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前虽对《名作欣赏》略有了解，但因自家趣味重在研究而不是普及，加上太原不属于当代中国文化中心，故没有多少接触。大概是2018年3月，在上海师范大学讲学时，傅书华先生当面邀约，说《名作欣赏》别册准备从介绍画家转为评介学者，希望我加盟。前四期都是过世的学者（童庆炳、降大任、王富仁、范伯群），第5期洪子诚老师命很好，压得住阵脚。考虑到夏晓虹6月生日，我1月生日，于是有了《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别册《论文衡史四十载——夏晓虹画传》，以及2019年第1期别册《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画传》。北大的好几位师友，比如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黄子平等，都得益于这个项目，每册32页，如同一本雅致的小书，送人正合适。凡出版别册的，我基本上都认识，借此得以深入他们的学问与人生，实在是不亦快哉。

大概彩印的“当代学人画传”成本太高，杂志社只坚持了三年（2018—2020）；从2021年起，从“别册”改为“本期头条”。依旧是一组文章加照片，且不再单独印行。即便如此，每期杂志到手，我最想看的，还是由“别册”演变而来的“本期头条”。这期间，我曾向主编建议扩大选人范围，且亲自动手，帮助选择与邀约。记得当初编辑写信，向广东的黄天骥、吴承学、蒋述卓三位约稿时，他们都很茫然，经过我一番解释，并看了此前制作的若干样本，方才欣然接受。

可以这么说，“当代学人画传”是《名作欣赏》走向学界的关键性桥梁。这家创办于1980 年的老牌杂志，一般认为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专家很少看。可自从有了这个专栏，名家再也不敢小觑。杂志社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也费了不少钱（尤其是彩印别册），但等于为刊物做了大广告，此后可雅可俗，可大可小，天地变得豁然开朗，杂志的开拓进取、升级换代，也才有了可能性。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按专题将“当代学人画传”结集成书，实现二次开发，对出版社、杂志社以及作者、学界，都有好处。

前一阵子，我跟杂志主编张玲玲联系，建议开设“文史论衡”专栏，每期介绍/ 评论两三位文学史家或文学史著，这样，《名作欣赏》的“名作”，就不仅仅是文艺作品，还包括了学术著作。经过讨论这个专栏首先从北大开始，若无此前的学人画传牵线，我们不可能互相信任，开展如此深度合作。

二

对近年山西的出版物我了解不多，但有一套书我在《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11 期，2021 年6 月）中专门表彰，那就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初版、2009 年修订的《沈从文全集》。我说：编纂全集时，若存世手稿较多，家属愿意且能够积极配合，专家确实大有用武之地。《沈从文全集》共收入文稿1000 多万字，其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440 万字。也就是说，全集中将近四成是未刊稿，这就能理解为何该书出版后，学界对沈从文的认识有了一个大的提升。2020 年12 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三卷本的《沈从文全集·补遗卷》，这得益于家属、专家以及出版社三者的合力。如此锲而不舍、深耕细作，是做好书的正道，值得大力表彰。

出版社是企业，须考虑如何赚钱；可在日常事务之外，谋求出好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前出版社邀请合作，常说希望达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我哪有这种本事？现在好了。都说只要选题有价值，不考虑赚钱赔钱的问题，一是基于出版人的责任感，二是有出版基金可以申请。2007 年国家设立了出版基金，第二年开始实施，到2014 年已累计投入19 亿元人民币，资助出版图书1200 余项。如今又过去了十年，想来成绩十分可观，只是我不掌握具体数字而已。你们在行内的，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每年都有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比如我关注的《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山西人民出版社）、《近代散佚戏曲文献集成》（三晋出版社），以及《贾植芳全集》《王富仁学术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等。三个月前，《2024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也已正式发布，目前各出版社正秣马厉兵，跃跃欲试。

除了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很多地方政府也会支持大型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比如前些年山西出版界推出的《山西文华》，便得到了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之所以注意到这套包括“著述编”“史料编”“图录编”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是因为该丛书收录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希望我帮助联系版权。获得在海外的王先生亲属授权后，这两部名著2015 年已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我注意到2017 年底《山西文华》首期成果研讨会举行，媒体上很是热闹，称颂其“留住山西文化根脉”。确实是皇皇巨著，但选书标准以及校勘水平等，我没仔细研读，不敢妄加评判。

此类大型文献整理，其实各省都有，启动有先后，进度有快慢，质量很难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是大好事。只是我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仅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文化理念与经济实力，更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这就说到一个核心话题，文化工程不只是选目、版本、校勘、印行，应努力从整理走向研究。

这里我想略为介绍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那是一个省社科联和出版界联手合作，力图打造学术精品与出版精品的计划。说实话，我是被强拉进来的，而后才逐渐认同其理念。“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2019 年启动，新浙学丛书的主事者再三说服，称整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非我莫属，先是给了科研经费，后又说体例、进度及交稿时间等，一切都好商量。因手头有别的活，且不愿意过分束缚自己，我提了很多苛刻的要求，没想到对方全部答应。我只好接受这个甜蜜而痛苦的馈赠——2020 年5 月签協议，紧赶慢赶，2022 年3 月完稿，出版社再花一年半时间制作打磨，其中包括版式的调整、内容的增删、图像资料的购买等，这几天刚开始印行。若只是简单整理，没有挑战性，我主动加码，与我的学生鲍国华合作，把《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做成一部七百页的大书。慢工确实可以出细活，但必须双方都有出精品的理念，那样才能互相理解，不断协调。

如此磨出来的书，是不是真像我说的那么好，等拿到手后，大家自己判断。我只想表达一个理念：拒绝“多快好省”的诱惑。之所以如此斤斤计较，是有感于当下中国出版业过于浮躁，推出的绝大部分图书，是传不下去的。这个时代，需要若干愿意认认真真做书的作者与出版社，同频共振，慢一点，少一点，好一点，才能给当代及后世留下若干值得珍惜的好书。必须说明，我并不了解山西的出版状态，这里只是泛论。

三

山西图书走出去，山西人物也得走出去——当然，还有衣锦还乡的时候。将近十年前，我为我的导师、山西平遥人王瑶先生做百年纪念，与山西媒体人有所接触。先是山西的文化期刊《映像》提前起跑，发表了《王瑶：学人风范 一代大家》（董树昌文，2013 年第4 期）；后有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专程来京，和我商谈在太原举办学术座谈会事宜。二十多年过去了，敦厚且念旧的山西人，还记得他们远游未归的学人，这点很让我感动。2014 年5 月9 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纪念王瑶先生诞辰百年暨学术研讨会”，我做题为“作为山西学人的王瑶先生”的发言，初刊《文汇报》2014 年6 月8 日和《山西文学》2014 年第7 期。说这些，既是追忆，也是期许——今年5 月，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 周年，我正推进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系列图书、文献展及研讨会等，山西的朋友若有兴趣，欢迎合作。

记得2009 年《名作欣赏》曾刊行“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辑”，除了续小强的《策划人语》，还有董大中的《有口皆碑，洵为定论——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谢泳的《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孟绍勇的《“学人情怀”与“师者风范”——王瑶、贾植芳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等。

在出版方面，山西不属于第一梯队，但有件事情我始终感念于心，那就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刊行七卷本《王瑶文集》的曲折过程。这套文集的《出版说明》写于1991 年10 月，而真正刊行却是1995 年12 月。中间四年，碰到很多困难，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但出版社最终还是闯过来了。说实话，这套书的校对、装帧及印刷均不太理想，但师母及我们弟子都很感激山西朋友关键时刻的“拔刀相助”。我在《中华读书报》2014 年5 月21 日发表《患难见真情——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其中有这么一段：“《王瑶文集》的编辑出版，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还得到了‘山西晋中行政公署有关领导和同志的鼎力支持’——这‘同志’应该就是董大中，至于‘领导’云云，读谢（泳）文方才晓得是原山西晋中行署专员孙庚午先生。弟子为老师编文集，那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倒是董先生、孙先生为出版乡贤著作‘两肋插刀’，让我铭感在心。”

四

最后，回到这次活动的主旨。我关注过历届“名作欣赏杯”晋版图书书评大赛征稿启事，对其操作过程也略有了解，就谈几点体会。

第一，书评范围以《“名作欣赏杯”晋版图书书评大赛重点推荐书目》为主，也可另行选择由山西各出版社出版的优秀图书。借助征文与评奖，让更多人关注晋版图书，“有力提升优秀晋版图书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如此明确的宗旨，我举双手赞成。

第二，参赛作品要求原创且未公开发表，这么规定有道理。但我想起一件陈年往事，说出来，或许对你们有启示。1988 年，我在《读书》杂志第7期发表《译本比较与文学史研究》，表扬岳麓书社重刊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等“旧译重刊”，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当年年底，湖南方面给我发奖金，说我的文章获奖了，可我明明没参加他们的征文比赛，怎么会获奖呢？主办方说，主动写文章表扬湘版图书，效果极佳，更应该获奖。由此想到，你们不妨考虑在下一届大赛的规则中加个条款：择优奖励过去一年发表的晋版图书书评。这样一来，平日书评家就会关注你们的出版，积极撰文推介，不必等到正式征稿。

第三，关于评委的介绍，建议删去“博士生导师”一说。上个月我在北大为新入职的400 名博导传授经验，题目是《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刊于《中华读书报》。我提到，四十年前中国大学刚开始培养博士，那时博导很金贵，带博士生的资格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日后逐渐普及，现在大多数名校里，博导就是个工作岗位，没什么好吹的。可另一方面，若你所在的大学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那你再优秀也不行。所以，在我看来，说某人是“博导”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伤人——让那些在非名校任教的优秀学者情何以堪。

（此乃作者2024 年1 月3 日在第三屆“名作欣赏杯”晋版图书书评大赛颁奖典礼暨“全民阅读大家谈”的演讲整理稿）

作 者： 陈平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