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浩峰

2016年12月5日， 在美国纽约，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名为“领袖对话：国务卿论坛”的活动上讲话。

人生一百年，在年近五十岁时开始访华，访华百余次——最后一次是在刚刚度过百岁生日之后，2023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来到北京。“此访我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百岁基辛格对媒体如此说。他曾言，“中国人民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指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以这个称谓为荣”。而央视网所发《跟着习主席感悟发展中美关系的力量源泉》则如此解读：“一个‘老’字，是对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为中美关系作出卓越历史性贡献的致敬，也是对他一贯关注关心中美关系并希望双方和平相处的尊重。”

随着11月29日基辛格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中与世长辞，他的访华之旅次数不可能再增长了。“人生易老天难老”，基辛格虽已离世，但中美关系仍然要发展……

回望基辛格所经历与见证的半世纪中美风云，仍令人感慨。“冷战时代最后一位大佬离世。”一些中外媒体以这样一种口吻对基辛格做出评价。基辛格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之后又挑起国务卿担子的岁月，在美国国内来说，并不是一段平静安详的时光。因为越战陷入僵局，美国社会分裂，公众对国际事务充满幻灭感。

基辛格以他的胆魄与学识，操盘美国的国际事务和政策制定——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在巴黎进行漫长的秘密外交谈判，终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结束越战；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主导制定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开启了冷战走向终结之路。而拨开历史云雾探看过往、前瞻未来，基辛格最为深远的成就，或许还得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说起。

当地时间1971年7月9日凌晨4点半，巴基斯坦查克拉拉军用机场，一架波音707飞机停在跑道上。两辆通体漆黑、挂着窗帘的轿车驶到飞机舷梯旁。头一部轿车里出来一个人——时为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的苏尔坦·汗。他下车后警惕地环顾四周，见没什么异样，于是迅速将轿车后门拉开。轿车里走出一位身穿黑色外衣的神秘人士——此君不仅戴着黑色礼帽，还将黑色皮大衣的领子高高竖起。更有一副超大墨镜遮住了他的大半脸庞。紧接着，两部轿车里其他几位身着黑衣者也下了车。借着车灯的光亮，一行六人登上了飞机。

摘下帽子、墨镜，脱了外套坐定下来后，“神秘人士”眼中所见是几位中国外交官——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人员唐龙彬，以及翻译人员唐闻生、王海容等人。唐龙彬回忆说，当身着黑衣者转过身朝飞机走来时，他们在窗口就一眼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亨利·基辛格。而登上飞机的基辛格一行，看到了身着中山装的中国人。其随行特工的第一反应是——差点儿拔枪。“因为他们受训时就把穿这种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基辛格曾如此回忆。好在，基辛格此次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一号”。也就是要像马可·波罗那般，到中国去，了解中国，与中国交往。有了这个意识，下意识的拔枪恐怕也只能立即变为立正敬礼。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人们只知道基辛格在7月8日的晚宴上喊“肚子痛”，随即被送往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远在深山的官邸休养。也有人在猜测，也许是因为基辛格自7月1日以来，一直乘坐一架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机在亚洲多国间穿梭。该架飞机内装满了电子设备，空间狭小，发动机噪声巨大，加之飞行时间长——也许基辛格是舟车劳顿累病了。

“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在波音707飞机上，中美双方的第一次交流已经开始。基辛格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都会说英语，且都非常细心，比如收集基辛格一行人的言谈举止、个人性格方面的信息。

当天12点15分，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他首先感受到的是叶剑英元帅前来接机。基辛格分析认为，这显示了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关系的认可。“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基辛格所忆及的，应该是当年的红旗牌轿车。在日程表上显示，只有7月9日当天下午4时30分至晚间11时30分，以及第二天12时30分到18时30分两场会谈。“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基辛格回忆。除此之外，基辛格注意到中方安排了4小时参观故宫的“节目”，以及有4小时是“等待周恩来时间”。他还注意到，第二天的谈判不可能拖延，因为周恩来当晚还要会见朝鲜代表团。

如同精算师一般，基辛格算出——自伊斯兰堡飞到北京，如果算上两晚16小时的睡眠，则他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且这些时间也是精细安排的，真正正式会谈的时间是容不得拉长的。

在基辛格看来，当时中国表露出的“若无其事的态度”，其实是在给美方施加压力。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他也领略到，尽管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可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方略与苏联不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基辛格后来如此进行总结性评价。

无论如何，这次秘密访华，让中美两个大国在经历了互相枪炮以对并几乎隔绝二十年后，又重新发生了联系。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说：“基辛格当年的秘密访问是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战略家，他把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对于推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尼克松总统主动跨过大洋访问尚未与美建交的中国，功不可没。从那以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并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直到冷战结束。”以此而论，基辛格这一趟秘密出差，之后又陪尼克松總统访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直接影响，起码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而再细查苏联解体之后中美俄等国的关系，是否彻底摆脱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美发展关系的路径？似乎并没有完全偏离。那一飞，让中美两大国的最高决策层取得联系，这无疑是基辛格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就双方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就尼克松的访华时间进行了磋商。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界，基辛格可算是一个另类。他秘密访华时的官衔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1年7月他是以尼克松总统特使的名义访华的。而既然他称，在华盛顿，除了尼克松总统和亚历山大·黑格以外就没人知道这一行程，可见连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也不知情。

1972年2月，尼克松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尽管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但谁都知道这是美国外交事务的头等大事！负责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罗杰斯自然不可能不知情。实际上，罗杰斯必然随尼克松代表团来到中国。可许多场合，似乎基辛格在“出风头”，令罗杰斯颇有不满之处。

有一个花絮——在1972年2月27日，中美首脑以及各自团队飞往上海。在上海，罗杰斯的房间被安排在13层。当时王海容发现情况，说“13这个数字也许触犯了西方人的禁忌”。周恩来于是亲自登门看望罗杰斯，并对他以及美国国务院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做出的工作表示感谢。罗杰斯这才转怒为喜，也由此使得尼克松首度访华总体顺利。

文化差异确实令中美之间关系的启动充满暗礁。美方前来中国之前，准备了钟表、麝牛等礼物。当时，作为罗杰斯的助手，尼古拉斯·卜励德发现问题。较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他在行前的协调会上发言说，“送钟”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有诅咒对方的意味。基辛格听后表示震惊，立即宣布“把钟去掉”。紧接着，卜励德又说，麝牛与犀牛、长颈鹿这样的动物，在古代中国相当于臣属国朝贡时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基辛格听后，强压怒气说，那么麝牛也不要了。” 卜励德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这段往事。后来，麝牛倒也没有完全“不要了”，而是有所调整，被美方以“送给中国人民”之名送出，而非“送给中国领导人”。在卜励德看来，这是美方主动避免了一次外交上的难堪。

而到了2023年7月，百岁基辛格访华时，许多默契已经不言而喻。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中方为他庆生——一张长方形餐台上，展开了一幅鲜花铺就、有山有水的卷轴，和窗外盛夏的郁郁葱葱相得益彰。老寿星、仙鹤、金鱼、如意造型的糖艺作品围绕在画卷周围，餐巾布上的小扣是寓意福禄的木雕小葫芦；餐台的一端摆着“百寿桃”蛋糕，9个小寿桃围绕着一个里面包裹着90个寿桃的大寿桃……。基辛格或许会对午宴的菜单感到熟悉——北京烤鸭、西湖醋鱼、两吃大虾……而他第一次在中国尝到这些滋味，还是52年前的7月。“人生若只如初见”——1971年7月，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见到的中国是怎样一番模样呢？反正，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特别提到周恩来。称周“太迷人了”。基辛格还写道：“周主动来见我们是相当礼貌的姿态。”原因在于，当时周恩来是中国国务院总理，而基辛格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算是部长级人物。基辛格自称，当时论级别，自己比周恩来差了三级呢！

而实际上，基辛格在美国政府担任具体实职的时间并不长。从1969年离开哈佛大学、辅佐尼克松，到1977年卸任国务卿，前后连十年都不到。当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之际，基辛格已经离开白宫。以美国的“旋转门”玩法，他无非前往乔治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者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但即便如此，中国方面对他每每以礼相待。

在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后，他更多涉足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大使馆人员看望基辛格博士。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美关系专家金灿荣看来，基辛格是美国政界的一位拥有大智慧者。“我见过基辛格老先生接近30次。比较集中的场合有两个：一个是由他自己创办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另一个则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外交协会每年会请老先生过来，他来了之后，除了见领导人，还会搞一个座谈，我参加过几次。”

由此可见，作为美国一位曾经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基辛格在离开“庙堂”之后，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达成了全方位的加深。波音公司庆祝进入中国30年，请基辛格出席。他见到了江泽民主席。金灿荣说：“当时基辛格问江主席，台湾问题可以等几年？还是100年吗？江主席回答他：‘当然不行了，只能等76年。’”金灿荣分析：“他觉得江主席的回答很幽默，反应也很快——为什么是76年？因为江主席讲这话时离毛主席讲这话差了24年。”

而之后，在基辛格88岁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为他过“米寿”。“基辛格当时特别感动，认为中国文化太好了，竟然还有‘米寿’的说法。”金灿荣说。

由文化上的互相了解，使得基辛格从访华的常客，终究变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点，对当下的中美关系发展，其实也有着不小的启示。如今把持美国外交领域的高官，许多人也一如基辛格当年初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年龄。比如生于1976年的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这些目前来看年轻一代的美国外交官，许多没有似基辛格那一辈人那样经历过战争，甚至在军队服役过。他们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认为美国必将一如在“冷战”中战胜苏联那般，不战而屈人之兵打垮中国。殊不知中国并不寻求与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进行冷战。且美中有许多贸易勾连。

中國希冀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这一点，也许在基辛格离世之后，仍该为后续的美国政治人物所思考、品味。若能品出其中三味，也许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