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颖,高峻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水利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命脉。中国历代史书中对水利的记载层出不穷,水利史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自20世纪30年代始,以水利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史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到20世纪90年代,水利史研究已取得较丰厚的研究成果[1-8]。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视角出现转换,从研究水利技术史逐步过渡到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目光渐次下沉,研究方法更加丰富,中国水利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福建水利史研究作为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亦取得长足发展。对福建水利史进行研究,便于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央及福建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探讨国家、地方及民众间的互动,了解推动社会转型的内在因素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 福建水利史研究的脉络

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福建水利史研究在时间节点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一批精通水利技术的专家广泛收集各部史书中的水利史料汇集成册,旨在为水利工程专家提供古代治水技术方面的参考,避免“古人之良法名言,沿没而弗彰”[9]3,由此催生出水利工程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水利史学。这一时期的水利史学界试图通过探讨古代水利工程的施工技术与水利兴修状况,为地域性或全国性的水利发展谋篇布局。福建水利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天讳通过介绍福州、厦门、泉州、三都四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认为兴修水利能发挥航运和港口优势[10];薛居正对福建水力的开发作了展望与部署,是研究民国时期福建水力开发的重要资料[11];章锡绶介绍了民国时期福建省的河流、水利机构、交通水利、农田水利及水力发电等情况[12]。这些文献偏重于材料收集和水利规划,历史论述和结论体现的不多。这一时期尚处于水利史研究的探索阶段。

(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研究

福建水利史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国内史学界承袭民国时期水利史研究,选择将水利工程、水利科技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水利工程修建的社会背景、技术演进以及工程的经济效益。《北宋的水利工程木兰陂》论述了木兰陂的修建背景、修建过程以及对兴化平原开发及莆田经济发展的作用[13]。《中国水利史稿(下)》对福建连江海堤、长乐海堤、宁化山区塘堰以及木兰陂等水利工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14]。与此同时,傅衣凌学派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为水利史研究问题的深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林汀水从莆田的地理条件着手,分析水利工程的兴建与平原开发之间的关系,认为海堤、渠道、斗门等水利工程的兴修是宋代莆田平原得到快速开发的重要原因[15]。郑振满基于田野调查的结果,介绍依灌区而结成的不同村际集团与神庙祭奠之间的互动,论证莆田江口平原对“祭祀圈”理论的适用性,并以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的事实,揭示权力自上而下转移的内在机制[16]。这一时期,国内水利史学界对福建水利史的研究主要是以水利技术史为主,部分学者以水利为切入点,探究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日后福建水利史研究的深化积累了经验。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也颇为关注。1957年,美国学者魏特夫试图从水利的角度解释东方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东方国家政治结构的特点[17]。国内史学界认为“它的整体倾向和基本结论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也不排斥个别地方有合理成分或值得引起注意之点”[18]93,其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为研究治水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以魏特夫的研究为基础,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丰岛静英等人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19]1-21,并以《历史学研究》为阵地,与否定派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作为肯定派的代表,森田明、好并隆司等人结合福建、广东等地区的案例深化学界对“水利共同体”理论的认识。如《福建省における水利共同体について——莆田县の一例》一文,以新中国成立前福建木兰陂的民间水利管理体系为考察对象,认为这一时期木兰陂实际掌控在以地主集团为核心的“水利共同体”手中,自耕农、佃农等需水方要以劳动为代价向地主换取水源,地主实质上通过水权控制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水权[20]。好并隆司延伸了森田明对“陂田”的解释,他认为陂田本身具备官田与私田的双重属性,官府委托地主集团管理陂田,以陂田受益部分作为维护水利设施的支出,实质上体现的是官方对地方水利事业的掌控力度[21]。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农村水利组织性质的争论持续数十年,但无可否认的是,“水利共同体”理论为国内水利史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福建水利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都在福建水利史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如何彦超用“水利共同体”理论分析明清时期莆田农田水利的管理模式,深层次地剖析了莆田官办农田水利与以木兰陂为代表的民办农田水利之间的差异性[22-23]。

福建水利史研究的内容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转变。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给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史研究运用的多学科交叉以及注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水利史研究中,拓展了水利史的研究外延。于是,福建水利技术史的研究占比逐步下降,农田水利研究、治水救灾研究、水域变迁及水环境问题研究开始兴起。与此同时,区域社会史研究带动了水利史学界以水利为研究视角,考察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随之走向勃兴。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方法的引入,深化了福建水利史的研究。如林汀水以历代水利建设为切入点,剖析水利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水利建设的兴败实际上成为衡量该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24]。

二、福建水利史的研究内容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水利释义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以防治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25]1。相比于大百科全书,《水利大辞典》将“水利”一词具体化。根据词条解释,水利包括防洪、灌溉、航运、水力发电、治涝治碱、水土保持、城镇供水、人畜饮水、水污染控制、水生态保护等内容[26]1。学界对福建水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水利工程科技、建设研究,农田水利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的研究,水旱灾害与防治措施研究,水域变迁、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研究,水利与国家、社会的互动研究,水利遗产和水文化研究六个方面。

(一)水利工程科技、建设研究

水利史的研究范围虽多番延展,但各朝各代修建的水利工程依旧是其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唐宋以降的水利工程科技、建设是福建水利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林汀水通过分析福建水利的建设情况,认为福建水利建设起于唐五代,兴于两宋,衰于明清[27]。段晓伟认为,唐宋时期是莆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期,水利工程多为陂塘水利,究其原因,在于唐宋之际莆田地区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水稻等农作物的引进推广、政府的重视和管理、官民的热心参与工程建设[28]。叶淑晶认为,宋初木兰陂在莆田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历史背景下而建造成功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莆田民间社会抓住机遇,成立各种组织修建木兰陂是该地治水成功的关键[29]。季平等认为,古代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在明朝时达到顶峰归功于政府的大力组织与民众的积极参与[30]。何彦超对唐朝至清朝时期莆田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详加考证,认为该地农田水利体系的构建过程是以凿塘蓄水—截溪引水—截溪蓄水—开渠引水为发展路径的水利技术演进过程[31]。

以近现代福建水利工程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亦取得一定成果。周鸽认为,民国福建水电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短暂繁荣和战后的持续发展三个阶段,其间官营水电与民营水电长期共存,二者时而并行、时而交叉,对民国时期福建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32]。樊笼通过钩沉解放战争时期闽江福州台马工程的建设过程,分析工程建设的特点及其对解放战争的间接支援作用[33]。高峻在《中国当代治水史论探》一书中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福建小水电建设的兴起及福建古田溪水库移民的历史情况[34]。吴卫认为,1965年前后,福建小水电的建设已深入农村贫困地区,这不仅深刻改变了福建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促成福建小水电南北两个发展中心并立的局面[35]。罗树妹依据相关资料,还原陈嘉庚为修建福建铁路及厦门海堤奔走呼号的历史细节[36]。总体来看,有关福建水利工程科技、建设的研究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西部山区的水利研究成果匮乏,亟待深入挖掘山区水利资料,加大对该地区的研究力度。

(二)农田水利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研究

水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以农业为切入点探讨农业与水利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马波认为,福建在明代农田水利事业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高度,但明代以后,福建农田水利的发展举步维艰,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新修农田水利较少[37]。陈鹏对农业发展与泉州海港兴盛间的关联性做了探讨,为福建水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38]。林仁川和费梅儿对泉州唐至清代的农田水利种类进行概述,认为水利设施的修筑资金可分为官府出资、官民合资、民间集资三种,其中民间集资所修筑的农田水工占绝大多数,并指出,两宋以降泉州地区的官府专门设立水利管理章程解决水利纠纷问题,地方民众也可通过选举的方式参与湖塘的管理[39]。

农田水利管理模式的研究同样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郑振满认为,明代以降福建沿海地区农田水利的管理出现由官府任命专人负责到乡族组织自行管理的转变,福建地方农田水利管理模式实质上呈现出由官办转为民办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明清时期地方官府缺乏财权、乡族组织与乡绅势力不断膨胀的合力所致[40]。何彦超在郑振满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以明代莆田的农田水利为考察对象,发现该地区的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由乡绅群体负责,民办农田水利木兰陂的管理工作由官府接手,官府与乡绅群体在农田水利管理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定合作机制。因此,他认为这一时期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以“官民合办”表述更为得当[22]。此外,何彦超和惠富平还以木兰陂为研究对象,借助木兰陂志、地方志等文献资料,论述木兰陂的陂田制度的特点及历史意义。他们认为,陂田制度具有延续性、地域性及进步性三大特征,该制度的创设,促使当地民众参与木兰陂的维修与维护,形成了以木兰陂为中心的“区域水利共同体”[23]。周茜和郑林颖利用新构建的基层治水规则分析框架,以新时代的福建永春县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分析对象,探讨基层村镇场域中治水规则的建立与变革,从而剖析基层治水有效性的作用机制[41]。

(三)水旱灾害与防治措施研究

水旱灾害是自然灾害中最频发的灾害,给国家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故而学界对水旱灾害的关注度甚高,同时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刘世斌对两宋福建水灾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作了系统归纳。就时间而言,他认为南宋水旱灾害的发生频次明显大于北宋,且水灾多发于夏秋季节,旱灾多发于夏季。就地域而言,他认为内陆比沿海地区更易发生水灾,旱灾则相反[42]。刘锡涛等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同时指出明代水灾发生的频率与水利建设的规模之间是负相关关系[43]。简思敏认为,明代福建水灾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全流域性洪水的发生,即“水灾一条线”,成化、嘉靖、万历三朝是洪灾的高发期。明朝时期福建旱灾在季节与地域分布上与前代相差无几,成化、嘉靖二朝是明代福建地区旱灾最为严重的时期[44]。龚俊文整理分析福建城市的各类灾害,认为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是该地各类灾害发生的集中期,夏秋季的灾害以水灾为主。福建地方政府采取疏浚城市沟渠河流、保持水道畅通等措施以应对城市旱涝灾害[45]。丘新洋则具体考察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福州西湖的疏浚历史,分析清朝反复疏浚西湖的缘由[46]。雷玲凤与丘新洋相同,亦是研究福州西湖的治理史,不同之处在于该文以林则徐为切入点,探讨历史人物与治水之间的关联性[47]。

晚清民国时期的福建水灾史研究也颇受学界关注。林敦奎对鸦片战争后的福建水灾进行了梳理,清晰地展示出清廷覆亡的前几年,福建灾情严重、民食维艰,他结合全国水灾分析,认为清王朝的覆灭除却政治、军事因素外,水灾亦是重要因素[48]。池秀梅撰写的《民国时期福建灾荒救济研究》一文,论述了灾荒发生后,福建省政府及社会民间组织对灾荒的应对及对灾民的救济[49]。杨齐福等分析了福州1948年特大洪灾的形成原因和灾后救助等情况,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有限力量不足以妥善处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华侨、同乡会、民间团体等在福州水灾救济中发挥出难以估量的作用[50]。

(四)水域变迁、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水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水环境、水生态问题日益引发学界的关注。学界对福建水环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州西湖环境的变迁上。丘新洋认为:福州西湖西晋时形成,隋唐五代不断增扩,开始具备娱乐功能;两宋时期,因围湖造田和过度开发,福州西湖面积逐年缩小,但此时福州西湖得益于多次较大规模的疏浚,尚且能维持防洪灌溉功能;明代以降,受人口膨胀及土地匮乏的影响,围湖造田形势愈演愈烈,福州西湖淤塞不断,即便多次整修疏浚,湖水面积仍大幅缩小,且水质被污染,其娱乐功能亦不复五代盛况[51]。龚俊文着重考察明清时期福州西湖的变迁,他认为西湖水质变化是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52]。区域气候的干湿变化、山地森林的退化及人类占用西湖水域进行生产养殖活动等引发西湖水质变化。崇祯以来民众将西湖视为天然垃圾倾倒场,加剧了西湖的水质污染。归根结底,福州西湖的水污染主要归因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水生态、水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杨丽萍等详细调查了闽江上游城市三明市的水生态现状,对当前三明市水生态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地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总体思路,以期为三明市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提供参考[53]。陈莉莉等以闽江支流富屯溪为例,通过构建美丽河流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3个准则层的18个基础指标进行评价,指出该河流在保护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54]。黎元生等以福州内河整治为例,阐释新时代我国城市水机制变革应该遵循的基本方向,认为积极推进水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传统碎片化治理机制向现代网络化系统治理机制转型,是实现城市科学治水、系统治水和精准治水的有效途径[55]。

(五)水利与国家、社会的互动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水利史学术界研究角度发生转变,研究内容从水利本身拓延至研究水利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2004年,在山西大学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上,以王铭铭、行龙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水利社会”的概念以后,水利社会史研究浪潮席卷全国[56]。在此影响下,福建水利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李少勇、何彦超皆以莆田水利木兰陂为切入点,探讨该地区以水利为中心的民众之间、民众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互动状况。不同的是,李少勇重点关注建陂后裔与舍地置陂的十四家势力之间的水利纠纷[57],何彦超则重点考察以木兰陂为中心的陂塘制度的存续与延展[58]。两人以不同视角观察莆田社会,是研究莆田水利社会的重要参考。

除莆田外,围绕福建其他地区水利研究产生的互动行为亦受学界关注。王梓等以福州西湖为研究对象,认为福州西湖的水利事业以官府主导、士绅参与为主,呈现出显著的“官湖”色彩,带有官方属性的福州西湖自然无法为商人所用,且地方官府无视部分围湖造田者的合法权益,一概予以道德批判,将地方宗族势力推拒于外,故明清福州西湖水利事业的特征之一是商人与地方宗族势力的缺席[59]。周于睫认为,官府是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的主导者,经济发展受到地理因素制约的州县更是如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虽同属官方系统,但二者的意图不尽相同。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升迁机制,鼓励地方官员重视水利,地方政府通过实行适合当地的水利管理规范,维护地方统治秩序,进而取得升迁机会。民众则是建设及管理水利工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又影响着官方的行为规范[60]。黄艺娜以唐宋至明清的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开发历史为研究中心,以历史的视野梳理流域开发与民众间的互动关系,她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及社会人文因素皆影响着九龙江北溪中下游的开发进程,在开发过程中,民间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皆参与其中。民众在纠纷、合作及吸纳外来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以理学和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并养成带有地域特色的崇文尚武的性格[61]。

(六)水利遗产和水文化研究

20世纪末,学界将“水利遗产”“水文化”等概念引入区域水利史研究中,对特定区域内与水利相关的文化等问题重新释读,从更深层次分析地方水利建设思想。福建境内水利遗产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木兰陂展开。吴璟昌以木兰陂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木兰陂建筑实体及其所衍生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献遗产共同构成了木兰陂这一水利遗产的文化体系,从而论证水利遗产不仅包含物质文化遗产部分,还应包括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以此说明水利遗产是一类综合性遗产[62]。邓俊等通过梳理梳莆田地区的水利开发历史,概括出莆田境内的水利遗产的类型种类,并对莆田水利工程遗产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归纳总结,以此展示水利工程实物与历史文本记载之间的互证关系[63]。李筱蔓等借鉴南平的“水美经济”经验,以期为厦门上李水库水文化遗产提供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参考,用以实现水利遗产与现实价值的有机统一[64]。

同一时期,福建的水文化研究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赵容从福建水文化的器物层次、水与秩序信仰的关系以及水文化生态的变化三个方面,论证福建水文化的地域特性[65]。刘耀辉在探讨福建自然地理的“两大关系”和“八大特征”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不同时期福建水文化的不同内涵[66]。颜晨耘认为,闽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域内自身的农耕、渔业文化和对水神的崇拜。伴随着中原文明的渗入及海洋贸易的发展,地域传统与儒道释哲学思想、闽越海洋文化中的水观念杂糅融合,形成了闽南地区独特的水文化。这种不限于对水体的处理,而是延伸至抽象意义上水性隐喻的水文化,深刻影响着闽南地区传统村落的聚散、建筑空间及结构布局[67]。叶阿恋分析福建向东渠建渠过程中涌现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品质,以此展现新时代学习弘扬向东渠先进事迹的时代价值[68]。

三、福建水利史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可以清晰地展示出学界对福建水利史关注的内容与视角。总体而言,福建水利史研究成果颇丰,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但仍应看到,与其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相比,福建水利史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首先,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丰富。综观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对福建水利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莆田、泉州等地,对西北、西南等内陆地区的水利建设关注度明显不足。诚然,东南沿海地区是福建省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产区,是历代的治水重点。但从全流域治理而言,上游是综合治理的关键环节。三明、龙岩、南平等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库、陂塘,防洪灌溉作用明显,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下游防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即便在东南沿海地区,亦出现研究不平衡的状况。在已有成果中,研究对象多以规模大、知名度高的木兰陂、福州西湖为主,对其他地区的小水利、小水电的关注度明显不足。而且,同一文章中,研究对象往往较为单一,缺乏与研究对象相对应的比较研究。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提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作出解释。”[69]104简而言之,比较能够更清晰地展示水利建设发展中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对深度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大有裨益。笔者认为,聚焦小水利群体,关注上下游水利建设、管理的不同状态,并开展福建水利与全国水利的综合比较,是福建水利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路径之一。

其次,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研究广度上说,学界对福建地域内水利机构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运行状况,水利经费的来源、去向,水利制度、水利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水利对交通、航运的影响,水利移民等问题缺少研究。从研究时段上说,学界对福建水利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唐宋至明清,民国时期稍逊,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尤少。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水利建设方兴未艾。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期,福建小水电的建设数量居全国首列。可以说,福建水利建设现状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实例。另外,福建海外贸易自古繁盛,泉州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运崛起与水利兴修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水利建设与海洋经济之间是否互为推力,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再次,理论研究体系需要进一步建构。中国水利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向显学迈进的原因主要是一些西方理论的传入。其中,具代表性、在国内影响较为深远的理论学说,一是美国学者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二是日本学者森田明的“水利共同体”理论。这些理论学说传至国内,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催生出众多水利史研究成果。一般而言,水利纠纷及其解决方式能最直观地展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故而水源紧缺的西北干旱区成为水利史研究最早受关注的区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逐渐注意到,在中国的广袤空间,区域差异始终明显存在着,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宏观维度上,同时亦体现在北方与北方之间、南方与南方之间的中观维度上[70]。于是,江汉、江南、江西等水域条件复杂、水利建设繁多的地方愈发成为水利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这些地区提出四种不同的水利社会类型:以浙江萧山湘湖为基础的“库域型”水利社会[71-72]、以长江流域为基础的堤垸型水利社会[73]、以“不灌而治”为特征的节水型水利社会[74]、以山西为基础的泉域社会[75]。迄今为止,并无针对福建省的水利社会类型的提出,更无理论体系的构建。组建一支立足福建地方、致力于完善福建水利史学科体系的高素质团队,对福建水利史理论性成果的产出具有深远意义。

从次,水利遗产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76]。水利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合理地保护、开发与利用。福建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水利遗产数量较多,具有较强的保护价值及研究价值。福建水利遗产研究已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关注对象不够广泛,研究不够深入。木兰陂的水利遗产价值在2014年已被世界公认,而论述其价值的理论性文章篇目屈指可数,从不同的研究立场与视角来剖析其水利遗产价值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其他诸如东圳水库、红旗水库、苏洋陂等水利遗产,学界的研究暂付阙如。当前福建水利遗产研究的成果,不足以为具体的保护开发工作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导。综合来看,福建水利遗产研究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据此,笔者建议加强研究机构与水利管理机构之间的互动往来,在对福建水利遗产进行系统分类的基础上,探索各类水利遗产的构成及遗产保护性开发的系统性实施方案。

最后,水利史数据库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来说,古籍资料大部分未得到整修考订,且多数有价值的史料仍散佚在民间,需要研究者利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深入挖掘,充分发挥史料价值,进一步延展福建水利史研究内涵。对近现代水利史研究而言,各地档案、文史资料的挖掘工作还要继续深入,收集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使之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大数据时代,收集编纂资料集,完成相关资料的数字化,建立完备的电子数据库,既可以吸引学者的研究目光,又能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因而,创建完备的电子数据库是推动福建水利史研究更进一步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