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婷

在作品的内容生产、发布方式以及作读关系等多个层面上，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作家都规约着我们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理解，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21 世纪的小说，传播媒介虽然从报纸杂志变成了文学网站，但其本质与19世纪初并无太大差异：内容生产以故事为王，紧跟热点；发布方式以连载为主，注重悬念营造；连作读关系都十分相似——作者通过（19世纪式的）读者来信或（21 世纪式的）评论区留言，及时把握读者反馈，并将读者意愿酌情呈现在作品之中。甚至在创作模式上，大仲马也与融媒体时代不谋而合，他领导下的文学工坊可谓19 世纪运营最为成熟的文学创作团队。仅就创作数量而言，大仲马工坊便不逊色于今天任何一个网文工作室①据格里奈尔对全集18 开版本的统计，署名大仲马的作品：小说150 部（18 开本300 本），戏剧包括57 出正剧、3 出悲剧、23出喜剧、4出歌舞剧及3出喜歌剧（18开本共25本）。数量惊人。仅就文字数量而论，即使在文字输入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单凭一己之力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都非易事，更何况在文字全靠手抄的19世纪了。，更不要说这个团队还创作出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这样两百年后仍然脍炙人口的通俗文学巨作②《三个火枪手》于1844 年在报纸上连载，掀起了巨大的阅读热潮，很快便推出了续集《二十年后》和《布拉热内昂子爵》。借用当下的术语描述，这个IP建构出了达尔达尼央的文本宇宙。《基督山伯爵》在19世纪中叶的阅读热度与《三个火枪手》相似，但这一IP 的长尾效应更加显著。仅以21世纪的影视改编而言，较为著名的即有2002年美国电影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2011年美剧Revenge，2018年日剧《基督山伯爵——华丽的复仇》等；如果将目光拓宽到舞台剧方面，仅2022年一年，国内便有国家大剧院版话剧《基督山伯爵》、阿云嘎主演版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以及开心麻花杂糅改编的喜剧《乌龙山伯爵》。。在内容提供与创写模式的双重层面上，大仲马及其文学工坊都可谓沟通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新变、经典文学与通俗（网络）文学的完美联结点。重审大仲马经验，其意义固然在于能为今天的团队协作寻找文学史根源、积累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一经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追问：团队协作是否一定与文艺精品之路背道而驰？

一、融媒体时代的团队协作创写趋势

从社交网络、信息即时更新、读图倾向、短视频为王，到最近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信息的高速传播与集合推送，已然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一部小说，在传统语境中，经由文学杂志或出版社推向阅读领域，依靠批评家与普通读者建构的阅读口碑实现影响。这一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允许较长时段的阅读、品评与积累。即使是畅销书如1980年代的琼瑶、金庸或21世纪初的郭敬明作品，在火爆之前也是有这样一段等待或发酵期的。然而，在当下的阅读场域中，新作家作品如果仍然按照传统模式仅仅通过文学杂志或出版社等单一渠道发行，而不做面向社交全平台的融媒体宣传与发布，那么其被看到的可能性往往不高。一部作品，经由出版社或文学杂志推出，还需要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为作家作品做宣传，进行即时新闻与深度书评推送；与此同时，在年轻人聚集的B 站、抖音、小红书、豆瓣读书、喜马拉雅等社交平台，出版方也常会投放相关的读书短视频、图文、播客等，进行作品讲解、推荐与讨论。在求新求快的阅读环境下，一部新作若想“被看到”或所谓“露出”，一定是要通过融媒体全平台同步宣发，才能突破信息茧房，打破垂类限制，真正走到读者面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创作，也面临着求新求快的难题。这道难题，一方面指向创作——作者如何不断高速高质满足读者的“日更（新文）”需要，另一方面指向推广——作者如何高速高质地产出“周边文案”①周边文案，指为宣传推广作品所创作的相关内容介绍，主要形式包括：以文字为主的书评与文段摘选，图文皆可的同人创作（如条漫、角色图、衍生故事等），以及短视频、播客解说等音视频形式。以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全平台推送需求。就前者而言，作者需要日更几千乃至上万字，且需兼顾情节曲折、悬念迭出，以时刻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不仅如此，网文特殊的阅读与发布方式，还要求作者必须注重读者反应，亦即要对读者评论与意见做出及时反馈。既要面对“日更”的巨大压力，又要通过各种渠道搜集、阅读读者评论，这样的创作任务，其实已然很难再凭作者一人之力完成。就推广而言，针对不同平台的主流传播形式，周边文案也涵盖了文字、图像、音频、短视频、长视频等多种形式，即使作者身怀绝技，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重任务。更何况，宣发文案并非仅聚焦于文本即可，其工作重点在于密切追踪并利用舆情热点以令作品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被看到”。在这样的创作压力之下，以团队协作为核心概念的创写工作室已然成了网络文学的主流生产模式。

这尚且是就长篇小说这样较为传统的文学体裁而言，如若我们将文学创作的外延扩大到更为广义的层面，如新媒体公众号文章撰写、绘本及条漫作品创作、大热IP剧本改编、衍生作品创作②如2021 年7 月21 日，阅文集团与《王者荣耀》合作的衍生文创作大赛“王者荣耀妙笔计划”，“邀请25 位顶级作家，基于王者荣耀世界观和英雄设定，创作28 篇共创小说，书写内心的王者故事”。“王者荣耀”微博官方账号，网址：https://weibo.com/5698023579/KqFcM3n0a#comment，发表时间：2021年7月27日。乃至舞台剧的台词汉化翻译，等等，团队协作更是无可避免的业界态势。仅以舞台剧台词翻译为例，2022 年，上海SMG 集团官宣制作音乐剧《剧院魅影》的中文版本，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募中文歌词译者。由于《剧院魅影》在音乐剧领域有着巨大的知名度与号召力，这一招募成为当年度最炙手可热的译配事件之一。经过大规模海选及多轮遴选，2023 年3 月14 日，剧组公布了译配遴选结果：由著名词作人陈少琪领衔，组成了一个有音乐、文学、语言以及剧院实践背景的五人翻译团队。团队成员按照专长，各有分工，“经历了‘相互打击，共同打磨’的集体创作—演员试唱会—歌词反译—外方主创团队参与的二次试唱”①诸葛漪：《阿云嘎兼任〈剧院魅影〉中文版联合制作人，17 岁高中生加盟译配团队》，上观新闻，网址：https://web.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592611，发表时间：2023年3月27日。，才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兼具文学性、歌唱性且通俗易懂的中文版歌词。这也是近年来中文版引进大剧的基本译配模式，2021 年的法语引进剧《罗密欧与朱丽叶》、2022年的俄语引进剧《基督山伯爵》都采取了这种团队协作的译配方式来进行②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译配团队是典型的文学型协作，梁芒、歌特、商连三人合作译配歌词。中文版《基督山伯爵》的译配团队则是复合型团队，歌词译者歌特（及其俄文翻译助手）与音乐总监张筱真协作完成译配。。

团队协作已逐渐成为融媒体时代文学创写的主流范式。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大学创意写作教学理念也面临着观念上的更新。如果说创意写作专业的兴起，令中文系突破了“培养学者”的单一观念，走出了培养作家的一条新路；那么今天的创意写作教育理念，也应当突破“培养作家”的单一观念，直面快节奏、强竞争的融媒体时代新变——在成为作家之前，先成为“写手”；成为写手之后，再争取成为作家。在团队协作中积累了大量创写经验的写手，经过时间打磨，经过阅历洗礼，是有可能成长为成熟、深刻的真正作家的。

二、主笔制与团队协作：大仲马与他的文学工坊

如何在写手与作家之间、在团队协作与个人风格之间找到平衡点，法国作家大仲马及其所领导的文学工坊，为我们当下的网络文学精品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

1840年代中叶，大仲马在巴黎开设了文学工坊，雇佣大批写手，组成创作团队。大仲马的文学工坊，其基本的创作模式是“主笔加团队”创作。主笔最初由大仲马本人担任。随着工坊写手逐渐成长为作家，大仲马有时也会将作品创意委托给工坊其他作家，由他们组织团队、担任主笔，但作品最终发表或出版时，一般还是要经过大仲马本人的审读或修改。如工坊中大仲马的著名影子写手奥古斯特·马盖（August Maquet），《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里都有他的手笔。大仲马工坊的“主笔加团队”创作模式非常成熟，能够确保在短时间内多线作战，创作出高质量的连载作品。例如在“达尔达尼央”三部曲连载和创作期间，大仲马还有其他作品同时在上演或连载，其中最著名的便属1844—1846 年间的《基督山伯爵》与1845 年的《玛戈王后》③“达尔达尼央”三部曲中的《三个火枪手》连载于1844年3—7月间，与《基督山伯爵》的构思与创作时间有重叠；《二十年后》连载于1845年，与《基督山伯爵》与《玛戈王后》均有重叠。。这样的创作强度和广度，显然难以凭一人之力完成。以大仲马为主笔，敲定故事背景、人物、情节主线以及文字风格之后，再通过马盖等写作助手（合作者）所组成的创作团队共同倾力协作，才能够实现此一文学奇观。大仲马工作坊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齐头并进地创作出精彩纷呈的长篇巨著，原因正在于其团队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论。我们以《基督山伯爵》为例，看看大仲马工坊的工作流程。

首先是素材准备，亦即前期的故事创意及背景调查。1841—1843 年间，大仲马重访意大利。他在佛罗伦萨居住时，应拿破仑弟弟的邀请，陪同其子去厄尔巴岛游历（该岛是拿破仑第一次流放之地，也是《基督山伯爵》中埃德蒙·唐泰斯接受拿破仑委托带信之地）。正是在这次游历中，大仲马造访了费拉约港附近的基督山小岛（Monte de Cristo），并对这个充满中世纪神秘气质的名字产生了深刻印象。回到巴黎之后，大仲马应邀创作当代题材（王政复辟与七月王朝时期）的新小说时，便想到了这个名字——作家不仅将它赋予了小说主人公，而且把它安排成了书名。在19世纪的阅读市场上，中世纪的、哥特的、神秘风格的英雄冒险故事，是热门题材，拥有超高“点击率”。找到一个充满异国风情、能引发读者想象的书名，对提升小说的“点击率”而言，显然十分重要。名字有了，故事全靠作者想象吗？19世纪的小说家，特别喜欢从报纸的刑事案件中找故事——现实生活的精彩与荒诞，远超作家的想象。从社会案件中找故事，这也是作家补充素材库的基本方式。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乃至20 世纪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其故事原型都来自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大仲马的灵感来自《巴黎警署档案回忆录》中的鞋匠皮科案。在这个发生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的案子里，皮科被人诬告入狱，7 年后才获释。在狱中，皮科结识了一位意大利神父，并在出狱后继承了他的遗产。富起来的皮科乔装易名回到巴黎，精心策划了复仇。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不但以此为线索搭建起了《基督山伯爵》的框架，而且在1846 年小说单行本出版时，还将皮科案里雇佣苦役犯扮演贵族实行复仇计划的事件，补充到了情节主线之中，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基督山伯爵》中的贝内代托故事。

其次是作品立意。在这一维度上，主笔需要通过背景设计与主旨界定，来高屋建瓴地为作品寻找立意支撑点。就《基督山伯爵》而言，大仲马并非简单借用了皮科故事，而是对它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时代背景从拿破仑第一帝国换到了复辟及七月王朝时代；叙事方式从高高在上的警署官员审视犯人，变成了与男主角生死同行的共情视角。在拿破仑失势、波旁王朝复辟时代诬陷告密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善良正直的底层青年埃德蒙·唐泰斯，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待到出狱并化身成基督山伯爵来复仇与报恩时，他面对的是封建贵族与大资产阶级联手统治的法国，而这个法国正是大仲马的读者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阶层固化、密不透风，普通人既无上升阶梯，也无伸冤之所。阶层固化问题，是19 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巴尔扎克的《幻灭》《高老头》与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有书写；而且这一议题在法国文学与文化中保持着相当强韧的延续性，1960 年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区隔——作为阶级标志的趣味》中对阶层身份与文化标志进行了集中论述，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关于一个女人》《悠悠岁月》中也同样回荡着对阶层问题的思考。因此，通过转换时代背景、采取底层青年视角，大仲马赋予了《基督山伯爵》意义与深度，使它超越了通俗传奇的维度，而进入了关于严肃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循着这一思路，《基督山伯爵》中的仇人们不再仅仅是原来故事中的底层恶棍，而是被设计成了法国当时各种政治、经济势力的代表：费尔南依靠军功成了军事政要，唐格拉尔是大金融资产阶级代表，维尔福则是封建贵族在司法界的代理人。而被复辟政权迫害入狱的唐泰斯，也在诗性正义的层面上实现了底层人民对封建贵族与大资产阶级的复仇。《基督山伯爵》是大仲马版本的《红与黑》《高老头》，埃德蒙与于连、拉斯蒂涅一起，诉说着阶级固化背景下底层青年的艰难挣扎。可以看到，通过主笔大仲马高超的立意设计，这个故事融入了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议题呈现与反思。

故事素材与立意设计的基础打好后，接下来便进入了大仲马工坊的文字创作阶段。作为主笔的大仲马，将创意分享给工坊团队，通过创作会议来敲定作品大致架构。在团队写作中，敲定架构这一环节最易出现矛盾；此时如果没能通过充分讨论与全盘考量得出团队大致认可的方案，那么必将对其后的协作产生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起初大仲马对基督山故事的构思较为简单。他在《杂谈录》中记载了最初的写作提纲：基督山伯爵救了一个法国贵族青年，并借助他的力量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寻找仇人行踪，报仇雪恨。作为长篇小说，这个框架稍嫌简单，没有给人物预留出充分的背景、动机与成长空间。以马盖为核心的团队写手对大仲马的框架提出质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应当增加爱情、出卖以及狱中生活等情节①［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上卷，周克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译序”第1-2页。。大仲马接纳团队意见，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基督山伯爵》的架构：以男主人公唐泰斯为核心，分成入狱前、入狱与出狱三个部分，主题上分别对应陷害、成长与复仇（报恩），并以爱情波折串联起从陷害到复仇的整个故事逻辑②大仲马与写作助手的紧密合作固然是团队协作创写的佳话，但在另一方面，马盖及其他助手都曾与大仲马打过版权官司。这也从反面为当代团队创作敲响了警钟：在合作中应当增强版权意识，合法维护创作者权益。。在这个架构之上，大仲马工坊锁定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城市背景：入狱前的马赛，狱中的伊夫堡，出狱后的罗马与巴黎。这几个地点的选择可谓非常精到。马赛位于法国南方，面朝大海，气候宜人，19世纪即已是旅游热门地点；伊夫堡是著名的海上监狱，阴森可怖，既满足了人们对哥特式神秘之地的幻想，也能唤起对大革命时期政治迫害的回忆；罗马是浪漫主义的文化圣地之一，也是法国贵族青年出国游历的首选之地，罗马故事中的狂欢节、黑帮情节，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读者的异国想象；巴黎，更不用说了，19 世纪法国小说的真正终点，一切作品最终总要殊途同归于此。为了让作品更加精彩可信，大仲马甚至还专程重游了马赛，仔细考察当地的卡塔罗尼亚渔村及伊夫堡监狱。正因有了这样严谨、专业的实地采风，读者才能身临其境地与唐泰斯共同游过伊夫堡悬崖之下的茫茫大海，才能感同身受地与伯爵一起重返地牢，遥望远方渔村星火，坚定无处安放的复仇之心。创意、背景、架构、细节一切俱全，再加上大仲马本人及工坊团队高超、娴熟的写作技术，接下来只需要制定严谨的写作计划，作品便可如期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马极其重视读者反应：一是坚持在每期连载结束时设计扣人心弦的悬念，以留住读者；二是会根据舆论反馈来及时调整人物设定及情节安排。中国古典的章回体小说，今天的网文，以及许多周播影音产品都在这样做——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做起来却并非易事。

三、大仲马经验：通俗文学的精品之路

无论是连载这样的发布方式，还是主笔加团队这样的创作方式，大仲马工坊都与我们今天盛行的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生产模式极为相似③19世纪连载小说，当然并非唯一可以与网络文学进行比较的文学生产方式。中国古典的说书传统与章回体小说，同样参与着对当下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先验性影响。君特·格拉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也曾说过：未完待续，对故事的渴求，甚至先于文字记载。毛信德主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6-587页。。然而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至今仍然苦于文学质感不足，难以进入经典序列。很多畅销的所谓文学大IP，文字经不起细读，人物、情节也经不起推敲，一时热度过后便无人问津。但同样是通俗文学，《基督山伯爵》却经受住了不同时代读者的考验，始终极受欢迎。作为现象级作品，《基督山伯爵》在19 世纪法国读者中引发了巨大的阅读狂潮，并迅速席卷全欧，其热度甚至很快波及遥远的东方。晚清时期即有中国学人通过英译本注意到了《基督山伯爵》。从1902 年开始，大仲马这部名作的节译本便以《岛雄记》《炼财炉》《几道山恩仇记》《岩窟王》等各种译名出现在中国。仅从版本数量即可看出，《基督山伯爵》在中国也是广受欢迎。通俗小说的生命力往往不长，为何《基督山伯爵》至今仍能收获众多读者？究其原因，故事精彩固然重要，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引人入胜的情节背后，作家对于严肃的创作态度的坚守与对现实的深刻观照。

首先，大仲马抓住了复辟时期法国的现实热点：封建贵族与金融资产阶级联手统治，社会阶层固化严重，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压力与精神苦闷。无论是《基督山伯爵》，还是同时代的《红与黑》《高老头》《幻灭》，普通人面对阶层固化时的无力感和幻灭感都是极其强烈的。大仲马将原型故事的时代延后到拿破仑失败后的复辟时期，并将三个主要反派设定为贵族政治、金融与军界代表，使得阶层固化这个社会背景，深深渗透在小说中。出身于底层的唐泰斯，只有依靠死里逃生的奇迹，才能实现复仇的诗性正义。普通读者可以无缝衔接唐泰斯的底层身份，对他走投无路的处境感同身受；同时小说又将常人无法获得的奇迹赋予了男主角，这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天网恢恢、大仇得报的“爽”感。抓住时代热点，并与社会现实深度对话，这既是《基督山伯爵》实现文学价值的关键，也是抓住读者之心的法宝——两百年后的读者，仍然能从1840年代的故事中，看到当下现实生活的投影。

其次，《基督山伯爵》虽然是所谓的开了“金手指”的“大男主爽文”，小说后半部分复仇情节中也有大量的炫富描写，但作家从未站在权势者与财阀一边，而是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底层关怀。我们常会半带戏谑地以网络文学分类术语将《基督山伯爵》归类为霸道总裁风的复仇类男频爽文。在当代网文写作中，霸总文、男频向，都是阅读点击量超高的亚文体。具体地说，霸总文指向恋爱、“苏”感，主要受众群体是女性读者，男主角设定一般是年轻、英俊、多金且专情；男频向则以男性读者为核心受众，题材上会选择风格较为硬朗的复仇、冒险、武侠等。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山伯爵》是可以被塞进这两种亚文体框架里的，前者如埃德蒙、梅塞苔丝、海蒂的三角关系，后者如基督山伯爵与阿尔贝在罗马的冒险。但是，在当代网文中，我们常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以财富地位论英豪。正如毛尖曾经尖锐地指出的，“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①张照栋：《毛尖：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网址：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431895，发表时间：2021年4月27日。。男女主角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少爷小姐、王子公主，而坏人往往是出身卑微、一心向上爬的底层穷人。这样的人物设计，流露出的是对权势财富的迷恋与对底层民众的轻蔑。这似乎已成了作者与读者心照不宣的意识形态，并大规模地呈现在通俗小说、偶像剧乃至林林总总的游戏之中。这样的倾向，不但应当引起价值导向方面的警惕，而且从文学品位角度看，同质化的人物设计也不利于创作出优秀作品。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底层视角？因为底层或许是最大多数人面临的生存处境。采取底层视角，并不是指反复书写底层苦难绝境，而是意味着作家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既可以是对底层的感同身受，也可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批判。在《基督山伯爵》中，前半部分是典型的底层苦难书写，而在后半部分的复仇故事里，作家虽然引领伯爵成为巴黎巨富，但这位主人公始终站在底层民众一边。在报恩线上，他帮助莫尔蒙先生还清债务，帮助底层军官马克西姆收获爱情，让勤劳善良的第三等级民众收获应有的幸福。在复仇线上，陷害埃德蒙的三个主要反派，被刻画成了复辟王朝的政治、金融与军事代理人形象。他们为了权力与财富，不择手段，草菅人命。最终令恶人覆亡的，并非基督山伯爵的精心设计，而是他们累累罪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维尔福的婚外情与活埋私生子，费尔南的背叛与奴隶贩卖，唐格拉尔的操纵股市与内幕交易，以恶行为基础的权势大厦，必然会崩塌，基督山伯爵只是轻轻一推，最后一根稻草就压塌了骆驼背。而在小说结尾，基督山伯爵对巴黎极度厌倦，重返东方，也传达出了作家这一代人对法国的基本判断：在复辟王朝之下，恶人层出不穷，民众看不到曙光，只能失望逃离。正是这种底层立场，才令这部小说穿越时空仍能令普通读者深受感动，通过故事的光影折射现实。

最后一点，也是我们选择《基督山伯爵》作为链接经典名著与通俗作品、精品追求与娱乐功能的关键支撑点，即大仲马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的青年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年轻人身处成人世界权力场的底层。即使在今天网络通讯极为发达的状况下，青年似乎通过社交媒体牢牢掌握着网络话语权，甚至会发明出众多网络流行语引领舆论，但事实上，这种权力往往是虚幻的，无法落地。在现实世界，青年群体的主要职业画像是学生与底层职员，他们不是社会结构中真正的权力掌控者；即使在网络世界，青年群体所熟悉的流行语、缩略语、emoji以及他们所感兴趣的娱乐、文化乃至政治话题，也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或行政命令被强行隔断。然而，在另一方面，青年又是思想最为活跃、表达欲最为旺盛的群体，实际权力与话语言说上的不对等，往往会令青年感受到压抑、不自由等负面情绪。网络文学为这种负面情绪表达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出口。网文门槛不高，理论上人人皆可为作者；且娱乐性较强，容许作者天马行空地进行虚构或玄想。网络文学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作者最多、作品最多、读者最多的文学体裁，学术界与其轻视、忽视、放任自流，不如正视创作与阅读现实，重视青年声音，通过文学批评与讨论，挖掘青年创作者潜力，提升作品的文学品质。

在这一意义上，《基督山伯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实用的创写训练思路。一方面，唐泰斯的故事精彩曲折，切合了网文读者对情节翻转与感官刺激的阅读兴趣，容易提升创意写作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大仲马采取的青年视角，以及作品中对阶层固化、代际冲突论题的情节性呈现，也极易令青年学生产生现实共鸣。有了热情与共鸣，才有可能熟读、精读以及反复阅读，也才更有可能通过阅读沉浸式地学习创作技术，提升文学品位。如果我们能够集大学中文系之力，为文学内容市场培养出大批既有通俗文学技巧、又有严肃文学品位、且游刃有余于团队协作的优质青年创作者，那么通俗文学的精品之路也必将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