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贞

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是事关云南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是云南省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抓手。虽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掣肘，但得益于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文化赋能幸福村建设成为可能。以地处中老边境的傣族村寨为研究对象，整体掌握文化赋能的价值意蕴，系统把握文化赋能的可行性路径，并完成从个别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的统一，以此实现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文化赋能的价值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目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仍然受到经济资源匮乏、社会资源短缺、政治资源不足等资源困境的掣肘，要破解这一难题，除了依靠国家层面资源导入性政策体系的支持外，还需依靠自身，修炼内功，在巩固和厚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挖掘存量资源，实现内源式发展。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的文化特色区。在考察云南时也作出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要积极加以支持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由于文化本就是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民族群众在共同创造文化、享有文化的过程中，也对文化逐渐形成高度认同，进而产生特定情感。这使得文化具备转换为文化政治范畴，发挥工具属性，成为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建设重要手段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云南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导向，通过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使文化赋能在实现云南经济跨越发展、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安定繁荣中成为一大特色和优势。

二、民族文化的积淀和转化是实现文化赋能的前置条件

2021 年，在“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云南提出计划用三年时间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并在2022 年11 月进一步提出推动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向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迈进。结合实地调研，本文将聚焦在中老边境傣族村寨，分析文化如何赋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

虽然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文化因其独有或特有的文化类型形成了易于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文化的规范或标准形式，但也正是受制于地理环境因素，使得文化在一代代积累的过程当中会逐渐丧失部分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文化赋能虽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色和根基，但须以符合时代性、适应性、日常生活性且是一套经验体系的文化为载体。当下，中老边境傣族村寨能够被纳入该价值体系的民族文化大致可概括为三类。

（一）实物文化

作为文化赋能的基础，实物文化中如干栏式民居、佛寺、佛塔、塔井、傣族服饰等大众知晓的文化符号都在村寨中得以保留。另外，以入选全国旅游重点村落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契机，傣族村寨保留了诸如高升、傣锦、象脚鼓、傣陶、傣刀、竹编等能多方位展现傣族文化特色的实物，着力加强“文化营造”。

（二）行为文化

作为文化赋能的手段，行为文化主义包括：第一，拜佛和敬神。拜佛分为过“赕”和赶“摆”。“赕”是巴利语的音译，通常汉译为布施、施舍、供奉，最为有名的赕就是泼水节（浴佛节）、关门节和开门节。“摆”是一种仪式活动，以拜佛、供奉为主，兼有集会、聚会的功能。敬神主要包括赶塔、拜寨心、拜神树、拜丢瓦拉（寨神）等。第二，人生礼仪。傣族村寨的人生礼仪涵盖了个体从生到死的每个阶段，包括满月“拴线”仪式、成年仪式、结婚仪式以及丧葬仪式，其意义在于“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民俗文化交织，凸显生命周期和生命价值观之意义所在”。第三，惯例性协商与合作。村民分工明确又相互依存、互帮互助，长期以来，惯例性协商合作不但使村寨形成了稳定、有序的村寨秩序，而且实现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精诚合作和相互制约。

西双版纳勐腊县曼郎村傣族织锦 （依旺金 摄）

（三）观念文化

作为文化赋能的内核，观念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括民族和睦、和谐不争的道德观念；以村寨为核心，强调村寨团结，重视村民互帮互助的集体观念；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避异求同、依赖权威、重视村寨舆论、求稳怕乱的行为观念；男女平等，生男生女皆一样的生育观念；等等。

当然，要最大程度实现文化赋能，不能单纯依靠文化的简单堆叠。文化的具体单位是制度，只有通过制度才能界定村民行动的机会空间。当下，将三种传统文化糅合而成的非正式制度主要由村规民约、民族礼俗、宗教禁忌和教义、长老制度、互助制度和辈分等级制度、公共舆论等构成。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执行，均以村寨共识为基础，以村民为中心，以满足村民生活为基准，因而最大程度地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支持，实现了傣族村寨的内生性秩序。

三、民族文化赋能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云南4060 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个民族村寨，以中老边境傣族村寨作为实现文化赋能研究对象的目的并不只局限于村寨本身，而是借鉴费孝通分门别类抓“类型”或“模式”的思路，实现整体观照、系统把握、全面推进，从而使文化能真正成为行之有效且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推进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的有效抓手。

（一）增进文化认同

要增进文化认同，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民族村寨村民排斥非本民族文化认同框架下的其他文化认同意识的问题；二是文化如何在保护、传承和创新、建构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两个问题究其本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由于文化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其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认同不断调适的过程，而解决之道就在于要以承认并正确看待文化冲突为前提。因为“冲突在其合法的范围内有助于社会组织的有机统一，它也是产生共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继而挖掘凝练民族“根柢文化”，激活民族文化动力，消除对立和差异的想象以及身份的界定，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超越文化藩篱，弥合文化矛盾，最终才能实现文化共容。云南省提出《“枝繁干壮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其目的正是在此，这一行动也为实现文化赋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明确赋能主体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政府必须是实现文化赋能的关键主体，但却不能是唯一主体，因为政府不具备信息优势，极易陷入“信息黑洞”，导致顶层设计无法真正落地生根，这不但无法保证村寨秩序的稳定，还有可能引发认同危机和秩序危机。所以引入除市场外，包括社会组织、村民等在内的其他参与主体，遵循“一核多元”的运行模式，以此实现“多主体”通力合作的良性循环，让其将各自的资源、技能、目标糅于一体，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三）细化赋能载体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对人民才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的当代实践。因此，实现文化赋能要特别注重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此夯实群众基础。文化赋能民族村寨可以依托文化空间、民族节日、宗教仪式、村规民约、文化产业等载体。由于这些载体均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使得文化赋能既可以尊重文化民意，实现以人为本，又能在潜移默化间对村民进行规训教化，达到全民动员、全面影响、全员认同、全体参与的效果。

民族村寨的文化空间大致可分为生活类和展示类，但均可以形成场域效应和联动效应，文化空间通过“展示”“示范”与“规范”来存储集体记忆，激发文化共同体的潜在意识，强化村寨规范，重塑村民行为逻辑。

受限于村民有限的文化水平、过于宏大叙事的范本化村规民约无法与村民的现有认知相契合，也就无法产生共情、形成共鸣，其结果只会导致村规民约流于形式，不具执行性，丧失约束力。要避免村规民约空转的关键在于村规民约的制定不能是简单生硬地、范本化地将蕴含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意识塑造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以实现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为前提，要以让村民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为关键。

文化产业的形成及发展是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典型表现。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由其所打造的文化产品属于特殊的文化精神产品，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民族村寨的文化空间、风俗习惯、节庆展演、传统技艺等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沃土。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文化产业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就需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石，通过文化活动活化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符号强化文化表征，以此实现文化产业更具地域吸引力和特色竞争力。由此所带动的文化繁荣和文化品牌形象的建构，不但能实现利民、惠民和民生改善，也能满足村民的文化利益，强化与村民民族身份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保证了文化赋能的作用发挥。但同时也要避免唯经济发展论，防止文化遭受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从而真正确保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利共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