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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是一种朝向自我的观察。我时刻都保持着对万物的凝视状态，似乎只有这样，所观看到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我不停地审视自己近年来的生活，蓦然发现诗是我可以和这个世界保持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或许我是焦虑的，在巨大的虚无与苍凉面前，我的内心有一种奇妙的脆弱感，这种脆弱不止于诗。在茫然面前，我不得不选择一种向内自省的状态，有时候我会独自一人乘车进入草原深处，不去那些早已被糟蹋殆尽的旅游景点，就随便找一个有草、有水、有羊的地方，呆呆地坐一下午，等黄昏将至，岁月静好，那些与众不同的事物便主动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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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之中似有天注定一般，让我再次回到内蒙古，回到自己大学四年生活过的地方，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岁月变迁，早已物是人非，新的内蒙古、新的草原对我而言，一切显得那么熟悉，却又那么的陌生。这次归来，大有一种“还乡”的感觉，或许正应了海德格尔那句话：“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虽然内蒙古算不上我的原生故土，终究也算得上“第二故乡”，这个“故乡”正在成为亲近本源的处所。新的草原可以满足我对世界的一切想象，这次我不再是过客，而是归人。甫一归来，我便写下了这首《我穿过草原》：“我穿过草原，鸿雁飞过，留下一片/灰色的羽毛，做笔，写一首诗。”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我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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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当家人听说我要去内蒙古读本科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是我的学业，不是我的生活，而是担心我会不会骑马的问题。在他们有限的视野中，始终笃信“内蒙古”就是“草原”，而生活在草原上必须要骑马、住蒙古包、喝奶茶，上课还要练摔跤、唱《天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也难怪，那首传唱千年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实际上，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现象仅限于真正的草原之上，而我即将奔赴的是草原上的大城市——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与中原、江南的城市基本上没什么两样，若是非要找出区别的话，就是机关单位、沿街店铺上都明显的印有双语——汉语、蒙古语，瘦长的文字搭配着方块字，似乎又能折射出别致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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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地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显示出其特异的美学价值。生活在这里的诗人，他们的家庭、职业、童年、婚姻、繁衍、死亡等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庞杂的生存场域。无论是谁，都会被这片神奇的土地而深深吸引，甚至很快陷入一种写诗的冲动与决绝之中。在草原空间面前，诗人重新审视世界，捕获最贴合自我命运的语言景观。著名诗人海子当年在大草原留下了其著名的《九月》，既是诗人在此地叩问灵魂的方式，又是他由内而外发出的自我探寻的喟叹。尤其是发表在《草原》《内蒙古青年》《诗神》等刊物中的诗，奠定了海子在中國当代诗坛的地位。姜红伟指出：“内蒙古既是海子诗歌的幸运地，也是海子爱情的伤心地。”内蒙古之于诗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已无从可考，但这片土地的诗意一直绵延着，从未间断。事实上，无论是朦胧诗、第三代，还是今天的各种流派，都能够依稀看到内蒙古诗人的影子，虽然这影子尚未成荫，但也在努力生长。我有理由相信，内蒙古诗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诗人，正在以自己的坚韧和勇气，奋力书写新时代的草原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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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写诗，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内蒙古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南北跨度1700公里，土地国境线长4200公里，全区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单单这组数据，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袭来，让人生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非常羡慕歌中唯美、自然的场景，“草原”即诗与远方的种子便在幼小的心灵种下。后来陆续听了许多草原歌曲，并且读了大量的草原文学作品，发现艺术家笔下的草原意象主要就是蓝天、白云、骏马、草原、森林、牛羊、火山、雪等等，到处彰显着草原的“自然写作”“生态文学”的先天优势。实际上，这也给生活在内蒙古之外的人们一种普遍的、刻板的印象，在他们眼中内蒙古的形象就被固化了。如何打破这种藩篱，重新树立内蒙古的诗歌形象迫在眉睫，这就需要更多的诗人从新的经验、新的草原入手，发现新的意象、新的内蒙古。我记得福楼拜曾说：“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这或许是一个新的突破口。毫无疑问，一名优秀的诗人，一定是一位生活的观察家，能够充分利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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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2020年的冬天，呼和浩特下着雪，我与诗人赵卡、徐厌、刘不伟等几位内蒙古诗人在一家火锅店饮酒，酒酣之际，决定编辑出版一部《新草原写作》。“新草原写作”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喷薄而出。虽然在此之前，有许多内蒙古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提法，但一直未进行理论建构。从那时起我尝试着将“新草原写作”的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步进行，正式提炼出“新草原写作”的宗旨和美学诉求：“‘新草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自主的话语方式，它拒绝陈旧的抒情、一味的草原叙事和意识形态化写作，从内容上打破了旧有的写作，解放了语言的天性和草原意象的单一性、复调性。”或许这一提法并不准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脱离了我们最初的设想，但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大胆的尝试，给内蒙古的文学注入了不可忽略的新鲜血液。“新草原写作”之新，并不是简单的在“草原”之前加一个“新”字那么简单，他充满着诗人对复杂的经验和想象的处理，以及个人化符号和诗蕴的主张。“新草原写作”就是要以“觉醒者”的姿态，来获得文化生存的新可能，就是要打破陈旧固化的思维模式，重建新的“草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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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在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这样谈到诗人的经验问题：“诗人的经验，也就是进入起改造作用的催化剂本身的那些元素，分为二类：感情和感受。”文学本身具有情感性，是文学作为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诗人更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物种，只有表达出真实的情感，注重情与理的交融，才能实现感情与感受协调统一。中国文学向来重视抒情传统，内蒙古以其独特的地域、地貌而成为无数诗人抒情的对象，他们在此留下了许多发乎人心、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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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内蒙古诗歌创作在既成的观念和惯例上建构着关于集体化的“草原文学”想象。一些我期待的“现代性”文本鲜有出现，这也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内蒙古大地上写诗的人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今的“草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草原，而是具有了复杂语义的“草原”。需要更多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诗人，进行诗意的开掘，释放出其内在的“新草原”气质。如今是一个工业化、全球化、智能化的时代，各种新的挑战充斥在我们身边，诗人之思该如何在“机器革命”“人工智能”“灵光消逝”的困境中突围，成了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确地反对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像一则谶言时刻警示着我们。那么这个新的时代，就应该有一种贴合时代需要的文学表达与文学想象，才能满足时代对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审美艺术、语言艺术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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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内蒙古与十几年前我初到的内蒙古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在今日之内蒙古大地上写诗，无不渗透着个体的私人经验与认知，那么该如何在草原意象的新变中，找到属于我的“草原”是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寻找”是一件未竟的事业，它伴我左右，随时发现那些未曾发生的诗。生活仍将继续，我仍将继续，诗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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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在内蒙古写诗。

西北风带着雪花狂舞，那些凋落的树叶上仅存的诗意，正一点点消失。

我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个寂寞，窗上的冰花裂变成无数汉字，汇成一首诗，或者其他，占领了我的视线。

李安伟，中国作协会员，集宁师范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员。有作品发表于《光明日报》《十月》《星星》《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凋谢的孤独》、文论集《无限的风景》《无辜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