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蓉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基层党建以及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强调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农村社区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探索。结合福建近邻党建工作推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探索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一个新方向，对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治理的创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完善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社区治理多元化，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体制，建设农村社区支持保障机制，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近邻党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健全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近年来各地产生了一大批单村改建、整村合并、多村融合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对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效影响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而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例如社区管理相对混乱、公共服务不足、资源短缺、认知落后等问题，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远亲不如近邻”重要理念，近年来，福建省出台《关于推进近邻党建工作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若干措施》，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组织延伸到小区、街巷，以紧密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居民、居民与居民的联结为着力点，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整合人、事、地、物、情等治理要素，更好服务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家门口的难点堵点问题，打造“无事常联系、有事共商量、邻里一家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机制。

福建省各地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考察时对社区工作提出的“三个如何”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区域性党建联盟，建立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积累了近邻党建工作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包括新型农村社区）的实践经验。例如福州市鼓楼区，以基层治理专家委员会、基层治理市民委员会以及法务特派员机制为抓手，持续深化拓展“居民恳谈日”“参与式预算”“顾问团”“律师进社区”等基层治理经验做法；福清市以党建联建推动资源整合，成立一批离退休干部党员党建工作室，其中包括多个村级工作室；厦门市以“多元共享”的近邻党建工作模式助力社区基层综合治理；晋江市设立“党建+”邻里中心人大代表工作室；三明市大田县将党组织链条从社区延伸到小区、楼栋，形成“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宁德市把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经验“移植”到物业管理上，推行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服务企业等。

一、研究现状评述

近邻党建的特点是通过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和参与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吴潇强以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探索实行以近邻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提出近邻党建是福建省有特色的城市党建工作品牌和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黄昊峰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近邻党建能有效构建完备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良好治理格局，实现治理方式的创新升级。陈俊等认为通过基层党建引领农村建设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一个新方向。帅珊珊等认为近邻党建是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形式，其不仅在制度优势和技术供给的推动下发挥作用，也包含运用情感治理理念营造党组织与居民群众“一家亲”的社区氛围。吴文昭等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近邻党建模式创新实践的分析，提出协同治理视阈下进一步推进近邻党建的路径。李凤娇认为党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主体，指出目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融合意识相对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相对单一、制度障碍阻碍引领机制的运行、整合社区治理资源的力度有待加强等困境。韩冬雪等提出用“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复合治理结构的存在证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合理性。郑欣分析了近邻党建与社会工作融合的可行性。王凌宇等基于公共空间视角，对近邻党建引领社区多元共治的机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稳定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从研究总体情况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作为近几年的热点研究话题，虽然学者们通过不同视角对理论逻辑、机制与路径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多数学者将党建引领的研究重心放在城市社区，作为脱贫攻坚战中的坚实堡垒，对新型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当前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面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和挑战，关注近邻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和创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激发农村内部治理中各种要素活力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将农村的党建与乡村振兴高效融合，提升乡村振兴的內生动力，是研究的重要领域。

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近邻党建的必要性和现实要求

近邻党建作为基层党建的一种新型模式，以其高效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广。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必须适应发展趋势，积极推进近邻党建工作，以此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阵地作用，有效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创新发展，实现全面振兴。本文从顺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趋势来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近邻党建的必要性。

（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心化、单一化、集中化的组织模式与社会发展需求不再相适应。为了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推行常态化、平均化、流程化、公开化和集中化“五化”社区治理模式。近邻党建主张“从人出发”，实现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以便让党员同志真正地在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整合各方面资源，在常态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乡村治理更加民主化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坚持民主、依法、服务的原则，推进乡村治理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近邻党建由组织架构到工作方法，均强调党员同志“以人为本，灵活多样”，既满足了民意的表达，又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和民主决策。在形成社区决策时，不同的党员可以互相交流，不同的意见也可以相互倾听，利用党员们的优势和特点，实现基层治理和资源调配的更加民主化。

（三）促进城乡社区互联互通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趋势倾向于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应用。近邻党建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完成社区信息的自由共享、工作的优化调度，以此提高社区治理的通过率和决策质量，实现社会资源的平衡配置与合理利用，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城乡社区的协同和互联互通。

三、近邻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

近年来，近邻党建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治理的有效路径。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近邻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近邻党建宣传氛围不够浓厚，基层观念认识不到位；二是存在形式主义、办事不够实现象；三是制度安排不完善，工作机制不健全；四是群众主体性作用发挥不明显，参与力度不够。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公众需求更加广泛多样，这对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近邻党建强调“近”，要强化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功能，构建基层管理网络，探索社区内组建基层党组织，规划和实施属地治理，构建从基层党组织到社区管理的多级网络体系，从而密切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扩大社区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提高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近邻党建鼓励、支持和引导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要着重优化党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组织管理和思想引领，确保党组织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多元化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治理的多元参与是实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关键。一方面，近邻党建要通过鼓励党员、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工作和治理，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治理的多元化，提高社区管理质量。另一方面，要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如社区卫生、文化活动、社区治安等方面的公共事务，增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社区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依法治理。

（三）创新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制

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制创新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一方面，要不断推动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和服务标准的建设，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全面协调各类社会资源，满足社区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要通过优秀党员的入户服务，为居民提供专门的服务，针对性地解决社区居民所面临的卫生、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提高社区服务的质量和服务居民的能力。

（四）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支持保障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支持保障机制的建设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的倡导，促进各类社会力量的参与，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开展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通过对党员的培养和识别，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培养出一支具有专业技术和丰富经验的队伍，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保障。

四、结语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区对于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稳定运行具有现实意义。近邻党建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强调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优势，加强党组织和村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建立党建引领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也需要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村民的自治和参与意识，建立多元化的治理参与机制，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和动力，在实现治理创新和促进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潇强.浅析近邻党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J].南方论刊，2021（11）：62-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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