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雯，梁 潇

（山东工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一、我国加入RCEP 后绿色战略发展现状

2022 年1 月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六个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十国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扬帆启航。

随着全球碳中和碳达峰的要求逐渐收紧，国际贸易的绿色战略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绿色复苏进程中，需要团结合作，共同促进人类集体的安全和发展。[1]当前，多国将绿色作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着力推动制定国家中长期绿色低碳发展战略。RCEP15 个成员国中已有13 个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3]以绿色低碳为主题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和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和演进，绿色战略对于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有望引起区域经贸合作绿色化的新热潮。

目前我国在绿色领域的投资正不断加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绿色经济每年需投入约3%的GDP 规模，年均在2 万亿元以上。进入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就对外开放方面做出了更多的指示与布局。其中，生态环境部就针对对外投资项目相继在2021 年7 月份和2022 年1月份发布了《对外投资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和《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提倡可持续的绿色的高质量发展。RCEP 协议签订以后，中国进一步拓宽了与伙伴国的环保投资路径，2023 年1月，生态环境部出席第二届中日韩碳中和论坛，建议继续推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动，以及在清洁能源等领域低碳技术及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交流，加强三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议题立场上的沟通和协调，通过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挑战。RCEP 生效以后，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中既要抓住可持续发展投资机遇，同时也要应对区域贸易一体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和绿色国际规则的挑战。

二、企业绿色战略发展迎来新机遇

首先，RCEP 推进了企业间绿色技术的加速创新与落地，为区域各国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动能，区域内绿色先进技术优势与产业化优势的对接融合，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战略的发展。例如，日本、韩国具有先进的技术优势，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则具有相对的人力成本优势。作为成员国内的发达国家，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日本在能源领域加大氢能源的投入，且在汽车和蓄电池行业加大对氢燃料电池和固态电池的投入。中国企业可以借助区域内发达国家的前端科技产品，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降低自身耗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国内各省份也相应出台更多绿色金融政策、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支持区域内企业深化绿色金融科技试点，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其次，RCEP 能够提高企业间绿色资源深度融合与利用，可以为各国形成配置更优、更绿色高效的区域循环产业链铺平道路，加快企业绿色战略产业转型。由于传统基础资源是碳中和要求下脱碳转型的重要因素，而RCEP 区域内能源矿产储量丰富、开采量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等地都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储量，企业可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建立低碳绿色产业链。同时，在关税壁垒大幅降低、采用原产地累计规则和负面清单投资准入等利好措施下，RCEP 将进一步细化产业分工，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促进产业链、价值链的深度互补融合，[5]加速可持续发展进程，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而中国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健全的产业配套能力，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和良好的疫情防控局面，有望进一步吸引外资增强中国供应链的中心地位，对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RCEP 可以助力绿色金融创新的落地，加快中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激励金融体系提供绿色发展的投融资支持，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保障。我国加入RCEP 后，我国的绿色金融已经能够更好地对循环经济中新技术的开发起到促进作用，而新技术得到开发后又会反过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4]中国与RCEP 其他成员国发展低碳经济以及建立低碳绿色产业链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未来中国在“碳中和”上的总投入光靠政府力量目前来看难以维系，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企业绿色转型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通过市场手段弥补过渡时期的资金缺口。根据银保监会披露，截至2022 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比2021 年末高5.5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RCEP 的落地会提高研发碳减排、新能源技术的绿色科技型企业对投融资的需求性，随着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及碳资产抵质押等碳金融产品的逐步推行，我国企业的绿色战略更加依赖相关金融机构的配套资金支持，从而加快我国及其他各成员国对于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研究，绿色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也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资本支持和信用保障。

三、企业绿色战略发展面对新挑战

第一，绿色国际规则尚有欠缺，成员国间环境条款难以有效执行。国内绿色产业企业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不同于其他行业，绿色产业的环境要求普遍较高，而RCEP 这样一个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意味着这些环保要求可能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特别是当各成员国对公共环境版本政策有出入时。由于相关条例不符合实际且实施难度较大，且各方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还应考虑自身的气候条件因素，各国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此外，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气候治理协同共进方面存在显著的执行差异, 存在不履行环境条款等诸多案例。因此，尽管RCEP 在绿色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许多现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逐步形成的巨大分歧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成员国企业之间因环保条例有出入出现环境问题纠纷，而RCEP还不具备有关环境问题的调解机制，可能就此陷入僵局而无法解决，RCEP 前期提供的贸易便利和技术支持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第二，同盟国间绿色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生态污染转移风险进一步加大。RCEP 作为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对跨区域生态保护和碳减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CEP 在促进外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给区域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下，跨区域合作带来的碳排放不容忽视。研究表明，由于监管生产商竞争力的丧失，短期的RCEP 关税削减将给成员国的碳减排带来巨大压力，加剧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国之间的碳泄漏。例如，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方面的出口大于进口，而在高端产业方面的进口则大于出口，发达国家将会借力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越的建厂环境，将自身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转移至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其作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加强多边技术合作，提高碳效率，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同促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将是RCEP 实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RCEP 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间绿色发展不充分，治理能力不平衡，绿色合作存在诸多摩擦。RCEP 域内欠发达国家较多，多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低下，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给RCEP 治理进程带来困难。随着RCEP 的生效实施与未来升级，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差异将导致不同企业间的利益诉求日趋复杂，现有的贸易协定规则既需要满足各方发展要求，又面临着整合的困难，实施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亚太区域内各国之间发展水平不同，贸易体量存在差异，在绿色治理水平和标准等方面也同样存在距离。[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分化和下行压力明显，在全球经济复苏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不能同步时，各国国内的经济与环境治理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各国内部也面临绿色治理等诸多挑战。这些因素将会进一步加剧RCEP 区域内企业间的绿色合作摩擦，给企业的绿色战略发展造成冲击。

四、RCEP 背景下企业绿色战略实施建议

（一）发挥企业绿色投资意识，加强成员国之间绿色技术合作

中国企业应加强自身的绿色技术攻关，推动绿色成果市场化应用，提高与成员国之间的绿色合作融合度。相关企业应在对外开放中主动融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等理念，将ESG 理念融入公司发展体系，积极在对外投资项目中采用国际通行可持续发展相关原则，建立ESG 管理体系。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与成员国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推进优势产业链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扩展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碳中和战略的对话合作。重点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分享，共同推动区域能源转型，推动RCEP 地区成为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的新力量。加速国内重点领域改革步伐，有机融入低碳、绿色、环保理念。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加快绿色治理能力提升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此外，企业应积极主动参与东道国（项目所在地）可持续发展关键议题的相关行动，如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积极与当地各利益相关方保持有效沟通，定期发布项目信息，进行经验分享等。

（二）对标行业头部ESG 战略，提前布局绿色低碳投资方向

中国企业应深度学习行业头部和国际同业的前端EGS 战略，把握当下碳达峰和碳中和窗口期，大力开展能源结构转型，将向可再生能源产业转型发展作为企业未来核心战略。随着目前低碳转型已达成可持续发展共识，ESG 披露要求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有色等依托传统能源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要对标行业龙头企业的绿色战略发展方向，同时结合自身专业优势，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全产业链建设，加强企业全面评估的开展，将良好的ESG 管理战略作为提升业务运作的方式，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在双碳政策背景下占领市场先机。伴随公众近年来对气候变化、公司治理等议题的不断关注，投资人及资本市场对ESG 的披露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企业也需要将ESG 工作提前纳入经营规划。在RCEP全球贸易便利化的大背景下，ESG 作为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之一，它的引入有助于提前识别公司主要风险并提前缓释。由于成本上的变化，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气候变化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战略上要积极对标国际前端要求，加大对ESG 的关注，提前布局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自身持续创新，把社会责任与营收目标相结合，实现绿色战略转型。

（三）完善成员国绿色政策制度，提升政府间协同监管的能力

为适应国际贸易投资中的绿色规则和绿色实践新要求，中国及RCEP 各成员国亟须在动植物、固体废物与化学品进出口管理等方面加快补齐政策制度和管理能力短板。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率先对标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协同做好绿色贸易、进出口管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工作。政府及监管层需要完善对外投资项目的相关监管机制及配套措施，积极响应国家“十四五”对于对外开放领域的规划，力争发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加强其对“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基于RCEP 进一步制定针对对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及工作机制，[6]把握RCEP 下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新机遇，优化企业海外布局，深化区域一体化，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双碳”的背景下，政府及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行业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相关发展规划和激励制度，鼓励我国“走出去”企业发展可持续投资理念，积极进行清洁技术革新、积极提升竞争优势，促进对外投资项目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对外投资项目管理与评价层面，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尽快推动建立对外投资项目ESG 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可有效评估“项目前期-施工期-运行期-退出期”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此外，政府应在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绿色、新兴产业，如新能源、大数据、跨境电商等领域，积极牵头参与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标准制定，积极与国际高质量标准接轨，促进产业发展和合作转化。

在新冠疫情与全球化退潮交织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界线愈发模糊，偶然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加速转换，内生风险与外源风险相互传导，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中国企业在百年变局和新一轮国际经贸秩序洗牌中必须更有韧性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