来公开指控潜藏在美国各个角落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行为。

2021年，当时只有20岁的女歌手碧莉·艾什莉（Billie Eilish）被一名油管博主（Youtuber）作为凝视对象写了一首污秽淫荡的歌曲，对女性身体的侵占与不尊重被强加在碧莉身上。作为反击，碧莉创作了《你的力量（Your power）》，反抗无处不在的各种形式的性压迫。

另一名欧美流行乐Diva（天后）人物碧昂斯（Beyonce），她作为非裔美国女性的存在，就是种族与性别议题理应得到被正视的原因。乘着流行文化的“东风”，如“地母”般的她将自己的身份、身体与创作作为载体，在音乐创作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议题，同样引起粉丝对议题的发声与参与。

女偶像们的形象，与公众议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泰勒的政治立场也变得更坚定。撰写《30岁之前我学到的30件事》，要“在政治方面找到自己的声音”，公开反对当时在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控诉他“肆意煽动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火焰”。在公开场合为弱势与少数群体争取利益，在创作中坚定了女性可以成为领导者和主宰者的信念；写歌给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共情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要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从那个写着少女心情日记的乡村歌手走到现在，泰勒的歌曲格局更大，更具公共性。这为她赢来更多粉丝，也壮大了其商业价值。

2019年，泰勒在前公司大机器唱片公司的音乐版权被收购到她的“对家”、坎耶的“盟友”斯库特·布劳恩手上。这意味着她从少女时期开始的6张专辑的音乐版权，“正准备躺在一个曾经尝试着去废除它的人的手上”。

很明显，行业对泰勒这名女性的霸凌依然在延续，只不过换了另一个暴力发起人和形式。泰勒一边坚称自己对此并不知情，并呼吁粉丝去抵制，与此同时一边着手重录这些创作，标记上了“Taylor’s Version”。

泰勒重新演绎的过程中，埋下了关于更多当下心境与观点的线索，如《一切安好（10分钟版本）》中直接抨击父权制，为粉丝提供了更多解读空间。这种增添了强烈个人印记、延续抗争意义、捍卫自我权益的重录作品，让粉丝的购买行为在经济层面附加了支持偶像、捍卫偶像的情感元素。

来到2023年3月18日，泰勒按下了漫長且举世瞩目的“时代巡回演唱会”的启动键。这是一场全球粉丝的狂欢，创造了价值超50亿美元的“霉霉经济学”，让全球经济获得了“久旱逢甘霖”的滋润。

此后，泰勒宣布了演唱会大电影的诞生，职业生涯第六次巡回演唱会的精华，浓缩为总时长超过两个半小时、经由5位剪辑师录制的演唱会实录电影。这既抚慰了那些无法抢购演唱会高价门票的粉丝，也让粉丝经济的链条增加了新的消费环节。

更值得被称为创举的是，她绕过传统电影宣发的制片厂—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将“导筒”握在自己手里，最后与院线AMC合作。在2023年因AI制片入侵而陷入停摆的好莱坞，泰勒的大电影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档期与市场。凭借这一举动，泰勒·斯威夫特足以被定义为一名成功的流行文化商人—虽然这个带有铜臭味的称呼有时候自带贬义，但无可否认，泰勒也改变了行业的规则。

从唱片行业到演唱会经济，还有年末的大电影的上映，泰勒先打碎旧秩序，再建立新规则，凭借自己强大的号召力与粉丝不可估量的呼应，扩大了流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身为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也成了一件骄傲的事。

这场延续几乎一整年的狂欢，使她的职业生涯来到了爽文式叙事的高潮。回看泰勒从最早的“乖乖女”，到拥有强大自我意识与号召力的事业成功女性形象，这个蜕变过程是泰勒持续创作的养分。

通过观看泰勒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收听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对社会议题发出同频共振的观点，参与公共事务的建设，这些不同年龄、经历与心境的粉丝从泰勒自身经历与作品中获得精神动力与强大意志，并将此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偶像与粉丝，成为意志的共同体。

这一代女偶像，不再是粉丝文化凝视的客体，而是与粉丝一同成长、抗击外界的同盟者。粉丝文化推动了偶像的崛起，也参与了偶像叙事的每一个变化。从邻家女孩到成功女性的霉霉，为女性描绘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就像绑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无论能不能触碰得到，却能一直吸引粉丝—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故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