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资治通鉴·周纪一》

场景很简单，对话很简短，却交代了儒家心目中的领袖素养。这种素养，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  “君子不器。”

所谓“器”，字面意思是器具，特点是为功能服务，比如锄头是用来种地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锄头不能用来蔽体，衣服不能用来种地，这就是器具的局限性。作为管理者，必须让自己“不器”，不做任何领域的专才，换句话说，就是干啥啥不行。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凭什么能做管理？如果请田子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做管理不是管事，而是管人。”

所有的“事”，都应该分门别类，交给各个领域的专才去做，而管理者要做的，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编钟的音准问题，既然是一件很具体也很专业的“事”，那就不是魏文侯这个管理者该操心的，他只应该操心乐官的选拔、任免和考核。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儒家很坚决地推崇人治，反对法治，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君子不器”。司马光本人无数次高举人治大旗，强调只有人治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变的是“法”，这在司马光看来毫无必要，如果一定要变一点什么的话，那也必须是变“人”——把不称职的人撤下来，把称职的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而如果人用得不对，“法”就算变出花样来，也会被不称职的人搞砸。

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有一句名言：“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也就是说，国家没有自己乱起来的，只有被不称职的国君搞乱的；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靠任何制度、政策、法律都没用，只能靠合适的人才。

当然，司马光也没有顽固到认为“先王之法”必须永世不变，毕竟他既研究历史，也精通《易经》。他很清楚“法久必弊”的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制度、政策、法律，无论一开始有多好，多受欢迎，多见成效，只要时间一长，一定会生出弊端，弊端越积越多，就会让老百姓反感。那该怎么办呢？司马光说，要“通其变，使民不倦”，也就是说，要顺应时代，该变就变，让老百姓欣然接受最好。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光编写了一部《书仪》，也叫《司马氏书仪》，重新规定了婚丧嫁娶之类事情的礼仪细节。这部书意义重大，一来儒家传统礼仪太烦琐；二来那几部礼学经典太难读，好多内容确实读不懂；三来北宋社会和周朝社会相差太大，周朝的礼仪很难在北宋照搬。有些人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古礼，那才是真正的顽固派，比如“北宋五子”当中的程颢、程颐和张载。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厉害，值得敬佩，但没法照他们的方式去做。司马光的《书仪》才是拿过来就能用的一部实用礼仪手册，既有古礼的精神，又有新时代的变通。朱熹特别推崇《书仪》，在其基础上编成了著名的《朱子家礼》。

可见司马光是有变通精神的，变通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增增减减，而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看来，属于全盘推倒重来，这样做显然不会有好下场，更何况王安石特别不懂用人。以王安石的用人风格，别说新法本身就有问题，就算新法一切都好，办事的人也能把事情办砸。让司马光愤怒的是，虽说“法久必弊”，但法还没久呢，眼前看到的那些弊端基本都是由人的问题造成的，明明可以通过换人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变法？人永远都比法大。

人治不可取，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常识了，但如果认真听听这些古代儒家大佬的意见，似乎也很在理。孔子那套学说是在宗法社会里诞生的，因为逐级分封，全天下分裂成無数个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搞人治确实很恰当。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县城和农村，只要还是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人治照样很适用。

（摘自《资治通鉴：熊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