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宇帆，金建峰，丁倩，周金莺，张芳明，杨武

（1.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杭州 310058；2.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州供电公司，浙江 安吉 313000；3.浙江九亩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310000）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正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其中太阳能就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1]。光伏发电是利用太阳能资源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2]，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建设光伏电站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与农业生产产生竞争[3]。为解决光伏发展中土地资源受限的问题，1982 年Goetzberger 等[4]提出了提高光伏板架设高度和合理设置板间距以实现光伏和农业协同发展的想法。2011 年Dupraz 等[5]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在法国蒙彼利埃建立了第一个光伏农场，通过对照试验研究光伏板对作物的影响，结果表明光伏板的架设遮挡了作物生产所需要的阳光，从而降低了作物产量。之后，他通过建立不同光伏板密度的太阳辐射拦截模型和作物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农光互补系统的土地利用率，结果表明光伏板的架设可以使农光互补系统总体土地生产力提高60%～70%，并指出发展农光互补模式的关键是在光伏发电和作物生产之间找到平衡。随后学者们在法国、韩国、日本相继开展试验分别研究了光伏板架设对根芹[6]、葡萄[7]、洋葱[8]等作物的影响，通过设置光伏板的排列、延长作物种植时间等措施，可以实现在不减少产量的同时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些研究表明农光互补模式可以实现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协同发展的效果[6-8]，为农光互补模式的作物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光伏产业的不断发展，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光伏电站与渔业、畜牧养殖、林业等相结合的模式[9]，这种立体化利用土地空间，将光伏发电与各农业子部门（农、林、渔、牧）结合的模式被统称为农光互补模式。农光互补模式已逐渐成为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应用广泛。据中国储能网统计，截至2019 年我国农光互补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已达到14.15 GW。Adam 等[10]的研究指出，我国具有最大的漂浮光伏市场，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75%。农光互补模式在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Agostini 等[11]评估了可再生能源开发模式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除风能发电外，农光互补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Chang等[12]通过对甘肃古浪光伏电站的气候监测及植被调查发现，沙漠和戈壁地区的光伏电站具有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Teodoro 等[13]发现大规模的光伏电站可以增强生态系统的传粉服务功能，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Li等[14]对山东青岛5 种不同类型的光伏农业温室系统进行了经济社会效益的分析，结果表明稳定的发电收入和优质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指出农光互补电站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税收等方式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上述研究表明，农光互补模式不仅提升了光伏电站的经济效益，而且带来了一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目前，学者对农光互补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包括电站的土壤理化性质及区域微气候[15-16]、农光互补电站光伏板的架设[8]，以及光伏板下种植作物的产量[17-19]。如Barron-Gafford 等[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电运营的光伏电站区域的夜间温度通常比荒地对照区高3～4 ℃，该研究展现了农光互补电站对区域微气候的影响。Masayuki等[8]通过研究光伏阵列分布对洋葱生长的影响，发现棋盘格和直线型光伏阵列的发电量相似，但直线型阵列降低了洋葱的干质量和鲜质量，表明不同光伏板的阵列分布方式会对农作物的产量造成影响，该研究为农光互补电站光伏板的阵列分布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魏来等[19]对农光耦合系统中甘薯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光伏板的架设会降低光照强度，导致植株单株总叶面积和叶片质量明显下降，但光伏板架设会使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显著增加。这些研究对于农光互补模式的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类研究更多关注发电量及光伏板下作物的经济效益，且都只针对单一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尚缺乏对电站生态效益的系统评估。此外，光伏发电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光互补模式也逐渐成为光伏电站建设的趋势。因此，亟需对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效益进行科学的定量评估。

生态产品价值（或生态系统服务总值）是定量反映生态效益的一种方式，其内涵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供利用及其惠益人类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进行评估[20]。於方等[21]将目前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方法归结为当量因子法、功能价值法和生态元法，这3 种方法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各有侧重：当量因子法是基于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采用可量化标准构建生态系统不同服务的价值当量[22]，一般适用于较大尺度的研究；功能价值法是在明确生态系统类型的基础上划分服务类型，根据各类监测统计数据核算生态系统提供产品的实物量，再与单价相乘，然后加和得到价值总量[23]；基于能值的生态元法主要从地球生物圈能量运动角度出发，以太阳能值来表达某种资源或产品在形成或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所有能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般系统的可持续性能值核算指标体系[24]。当量因子法方法统一、直观易用、数据需求少、结果便于比较，但其体现的是一个宏观平均化的量值，无法反映区域的具体生态产品价值特征和空间异质性。生态元法核算较为全面，但是核算过程中利用的参数较多，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较高，尚需实践检验。功能价值法是目前最普遍接受的方法，也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其能够反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空间分布情况。但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核算框架、核算指标和评估方法有所不同，影响了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农光互补电站的核算尺度比其他生态系统小，而当量因子法适用于尺度较大的研究，无法反映区域特征。生态元法计算较为复杂，核算准确性难以评估。因此本研究选用功能价值法进行核算，并根据农光互补电站的特性对指标进行筛选，同时利用实测数据对公式参数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了核算的准确性，实现了对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的直观体现。

农光互补电站利用光伏板下方土地进行农业生产，通常还会配套相应的农业设施（如喷灌或滴灌设施），因此可将其看作一种设施农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除了具有很高的供给产品价值外，还具有巨大的调节服务价值[25]，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目前国内外也开展了许多关于农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积累了较好的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基础。Heidi[26]最早构建了新西兰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框架，包括供给产品、支持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4 部分14 个指标。Harpinder 等[27]计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的有机农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2004 年供给产品价值为4 012.00 美元·hm-2（1 美元=7.24 元人民币，2022年11 月），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分别为1 388.00、107.00 美元·hm-2和21.00 美元·hm-2。Cai等[28]对山东青岛市1997、2002、2007、2012 年和2015年的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值进行了核算，结果显示供给产品、固碳、释氧和土壤保持4 种生态系统服务在全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值中所占比例较大，并持续增加。孔凡靖等[29]对重庆市农田生态产品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07、2012年和2016年重庆市农田生态产品价值分别为8.98×1010、3.39×1010元和1.04×1011元。胡晓燕等[30]对黑龙江省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结果表明2019 年黑龙江省农田生态产品总价值为1.17×1012元，相当于当年该省GDP的85.71%。根据以往研究，采用功能价值法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评估具有较大的意义。

为弥补定量评估农光互补电站生态效益的研究空白，本研究采用功能价值法，结合农光互补电站的特点，综合考虑供给产品和调节服务（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国内的农光互补电站几乎不接纳游客，所以暂不考虑文化服务），以华东地区最大的农光互补发电项目——正泰江山200 MW 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为案例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结果可为农光互补模式的生态效益评估提供参考，为进一步提升农光互补电站生态效益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为光伏资源利用和生态产品价值的协同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定量依据。

1 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核算指标体系

农光互补电站利用光伏板下方的空间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实质上是一种设施农业，能够提供农业产品以及许多无法在市场中兑换的调节服务。本研究根据农光互补电站的特点对指标进行筛选，确定了农业产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和空气净化6 个核算指标。其中，农业产品是指利用光伏板下方的土地获得的粮食、纤维和燃料等，是农光互补电站对人类福祉重要的贡献之一[31-32]。此外，农光互补电站还有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的功能[33]，土壤中的养分循环能够确保土壤肥力，同时储存水，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条件[34-35]。光伏板下种植的作物具有固碳和释氧功能，且固碳具有周期短、蓄积量大的特点[36-38]。除此之外，光伏板下的作物对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等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吸收作用。综上，本研究中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包括供给产品和调节服务两部分，各指标具体内涵见表1。

表1 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Table 1 Indicators for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accounting of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1.2 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指标核算方法

结合农光互补电站的主要特征及生态产品核算方法的科学性，本研究选用功能价值法作为生态产品核算的方法，指标核算包括功能量和价值量两部分：功能量是指人类从农光互补电站系统中直接或间接得到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物质量；价值量是指在生态产品功能量核算的基础上，结合各类生态产品的参考价格，得到以货币化形式呈现的生态产品价值。

1.2.1 功能量核算方法

供给产品主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农业产品产量进行统计[31]，调节服务中利用综合蓄水能力法[39]、通用水土流失方程[35]、质量平衡法[40]、综合净化能力法[41]分别对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及大气净化服务进行核算。各指标具体核算方法见表2。

表2 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功能量核算方法Table 2 Accounting methodology of biophysical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 in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1.2.2 价值量核算方法

通过市场价值法[31，35]、影子工程法[39，42-43]、机会成本法[35]等方法对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量进行核算，具体核算方法见表3。

表3 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方法Table 3 Accounting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

1.3 案例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3.1 案例区概况

由于正泰江山200 MW 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江山农光互补电站”或“电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且光伏板下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因此本研究选取其作为案例区进行研究。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00 MW，占地总面积约420 hm2，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凤林镇和石门镇（图1）。电站地处亚热带地区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为16.3～17.3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1 843 mm。案例区所在区域年太阳辐射为1 357.8 kWh·m-2，拥有良好的太阳辐射资源，适合建设大型光伏电站。根据所在地的纬度和光照情况，电站采用最佳固定倾角20°进行安装，同时为了高效采集光源，还特别采用310 Wt高效太阳能电池板（一般电站普遍采用260 Wt），提高了发电效益。项目于2015 年11 月建成并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约为2×108kWh，预计可稳定发电25年以上。

图1 正泰江山200 MW农光互补电站鸟瞰图Figure 1 Aerial view of Zhengtai Jiangshan 200 MW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电站建设前原始土地利用类型为荒山，电站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了板上清洁发电和板下高效种植。首先依据原有地形地势，设置不同高度的光伏板，最低离地面高度为1.5 m，最高距地面高度为3 m。其次依据地形合理设计了光伏板间距，在部分区域实现了小型机械化作业。同时根据地形地势及环境本底值的差异，选择不同类型的作物进行种植，根据区域种类作物类型不同，将电站分为山茶区、猕猴桃区、蔬菜区、养殖区和中药区5 个区域，在同一区域内也种植了不同品种的作物（图2）。其中：山茶区占地面积最大，为167.81 hm2，产物茶油果主要用于产油；猕猴桃区占地面积为77.46 hm2，该区域采用了观光果园的设计，兼具一定的景观性；蔬菜区占地面积为74.11 hm2，每年种植蔬菜种类有所不同，主要有南瓜、冬瓜、白菜、黄瓜、茄子、甘薯、西葫芦等；养殖区占地面积为26.84 hm2，主要养殖鸡、鸭、鹅等家禽，同时养殖少量的羊和猪；中药区占地面积最小，为23.16 hm2，种植铁皮石斛、覆盆子、白芍、白术、金线莲、三叶青等中药材。

图2 正泰江山200 MW农光互补电站实地调研图Figure 2 Field survey picture of Zhengtai Jiangshan 200 MW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1.3.2 数据来源

案例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过程中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遥感数据和样地数据两部分，具体数据及来源见表4。

表4 案例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参数来源Table 4 Sources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accounting parameters in the study area

遥感数据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提供，主要包括1991—2020年案例区所在区县及周边的35个国家级气象站点的日降雨量、大型蒸发器和小型蒸发器蒸发量、平均气温、太阳辐射量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等数据。

样地数据于2021年8月进行实地采样获得，包括区域的土壤理化性质及植物理化性质。根据每个区域的面积及种植类型，在光伏板的板下、板间及板外随机布设样点，共选取53 个土壤样点和23 个植物样点。其中：中药区5 个土壤样点、3 个植物样点；山茶区6 个土壤样点、4 个植物样点；蔬菜区9 个土壤样点、8个植物样点；猕猴桃区5个土壤样点、3个植物样点；板外对照区5个土壤样点、5个植物样点。在每个设定的土壤样点附近2 m×2 m 范围内随机均匀选取3个点，然后用铁铲分别取0～20 cm 的表层土壤，混合均匀后用四分法收集约1 kg 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考虑到光伏阵列的形状，在每个设定的植物样点附近2 m×10 m 范围内随机布设3 个1 m×1 m 的小样方，记录物种种类、株数、高度、冠幅等信息，并拍照记录，然后将样方中地上部分的植株和凋落物全部收集待测。采集到的土壤样品的测量指标包括土壤容重、土壤质地、含水率、土壤养分（有机碳、全氮、总磷、全钾）含量，植物样品的测量指标包括生物量（干质量、鲜质量）、含水率、植被覆盖度、植物养分（氮、磷、钾）含量。测样结果经过剔除异常值处理后，利用ArcMap 软件中的反距离权重法进行空间插值，得到案例区的土壤质地、土壤养分及生物量等参数的空间分布数据（分辨率为30 m）。同时在2021年末对电站进行调研，获取了2021年全年农作物产量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功能量核算结果

电站2021 年生态产品功能量核算结果如表5 所示。农业产品中，猕猴桃的年产量为120 t，蔬菜年总产量为300 t，鸡、鸭、鹅的年养殖量为4 600 只。调节服务中，水源涵养功能量为5.29×106m3，土壤保持功能量为1.75×106t，固碳功能量为6 620.76 t，释氧功能量为4 815.10 t，空气净化功能量为29.34 t。

表5 江山农光互补电站2021年生态产品功能量核算结果Table 5 Biophysical value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t Zhengtai Jiangshan 200 MW agro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in 2021

电站调节服务中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和空气净化的功能量大小趋势在各区域相对一致，山茶区最高，其次是猕猴桃区、蔬菜区和养殖区，中药区最低（图3）。土壤保持功能量在山茶区最高，为87.04万t；其次为蔬菜区，为27.86 万t；猕猴桃区为27.33 万t；养殖区为18.05万t；中药区最低，为14.35万t。

图3 生态产品调节服务功能量空间分布（绘图单元为30 m×30 m像元）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biophysical value of regulating services（the unit of analysis is 30 m×30 m pixel）

对调节服务功能量核算结果进行空间的可视化呈现，不同区域的调节服务存在空间异质性（图3）。区域空间分布上，各调节服务功能量在山茶区、猕猴桃区较大，在蔬菜区较小。不同服务类型上，水源涵养服务的区域差别较大。农光互补电站提供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等功能在空间上有明显差异，其中山茶区内各调节服务功能量空间差异较为明显，而蔬菜区内部差异较小。

2.2 价值量核算结果

江山农光互补电站2021 年的生态产品总值为1 605.64 万元，其中，调节服务价值量为1 436.27 万元，占比89.45%，供给产品价值量为169.37 万元，占比10.55%（图4a）。调节服务价值量是供给产品价值量的8.48 倍，是案例区生态产品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释氧价值量最高，占调节服务价值量的35.99%；其次为水源涵养，占比为32.96%；土壤保持占比为19.48%；固碳占比为0.92%；空气净化价值量最低，占比为0.11%。

图4 不同区域生态产品总价值量及调节服务价值量和单位面积价值量Figure 4 Total economic value and per unit area economic value of regulating services in different plantation zones

在不同区域中，山茶区的生态产品价值最高，为679.71万元；其次为猕猴桃区，为337.94万元；蔬菜区为232.88 万元；养殖区为96.26 万元；中药区最低，为87.73 万元（图4b）。山茶区、蔬菜区和中药区各服务价值量趋势与总值趋势保持一致，猕猴桃区水源涵养价值量高于释氧价值量，养殖区土壤保持价值量高于水源涵养价值量。

2.3 核算结果分析

电站的生态产品单位面积价值量为3.79 元·m-2。不同区域中，猕猴桃区的单位面积价值量最高，为4.37 元·m-2；其次是山茶区，为4.06 元·m-2；中药区为3.79 元·m-2；养殖区为3.59 元·m-2；蔬菜区最低，为3.15 元·m-2。释氧单位面积价值量最高值在猕猴桃区，为1.66 元·m-2；水源涵养单位面积价值量最高值在猕猴桃区，为1.99 元·m-2；土壤保持单位面积价值量最高值在养殖区，为1.17元·m-2（图4c）。

从空间分布（图5）来看，各调节服务价值量在山茶区、猕猴桃区较大，在蔬菜区较小。水源涵养价值量在各区域内部的空间异质性较小，固碳和释氧的价值量在区域内异质性较大，尤其在山茶区表现较为明显。山茶区调节服务的价值总量最高，但其区域内的差异也较为明显。猕猴桃区单位面积调节服务价值量最高，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质，价值量高值出现在同一范围。蔬菜区在1 年内种植不同类型作物，其人为扰动最大，单位面积调节服务价值量最低。养殖区和中药区占地面积较小，空间上的差异也较小。

图5 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量空间分布（绘图单元为30 m×30 m像元）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regulating services（the unit of analysis is 30 m×30 m pixel）

3 讨论

本研究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功能价值法为基础，以华东地区最大的农光互补电站正泰江山电站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和地理信息数据、实地采样数据和农业种植数据，开展了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通过结合遥感数据和实地采样数据对核算指标数据和生态生产函数中的参数进行了优化和细化，使得核算结果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生态产品总值的分布为山茶区最高，其次是猕猴桃区、蔬菜区和养殖区，中药区最低。电站2021 年的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为3.79 元·m-2，猕猴桃区最高，其次是山茶区、中药区和养殖区，蔬菜区最低。

将案例区每种调节服务功能量进行最大-最小归一化后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的调节服务丰度不同（图6）。猕猴桃区和山茶区的调节服务丰度相对较高，水源涵养功能的丰度在猕猴桃区最大，是最小区域（养殖区）的2.19 倍。土壤保持功能的丰度在养殖区最大，固碳和释氧功能的丰度在山茶区最大，空气净化功能的丰度相对较高，且在各个区域差异不大。

图6 不同区域的调节服务相对丰度Figure 6 Relative abundance of regulatory servi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整个案例区及各区域的调节服务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图7）表明，电站的水源涵养和空气净化功能、固碳和释氧功能、固碳和空气净化功能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4、1.00 和0.79，而土壤保持功能和水源涵养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相关系数为-0.07。各区域的各调节服务间相关性系数有所差异，但在趋势上和总区域保持一致。总体来看，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和空气净化四类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协同，而土壤保持与水源涵养、空气净化功能在大部分区域表现出权衡关系。通过对调节服务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农光互补的生态价值。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可以定量地反映区域的生态效益，但是不同学者对生态产品核算指标的选取有所不同，核算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各地区地理环境和种植作物的不同，导致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有一定差异。目前对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的研究较少，但有学者对光伏电站和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了研究。Liu 等[49]对位于宁夏毛乌素沙漠的640 MW（占地面积约1 553 hm2）光伏电站的生态产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其光伏板下草地生态产品总价值为9 122.61 万元，是电站发电效益价值的34.9%，光伏电站板下草地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为5.95 元·m-2，表明光伏电站提高了区域的生态效益。唐衡等[50]对北京不同种植模式的农田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核算，发现不同种植模式的农田生态产品单位面积价值范围在3.65～8.59 元·m-2之间。本研究案例区江山农光互补电站的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为3.79 元·m-2，略高于北京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的最低值，低于宁夏毛乌素沙漠光伏电站草地的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但与上述研究结果处于同一数量级，说明核算结果总体上比较合理可信。

除生态产品价值外，江山农光互补电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不容忽视。根据电站提供的统计数据，江山农光互补电站的年发电量为1.83×107kWh，项目较早地利用光伏发电和农业种植相结合模式进行了实践，补贴后的年发电收益可达2.13 亿元，是目前电站的主要收益来源。江山农光互补电站25 年运营期总发电量可达4.90×109kWh，可满足江山市10万户、40 万人年用电需求。江山农光互补电站在建设和运维期间也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光伏电站运维人员有19 人（男女比17∶2），农业管理人员20 人，农业耕种者每年多达150 人。同时江山农光互补电站作为教育实践基地，会举办公益教育参观活动，公众在游览时也学习了节能减排等环保知识。

综上，作为一种设施农业系统，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通过土地立体化的利用技术实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农光互补模式是光伏电站未来的发展趋势，定量地对农光互补模式的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利于产业的发展。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是准确评估其生态效益的基础，也是量化光伏资源开发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但不同于行政区域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电站项目尺度的核算往往缺乏统计和监测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实地采样和调研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这也意味着其他类似项目的定量评估也需要进行实地采样和调研，因而在进行大规模推广和建立长效评估机制时需要考虑成本问题。未来需要拓展基于农光互补电站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成果的应用场景（如建立农业碳账户和项目开发的生态功能占补平衡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应用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光伏设施条件（如架高、间距）、不同种植品种和不同农业管理条件下农光互补电站发电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交互关系，从而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农光互补模式，更好地促进光伏产业、农业和生态修复的协同发展。

4 结论

（1）农光互补电站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效益，功能价值法可用于评估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本研究案例区2021 年的生态产品价值量达1 605.64 万元，单位面积生态产品价值为3.79 元·m-2。研究结果表明农光互补电站可以实现能源与农业的双重收益，有望促进光伏与农业的协同发展。

（2）农光互补电站的生态产品价值在不同种植或养殖类型区域（山茶区、蔬菜区、中药区、养殖区和猕猴桃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可以结合核算结果优化生态产品空间布局，从而提升电站的生态效益和综合效益。

（3）本研究弥补了定量评估农光互补电站生态效益的空白，实现了对农光互补电站进行生态效益的量化评估，为农光互补电站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为光伏资源利用和生态产品价值协同实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定量研究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