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博,付建栋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太原 030006)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是城市长期发展中推动产业优化和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关注点。近年来,中国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愈发严重,亟需通过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来应对经济安全等问题,是现今和未来长时间内推动城市产业优化、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任务,建设韧性城市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张跃胜等,202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引领下,贸易开放为中国城市经济韧性建设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卓乘风和毛艳华,2023)[2]。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开放已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是中国城市经济实现量质提升的关键所在,特别是贸易开放中的进口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的引导作用、优化进口产品结构,更是彰显了进口产品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扩大进口产品规模,能充分发挥高质量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国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开放视角分析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而为优化区域发展政策指明方向。

二、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一方面考察了进口产品的经济效应。进口产品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技术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等。首先,高端进口产品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进口中学”效应,而且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多数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郭佳宏等,2022)[3],该种现象表明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相关研究表明,进口产品对进口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归结为贸易自由化激励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及人力资本效应(巫俊和魏浩,2022)[4]。何欢浪等(2021)[5]将进口产品分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的质与量,而最终品进口对企业创新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国际贸易驱动生产要素在行业间重新配置,突出表现就是进口部门要素投入集约化(Erten and Leight,2021)[6]。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高端进口产品促使经济主体转变增长方式,优化劳动、资本等生产性中间投入比例,加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Pascali,2017)[7]。现阶段世界贸易格局不断调整,中国作为更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以高度自由的国际市场不断优化不同部门间的资源配置(Zhou et al.,2022)[8]。进口产品贸易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需得到高度关注,但有一点需注意,只有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进口才能够引起多产品企业内部的资源再配置,那些在本地加工后再以出口为目的的加工贸易对国内企业未产生上述影响(邱斌等,2020)[9]。再次,近年来国内各地区及行业的收益不对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Ivanova et al.,2021)[10],众多学者将“矛头”指向高昂的社会生产成本,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一降”更是直指“降成本”。最早研究进口成本节约机制的相关理论认为,高端进口产品与国内中间投入品形成竞争,降低产品加成率,从而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下游行业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Liu and Qiu,2016)[11]。因此,Feng等(2016)[12]认为,扩大高质量产品进口规模是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高盈利的有效方式。最后,多样化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中间投入品形成有机互补,助力企业突破资源束缚,实现经济“量”“质”齐升,从而提高当地企业生产率。现有研究表明,不仅中间投入进口来源地加权网络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且中间投入多样化以及内嵌技术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谢谦等,2021)[13]。主要原因在于,与国内产品相比,进口产品可能存在价格或质量优势,致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需明确区分不同产品类型对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Roy and Paul,2022)[14]。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在扩大进口产品规模时,也要积极通过出口拓展海外市场,促进创新双循环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既往文献另一方面考察了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韧性一词起源于生态学,经生态、工程等学科的应用及演变,Reggiani(2002)[15]将其引入经济学。现有研究将经济韧性解释为,经济系统面对冲击时展现的抵抗、恢复、调整和更新的能力(Martin et al.,2016)[16],其涵义在新常态经济下主要侧重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能力。明确其涵义后,需要将研究重点转向其影响因素。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经常出现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等相关文件中,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关键领域。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因素有很多,相关研究表明,制度开放、人力资本、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等都是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因素(Bristow and Healy,2018;陈安平,2022;杨秀云等,2023)[17～19],其中,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数字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越强;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增强经济韧性、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的重要抓手(徐圆和邓胡艳,2020)[20];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可缓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冲击,从而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产业集聚也被学者认为是经济韧性的核心因素,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市场失灵,提高不同地区间的技术溢出,从而帮助经济系统抵御外来风险(马丽亚和戴宏伟,2023)[21]。纵观现有研究,尚未有研究将视角聚焦于“开放”一词。特别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经济相互交织,贸易作为全球经济连结的重要方式是否会对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商榷。

基于此,本文从开放视角探索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然后通过匹配2001—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城市相关数据,实证检验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研究视角而言,基于开放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拓展了进口产品及经济韧性的研究范畴;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从产业结构、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等角度讨论了进口产品开放牵引城市经济韧性增强的传导机制,为进口产品的溢出效应和经济韧性增强机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解释;最后,有助于为政府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思路。本文还从城市资源特征、城市规模等方面考察上述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在不同样本中的差异性表现,并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的更为充分和全面。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城市经济韧性是指城市经济系统面对冲击时的抵抗、恢复、调整和更新的能力,是城市经济系统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提高城市经济韧性需要从两方面对城市经济进行调整,一方面要增强城市经济防范风险、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需增强城市经济的更新和创新能力,即城市经济遭遇危机后调整经济结构、探寻新发展路径的能力(王永贵和高佳,2020)[22]。现阶段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重在提高城市经济系统调整和更新的能力。进口产品贸易作为新发展格局下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是促进城市经济提高的关键因素。本文深入分析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提高城市经济韧性的有效路径。

(一)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进口产品通常代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生产力(1)本文进口产品指的是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外先进技术往往体现在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可以直接提高本土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最终品由于消费配套环境不完善、进口关税过高等原因,进口最终品在中国的积极效应尚未明显体现(裴长洪,2013)[23]。,有利于强化城市内部上下游产业关联和扩散效应,使得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具有明显的城市经济韧性正向溢出效应。具体地,进口产品从以下三方面影响城市经济韧性。首先,由于进口产品蕴含国外高端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经验可以应用至本土企业生产中,通过较强的技术溢出改变国内传统的生产方式,推动本土企业生产率提高,进而通过前向关联、后向关联以及旁侧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其次,由于进口产品不仅可以用于供给端(资本品和中间品),而且可以广泛渗透到需求端(消费品)。一方面,产品生产具有协同性,国内低质投入品被国外高质量中间投入替代,通过传导、互补效应,使得优质进口产品与城市优势资源有机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增强(Rocchetta and Mina,2019)[24]。另一方面,高质量的进口产品会挤占国内产品市场份额,倒逼本土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而产品质量和复杂度的提高又推动中间产品结构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增强。最后,进口产品还有利于降低本土企业经营成本(Mazzi and Foster-Mcgregor,2021)[25],产品生产成本降低,意味着产品竞争能力增强和迭代周期缩短,企业会因为获得高额利润而逐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城市经济韧性增强。而且关税下降导致大量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形成激烈竞争,削弱其市场势力,从而降低产品购进价格。价格降低引致成本下降,使得企业将精力更多投注于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和可靠性等质量指标改善,释放出巨大的内需和外需潜能,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增强具有促进作用。

(二)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机制效应

1．进口产品规模、产业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

进口产品往往代表了国外领先高端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城市企业通过“进口中学”效应不断演化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和“技术”特性促使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使得城市产业结构更具高端化和合理化。现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之一就是高技术产业逐步占据主导产业位置(杜文胜和曹彤,2022)[26]。进口产品贸易的高渗透率和高质量提高了国内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产品质量,使得城市产业通过产业扩散效应驱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而且进口产品贸易可以与国内各城市优质产品形成补充效应,减少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因此,进口产品规模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解释城市经济韧性增强的重要机制。

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在阐释城市应对外来冲击后的恢复和更新方面举足轻重。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相互制约、相互依托。产业结构转换率影响了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同样会反过来影响产业结构转换率。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后使得各产业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更为协调,从而增强城市经济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提高城市经济韧性(Bristow and Healy,2018)[17]。另一方面,进口产品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传统产业破除现有“束缚”及“卡脖子”问题,增强城市经济恢复、革新发展的能力,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此外,产业结构升级通常伴随新兴产业的增加和老旧产业的淘汰,进而助推城市经济发展进入新轨道,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增长,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扩大进口产品规模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2．进口产品规模、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

进口贸易是推动区域内产业集聚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高质量的进口产品有利于吸引劳动、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流通和生产,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选择在更具竞争优势的区域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聚。其次,进口产品贸易更发达的地区国际营商环境更优异(刘军和刘凌波,2022)[27],优化的国际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吸引本土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集聚至该区域,同时也能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向该区域流动,促进产业集聚。最后,进口产品贸易能够加强区域内产业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信息使用频次和沟通效率,降低交易和运输成本,从而有助于畅通产业间的合作渠道,夯实产业集聚基础。

从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来看,产业集聚可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一方面,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产业创新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合作竞争效应,可以提升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和创新效率,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内在动力来源。当城市经济系统遭遇外来冲击时,产业集聚引致的经济效应可以分散外部风险,促进区域内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抵御外来冲击,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另一方面,区域内的产业集聚会加强相同产业及不同产业的关联程度,实现技术、信息等核心要素共享,提高区域内产业间的联动性与粘合性,进而增强城市经济系统恢复和更新发展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扩大进口产品规模能够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3．进口产品规模、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

进口产品带来的知识溢出直接为城市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更为优质的外部知识来源,进而为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首先,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指出,城市本土企业通过进口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优化自身产品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地位,从而有利于抢占市场份额促进销售额增加。企业销售额增加,将更有能力投入研发资金,进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次,异质性贸易理论指出,高质量进口产品引致的技术外溢有利于企业跨越生产技术门槛,带动成本加成的提高(巫俊和魏浩,2022)[4]。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升高能够提高产品价格,使得企业利润率提升从而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革新,进而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最后,贸易自由化引致进口产品竞争加剧,会直接侵占国内产品市场份额。为此,本土企业会增加产品线、提升产品质量以加大企业对产品创新的重视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首先,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现有生产技术和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使城市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应对外来风险以便迅速恢复(张跃胜等,2022)[1]。其次,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激发城市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区域内进口要素与本土要素整合的同时吸引更多创新型投入要素流入,使城市经济的“要素池”不断积累,为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保驾护航。最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还能有效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继而激发经济主体更多的创新可能性,促进城市技术不断革新和进步,从而形成“技术创新—优质要素流入—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模式,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而增强城市经济的恢复和更新发展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扩大进口产品规模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四、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上文中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erit=α0+α1importit+α2controlit+μi+δt+εit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cer表示城市经济韧性;import表示进口产品规模;control表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以避免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和回归结果误差。此外,μ和δ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规避因城市和时间不同产生的回归差异问题;ε是随机扰动项。根据上文的理论假设,预期α1回归符号显著为正,即扩大进口产品规模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二)变量选取与衡量

1．被解释变量

城市经济韧性(cer)。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包括单项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尚未形成共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单向指标法的连续性,本文借鉴张跃胜等(2022)[1]的研究方法,以Martin和Sunley(2015)[28]构建的经济敏感度为研究基础,以全国每年实际GDP增长率作为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反事实基础,计算各城市每年实际GDP增长率与全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值,用以表示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两者差值越大,表明城市经济韧性水平越高。

2．解释变量

进口产品(import)。本文选取各城市进口产品额的对数值进行衡量。考虑到城市层面未公布相关数据,该项数据从海关数据库加总而来。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在2000—2016年海关数据中选取进口数据;其次,根据海关数据中的HS6分位码进行匹配;最后,根据城市代码与中国各地级市进行匹配,将产品进口金额加总至地级市层面,进而得到进口产品金额。

3．机制变量

(1)产业结构(structure)。本文参照付建栋和刘军(2023)[29]的研究思路,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具体如式(2)所示:

(2)

其中,sn表示第n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structure的取值在1～3之间,越接近1,说明产业结构层次越低;越接近3,说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

(2)产业集聚(ia)。本文选用区位熵测度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具体如式(3)所示:

(3)

其中,iait表示各城市的产业集聚水平;mit表示各城市在t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Mt表示全国在t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n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就业人数;Nt表示全国在t年的就业人数。

(3)技术创新(tech)。目前学术界关于技术创新的衡量存在争议,主流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利用专利授权量,即从创新产出层面进行衡量;另一类是通过选取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测量,两种方法各有优劣。鉴于城市层面可得数据有限,本文选取各城市的专利授权量来衡量技术创新。

4．控制变量

借鉴张跃胜等(2022)[1]、徐圆和邓胡艳(2022)[20]的研究方法,主要从城市层面选取可能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一是城市经济密度(lneconomic):根据各城市GDP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计算两者比值,即城市GDP/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并取对数值进行衡量;二是人力资本水平(lnhuman):选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对数值衡量各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三是金融发展规模(lnfinance):选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城市金融发展规模;四是市场化水平(market):选用樊纲等报告的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然而樊纲报告的市场化指数仅有2000—2009年数据,本文依据樊纲市场化各项指标,结合各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估算出2010—2016年的市场化指数;五是社会消费力(consume):以社会零售品消费额占GDP之比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2001—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检验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所用实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填补,价值型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根据相关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本文样本期间为2001—2016年、样本城市为285个的原因在于:一是由于2016年以后公布的海关数据仅更新至省份层面,无法将进口产品加总至地级市层面;二是巢湖、三沙、儋州、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那曲、毕节、铜仁、海东、吐鲁番及哈密等城市数据不可得。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检验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根据式(1)依次将进口产品额、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带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具体来看,表2中的(1)、(2)列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固定效应和加入控制变量、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的估计结果更为显著,进口产品(impor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扩大进口产品开放对城市经济韧性有直接正向影响,即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理论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表2(续)

(二)稳健性检验

1．改变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

为了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为稳定,本文分别更换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韧性)和解释变量(进口产品规模)的度量方式,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韧性,稳健性检验中选用城市就业人数更换城市GDP,即以全国每年实际就业增长率作为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反事实基础,计算各城市每年实际就业增长率与全国实际就业增长率的差值,用以表示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对于解释变量进口产品(import),以进口产品额与城市GDP之比作为进口产品开放的度量指标,即进口产品所占比重越高,进口产品开放度越高。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3)、(4)列。回归结果表明,进口产品(impor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的显著性保持一致,表明上文得到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即进口产品的确有助于城市经济韧性增强。

2．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城市自身具备的经济韧性是促进城市扩大进口产品规模的一个可能因素。因此,进口产品和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而且选用两个工具变量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第一,本文选用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作为进口产品规模的工具变量。上述地理距离可以作为进口产品规模的工具变量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各城市所处地理位置保持不变,其距最近港口的距离是客观事实,不受任何因素干扰。所以,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属于严格的外生变量,满足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与进口产品存在相关性。该种地理距离被视为进口贸易活动中的“冰山贸易成本”,会对各城市的进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二者存在相关性。现有文献中,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30]选取各省份与海岸线的地理距离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因此,选用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作为进口产品额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同时,地区不可观测异质性未必是固定的,有可能是时变的。因此,增加地区×年度这一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时变混淆因素。表2的(5)列为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进口产品(import)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仍较为稳健。而且工具变量各项检验结果表明该工具变量是有效合理的。

第二,借鉴Aghion等(2018)[31]处理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取自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从外生性的角度来说,滞后一期的进口产品额为历史数据,当期的城市经济韧性无法影响滞后一期的进口产品规模;从相关性的角度来说,滞后一期的进口产品可能会影响当期的进口产品规模,从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采取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之后的估计结果见表2的(6)列。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F值均大于10,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Sargan检验值均大于0.1,说明本文采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和合理的。综上所述,主要解释变量(import)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相比未产生实质性变化。这说明:一方面,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未对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进口产品规模扩大的确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3．数据处理

将剔除直辖市的估计结果作为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由于四个直辖市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行政地位特殊,为了排除行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将北京、上海、天津及重庆四个直辖市从全样本中剔除后再回归,结果见表2的(7)列,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前文所得结论较为可靠。

(三)异质性分析

从城市资源和规模特征看,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可能会受到横向关系结构特征的影响,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1．城市特征

新发展格局下,国家战略对对外开放和环境优化提出新的要求。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困难,极易因为资源骤减使得当地经济受到冲击,而且较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加之难以突破资源桎梏和缺乏发展规划,容易遭受外来冲击,导致经济不稳定、环境恶化等问题。而且非资源型城市更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并借助其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会因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产生不同影响。本文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的资源型城市划分方法,筛选出样本中的115个资源型城市,进而检验进口产品规模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表3的(1)、(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当样本为非资源型城市时,进口产品(import)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样本为资源型城市时,进口产品(impor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对非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状况,导致与国际贸易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政策实施较为滞后,使得进口产品未形成有效规模,从而无法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增强。

2．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资金及其他生产投入的分配方式和获得渠道(段志民等,2022)[32],不同规模城市的进口产品规模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有所差异。与中小规模城市相比,大规模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教育起点、较成熟的生产分配方式和较强的创新能力,经济韧性更足;大城市交通便利、信息发达,高质量进口产品更多,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大规模城市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进口产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本文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提出的城市划分标准,将地区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下的城市归为小城市,地区常住人口50万人～100万人的城市归为中等城市,地区常住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归为大城市,考察其异质性表现。考虑到样本量问题,本文将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样本进行合并。据表3的(3)、(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大规模城市样本中,import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小规模城市中,import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小规模城市扩大进口产品规模不利于城市提高经济韧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小规模城市发展慢,资金、高素质劳动力严重不足,如果将大量资金用于进口国外先进产品,可能会导致城市财政吃紧,无法有效发挥进口产品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增强。

表3 异质性分析

六、机制检验

如上文理论分析所述,进口产品规模扩大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为检验三种机制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以下逐步回归计量模型以检验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routeit=β0+β1importit+β2controlit+μi+δt+εit

(4)

cerit=φ0+φ1importit+φ2routeit+φ3controlit+μi+δt+εit

(5)

式(4)中,route表示本文所选的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structure)、产业集聚(ia)和技术创新(tech)。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式(4)中被解释变量不一致,需要更换控制变量以求估计结果可靠。当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structure)时,参考刘毛桃等(2023)[33]的研究思路,选用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政府干预(govern)、金融发展规模(finance)和人力资本水平(lnhuman);当被解释变量是产业集聚(ia)时,参考曹开军和龙顺发(2022)[34]的研究设计,选取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产业结构(structure)、市场化水平(market)和外商投资水平(lnfdi);当被解释变量是技术创新(tech)时,参考徐圆和邓胡艳(2020)[20]的研究方法,选取产业结构(structure)、人力资本水平(lnhuman)、对外开放程度(open)和金融发展规模(finance)。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值进行衡量;政府干预采用财政预算支出与GDP之比度量;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对数值进行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进行度量,其余变量衡量方式与式(1)保持一致。

(一)产业升级效应

分别对式(4)和式(5)进行回归,表4的(1)、(2)列检验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impor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口产品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structure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而且import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相比,系数大小与t值有所下降,说明扩大进口产品规模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牵引城市经济韧性增强,理论假设2得以验证。

(二)产业集聚效应

表4的(3)、(4)列检验的是进口产品通过产业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中介效应,import的系数分别在10%、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进口产品规模可以提升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ia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增强。以上结果表明,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可以有效释放城市的产品集聚效应,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理论假设3得以验证。

(三)技术创新效应

技术创新的中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5)列检验的是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import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可以提高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表4的(6)列检验的是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技术创新(tech)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可见,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增强,理论假说4得以验证。

表4 机制检验

七、进一步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5G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存在空间溢出(伍骏骞等,2021)[35]。首先,进口产品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主要得益于进口产品的“溢出效应”,技术与知识自身具有隐性传播性,会随着不同城市间的人际流动迅速在不同地区形成知识转移与扩散,从而带动其他城市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促进其他城市提高经济韧性。其次,在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和官员晋升机制的激励下,不同城市的经济往来使得本地的经济绩效和成果在其他城市扩散,倒逼其他城市不断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增强经济韧性。最后,由于贸易本身的运输特性和中国城市的发展特征,使得在研究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时无法忽略进口产品进一步开放引致的空间效应。因此,需要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解释上述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需要对进口产品开放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使用Stata软件测算全局莫兰指数I(Moran’sI),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6)

表5 2001—2016年莫兰指数结果

据表5显示,在2001—2016年中国各城市进口产品与城市经济韧性的莫兰指数全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进口产品规模与城市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各城市受到相邻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

(二)空间杜宾模型结果

在进行空间杜宾回归之前,本文选用LM检验、Hausman检验、SDM固定检验、Wald检验以及LR检验对模型进行适配性检验,最终确定选用SDM时空双向固定效应为计量回归模型。表6为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增强作用,与上文基准结果保持一致;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进口产品开放对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符合理论预期。上述结果表明,进口产品规模越大的城市,会伴随人际流动、知识扩散、产品交易等形式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周围邻近城市产生影响,促进相邻城市的经济韧性增强。

表6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需要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而进口产品规模、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重要影响。通过与海关数据匹配得到城市进口产品数据,本文从产品视角考察了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正向促进效应,即扩大进口产品规模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其次,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城市表现出异质性,非资源型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再次,扩大进口产品规模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集聚、提高技术创新三种传导机制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最后,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大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当前世界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和国内外市场不稳定使得中国城市经济韧性面临的外来冲击更为严峻,亟需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用中国对外开放优势提升城市经济韧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扩大进口产品开放规模,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提升效应。为此,要充分发挥中国市场优势,围绕国内需求扩大进口产品规模,以进口产品开放牵引城市经济韧性增强。要逐步深入进口全过程纵深推进地方企业设备、中间投入高端化,加快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和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通过全方位的核心技术进步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其次,强化产业结构、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进口产品规模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为此,建议中国各城市应以城市产业优化发展为突破口。尤其是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利用进口产品降低资源依赖。具体而言,不仅需要培育高技术劳动力、加大资本投入,逐步优化资源禀赋结构助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需要变革传统贸易发展战略,构建“产学研”一体的技术研发平台,不断提升区域自主创新意识和研发能力。最后,保持区域均衡发展,根据城市发展异质性制定差别化的进口战略政策,推动城市经济韧性增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进口产品规模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城市规模、资源等不同而产生差异。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城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逐步完善基础建设工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筑基稳固城市才有能力进行高端产品进口,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政府应通过减税、财政补贴等政策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进而拉动国内消费水平助推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信息化时代,各城市需大力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信息服务业态,推动数字产品进口,以此打破“资源诅咒”,增强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