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个时代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读，常读常新。陶渊明的作品至少有两篇，一是《桃花源记》，一是《归去来兮辞》，是永远不能道尽的。

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

前者系念社会，后者关乎自身。前者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后者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在中国士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上具有永恒意义。

如果要理解陶渊明的人格，寻找中国知识者道德人格的高标，就不可不读《归去来兮辞》。

读《归去来兮辞》，必然会先碰到老问题：陶渊明为什么做彭泽令？又为什么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

据《归去来兮辞》序，归结起来有三点：做彭泽令以救穷，再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质性自然”的个性与虚伪的官场发生冲突；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

此外，在有关陶渊明的史传中，还有鄙视督邮事。渊明自述作彭泽令的始末以及去就的原因，应该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渊明毫不掩饰为贫而仕。口腹之需是人的第一需要，有什么可掩饰的呢？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往往高尚其出仕的目的，称大济苍生呀、为国效劳呀、为民着想呀，非常动听，但不便说出口的是口腹之欲，身家性命。

中国士人的最早代表，或者说是士人的原型孔子，最先赋予知识者“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和崇高理想。但过分强调“谋道”，以至鄙视“谋食”，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关于出仕的目的，渊明比孔子坦率得多。

他在五十多岁时回忆早年行役之苦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又回忆初次踏入仕途的原因：“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至于《归去来兮辞》序，交代因貧而仕的原因更真切具体。戮力劳作，所获仍不足自给，五个孩子待哺，瓶无储粟，饥寒交至。他又是个读书人，拙于生计。

亲戚朋友见其困顿如此，纷纷劝他出仕。他本来已经厌恶官场，十年间，多次由仕而隐，现在饥饿又一次逼着他踏进官场。仕而隐，隐而仕，反反复复，摇摆不定。

渊明数次由隐而仕，犹如宿疾，反复缠绵，至作彭泽令之前尤甚，主要原因都是出于救贫的无奈。

性格刚强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违背“性本爱丘山”的素志，求个长吏做做。至于他如何求官，如何请托无门，内情不知。但可以断定，在“求之靡途”时，必定深感耻辱，痛苦不堪。

要理解古人和古代作品，必须具备对古人的人文关怀，即与古人心心相契，互相照面，设身处地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五情七欲。因为人情人心，可以超越时空，相通三世。

你读《归去来兮辞》“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等语，自然会想象自己若处于与渊明相同的境遇，会是怎样的焦虑和痛苦。

随后，你会自然地同情并理解渊明为何忍受耻辱和痛苦，赴任彭泽。你会看到，他在江边与儿子、亲友告别，冒着风波之苦，至彭蠡湖口，恰遇风潮激荡，江水湖水相激，怒涛拍打岸崖，声如雷鸣。这时，他远眺烟波阻隔的彭泽县，又生悔意，终当归去的念头，不禁涌上心头。

义熙元年三月，渊明作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不久辞职归田。到了这年的八月，又去作彭泽令。看似反复无常的背后，是性爱自然的素志与出仕以救穷二者的严重冲突，哪里是“虚荣心”呢？渊明作彭泽令，岂止没有荣耀感，有的是难耐的屈辱和痛苦。

为什么只做了八十余天彭泽令，就急匆匆归去？

他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渊明坚持平生之志，不愿违己，不愿口腹自役，这是他最终退出官场的根本原因。

渊明为彭泽令八十余天，告别了一生中最后的迷茫，接着迎来彻底的觉醒。之前，他已有多次的迷茫与觉醒，摇摆于仕隐两端。

《归去来兮辞》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喻出仕是“迷途”，是“昨非”。

诚然，渊明年轻时有过济世之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从这少数几句诗，大致能看出他年轻时也有“尚志”的怀抱。

不过，大济苍生的声音，在陶集中实在很微弱，好像是偶尔的内心独白。相反，田园情结和隐士情怀，却是触目皆见。向往归隐，才是渊明性格的鲜明底色。

渊明自作江州祭酒至任彭泽令的十余年间，始终一心处于仕隐两端的痛苦中。越到后来，归隐之念越来越强烈。

辞官彭泽是他“性本爱丘山”情性的最终胜利，是人生中最关键的转身，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的实践。

从此，他坚守田园，如扎根山崖的劲松，不论狂风或雷霆，都吹不倒、劈不断。陶渊明归隐田园，影响了后世无数知识者的处世行为，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高标。

渊明作彭泽令仅仅八十余天，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他在彭泽有何政绩？留下什么“标志性建筑”？史无记载。依常理推断，八十多天不可能建树了不起的政绩，也不会有“形象工程”。

多种陶渊明的史传只记了他做了二件事。一件是“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另一件是“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前者写渊明喜酒，是风流；后者写渊明仁慈，是德性。假若渊明在彭泽任上真有打击豪强、削富济贫的改革大手笔，史传中恐怕早就大书特书了。

以此判断，他与彭泽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个很短命的陶彭泽，只存在八十多天，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政绩，却获得了永恒，居然成了中国职官史上的“天下第一县令”。

原因在于渊明辞官彭泽，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次道德人格实践，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

奥秘在于人格魅力往往胜于事功。

事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一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此时代之事功，有可能成为彼时代之恶果。彼时代之“伟人”，此时代或许称为“独夫”。人格之美则从人性的根基上产生并升华，具有美善的崇高品质，必然超越功利，超越时代，获得永恒。

渊明之前，“士志于道”是士阶层（知识者）普遍信奉的古老传统。

士阶层的最早最伟大的代表孔子，是“士志于道”的传统的创立者。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把“道”作为士的终极追求目标，“谋食”、“忧贫”不足与言士。那么，“道”是什么？“道”即仁义。“士志于道”，即志于仁义。

然而，士的欲使“天下归仁”的宏伟理想，与其自身地位的低下，从一开始就两不匹配。居于社会最高层的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有权势者，是他们主宰天下，而不是贵族阶级中最卑微的士。虽然士是知识者，是思想者，“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但没有资格直接施政于民。他们必须先取信于权势者，才能对政治发生实际影响。

所以，作为权势者附庸的士，就始终存在一个出处进退的大问题。对此，孔孟都有影响深远的言论。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甚至把出仕看作“农夫之耕”，不可离弃。

如果遇上鄙视仁义的昏君或暴君，士的欲使天下归仁的理想不仅变得一分不值，自身也处于险境。结果是：要么融入封建专制政体，成为食利者；要么坚持孔孟倡导的弘毅人格，踽踽独行；要么急流勇退，“卷而怀之”；要么被无端猜忌迫害，身家性命不保。

东汉中后期的党锢人物，可能是将先秦儒家所赞美的刚毅人格范型发展到极致的一群。当时，君主昏庸，宦官擅权，政治黑暗到极点。李膺、陈蕃、范滂、杜密等为代表的士大夫，高扬儒家的刚毅人格，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激烈批评朝政。

结果，昏君震怒，前后两次逮捕党人，李膺、陈蕃、范滂等皆死狱中，连累者六七百人，天下善士，一时殆尽。东汉党锢之祸，典型地证明封建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能容忍儒家志于道的弘毅人格，邪恶与正直势不两立。

通過回顾儒家人格范型在历史上的遭遇，可以更清楚地显示陶渊明的独特人格与“士志于道”传统人格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新的人格范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渊明年轻时受到传统的“士志于道”的儒家人格的影响，但“性本爱丘山”的隐逸情怀终究是他的人格底色。之所以如此，应当从东晋末年的时代及士人的生活史、精神史两方面解释。

渊明年轻时就有隐逸情怀，与晋末的时代有关。从士人的生活史、精神史方面而言，东汉党锢人士惨遭专制政体的打击，深刻影响了后世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加上汉末以降政治的极端险恶，以及老庄哲学的推波助澜，形成崇尚隐逸的潮流。渊明早年就深受这一潮流的洗礼。

后来出仕，主要不在“尚志”，而是为生活所迫。“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为王事奔波，却常心系田园。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东汉党锢人物那种与邪恶势力殊死战斗的精神。几次短暂的归田，既没有孔子“三月不见君则皇皇如也”的六神无主，也没有孟子比喻的农夫耕田失去农具后的失落感。最后弃彭泽令如敝屣，与专制政体彻底决裂，完成了人生中最关键的转身。

陶渊明由官场转向田园，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实践。

一是彻底摆脱了封建专制政体的附庸地位，确立了卓然不凡的独立人格。

如前所述，“士志于道”，要想实现政治理想与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成为封建专制政体的一员。士人必须栖身于君主威权的阴影下，才有可能看到人生的光明。

但这光明其实是虚幻的，光明掩盖之下是难言的耻辱。这样的读书人往往成为专制政体的附庸和工具，口腹自役，很容易丧失独立的人格。

正因为专制体制与独立人格两者存在难以相融的矛盾，所以到了魏晋，一些思想家设法统一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许多名士一面做官，一面不理官事，将仕隐统一，鱼与熊掌兼得，不无得意地咏唱“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渊明耻于亦官亦隐，毅然逃禄而隐，再次确立了士人的独立人格，指明依附专制政体或亦官亦隐之外，还有归隐一条路，能真正保持人的良知与真性。

二是追求自由精神的可贵。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向往和追求自由，属于人的本性。魏晋是自由精神高扬的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成了追求自由、放任情性的一面旗帜。

可是，真的越名教意味着放弃名位和官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渊明说的“口腹自役”、“违己交病”，乃是精神自由与官禄享受二者冲突引起的痛苦。

要自由，还是要“五斗米”？一般官僚难以放弃“五斗米”，宁愿损失自由或降低自由度，经受专制政体的“矫厉”。“怀禄情”和“沧州趣”实际上难以调和，若要“怀禄情”，必然会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渊明却不，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为人身自由折腰。他懂得，物质有价，自由无价，丧失自由，比饥冻虽切更难忍受。渊明辞官归隐所体现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不仅在古代难能可贵，而且具有当代意义。

三是保持自我本真。

虚伪，乃是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痼疾。一个以奴役人民为目的的专制政治体制，必然不存在正义和公平，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虚伪，成了升迁的通行证；正直，反倒是官场的驱逐令。

渊明拒绝被“大伪斯兴”的官场矫厉，要保持“质性自然”，保持“任真自得”的生活状态，从思想渊源上说，既得之于儒家，也得之于道家。

四是安顿生命于自由朴素的田园。

为了自由和保持本真，渊明以富贵为敝屣，情愿选择贫困，躬耕田园，这是渊明道德人格最有实践意义与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隐士不少，但像他那样，与妻儿、亲知在一起，躬耕田亩，经受劳动的艰辛，收获艰辛的回报，在自然、宁静、孤独中安顿生命、安顿身心，这在中国士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上最具开创意义。

陶渊明从高墙内毅然决然地冲出来，喜看出岫的云，高飞的鸟，篱边的菊，樽中的酒，欢乐地歌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何疑。”在归田之初大声表达对即将开始的自由生活的憧憬。

虽说过于理想化，贫困不久将会像大山一样压迫他，但他抛弃富贵，不信仙乡，尽情享受田园的宁静平淡，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依然激动了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

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能反思自身的人格孱弱、猥琐或堕落，面对渊明的道德人格高标，生出一份愧意，进而师其人格之万一，那么，庶几读懂了《归去来兮辞》，读懂了陶渊明。

（摘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山的真意：龚斌说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