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从群众中来要回到群众中去，这一度是我们的创作准绳。

《我本是高山》争议风潮之后，一个全新命题摆在所有的纪实改编面前，那就是“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符合群众路线的”。在此之前，纪实改编最大的博弈是市场和创作这对老冤家。但在此之后，创作者显然该有更多的反思。

最近，又一部纪实题材热门电影《三大队》上映。《三大队》的创作基石是2018年制造过“万人血书求拍电影”现象的一篇热文，这篇纪实报道名叫《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讲述了一位警察在查案过程中伤人致死、出狱后坚持缉凶的故事。“万人血书”一词是文学夸张，但希望这个真实故事拍成电影的，远不止万人。陈思诚不负众望，先行一步监制了电影版，此外由秦昊主演的剧版也即将接踵而至。

按照《我本是高山》争议中网友对人物还原度的高要求，《三大队》极可能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局面。首先在纪实文学的采访中，出獄后的程兵是孤胆追凶，而非与老部下组团上路；其次程兵千里追凶是低调的，并没有让警方知悉，更没有一次次“麻烦”升迁的杨局；再次文章后记明文，程兵缉凶后复婚了，他的感情着落并不像片中那般凄凉；此外，被判最重的不是程队的8年，而是老徐的12年……

《我本是高山》人物原型几乎家喻户晓，有纪录片和众多采访供观众参照，而《三大队》的故事基本只有一篇文章可考。而且文章作者以采访视角介入，采访对象主要是三大队唯一留队的老张，并没有其他当事人的讲述。尤其主角程兵直接拒绝采访，以至于作者在关于程兵最终用什么办法找到凶手的关键问题上，听到不同版本，最终并没有得到卷宗的佐证。

文章作为报告文学，有其先天缺陷，但这恰好给了电影改编想象的空间。从文章提及的王二勇逃亡轨迹和程兵的追查轨迹看，两人的城市轨迹和职业轨迹高度重合，说明程兵四年的追查并非无章可循。改编后的三大队全员集结，用他们老警察的嗅觉每每捕捉到王二勇的蛛丝马迹，可惜又每每无功而返，从警察式的摸排、蹲守到黑道式的潜伏，从团队的意气风发到斗志消磨，最后只剩下程兵孤家寡人苦苦支撑，故事性似乎加强了，内核也没有背离原文。

当然改编也有可惜的地方。比如报道中提及程兵与王二勇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在重庆同一家空调公司同天入职和离职，再比如血案中的女孩成了植物人而非直接死亡，王大勇是在哥俩再次犯案时被家长和群众围堵拿下，这些天然的戏剧性都被编剧无视了。

我对全员集结的改编并不持简单的反对意见，关键还要看改编效果。从成片看，集结的好处在于它的“燃”，尤其遁入黑道，一起打掉人贩团伙等等，一度是观影情绪的支撑点，可惜后来却鸡肋了，特别是一位位成员机械而套路地离开，让集结的效果适得其反，成了乱节奏的拖沓。倒不如用大家出狱的时间差，打点符合节奏的策应或配合，最后在判12年的老徐出狱前解开三大队全员心结——程兵终结王二勇的逃亡正好12年。

从风评看，大家对《三大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原故事的暴殄以及拖沓和煽情上，并没有出现《我本是高山》时的穷追猛打。但也足以让电影创作者对纪实改编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毕竟文艺作品从群众中来要回到群众中去，这一度是我们的创作准绳，只是近年走得太急，一时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