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宇　任金福

［摘 要］城市记忆是一座城市特有的集体情感的凝聚，但在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高歌猛进中，城市景观也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城市记忆正在消逝。城市工业遗产作为城市的符号象征，如镜像般折射出一座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面对这些具有历史意蕴与文化意涵的城市记忆载体，国家与社会在升级保护、活化利用等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尤其在近些年，许多工业建筑遗产得以升级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城市居民分享城市记忆与展开精神交流之场所。本文以“长拖1958”文创园为例，在梳理工业遗产、城市记忆相关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后，探析出基于工业遗产升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构城市记忆的路径：记忆主、客体在互动中感知城市空间记忆，组织城市符号记忆，建构城市情感记忆从而再生城市记忆。城市记忆建构的过程也消解了居民的孤独感，凝聚了城市集体情感。

［关键词］工业遗产；长春拖拉机厂；城市记忆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单位社会背景下国企员工职业共同体的建构研究”（2023B72）。

［作者简介］陶宇（1983-），女，社会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任金福（1997-），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中国城市在发展，工业在进步。在中国式现代化高歌猛进的社会语境中，中国城市发展也践行着国家的战略步伐并取得傲人成绩。截至2022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2071亿人，城市人口数量位居全球首位；截至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为297个，城市数量位列全球首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年统计数据，http：//date.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城市体量的扩充助力着城市规划能力的提升，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便利了生活，改变了城市景观，规划出不同的功能区块，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区隔开来。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城市与世界链接，在外来文化的不断洗刷中，独特的城市记忆正在逐渐消逝。因此，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拉住即将消逝的城市记忆”（“拉住即将消逝的城市记忆”引述陈建娜于《城市问题》中发表的《拉住即将消逝的城市记忆》的文章标题。）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城市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是被遗忘的角落，宛若一面破碎的镜子折射出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那么，如何保护、活化这些历史财富？在“文化强国”战略指导下，（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许多城市进行了多年探索，其中一个典型的路径即在于将许多工业建筑遗存升级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所下的工作定义：集聚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和自主创意研发能力，具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区域。（以下简称文创园）。）城市工业遗产升级为文创园，改变了城市景观，在“拉动经济、提高就业”的同时也彰显出“美化与活化城市和建立创意的与革新的环境”（俞剑生：《文化创意产业区与城市空间互动发展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记忆价值与时代意义。基于此，在認同其价值与意义的前提下，本文力图追问的是，城市工业遗产究竟如何通过文创园的打造实现城市记忆的再生产呢？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H）通过了著名的《下塔吉尔宪章》。《宪章》在工业遗产的定义、价值、鉴定记录及研究的重要性、合法保护、维护保护、教育和培训、保存与阐释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作为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奠基性文献，《下塔吉尔宪章》在导言中明确指出保护工业遗产的必要性：“这些体现深远意义转变的物质证据拥有普遍性的人类价值，研究和保存这种证据的重要性必须被认可”。（《工业遗产之下塔吉尔宪章》，《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以此为开端，世界范围内掀起对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探讨热潮。2006年4月，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会议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并提出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以下简称《无锡建议》）。《无锡建议》在认同《下塔吉尔宪章》的基础之上，提出工业遗产保护路径的中国策略“要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至此，中国政府和学界也展开了一系列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一）工业遗产的释义与类型

《下塔吉尔宪章》中把工业遗产定义为“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工业遗产之下塔吉尔宪章》，《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定义的共识。陆邵明辨析“Industrial Heritage”在中文语境中的双重含义（“工业遗产”和“产业遗产”），认为“Industrial Heritage”应译为“工业遗产”，并将工业遗产定义为“指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机械、车间、磨坊、工厂、货栈、仓库、矿山矿区和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以及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如码头）等。此外，还包括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师》2006年第22期。）综上而言，对工业遗产进行定义，核心要义是要明确工业遗产的价值属性。这是建立在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估基础之上的，而评估者则可能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可能是普通大众。因此工业遗产的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上的工业遗产是指被国家或政府相关部门承认其价值并纳入到保护名录之中的，且价值可以被社会认知的工业遗存及其附着物。广义上的工业遗产是指，虽未被国家或相关部门承认，没有被纳入到保护名录之中，但仍具有一定价值的工业遗存及其附着物。国家和政府在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中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从另一维度看，无论是广义的工业遗产还是狭义的工业遗产，兼具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分。有形资产含括当地的工业建筑环境，而无形资产则表现为内嵌于遗产地的文化价值。（史骥：《后现代怀旧与工业遗产旅游——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遗产旅游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在有形工业遗产中，主要包括工业建筑物以及工业纪念物等；在无形工业遗产中，最为珍贵的是工业文化中凝练出的工业精神。

若从地理区位的视角出发对工业遗产进行类型学划分，还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形态——城市工业遗产和农村工业遗产。城市工业遗产是指在城市之中，具有一定价值的工业及其文化遗存。例如本文将要探讨的案例——长春拖拉机厂。农村工业遗产则是矗立在乡村之中且具有一定价值的工业及其文化遗存。例如“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的工业遗存。“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1964年面对紧张严峻的国际局势所做出的战略抉择，它将工业建设延伸到小城市、县城以及乡村之中，建厂遵循“靠山、分散、隐蔽（山洞）”的选址原则。“三线建设”结束之后，许多的工业厂区被遗落在乡村之中。

若按照传统的历史遗产研究方法，工业遗产又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基元型和集落型。（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师》2006年第22期。）其中，基元型工业遗产是指工业建筑以及附着于建筑中的设施等独立工业景观元素，集落型工业遗产则是指把工业景观和人类活动空间、仪式场所等含括在内的一种复合型历史风貌，强调的是场所的集合。（张环宙、沈旭炜、吴茂英：《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记忆延续研究——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为例》，《地理科学》2015年第2期。）基元型强调个体，意在凸显工业遗产的现存建筑及其设施。集落型强调“场所”，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既包含了物理上的“空间”，也含括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场所。

综上所述，工业遗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构型，其中指涉国家政策、内在构成、区位特征等等各种因素。由此，本文所探讨的工业遗产案例特指被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承认价值并列入保护名录之内，且身处于城市空间之中的工业文化遗存。

（二）长春拖拉机厂工业遗产的概况

长春拖拉机厂厂区始建于1958年5月，由吉林柴油机厂代建。1997年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至2002年工厂总装线完全停止生产，于2006年宣布破产。破产后一直闲置，直至2021年升级改造为“长拖1958”文创园。在40多年的工业生产与经营中，长春拖拉机厂创造了许多辉煌记忆。1959年，长春拖拉机厂生产的“上游－24”牌拖拉机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庆典，同时长春拖拉机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轮式拖拉机生产基地；60、70年代長春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28型拖拉机畅销全国且作为援外产品出口阿尔巴尼亚等国；80年代长春拖拉机厂适应农村改革先于全国推出小四轮拖拉机－12型；厂区最兴盛的时候，共有国营职工一万余人，集体职工两千余人。（数据来自荣光长拖1958泛博物馆提供的文献。）长春拖拉机厂的生命历程见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然而长春拖拉机厂的工业遗产认定之路十分漫长。2006年，长春拖拉机厂宣布破产，2007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成为登录文物。直至2018年，长春市文物局在《关于确定长春拖拉机厂工业遗址改造项目为长春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意见函》中回复意见：“长春拖拉机厂生产区在长春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认定为长春市一处重要工业遗产，属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长春拖拉机厂成为被国家和政府所承认的工业遗产。2020年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长春市政府联合对长春拖拉机厂进行改造升级。2021年10月23日，在长春市文化街区招商推介会上，规划后的长春拖拉机厂更名为“长拖1958”文创园。

长春拖拉机厂的建筑用地约14万平方米，相关建筑遗存有近50处，其中具备“长拖”特色的大跨、大空间厂房有7处。厂区内的建筑风格简洁实用，局部装饰略带苏联风情。主要的建筑厂房单幢面积大于1万平方米，总高均不超过18米。建筑外部是裸露的红砖墙，室内空间宽敞高大，内部结构形式均为混凝土排架。室内为了获得较好采光，部分厂房屋面使用高侧窗。这样的工业设计使长春拖拉机厂既具备当时世界工厂的经典符号，也因为室内独特的混凝土桁架和薄腹梁结构体现出工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困难时期工业设计的智慧结晶。

长春拖拉机厂园区内的3号厂房是第一间被改造且最早完成改造的厂房，它从一个废弃工业建筑升级成为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目前“长拖1958”的改造工作仍在进行中，由原长春拖拉机厂1号厂房改造的体育运动中心预计2023年年末就能对外开放。该体育运动中心占地1.2万平方米，将吸纳专业羽毛球馆、篮球馆、游泳馆、健身馆等签约入驻，其余厂房也将于2025年全部打造完成。（毕馨月：《长拖1958文创园：“传统味儿”在这里遇上“时尚范儿”》，《长春日报》2023年7月22日，第4版。）

二、城市记忆中的工业遗产

城市记忆（City Memory）常与“城市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City）和“城市的历史记忆”（The Historic Memory of the City）互用。“城市的记忆”强调的是城市形态与记忆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即时性的记忆。“城市的历史记忆”则强调城市中发生的历史事件与记忆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历时性的记忆。本文认为，城市记忆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无论哪一种表述，城市记忆都是记忆的一种，是人类记忆的特殊表达，是人类心理与所处城市环境互动的结果。

（一）城市记忆的理论脉络

心理学认为记忆是人类的反映机能的基本面，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再映。记忆就是通过再现和再认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所谓再现，是指以前感知过的事物不在眼前但是能对它反映重现；再认是指以前感知的事物在眼前，大脑确认是否是以前感知过的事物的机能。除却已感知过的事物可以记忆，记忆还包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理论，接触事物时的情绪以及经过练习做过的动作等等。可以说，记忆是对自我及其环境形成的历史性认知，这是个体记忆的生成逻辑。

事实上，我们的记忆不仅来自自我对周遭的能动反映，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也存在影响记忆的外部因素。由此，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但是哈氏对集体记忆的提炼仍带有心理学的色彩。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提到“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叫做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将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表述为社会记忆，使集体记忆本身所蕴涵的社会属性不断清晰化。社会记忆认为：“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第25页。），而建构记忆的关键是情感的生成。

“城市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朱蓉：《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从心理学、社会学视角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更确切地说，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的一种表达。相对于社会记忆，城市具有集中的指向性。城市记忆主体是被限制在某一座城市中进行行动和生产实践的人，其记忆载体也被聚焦于一座城市之中，而社会记忆的记忆主体可以不限于城市时空，具有超时空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具有集中指向的城市记忆，社会记忆具有一定意义的“漫射”性。然而，城市记忆同社会记忆一致，都是集体认同的客体标准，也是具有超越个体的形塑其认知的外在力量。

基于以上，本文认为，城市记忆是一种群体认同城市形态、功能等诸多方面对城市环境的意义形成后产生的社会记忆。这种认同是来自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个体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互相对话形成的集体认同，并且生活实践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是历时性和即时性的统一。

（二）城市记忆的特征、要素与维度

城市记忆具有独特性和集体性的特征。独特性是指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记忆，每一个记忆主体对每一座城市具有个性化的记忆。集体性则是指城市记忆的载体指向唯一城市，基于唯一的城市形成统一的认知标准。同时城市记忆也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它沉淀于以往的以城市为载体的集体实践中，也建构于当下城市的集体生活与日常体验中。（陈建娜：《拉住即将消失的城市记忆》，《城市问题》2013年第4期。）根据城市记忆的概念和特征可以发现，它的产生是人与城市长期互动的一个连续过程，是在心灵深处对城市意象在纵向时空轴上并内嵌于社会认知框架中的“深描”。所以说城市记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中不仅涉及物化、非物化的外界环境客观存在物，以及人的内在主观意识与情感，同时还体现了在城市地理范畴中的时空、社会群体关系”。（朱蓉：《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从心理学、社会学视角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由此可以从互动中的城市记忆提炼其核心要素，分别为记忆主体、记忆载体与记忆客体。城市记忆的主体，即是在城市中进行行动和参与实践的个体聚集而成的集体。不同于游客“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城市记忆的主体更倾向于通过沉侵式体验从而形成连续性的城市记忆。相应地，城市记忆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城市环境中诸如山水、街区、建筑等物质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如历史事件、传统技能、节庆习俗。城市记忆的客体则是由城市生命历史和城市生活故事共同组成，而历史与故事构成了记忆载体的文化意涵。

根据城市记忆的概念、特点以及核心要素，可以概括出城市记忆的层次。首先是城市的空间记忆。城市的空间记忆是记忆主体对所处城市环境的具体感知，由此形成个体记忆。其次是城市的符号记忆。在城市空间中识别特殊符号系统与之互动生成集体记忆。最后是城市的情感记忆。集体记忆的深层记忆是情感记忆，是依靠情感维系的，城市记忆在人心灵最深处的沉淀是城市情感。

（三）将城市记忆带入工业遗产的研究中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驱动力，城市与工业必定在相当长时间内相互依存，工业遗产就是这一时段的历史物证。（韩晗：《城市治理与工业遗产管理关系平衡机制研究——基于全国工业遗产数据库建设路径的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2期。）城市记忆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城市记忆载体，它含括了城市环境之中的建筑等物质存在，而工业遗产主要的“有形”资产正是内嵌于城市空间的工业建筑遗存。由此，可判定工业遗产与城市记忆的建构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除此之外，工业遗存和城市记忆还存在其他维度的关联性。

工业遗产和城市记忆二者之间存在价值关联。《下塔吉尔宪章》明确指出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工业遗产拥有社会价值，是人民群众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基于此它才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之下塔吉尔宪章》，《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事实上，工业遗产的记忆价值在《无锡建议》中得到准确阐释：“这些价值内含于遗址本身，内含于它的结构、组件、机器设备和环境中，存在于工业景致和书写文档，并且還存在于无形的工业记录中，这容纳于人类的记忆和风俗习惯中。”（《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而城市记忆是社会记忆的一种表达，由此串联起工业遗产城市记忆的价值相关。聚焦本文研究案例，长春拖拉机厂是曾容纳两万余人的大型工厂，这些工人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是这座城市的记忆主体。当工厂变成遗产时，必然会催生一群“老人”去追忆峥嵘岁月，工业遗产成为建构城市记忆的载体。

工业遗产和城市记忆二者之间存在时代关联。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新华网，2023年9月9日。

）毋庸讳言，东北地区拥有着众多的老工业基地，但是资源枯竭伴随着生产下沉，老工业基地面临着转型之路。“长拖1958”文创园的建立就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方式之一。从工业生产到文化消费，工业遗产和城市记忆存在着时代关联。“文化记忆与文明的演进一路相随，只有当文字、城市和国家出现之际，文化记忆才得以呈现。”（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文化记忆即社会记忆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出现，所以当城市形态发生改变时，城市记忆也随之再生。

因此，城市记忆与工业遗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工业遗产既是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又是城市记忆再生的内驱力量。本文即是在此前提下将城市记忆带入工业遗产的研究中，探究工业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构城市记忆的实现路径与机制。

三、“长拖1958”文创园建构城市记忆的路径

探析城市记忆的建构路径，需要聚焦在城市中行动和进行生产实践的个体，由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然后形变为城市记忆。“这个过程是在对话中完成的，是个体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所以，探索城市工业遗产文创园建构城市记忆的路径时，就需要关注城市记忆的主体，并在城市记忆主体与工业遗产文创园的互动中，寻找城市记忆的生成逻辑。

（一）感知城市空间记忆：美学升级加强记忆景观

“长拖1958”文创园内嵌于城市空间之中，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也是进行精神交流的文化空间。城市空间记忆，是城市记忆的第一维度，是记忆主体对所处环境的第一感知，这种认知来源于身体感官的机能，而“美”的刺激是加强记忆景观的重要途径，当今社会“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而“长拖1958”文创园的美学升级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1.景观美学升级：熟悉的陌生空间。

“长拖1958”文创园的景观美学升级，将熟悉的空间变成陌生的空间。作为地学概念的“景观”被经验主义学派认为“（景观）价值在于它对人（个体、群体）的历史背景的反映”。（俞孔坚：《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对城市工业遗产的景观美学升级，就是对工业遗产进行物理环境上的升级。以“长拖1958”文创园内升级之后的3号厂房为例，外貌形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建筑立面来看，3号厂房的北立面面向城市主街道，具备展示建筑形象的功能。因此在原有建筑轮廓的基础上，用2602片紫铜叶片，从下至上旋转43°，寓意长拖43年的历史。从空间规划来看，3号厂房内部整个平面是由一条145米长的中轴串联。为了完整地展示3号厂房独特的桁架结构，设计保留了简洁的直线动线。并且在建筑内部，设计了“时光廊”照片墙，展现原铸造车间的历史氛围。总体而言，3号厂房的改造，既保留了厂房老旧红砖墙、混凝土梁柱、桁架天窗，重现了当年的生产车间，也增添了现代时尚元素。（《长拖1958·铸光仓改造》，《建筑实践》2022年第9期。）

“长拖1958”文创园的改造，改变了原有的工业景观，将“熟悉的空间”变成“陌生的空间”。“熟悉的空间”是指工业景观美学升级保留了原来工业空间的基本格局和工业元素，针对城市记忆主体而言，他们对这个空间十分熟悉；“陌生的空间”是指，在经过美学升级之后，从审美性上看工业景观已经具有了新的生命，不再是他们所熟稔的记忆景观模样。由此，“再认”景观维系记忆的同时，生成新的即时记忆。

2.功能美学升级：生产的消费空间。

“长拖1958”文创园的功能美学升级，将原来的生产空间变成了消费空间。长春拖拉机厂曾作为国内最大的拖拉机厂，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生产空间”。但是在其破产之后，2021年重新升级的“长拖1958”文创园又转变为市民的消费空间。功能上的美学升级体现在“长拖1958”文创园的各种具备现代审美性的消费活动，例如打造“网红拍照墙”、脱口秀表演以及在颇具美感的环境中组织读书活动等等。

如今的“长拖1958”文创园，成功引入餐饮、书店、话剧场、儿童娱乐、综合球馆、酒吧、博物馆等业态。在升级后的3号厂房，“长拖1958”文创园引进了国内外10余家知名品牌，其中有6家是“东北首店”，充分发挥了“首店经济”助力城市消费场景升级作用。（毕馨月：《长拖1958文创园：创新场景应用激发消费新活力》，《长春日报》2023年6月28日，第3版。）“长拖1958”文创园的功能美学升级，把工业区原来的“生产空间”变为“消费空间”，城市空间功能性的反转意味着城市记忆载体的身份转换，承载城市记忆的客体在意义生产中指向不同功能，记忆主体在“生产的消费空间”中也重构了记忆景观。

“长拖1958”文创园的美学升级，在原有工业遗产的基础上从景观和功能两个维度改变了原有的空间形态。城市记忆主体感知工业遗产新形态并在头脑中形成新的个体记忆，而新的个体记忆直接指向城市记忆的第一层次——城市空间记忆。

（二）組织城市符号记忆：符号拼接形塑记忆载体

城市工业遗产作为城市的象征标志具有符号价值，这种价值是外在性和内生性的统一。一方面它对城市记忆主体的力量是强制的、外在的；另一方面它与城市记忆主体之间在互动中建构出新的记忆。而符号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传送、保存和创造信息。从符号的价值和功能属性看，城市符号记忆是一种连续性、可储存且能激活的记忆类型，而建构城市符号记忆就要以记忆符号的互动和场所精神的营造为路径。

1.记忆符号的互动。

“长拖1958”文创园作为能从内而外唤起城市记忆的符号载体，是在与记忆主体的互动之中完成记忆建构的。米德认为：“只有根据作为有意味的符号的姿态，心灵或才智才是可能……思维——它只不过是个体利用这些姿态与他自己进行的一种内化或者潜在的对话而己——才能出现”。（[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4-20页。）所以说，当记忆主体感知工业遗产的新形态，形成城市空间记忆，随即就会触发记忆主体与升级的工业遗产符号的互动，从而建构城市符号记忆。

在“长拖1958”文创园，“每个周末，这儿就是功能齐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人流量更大”。（毕馨月：《长拖 1958 文创园：“传统味儿”在这里遇上“时尚范儿”》，《长春日报》2023年7月22日，第4版。）室内保留的混凝土梁柱、桁架天窗等具有长春拖拉机厂工业特色的工业符号，结合新设计的镂空标语，“长拖1958”文创园的3号厂房成为“网红打卡”基地。在中央大厅的留白处，设计了一个公共广场，并在中间插入一个大型亲子互动娱乐装置“魔法熔炉”，让孩子们在游乐过程中对厂房的历史记忆形成独特的沉浸式体验。（《长拖1958·铸光仓改造》，《建筑实践》2022年第9期。）新旧符号的拼接，在“长拖1958”文创园中汇集了不同时代的建筑语言，记忆主体在与这些符号的互动、体验中建构城市符号记忆。

2.场所精神的营造。

陆邵明、王伯伟在《情节：空间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中提出，“以往生活情节与经验成为空间场所记忆，通过创作主体的转换，重构了空间结构秩序，再通过观察者体验重新建立，从而塑造了聚居空间新的映像”。（陆邵明、王伯伟：《情节：空间记忆的一种表達方式》，《建筑学报》2005年第11期。）这里阐释了记忆与空间的关联性。事实上，“场所精神”（Genius Loci）是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1979年提出的概念。所谓“场所精神”，就是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丁小珊：《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的再生路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3期。）“长拖1958”文创园的原身工厂，在40多年的工业生产中凝聚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曾在长春拖拉机厂生产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个场所是他们进行身份认同的介质。

“长拖1958”文创园营造精神场所的方式是通过对其自然环境和纪念空间的重新塑造完成的。首先在自然环境方面，“一个好的环境意象能使它的拥有者在心理上有安全感”。（[挪]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长拖1958”文创园对长春拖拉机厂的改造不仅仅只针对厂房建筑，也对厂区的公共空间进行再次创造。例如，在3号厂房后面的空地设计一个小广场，并在其中置放拖拉机样机以及其相关标语。在原来厂区大门后面的小路上，重新做了一条“时光小路”并在路两旁设立长春拖拉机厂的历史纪念桩。其次在纪念空间中，“长拖1958”把原来的主入门楼打造成荣光长拖1958泛博物馆。“空间是被相互联系的实体特质有限制、有目的地营造出来的，只有当它被赋予了来自文化或地域的文脉意义之后才可以成为场所”。（张位中：《国内古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研究——基于文化空间与场所精神理论》，《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0期。）实际上，像类似于博物馆和陈列馆等纪念性的场所，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载体，具备建构符号记忆的特质。

工业象征符号浸润于美学升级后的文创园，在城市空间中与记忆主体互动。而营造场所精神，成为捕捉城市记忆的一把钥匙。城市记忆的建构由沉淀“历时性”记忆的“旧人”和正在建构“即时性”记忆的“新人”共同承担。当记忆主体体验工业遗产文创园场所，并与场所中的符号进行互动时，就要求主体对所处的情景进行解释，彼时，主体使用特定的符号，扮演着他人角色，从而与周围人和环境互动，生成城市符号记忆。

（三）建构城市情感记忆：个人参与群体凝聚情感

城市情感是一种认知系统，来自于城市环境与人类活动，但又寄居于记忆主体的身体之中，它是城市记忆生成的关键，也是城市记忆最深层次的心灵沉淀。因此，城市记忆主体在实践城市工业遗产的美学升级过程中呼唤、形塑城市情感记忆，从而凝聚城市情感，完成城市记忆各个维度的建构。

1.个人参与：消解个体孤独。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的诉求就是功能化的完善，城市建设的功能化取向愈加明显。城市建设的功能化取向是指商品住宅、停车场、商超等承载着人类功能性需求的空间挤占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社会交往空间，形成“工作、居住、休闲空间分离”的郊区化现象。（聂鑫琳：《再造空间：城市文化符号主体间性的建构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奏已经成为过去，人们没有下班后的自由时间，也就没有父母孩子、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沟通的时间，人们的生命节奏被打乱，人的精神倍感失落和压抑，从而陷入迷茫与孤独”。（聂鑫琳：《再造空间：城市文化符号主体间性的建构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长拖1958”文创园，消解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个体孤独感。一方面，“长拖1958”文创园，把曾经的生产、居住空间，转型为休憩、消费空间，且保留和活化象征性符号。另一方面，文创园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例如“长拖1958”内的书店组织夜间游学等活动，又把城市情感进一步渲染，这使得城市记忆主体以个人形式参与其中并与之互动，进而产生新的情绪感知。所以说，城市记忆主体的孤独感以及对城市的陌生感，在新的情景体验中逐渐消解。

2.集体记忆：凝聚群体情感。

“长拖1958”文创园的改造，在个体参与情景体验中消解孤独感，同时再生了城市空间记忆、城市符号记忆。而个体在与其他记忆主体的互动与对话中呼唤“沉睡”于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维系集体记忆的纽带是集体情感的认同，而情感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关键。

个人的孤独感源自城市空间的割裂，城市规划将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隔离在不同的区块。一方面，城市工业遗产的美学升级虽然融入城市记忆“发言人”（城市记忆“发言人”是指在城市建设中发挥巨大能量的个人。）的个人意志，但权力在对话的姿态中也牵引着更多个体的认同，凝聚群体情感。另一方面，个体体验保留象征符号的工业空间，在与空间和周围人的对话中，形成集体记忆，凝聚群体认同感。由此，记忆主体与“长拖1958”文创园在互动中，建构城市空间记忆、城市符号记忆，从而再生城市情感记忆，至此在不同维度建构城市记忆。

如图1所示，工业遗产再生产城市记忆的机制表现为：工业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园美学升级之后改变记忆景观，将熟悉空间变为陌生空间，在感知空间时，生成城市空间记忆；保留的工业遗产象征性符号呼唤记忆主体符号记忆；建构城市记忆的关键就是再塑城市情感，人作为主体参与城市建设，在感知空间和符号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凝聚个人记忆汇聚成集体记忆，从而建构城市记忆。

四、结语

“长拖1958”文创园的改造是一个进行时态，它有升级后的完成形态，如3号厂房，也有正在建设的1号厂房。作为长春市工业史嬗变的镜像，“长拖1958”文创园在建构城市记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长拖1958”文创园为例，基于城市记忆主体、记忆载体、记忆客体三者之间的互动，探究城市记忆的生成路径，即由城市空间记忆到城市符号记忆再到城市情感记忆，以情感记忆为关键建构城市记忆。

诚然，在工业遗产向文创园转型时，也容易陷入一个困境：掉进消费主义陷阱。打造工业遗产文创园是基于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所致审美下沉的社会现状，在消费社会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之中，个体需要通过消费来完成身份认同，集体情感则容易在消费社会中产生泡沫幻影。而基于工业遗产升级的文创园，恰恰需要通过大众消费来支撑其模式维持。因此，如何平衡消费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关系，成为工业遗产文创园建造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将在笔者未来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