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一月之内，两位经济学专家，因“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登上热搜。

1月26日，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在百度旗下的财经栏目《有识》中称：“现在中国退休人士的年龄在全球来说是相对比较低的，特别是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退休年龄67岁，很多欧洲国家退休年龄也超过65岁。”

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同系列访谈中表示：“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最年轻，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年，应该尽快调整。”

两位专家的发声，均获得了“听取网友骂声一片”的热烈反响。除了尽快延迟退休年龄的建议惹人不快之外，此次被批评最多的，是专家给出的参照系，即“和发达国家相比”—又一次踩中公众情绪的雷点。

如果换别的议题，例如在生育上，郑秉文教授之前喊话“生活压力有些不堪重负”的青年夫妇，要“抓住有效的生育期，面对暂时的困难时，借用亲戚朋友的力量帮你一把，免得后悔”，对于这种非常像段子的建议，大家习惯性笑一下，滑过去就算了。

但延迟退休年龄不同，它直指当下最让人们焦虑不安的民生问题—养老；它也牵扯到眼下让不少地方焦头烂额的财政问题—养老金。在抽象意义上，它还关涉一个社会在严峻现实面前，是否保护、如何保护普通人生活预期的复杂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下，两位专家口中的“和发达国家相比”，是否合适，以及怎样提政策性建议才算得上正确的思路。

去年2月11日，超百万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反对马克龙政府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逐步提高至64岁的改革计划。3月，马克龙动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在70%法国民众持反对态度的背景下，绕过国民议会，“强推”通过了改革法案。

该项法案已于去年9月开始施行，这意味着法国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2岁逐渐延长，到2030年延迟至64岁（欧盟其他国家一般为65岁）。

如果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专家的逻辑似乎无可指摘，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相比发达国家，的确较低。然而，这一粗糙的对比思路，是经不起质疑的。

首先，在可估算的实际工作时间和各项劳动福利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更加实在的对比。

单以平均工作时间为例，按世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2022年成员国年平均实际工作时间报告，韩国为1901小时，美国为1811小时，日本为1607小时，法国为1511小时，德国则以1341小时位居最低。

如果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同期对比，2022年，我国年平均实际工作时间，则为2385小时。

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从业人员，一年平均要比发达国家多工作500至900小时。即便我们55岁至60岁退休，与一些国家65岁退休的人相比，我们的实际工作时间仍旧很可能是更长的。

此外，在人均GDP增长曲线趋缓的背景下，带薪假期对普通打工人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人在这一项上所享有的待遇，远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立法规定所有员工必须有至少4周的带薪假期），也低于日本和韩国。

我国普通就业人员的带薪年假一般从5天起步，累计增长时长与工作年限挂钩。而且，能不能休假，在一些职工处境恶劣的单位，还需要看用人单位眼色行事。虽然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但在权利的实现上，缺乏强有力的保障。

但公开呼吁应尽快延迟退休年龄的专家们，不会讲这些。而在话语之下被遮蔽的这些信息，不该被忽略。

我们不太想在专家提建议的问题上，迫使自己再一次接受某种看似非常聪明、但又缺少现实感的公共言说方式。

討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讨论全球钢产量排名，本来就不共享同一套分析思路。而用“赶英超美”“对标发达国家”的修辞暗示，来讨论如此重要的公共议题，很容易营造出一种模糊印象，即我们又在关键系数上，落后于先进国家了。

这种印象如果吹风成功，便可以唤起某种焦虑。因为，基于我们曾经狠狠挨过打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落后”的恐惧深植在我们的国家认同中。在家国同构的机制下，这种焦虑当然也涌动在个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中。

在焦虑的驱动下，终于，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讲求奋力进取、追求独立自主，已经镌刻进了我们的国民性格。

然而，如此珍贵的国民特质，好像并没有在一些专家那里，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反而被当成了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损耗品。

对任何有基本理性和生活常识的人来说，试图用“对标发达国家”的逻辑，来影响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方向，这种话语策略，明显是没有顾及公众感受。

但是，他们不顾公众情绪，说个不停。为什么？

在这里，我们需要识别一种话语策略，即“委婉化”，它指的是支配性的话语权力拥有者，对各种语言描述和表象所进行的自私剪裁。

“委婉化”通常的目的，是其使用者试图通过垄断公共话语，给现实覆上一层无害或净化的面纱（遮掩支配者对话语权力的运用），以营造某种一致同意的表象。

我们的批判正是基于对“相比发达国家”这层净化面纱的揭示，我们一直忙着识别这种容易带偏公众视线的言说技巧，甚至都没能进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正式讨论，就是对这种意在边缘化事实的策略极易奏效的说明。

1月2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个人养老金目前在36个城市及地区运行平稳，先行工作成效积极，下一步有望全面实施。

郑秉文教授作为世界社会保险领域的研究者，在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上，贡献很大。前不久，他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的发布论坛上，针对个人养老金23%的参保率、22%的缴存率，和仅占缴存人数62%的投资人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参与积极性比较高，但是怠惰性比较大。”

“怠惰性就是不交钱，或者交钱很少的情况下还不投资。”他强调光有积极性不行，还要活跃。“大家参与进来以后，这么多怠惰的参加人不交钱，最终将导致个人养老金制度无效，变成有名无实的制度。所以，要让这些怠惰的参加人变成活跃的参加人。”

让我们在按需参保的公民被贬斥为“怠惰的参加人”的专家视角下，思考一下3800万人的断保问题。据《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制度2023》，2022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23亿人，比上年减少3800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26亿人，比上年减少4300万人。

相比之下，大多数人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把朋友圈签名改成“知足常乐”。

我们近来听得最多的就是市场没有信心、要提振金融市场信心、要鼓励消费信心、怎么树立信心。但总得有人说，缺乏信心不单单是经济问题。

如何重塑信心？答案很简单，能不能把人的基本社会保障作为讨论所有问题的基本原则，然后带着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不要一张口，就把参保人贬低为“怠惰的参与人”。

在心理狀况上，人们需要明确知道，他们的基本权利是独立于发展颠簸而得到保障的。这在最底线的意义上，至少会清除某些不安感，继而清除由不安感带来的痛苦感受。

我们反复强调人是非常脆弱的，任何人的尊严感平等地经不住持续的损耗。暂离了工作刷一下新闻，我作为一名普通人，就要容忍自己在公共话语中又一次遭受“怠惰”的指责吗？

此时此刻，人们在用自己的有限选择，宣告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的社会面临着部分人在担忧和疲惫中彻底退缩的危险。但这些真正的问题，专家避而不谈。

一个能包容人们在其中安居乐业的社会，其制度设计的底线，是避免产生会使个人努力陷入困境的无助感。确保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应该是一条不容突破的底线。

仅仅满足于工作、消费和纳税，不可能成为人的生命的最高目标，这明显不是一个靠修辞就能跳过的问题。不论是政策性建言，还是公开言说，都应重视对公共情感的体察和回应，专业学者更应意识到，公共情感是良好的制度原则的稳定之源，也是使其有效的动力。

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尤为如此，因为它们体现着一个社会对较不富裕者的制度性同情和鼓励。它在某种程度上要比现实生活中的同情更稳定，也没那么容易受到诡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