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

伦敦是英国的死刑中心，泰伯恩（Tyburn）刑场则是伦敦和米德塞科斯的绞刑中心。现存最早的泰伯恩行刑记录是1177年。在1220年，因为要绞死的人日益增多，又另外增加了两个绞刑架。在玛丽女皇统治时期，泰伯恩有如此多的活计，以至于需要在城外其他地方增设绞刑架。伊丽莎白一世期间，泰伯恩刑场的压力不断增大，以至于需要增添一个不同寻常的绞刑架：一个三角形框架，一次至少能绞死二十四个重罪犯。泰伯恩的刑具由此获得一种壮观的色彩，尽管还无法与巴黎蒙福孔刑场的规模相比。1783年，泰伯恩刑场关闭，在其六百五十年的使用年限内，至少有五万人被吊死。

关于18世纪伦敦某些地区高雅建筑的描写有不少，我们可能不记得的是，伦敦那时有了一个比较残忍的绰号——“绞刑架之城”。锡德尼（W. C. Sydney）相信，这一称号是公正的：

不论外来者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伦敦，由于随处都能看到绞刑架，他对英国刑法的严厉性会有一种痛苦的感受。如果他由北部郊区进入伦敦，他会路过芬奇利公地，在很短的距离内就会遇到肯定不是一个而是五六个的绞刑架。如果他坐在一辆公共马车的外面或里面，通过西区去往霍尔本或皮卡迪利，他在路上就会看到臭名远扬的泰伯恩刑场。如果他是从外国港口出发，沿着泰晤士河前往伦敦港，他肯定会看到靠埃塞克斯一边的珀福利特下方的沼泽地及另一边伍尔维奇下方沼泽地的许多绞刑架，上面悬吊着一些反叛者或公海海盗的骷髅。如果他是徒步穿越城边任一荒地或公地，除非他拥有超乎常人的坚强神经，否则突然听到铁链的响声，看到某一个绞刑架上拦路强盗或拦路盗贼慢慢腐烂的尸体，他准会吓个半死。

独行夜路突然看到绞刑架，没人会不为之心颤。他害怕的不是违反法律的可怕后果，而是尸体。此时他会体验到一种极为原始的恐惧。不过，设计公开行刑和绞刑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产生一种奇异感；其本意是想威慑平民大众，让他们对现有权力保持尊重和敬畏。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绞刑吸引了极大的人流。下層阶级把泰伯恩的行刑日视为一个节日。这一场合激发出了一种欢乐的心情和一种喧闹粗暴的状态，因此，它被称作“泰伯恩节”（Tyburn Fair）和“绞刑比赛”。城中不同区域的工匠都会放下他们的工作，去参观一次重要的绞刑。随着日子一天天临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纽盖特监狱和泰伯恩之间的八九里地内。他们或者步行，或者骑马，或者坐车，接踵而至。他们塞满附近的房屋，挤满毗邻的道路，爬满了梯子、平台和围墙，泰伯恩刑场内更是人挤人。人群变得非常庞大和难以驾驭，正常的交通和商业被严重中断，以至于当局最后决定放弃“将犯人押赴刑场”这一过程，改在关押这些人的纽盖特直接行刑。即使这样，人也没有减少多少。

公开行刑在吸引人群上做得极为成功，但并未实现其预想目的。法律的威严极少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其中许多人都利用这一场合来酗酒闹事、打架斗殴和偷盗。围观者并没有看轻那些因犯重罪而即将被绞死的人，他们极少会像对待那些戴足枷或颈手枷的轻罪者那样去嘲笑他们。事实上，人群经常向重罪犯致以热烈的欢呼，就像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濒临死亡给他们涂抹上了一份别样的魅力。围观者把自身充满激情的兴奋及其醉酒享受都归功于他们。对死刑犯的敬畏甚至超出了对死亡的敬畏。在英国的不同地方，巫术般的力量都被归于绞刑犯的尸体。一种比较简朴的民间看法认为，触摸犯人的尸体能治好皮肤病、甲状腺肿瘤或出血的肿瘤。

所有这些后果中，没有一样是法律官员预先想到的，他们把公开行刑看成一场世俗的道德剧，相信它对普通大众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最早对公开行刑进行了雄辩的批判。他在1748年被任命为治安法官，这给了他从内部了解伦敦犯罪情况的机会。他确信，绞刑并没有阻止罪行，相反，它是中世纪抢劫案增加的原因之一。如果想要让民众感到恐惧，最好不要赋予绞刑狂欢节的意味。

1868年，公开行刑在英国被废除。19世纪早期，有很多证据表明，恐怖的狂欢节促进了而不是阻止了社会混乱和暴力。如果说它吓唬住了一些人，那它也吓唬错了——它吓住的是那些敏感守法的公民，而不是那些冥顽不化的罪犯和恶棍。

狄更斯强烈倡导对公开行刑进行改革。1849年，狄更斯目睹了在马贩巷监狱执行的对乔治·曼宁夫妇的处决。他看到，天快亮时，窃贼、妓女、恶棍和流浪汉一拥而入。成千上万张面孔抬头仰望，金色的太阳给它们镀上一层亮光，而在他看来，这些面孔展现出了残忍和说不出的恶心。人群的快乐显得非常可憎，以至于他认为“人应该为他那副皮囊感到羞愧”。三年后，狄更斯再次回想起这一场面。他无法忘记吊在监狱大门上的两具尸体。

在英国与在美国（要更早一些）一样，导致终止公开行刑的观念和情感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情绪。这个阶级的成员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们认为粗俗和粗暴的东西。随着他们的品位变得更加文雅，他们便想把那些粗俗和暴力的东西统统从生活中清除掉。如果穷人、精神病患和违法者都不存在，那便再好不过了。次佳之举就是将他们加以区隔：穷人住在贫民窟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疯子和罪犯住在疯人院和监狱——一句话，离市区越远越好。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