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再宣，童 欢

（1.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25；2.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599）

媒体传播技术的迭代发展，深刻改写了传统媒体“科层制”传播结构，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率。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姻”而成的融媒体，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传统传播图景。“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现代社会的象征形式已越来越经过大众传播的机制和机构所媒体——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中心特征。”①［美］约翰·B.汤普森.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81-82.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网络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话语的再解构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更为复杂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智能网络时代“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②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03.。融媒体视域下，着眼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升，对于凝聚思想共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融媒体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表征

（一）网络传播模式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资源与权力的分配

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网络传播秩序和传播环境深度变革，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格局被重塑，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泛媒体化”使得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媒体与非媒体的传播边界模糊，平面化的信息传播变得立体化，虚拟场景与现实生活的边界消融。融媒体的技术赋权，使得普通民众的个人话语“媒体化”成为可能，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自媒体拥有了大众传播的能力，用户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还是信息把关人和制作者，身兼多重身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边界的消融，不断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方式。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折损性低的“科层制”传播，而是场景式或互动式的折损性高、权威性低的互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受技术赋权媒体的牵制。“互联网传播模式改变了意识形态领域资源与权力的分配方式，”①郝保权.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趋势［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1）.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传播力面临被边缘化、弱化的风险。旧有的媒体边界不断被超越，“‘时空融合’造就了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形态融合造就了内容与关系的统一。”②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45.融媒体视域下，话语的媒体化与媒体的话语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影响程度、传播速度展现出超时空的共享状态。媒体的中介属性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信度、效度、广度受到技术媒体的钳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正由单向传播向多元互嵌的数字空间转移，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深度交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被多元传播主体分流弱化。

（二）算法推荐“信息茧房”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穿透力

融媒体视域下，信息传播呈现泛在性、隐蔽性、精准性特征。“基于每个用户内容消费的行为数据、个体属性数据与社交关系数据进行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实现精准的用户‘画像’，进而推送‘懂你’的信息”③张志安，汤敏.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成为融媒体视域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面临的最大阻碍。算法推荐通过数据痕迹对用户进行“数据画像”，爬梳用户终端浏览数据痕迹，结合网络个体喜好习惯，对用户不感兴趣的内容和信息进行规避和过滤，针对用户兴趣点、关注点进行个性化信息订制和推送，尽可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最大限度减少用户接触其他信息的概率。算法推荐基于用户“数据画像”，使用户不自觉地置身于被技术搭建的“信息茧房”之中，“沉浸在自我设定的狭小但又无所不至的空间内，参与或建构不同形态的场景。”④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49.受制于技术的“钳制”，用户对外界信息的获取呈现出技术性的畸形依赖，对算法推送信息表现出高度的信任，甚至以算法推荐来作为价值判断，沦陷为“数据信徒”，深陷“数字拜物教”泥沼。传播学理论认为，长期置于这种茧房信息接受的人，完全可以造成用户知识盲区，形成“回音室效应”。用户长期接受算法推荐的片面信息，用户的思维和视野不仅会被框限，而且还会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隔膜，导致偏听偏信，在言行上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排斥行为和拒斥心理。算法推荐投其所好的技术偏向，对目标受众的简单迎合、恶意引导，无疑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三）算法技术赋权和平权的特征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指引着社会发展进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航向标”。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行为取向、价值判断起着引导、规制作用。虽然技术赋权和平权特征倡导尊重个体差异，但是如果个体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观冲突时，则会造成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社会认知众说纷纭，难以形成统一的局面。不同的个体价值观就会形成一股股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逆流，威胁并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旁落，缺少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虽然融媒体时代，网络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网络“舆论领袖”，然而这些“舆论领袖”并没有形成一股合力，而是散见于各个领域，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主要还是依赖于有官方背景的权威媒体。对公众而言，这些“舆论领袖”还是冰冷的虚拟个体，无法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信赖，也无法成为权威中心。从理论上说 “数学模型（在更广义方面讲是大数据技术）应该成为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主人。”①［美］凯西·欧尼尔.许瑞宋，译.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M］.台北：大写出版社，2019：225.然而，由于技术对个体个性的褒奖和张扬，使得算法赋权和平权特征极容易在网络形成“去中心化”和“去权威性”。虽然算法技术赋权和平权无法主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局面，但为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导向提供了可能，因此必须防范算法赋权和平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弱化的技术隐忧，警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行稳致远。

二、融媒体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梗阻

（一）算法推荐的感性化传播致使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让位”

人是感性的存在体，感性是人生存活动的内在特性。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②［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3.融媒体视域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特定的话语氛围和环境之中，这种话语的氛围和环境必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浸染、解构和重塑。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其中语言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以媒体为中介的语言符号交往，其核心就是主体间能够达成互信，使思想和行动保持一致。相对主流意识形态单向的理性传播而言，网络空间人更多地受到感性化传播的影响。感性化传播超越了“以文字语词、报刊书籍或有声广播”的枯燥、乏味、呆板的传播，向“以感性形象、影视画面或符号象征”感性化传播转场，出现了感性传播对理性传播地位的替代③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53.。通常而言，内涵被先赋的网络媒体，将“可视”的象征符号通过技术编码为数据化的“可感”的技术产品，能使受众被感性麻痹，理性被压抑，容易作出感性价值判断，即使受众高度愿意接触理性信息，但实际中，仍难抵御算法“懂你”的信息推荐，难以摆脱“甜点式阅读”的偏好。

算法推荐“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容易将受众与主流媒体推送的权威信息分隔开，受众在“过滤气泡”的算法推荐下，原有的刻板认识会不断强化，价值观会被不断分化和固化，从而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认知鸿沟。由于理性认知不足，受众对感性化传播内容极易产生情感共情。绝大多数现代媒体是靠“流量变现”生存的，因此在内容传播上更多的是靠情感刺激受众感性神经，激发受众感性认知以获得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共情，情感共情程度决定了传播内容获得受众注意力的强度。感性化传播之所以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让位”，就在于其获得了受众的注意力，在于其传播的话语内容、表达范式与受众的感性思维是对接的，二者之间不存在思维逻辑差距。与虚拟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讲求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严谨性、逻辑性，以抽象说理、单纯灌输式的单向传播不同，感性化传播是基于以可视化、立体性、动漫式、沉浸式等互动性较强的传播，这种传播是建立在一种受众高度参与的强交互性基础上，重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同时，直白的、接地气的话语表达也更能获得受众的情感认同。与之对应的是，广大受众对枯燥乏味、呆板晦涩内容的嗤之以鼻。就当前虚拟网络话语环境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恰恰受到话语表达的规制约束，对受众心理和个体差异关照不足，不能够从话语传播内容上与受众兴趣对接，从而激发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把之化作内心的自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还停留于马克思主义表面的“知其然”表达，没有把之以生动形象的感性化形式再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好”等理性层面的“所以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让位于感性化传播。

（二）网络“去中心化”的垂直传播致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分散

“去中心化”意味着信息传播多样化，信源和信宿渠道多元化，存在“泛中心化”，也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离散、价值疏离和弱化。随着媒体技术的普及和新旧媒体的交融，我们身处的传播环境深度变迁。在互联网络，每个用户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IP 网络发声平台，每个人的IP 网络平台又被媒体化，平台成为新的传播媒体，成为网络信息流重组和传播的重要介质。信息生成和传播的媒体权由“权威媒体”向个体平台转移和分散，个体平台对信息生产和制作把关的高度自治特点，使其对“权威媒体”信息中心依赖降低，出现脱离“中心”的倾向，导致“平台化”成为“去中心化”。网络“去中心化”，使得传播关系和传播规则被重新定义。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由市场经济培育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关注切身利益，由此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不同“利益圈层”，成为个体或者利益群体本我意识外化表达的内在推动力。互联网赋权每个利益个体为自身利益发声的机会，使原本集中的利益话语的表达发生分化。由计划经济时代以来形成的单一话语中心被多元的话语主体逐步消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表达利益诉求的思想武器。然而，纵观网络话语大环境，我们没有完全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利益的对接关系，从而使受众的价值取向、心理诉求等领域遭受其他社会思潮的侵蚀和冲击，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利益圈层”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信息话题，把自己封闭于独特的“信息孤岛”，主流意识形态在各“利益圈层”间的流通相对匮乏，甚至各“利益圈层”还存在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负面信息，使得“利益圈层”成员思想价值难以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同频共振效果，严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如网络上不时出现质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等声音。另一方面，境外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得网络环境异常复杂，少数平台为迎合群众文化消费，使本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产品“泛娱乐化”，成为制造受众“精神鸦片”的机器。如打着弘扬文化、服务人民的“戏谑历史”“美化历史”，用“普世价值”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加之重于应对域外思想渗透挑战的解释和灌输，使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利益观照不足，难以围绕多中心平台形成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和聚焦点，致使网络“去中心化”传播不断分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技术狂欢图景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引领力

融媒体视域下，垂直细分的传播成为常态，精准化、细分化、群体化、定制化成为信息传播新趋势。如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聚合平台和分发平台，凭借精准的用户数据的“画像”实现了精准的信息推送，强化了用户的黏性，成功实现了“数据变现”。这就造成了传统的普适性传播难以适应新的传播样态，在“兴趣导向”的聚合和分发平台传播挤压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冷落。在技术加持下，新的传播媒体获得了传播地位和传播权力，具有了与传统主流传播媒体对话和博弈的能力，不同的传播媒体为了更加凸显自身的影响力，可能会制造一些虚假的、误导性的信息，使得暴力、色情、谣言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严重危害网络空间秩序，影响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如2018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等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的视听产品；2020 年北京网信办针对百度APP 存在推荐低俗庸俗等违规内容，要求百度立即停止违规活动，清理违规内容并深入整改，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①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日渐被解构、消解，话语供给主体（权威媒体）与话语受众客体（智能媒体端）供需端呈现相互背离的趋势。一是我国主流媒体网络技术运用的整体水平不高。“重思想轻业务”的现象长期存在，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的解读存在生搬硬套，重理论原味的宣传，轻话语普适性的表达，情感性表达不足，难以形成“中心效应”，不能产生话语共鸣。由于媒体技术运用不强，对新的传播媒体重视度不足，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步伐。二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队伍自身理论素养匮乏，知识更新缓慢，综合驾驭能力不强，对新的环境的话语用语习惯把握不足。宣传队伍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对一些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存在为完成任务的照读照念现象，没有兼顾现实的话语环境，没有把深奥的、专业的、学理性的理论转化为通俗的、大众的、易懂的话语。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性分析匹配机制缺失。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对不同群体的年龄、职业、性别、爱好等把握不足，不能把主流意识形态生成受众喜闻乐见的日常用语，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为人民群众生活自觉，形成全民参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的传播环境。此外，随着个人社交媒体功能的不断完善，部分违规信息，域内域外勾结散布的带节奏、带情绪的非理性负面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干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以缩写、意象、特殊符号、暗语等具有极强隐蔽性的传播，往往能够绕开人工审核、数字识别等技术把关。浅表化的算法不断侵占理性空间，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旁落。

三、融媒体视域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纾解之路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力

融媒体视域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本质上是话语内容供给侧的破局与重构。“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①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身体缺场、思想在场”的现代性传播，抽离地域的物理空间的感性内容，使人们在现实的焦虑与迷茫时，产生一种亲临的感受和情感的共鸣。过去在政治权利协助下享有的独家媒体传播的“优势待遇”，被以用户为中心的算法推荐传播模式冲击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若没有一套适应新的特殊传播语境的传播理论、传播内容，就难以突破“信息茧房”桎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力，具体来说：一是强化反向算法推荐力，以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为切入点，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发挥人民群众日常喜闻乐见的生活点滴的政治象征力和价值转化力，把晦涩的理论话语转化为接地气的话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力。以“技术+受众”的反同质性纠偏模式，设计用户“阈值”纠偏系统，当用户重复收到同质主题达到一定阈值后，对用户兴趣行为及时纠偏，从而将用户从算法“圈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二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询唤体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用的发挥，在于其是否使受众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与理性的传播相比，感性的传播更能在第一时间通过人的情感激发将受众带入话语传播语境。因此，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嵌入消费文化，实现向消费文化转向，通过将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理性价值和规范准则转化为受众在空间心理感知惯性，以虚拟现实激发受众的增强现实感受。如通过广告、电影、视频、音频等把意识形态符号化，形成与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传播体系。通过多维渠道不断刺激受众的感官系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力，在熟悉的情景中询唤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三是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受众通过个人理解了的话语进行情感加工再传播，这种话语带有鲜明的情感倾向，在个体的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具有共同认同和认知的情感共识圈。因此，要鼓励个体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用故事娱乐、图像视频、诗歌文学等多维形式，将“阳春白雪”的上层建筑转化于“下里巴人”的生活话语。这样以点带面的生活化传播，不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话语情景，还有利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再中心化”的形塑力

在融媒体视域下，分布式网络成为新的话语传播载体，而分布式网络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也使得网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补偿。分布式网络“去中心化”传播只是媒体发展的一种技术逻辑，并非真正的脱离中心，主流媒体信息仍然是其他非主流媒体信息的核心来源。分布式网络传播内在地包含“分散”与“聚合”双重逻辑。即由“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是融媒体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必然趋势。由于“去中心化”造成的权威分散，话语平权带来的信息大爆炸，致使互联网信息过剩，在恒河沙数的信息流中，普通网络要寻找真实有用的信息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新的“信息中心源”来对信息进行筛查与引导，由此便会形成一个个新的信息中心源。在这样的语境下，就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再中心化”的形塑力，占据信息中心高位，形成“领头羊效应”，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适应新的传播语境，加速主流意识形态“再中心化”的形成。具体而言：一是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引领力和权威性。要建构新旧媒体有机融合、优势互补的传播平台，使主流媒体始终成为各类移动媒体终端的信息中心源。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全方位嵌入算法全过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喂食”的技术隐蔽性，“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8.。二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料库”。只有丰富的“语料库”才能够满足不同网民的兴趣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每个角落，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影响面。如根据受众社交图谱、兴趣偏好等提供不同类型的学理化、大众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话语内容，以图文并茂、视频动漫、广告嵌入等受众喜爱和关注的途径推送，以飨受众，增强主流媒体“再中心化”的能力。三是强化“党媒算法”平台建设，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利用好主流媒体内容的生成力和其他网络传播媒体的技术优势，“让因技术所限被迫‘噤声消音’的边缘地区或群体能够在世界新闻舆论场上‘讲故事、传声音’”②史安斌，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J］.当代传播，2020（01）.。

（三）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制度监管力

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场域。传统“科层制”有序传播被现代性传播“宰割”，各种传播媒体的无序发展，扰乱了清朗的网络传播环境，严重制约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网络传播秩序的规制关键在于制度治理，制度治理是网络传播环境由“乱”到“好”的关键。因此，要“从制度层面出发，通过健全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完善网络治理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规范，形成科学严密的互联网治理制度体系”③岳爱武，张尹.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的四重维度论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1）.。具体来说：一是以制度规制和约束算法推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作为价值观念必须依附于制度才能转化为现实力量。因此，以制度的刚性“硬权威”约束网络不良行为，防止算法推荐的“算法黑箱”和“信息茧房”产生的“信息壁垒”异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动态监管，加大各传播主体、参与主体的监管，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责任追溯问责机制。尤其要强化算法推荐开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从“源”到“端”对算法推荐的技术开发、信息推送、数据存储、算法计算等进行全过程监管，守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底线。二是将区块链治理技术引入网络制度化治理。区块链数据储存的多元独立性、难以变更性的技术架构模式，有助于推动风清气正的网络传播秩序的形成。区块链数据存储技术架构，有助于厘清各传播主体的权责，有助于解决“信息茧房”造成的监管困难，提高网络风险的预判，提高网络监管效能，减少行政资源浪费。三是完善网络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网络管理和治理的法制保障网。强化网络过程管理和行为管理，完善网络治理法律法规，“要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继续加快制定完善互联网领域法律法规，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④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5.扩大网络执法队伍，加大网络执法力度，对违规平台、违规主体的惩罚力度，让监管“长牙齿”，让违法行为主体“出血冒汗”，确保网络法制触角深入网络每个角落，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环境传播监管力。

（四）提高社会组织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力

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责任职能参与网络运行，本质上体现为“组织道德”，通过这种道德，“社会成员彼此看作平等的人，看作朋友和交往伙伴，彼此看作一起加入了一个他们知道是为着所有人的利益并由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调节的合作体系”①［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73.。作为一种自愿型、公益型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能够“增进信任、协调目标、优势互补、共同协作，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功能连接，使彼此相互负有义务，逐步缔结一种合作伙伴关系”②赵军峰，金太军.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治理网络的视角［J］.学术界，2013（08）.。融媒体视域下，网络空间话语传播的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效率高、用户基数大的传播特征，改变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方式和效果。而社会组织的组织亲和力、组织灵活性、组织凝聚力，使其在参与网络治理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优势。社会组织以法律规范为本、以组织制度设计等方式，通过网络信息收集、信息处理反馈、沟通、研判、疏导等多种途径，协助政府平复不良网络舆情信息的蔓延，推动网络舆情平稳着地，其主要参与模式如图1 所示。

图1 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模式

社会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让释疑的信息快速填充信息真空并保持和民众及时的沟通，消除负面信息的困扰，起到修复声誉作用。同时，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模式摆脱了时空限制和社会空间的束缚，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利于缩短网民“知道的”和“想知道的”之间的差距，进而减少负面信息对他们的理性判断的干扰。“在移动网络技术作用下，每个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场景生态构建之中，并以自身言行推动场景变化。”③陈联俊.移动网络空间中感性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02）.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网络合作运行机制，以常态化、互嵌化、互动化为原则，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中的互动与合作。一是改善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宏观环境，为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制度支持和运作空间。二是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合作关系，按照“普遍倡导、重点扶持和专业发展”原则，利用社会组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高品质、多样性的服务。三是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参与相结合，凸出政府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凝聚力，发挥社会组织扎根群众、服务网民的公益导向，规范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序性和规范性。四是拓宽政府与社会组织网络合作面，不局限于社会组织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服务供给，要扩展到经验、技术、资讯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