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萦 杨雄鑫

收稿日期： 2023-07-03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本科教育专项课题“职业本科教育与县域深度融合发展研究”（FJZYBK21-10）

作者简介： 陈萦（1970—），女，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摘  要： 职业本科院校与所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存在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共生关系。选取泉州和上海两所院校作为案例，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通过质性研究构建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共生环境作用机制、共生动力机制和共生阻力机制三个维度分析我国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发展的现状，提出探索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 职业本科院校； 地方社会经济； 共生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２１５３（２０24）０1-0057-09

职业本科院校又称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职业本科院校在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地方社会经济也为职业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资源要素集聚融合，建立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校地共同体”，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目前教育部宣布建设的职业本科院校已有33所。这类学校如何与所在地方经济共生发展是一项涉及多主体的系统工程，其深度融合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本文选取泉州和上海的两所案例学校进行调研，深入探讨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发展的机制，分析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和功能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机制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借鉴共生理论关于共生机制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利用扎根理论的办法对案例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进行处理，在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发展机制问题上进行具体应用，构建一个现实合理的分析框架。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作为生物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意为相互依赖、彼此受益，引申为“命运共同体”[1]。近年来，共生理论在教育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共生理论强调在良好的共生环境下，各共生主体随着利益耦合而融合发展，这与当前职业本科院校的内在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的分类原则，本研究选择职业本科院校、企业、政府作为校地共生关系的重要主体来展开探讨。首先，政府、企业、院校等共生单元在参与职教本科推进过程中，存在目标和利益上的耦合；其次，事物的发展总是动态变化的，地方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的生产创新、资源的共享需要通过政府、企业和院校等共生单元间的互动与合作，衍生出共生共赢的动态关系。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系统中各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优化的工具，为本科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机制”原指机器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原理，在社会科学中主要指机构和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2]。袁纯清认为共生机制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共生关系为“何”而产生，为“何”而维持，为“何”而变化，这个“何”就是共生机制。共生机制是客观存在于各共生主体或者共生单元之间，并能长期地联系各共生主体或者共生单元，使得各共生主体或者共生单元相互补充、互利共生的各种方式。根据袁纯清的共生理论中对共生机制的分类，在任何一种共生关系中，共生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环境诱导机制（由环境作用形成）、共生动力机制（由共生单元的相互作用形成）和共生阻尼机制（由共生单元之间的性质差异、空间距离和共生界面的介质性质形成），三种机制的相互结合共同形成共生的总体机制，反映共生关系演化的基本规律，这三种机制共同决定了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3]。本研究也从共生机制的三个方面来搭建框架研究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关系。

（二）双案例选择

2019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開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4]。同年6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15所民办专科职业学院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已新建32所职业本科大学，其中公办9所，民办23所。2023年7月，我国第一批职业本科大学生顺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虽然刚刚起步，但是这些学校扎根地方、立足地方，学科专业设置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科研和人才培养与地方相适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研究在教育部批准的两批职业本科院校中各选择了一所案例学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一是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泉大”）。该校创立于1986年，地处福建泉州的晋江市，是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民办本科院校。作为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之一，2019年5月更名为职业技术大学。在笔者调研时，该校共有10个二级学院，开设了18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占学生总数的75.8%。作为当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泉大”具有一定的办学经验的沉淀，获得了当地政府、企业的支持，立足于晋江市发展，积极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案例二是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侨”），该校创建于1993年，位于上海市金山区，也是一所非营利性民办本科高校。作为我国第二批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院校，2020年6月更名为职业技术大学。在笔者调研时，该校共有9个二级学院、开设了15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占比约为27.9%。“中侨”在校地合作的探索中形成了“学校、企业、行业、政府”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旨在为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本研究主要采取案例调查法和调研访谈法收集原始信息。课题组成员于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分别走访案例学校、当地政府以及校企合作企业，走进学生的实训场地进行观察，对相关利益主体开展调研。访谈对象包括职业本科院校的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企业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普通市民六类，根据不同类别的人员分别编制了不同的访谈问题。研究者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共选取了14位职业本科院校管理人员、8位教师、8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7位企业管理者、5名政府工作人员以及4位普通市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后对访谈录音进行整理，共获得20多万字的文本资料。

（三）分析框架的形成

扎根理论由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瑟伦·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提出，注重挖掘、掌握原始信息和一手资料。通过对一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比、分析，总结归纳出理论解释性框架。按照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对一手资料实施编码处理，以建立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形成理论和模型。它将理论和经验，抽象和具体融合在一起，是一种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5]。

首先，对20多万字的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对文本资料进行概念化处理，尽量保留受访者的口语化表达，以保证编码的开放性。去掉语义不明确或者模糊的原始语句，概括地保留频次较高的初始概念，形成23个初始范畴，将其作为开放式编码。其次，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和思考开放式编码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进一步发现节点之间的联系，进行聚焦提炼[6]，将23个初始范畴持续地加以比较与总结，获得了10个主范畴。最后，将主范畴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整理，借鉴共生理论，得到3个核心范畴：共生环境作用机制、共生动力机制、共生阻力机制。由此构建了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机制分析框架（见表1）。研究还对分析框架做了饱和度检验，对剩下的5篇访谈记录经过三级编码处理后，仍未获得其他新的概念。可以认为，本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饱和性和合理性。

二、共生环境是共生发展的外生条件

对于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关系而言，共生环境是指职业本科院校及其他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外部条件。职业本科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一）经济环境构成共生发展的土壤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职业本科院校获取资源的多寡。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产业集聚的效应就越明显，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合作就越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高，对职业本科院校的支持力度较大，职业教育资源相对较为丰富[7]。另外，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职业本科院校能够获取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当地企业就有足够的余力来帮扶职业本科院校的发展，相反则会自顾不暇。“泉大”位于福建省沿海经济强市晋江市，县域经济实力连续27年居福建省首位，民营经济发达，城市投资潜力、营商环境位列全国县域第二。“泉大”某学生提到，“来到这边之后觉得晋江市很不错，这里有非常多的企业，大家都比较爱拼，经济发展也特别快，机遇相对也会比较多，所以毕业后想留在这里，到时候在这里创业。”大学根植于当地肥沃的经济土壤，汲取了充分的资源和养分，众多企业为“泉大”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层面的机会。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依赖于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与职业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结构相互依存。职业本科院校主要培养贴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与课程的设置上要充分考虑区位因素，增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交流，进而设置能够适应城市产业结构，贴合地方需求的特色专业与课程。

“泉大”秉承“办好一个专业，带动区域一个产业”的专业建设理念，积极规划设计专业群，以服务石油化工、智能制造、汽车服务、建筑建材、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纺织鞋服、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产业为主，以原有优势专业为依托，调整完善本科专业结构，设置了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石油化工、艺术设计、商贸财经类等专业群。

“中侨”充分考虑所处金山区的产业结构，建立灵活动态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机制以确保与区域产业结构进行良性互动。该校管理人员提到，“我们建立了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我们的专业要直接对接当地的产业体系，课程标准也要对接岗位的需求。在2023年我们自己取消了5个专业，取消的依据在于是否对接当地产业，在调整专业时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脱离了当地的产业实际；同样，我们新增加专业，或者说优化专业，也要进行前期的调研，经过多方验证以后才能最终确定。”

职业本科院校紧紧围绕当地产业实际进行专业动态调整，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能适应当地企业的需求；毕业生就业率以及就业质量的提高就更能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形成良性循环。

（二）制度环境为共生发展保驾护航

宏观政策法规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推动職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发展的主要外部动力。随着对职业本科教育认识和理解的深入，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也随之层层深入并走向政策实践。近年来国家颁布多项有利于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8]；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赋予了职业本科教育相应的法律地位[9]；《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以职业本科为牵引[10]。国家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意图得以申明和强调，而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发展规模也逐步细化。国家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支持力度越来越强，科学化的指导措施越来越明确，为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调研发现，市、县级政府落实国家宏观层面政策，将上级政府所传递的规定和要求纳入政策理念当中，将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共同发展列入地域发展规划，在院校发展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方面给予具体的政策扶持，能够深刻影响职业本科的办学实践，为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泉州市晋江市印发《晋江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专门提出支持“泉大”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提升其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泉大”某管理人员提到，“自从学校迁到晋江以来，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事业单位，叫做高校发展中心，用来专门支持和服务晋江市的这几所高校的建设和发展。晋江市的教育局、人社局、国土局、规划局、消防大队等都为我们办学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甚至还专门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为我们提供方便。”民办院校如何保证人才能够引进、能够用好、以便留住是个大问题。晋江市政府计划对副高级职称以上的领军人才给予一定的编制，以便更好地吸引与留住人才。“泉大”一位教师表示，“晋江市政府并没有歧视民办院校，我们可以参加市政府高级人才的申请和审核认定，去景区坐车不要钱，去图书馆借书不要钱，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另外还对我们在购房上给予支持。”

（三）技术环境对共生发展提出现实要求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变革推动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升级提质，继而要求职业本科院校进行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晋江市是一个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正处于一场深刻的产业升级转型之中，众多企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引进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人才，以此适应企业的升级转型。地方产业不断向专业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必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素质提出新的要求。晋江市某政府人员谈到，“既然要发展数字经济，就需要一些素质比较高的学生，这对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晋江引进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他们很想去招一些职业本科的学生。但是这几年，包括晋江市一些集成电路产业，很难从本地的职业大学、职业学校招到人。”

企业将技术成果引入职业本科院校，一方面解决职业本科院校技术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能让学校教育与行业发展高效衔接，推动学校创新发展，服务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使得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更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科技企业将先进的科研技术引入校园，给职业本科院校提供条件，将行业、企业最新的技术原理、技术手段、技术工艺、技术操作等内化为学生的技术思维、技术行为、技术态度和技术文化，从而满足产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四）社会环境对共生发展发挥潜在影响力

社会环境是指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面临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对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互动具有持久和潜在的作用力。文化对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的互动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观念、社会认知和社会氛围等方面。

职业本科院校属于新生事物，其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没有经过劳动力市场的真正检验，社会公众对职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办学模式还存在顾虑，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感不高。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公众倾向于认为职业院校不如普通本科，多数家长认为只有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本科才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职业院校。另外，现有的中国高考制度更加强化了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偏见，使得职业院校往往难以获得优秀的生源。与“泉大”管理人员访谈了解到，“我们学校具有民办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双重属性，对职业院校的偏见就老生常谈了，民办学校就有人会误会你是赚钱的，你每个学生收费那么多，你是不是要发财？”“中侨”某管理人员认为，“整个社会对职业本科还有一些顾虑，一方面家长会考虑孩子未来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会比较艰苦，另一方面，毕业以后，他的薪资待遇相较于其他普通本科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比较少。”两所案例学校虽然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但是其社会认可度在短时间内很难有较大的提升，社会观念的改善仍旧任重而道远。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文化氛围的塑造者主要是社会媒体。社会公众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接收来自社会媒体发布的舆论信息，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泉大”作为当地唯一一所土生土长的本科院校，通过电视、报纸、网络以及各种融媒体工具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长环境。当地社会媒体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技能人才，打造“工匠精神”培育的良好社会环境，提升人们对技能技术人才的认可度，大力宣传“泉大”的办学成果，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应。“泉大”一位老师很自豪地说：“我经常看到当地电视台报道一些关于‘泉大’的新闻，‘泉大’是非常出名的。”上海市金山區社会媒体也经常对“中侨”的办学情况进行深度报道。媒体能否积极响应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针，积极宣传职业教育，大力营造全社会崇尚技能、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决定了职业教育能否得到良性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能否得到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品牌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共生动力是共生发展的内生原因

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动力机制是各共生主体内部自发生成的动力，区别于外部环境的作用力，主要包括发展需求驱动、内部资源支撑以及认知理念驱动。

（一）各主体的发展需求构成共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职业本科院校主要受到办学目标驱动。通过校地共生发展，职业本科院校能够及时掌握行业最新人才和技术需求，培养具备实践性知识的技术技能人才并更好地服务地方。既能够提高办学质量、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源，又能够扩大竞争力，提高学校的声誉，从而吸收更多优质的生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泉大”某管理人员谈到，“这种力量是相互的，我们服务晋江市，市民当然就会爱戴我们，就会欢迎我们，就会多用我们的毕业生。”“中侨”某管理人员提到，“通过对接金山区产业的发展，我们获得了区政府给我们的很多政策优惠，同时我们在学科专业设置上也更有方向了。”

企业作为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主体，主要受利益驱动。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的主要动力，也是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体现。泉州某企业管理人员提到，“与大学合作一方面是我们企业需要人，另一方面是我们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给我们的企业形象带来较大的提升。”支持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实践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企业可以通过与职业本科院校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形象的良好塑造，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企业，另一方面能够提升社会公众的好感度，从而创造更高的价值收益。

地方政府主要受政府政绩驱动。一方面是贯彻落实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能够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本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晋江市政府认为“泉大”办学层次的提高能够为晋江市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多的软性支持，因此早在2017年就与“泉大”签署市校共建合作协议，全力支持“泉大”申办应用型本科院校。金山区政府认为，“‘中侨’是我们当地唯一一所职业本科大学，它不仅是我们金山的一张名片，更是上海市职业教育纵深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我们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要支持‘中侨’的发展。”这些预期收益的实现可以增加政府官员的政绩，让政府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二）各主体的内在资源为共生发展提供条件支撑

场地、硬件设施条件、教学软件设施，以及师资水平和学校声誉等构成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实力，为共生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泉大”目前在用校舍建筑面积39.71万平方米，其中教学行政用房面积27.06万平方米，现有教室102间，实验、实习实训场所150个，实验实训室、实习场所面积16.68万平方米。同时在建二期工程21.39万平方米校舍，并积极筹划校园三期工程建设，用于改善学校教学及生活设施。一位学校领导指出，“‘泉大’图书资源很有限，作为一个单体学校，又不像大学城可以共享图书资源，所以与泉州市图书馆、晋江市图书馆共建、互为分馆，资源共享。”

企业实力是共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实力越强、行业影响力越大的企业，其经营状况、基础条件以及场地设备相对较好，对技术革新的需求也相对较为强烈，会更加热衷于与行业专家、学院教师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参与校企合作；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来进行合作，与这些企业进行合作能够为职业本科院校提供优质的物质经济基础，使之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中脱颖而出。

地方政府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发展水平。校地共生是教育系统与地方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校地共生中不能置身事外。晋江市政府在校地共生的过程中，制订产业与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各部门协同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大力推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推动校地共荣共生发展。“泉大”管理人员表示，“我们晋江市政府是实干型的，给出了非常多的好政策和支持，这有利于我们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服务晋江。”

（三）各主体的认知理念是共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形成命运共同体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内在本质要求，认识校地融合共生的本质，必须从认知理念上深刻理解其内在逻辑，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两所案例院校树立了正确理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服务实践探索，进一步推动了校地共生融合发展。当谈到与当地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时，“泉大”某管理人员说，“应该说‘泉大’跟当地是属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离不开的关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分不开的。‘泉大’传承了晋江的DNA，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有勇闯、敢闯、爱闯的创业精神。”“中侨”成立了乡村振兴学院学员轮训班，为青年干部进行培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力量。

企业对其所肩负的职业教育社会责任认识越到位，就越乐于参与校企合作实践，扶持职业本科院校的发展。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履行职业教育责任能对其发展带来好处，在校企合作的实践中，企业正逐渐从消极接受向积极承担转变，借此寻求政府的支持，消费者的青睐，扩大社会影响力。部分企业对政府扶持的产教融合项目呈现积极回应的态度，在协作中与职业本科院校共生并进、共建共享。

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是政府政策直接催生的，其发展壮大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保障和激励。政府作为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管部门，对职业本科院校的正确认识深刻地影响着职业本科的校地办学实践。晋江市将“泉大”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中的发展重点，有关领导经常莅临“泉大”指导视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泉大”发展。当地政府某管理人员认为，“有这么一所学校在晋江市，会更有利于晋江市的整体经济发展。这所学校作为承办单位承接了很多体育赛事，帮助政府承担了很多责任。”

四、共生阻力成为阻碍共生发展的制约条件

（一）沟通协调不畅会影响共生发展的信息传递

信息对称、供需匹配是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构建的前置条件。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校地共生产生阻力。要想实现合作共赢，推进校地共生的顺利开展，各个主体之间应当畅通交流渠道。“泉大”曾经与一家服装制造企业进行合作，由于校企之间信息不对称且未能及时进行沟通，在合作理念和育人方式方面产生分歧，导致合作中断。既对“泉大”相关专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又造成该企业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

校地共生的“政校企”沟通平台的缺失也会制约校地共生的进展。缺少资源共享、协同育人、携手创新的交流合作平台，缺乏有效的信息发布渠道，企业会对与职业本科院校的合作产生迟疑。目前校企合作存在“校热企冷”的现象，企业对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实力有疑问，又没有渠道随时掌握信息。企业只有等到用人紧张时，才想起去职业本科院校谈合作，常因准备不足而导致合作开展不顺利。缺乏“政校企”沟通平台，还会导致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信息资源无法被充分传达及充分利用。

（二）利益分配不均影响各共生主体的动力

一方面，成本分担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职业本科院校是校地共生的实施主体，主要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办学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是校地共生的责任主体，履行管理、监督和服务等职能，其最为本质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企业作为校地共生的协作主体，主要的利益诉求在于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职业本科院校、政府、企业是校地共生的最大受益者，三者也应当是校地共生成本分担的主要主体。某企业管理人员在访谈中表示，“在跟学校的合作过程中，有些学生培养到一半就退出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对提前预付的成本存在一定的顾虑，相比于职业本科院校要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这也是“校热企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各方利益未能得到协调保障。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主体还存在着利益协调的问题。在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之中，存在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权责不对等、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鼓励与引导、缺乏深度交流沟通等问题。一些企業之所以参与校企合作主要是因为能够获得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也有一定的技术需求。但实际上，职业本科院校本身底子就薄，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很难满足企业的利益需求。职业本科院校和企业本就具备不同的社会属性，通常在显性利益上拥有共识，而在隐性利益上往往会产生分歧，这就难以达成整体利益共识，容易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另外，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当中还没有真正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校企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企业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成果评价不完善影响共生发展向纵深推进

推进校地良性互动、深度融合，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成果评价机制，激发各共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为校地深度融合共生提供有效驱动。以校地共生中的校企合作为例，评价校企合作生态系统健康程度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复杂工作，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操作性和科学性的问题。与某企业管理人员访谈中得知，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评价标准，且评价实施的程序也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不能有效地诊断校企合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不能对校企合作的成果进行验收，使得校企合作不能够深入推进。通过两地的调研访谈以及查找两个案例学校文件信息均未发现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校企合作评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使得校企之间不能够进一步融合发展。

五、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共生环境作用机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扩大职业本科院校影响力。首先，政府作为政策的颁布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应当通过政策文本和规章制度的出台与落实，强调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重要的育才作用，所培养的人才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借助公共媒体在社会舆论领域的强大作用，加强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重要性的宣传力度与广度，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再次，提高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加快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就业层次低、工作收入少、职业生涯发展前景黯淡等传统认知观念，提高职业本科教育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和美誉度。最后，职业本科院校可以将技能大赛、阶段成果展示等职业教育专有特色作为重点进行宣传，营造崇尚科学技能和民众高度认可的良好氛围，扩大职业本科院校的影响力。

紧密围绕地方产业构建职业本科专业体系。职业本科院校在设立本科专业时，要充分做好调研，注重与地方产业对接，要考虑是否可应用于地方经济发展，是否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技术进步的需要[11]。每一所职业本科院校在顶层设计中，都要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融入地方鲜明特色。

完善职业本科院校相关配套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应细化有关政策，统筹教育、产业、人才等政策的相互衔接与联动协调，为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共生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可以在用地政策、税收优惠、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向职业本科院校多多倾斜，让其能够“自我造血”。面对职业本科院校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政府应遵循适度原则和渐进原则，在顾及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兼顾差异性和变动性。政府部门可出台规范性的校企合作文件，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制度，增强制度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给予企业制度化的保障。

（二）强化共生动力机制

增强主体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尊重不同主体之间所产生的价值分歧，基于“求同存异”的立场，增强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12]。职业本科院校要进一步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在办学实践当中更多考虑满足社会的期望，提升人才质量，贴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企业应当转变固有的利益先导理念，强化作为校地合作的重要共生主体角色，积极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本科院校发展的真正需求，在强调职业本科院校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同时，理解职业本科教育的滞后性和周期性；地方政府在推动校企合作时应该注重校企合作的层次和质量，而不应流于形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激发教师动力。学校要充分利用、大力培养自己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给予教师更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机会；外聘企业一线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技术研发人员，引进学科带头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积极打造技能过硬的教师团队，进一步优化学校的师资结构。需要考察新引进的教师是否具有与专业相匹配的行业企业实践经验，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当进行高标准、高要求的技术技能培训，保证师资队伍始终具备技术技能型的特征。制订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师资队伍培训提升计划，组织教师定期参加知识和技能培训，使教师及时掌握、更新已有知识和技能，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技术应用水平。广泛听取教学一线教师的意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激励政策。

加大职业本科资源投入，强化资源禀赋。地方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本科院校的资金投入、政策帮扶。职业本科院校应当更加主动地与地方融合，服务于当地的产业发展，不断吸纳当地民营企业、个人等社会资本的投入，用好校友资源、国家基金资源等，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地对办学资金进行募集。

（三）弱化共生阻力机制

推动校地共生的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建立沟通协作平台、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实习实训平台等。在平台上通过企业的资源帮助学校培养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学校可以与企业在文化上相互交融，达成价值共识。企业可以通过与学校的合作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带来更多的价值收益。政府可以通过平台有效地引导企业与职业本科院校的对接、合作，及时发布校企合作需求动态、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预警信息，引导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

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政府对相关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以及优惠政策，对于在校企合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政府应当给予奖金、税收减免、社会荣誉等各种奖励，削弱校企共生的阻力。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平衡校企合作主体的利益分配。校企双方协商厘清利益分配的主客体，遵循一定的分配原则，完善一系列配套体制机制。建立平等的利益对话机制，保障内部沟通交流的畅通，推动各主体合理表达利益诉求[13]。建立利益监督机制，建立由政府牵头，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利益监督机制，规范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各方利益。

完善相关评价标准。职業本科院校主要面向企业输出技术技能人才，企业应成为学校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主体。职业本科院校应积极与合作企业进行对接，让企业参与学生在校期间的实习、实训等环节的评价。推动第三方机构参与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质量的评估，使评价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逐步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校企合作评价标准。职业本科校企合作的评价主体应当包括学校专家、行业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共同建立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且在评价实施的过程当中，应当遵守科学、客观、可操作的原则，使评价结果公正、公开。

参考文献：

[1] 郑曦. 一流高校产学研共生体建设理念与路径：基于西北工业大学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的实践[J]. 科技管理研究，2022（22）：96-102.

[2] 吴光明. 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机制建设探讨[J]. 职教论坛，2020（5）：165-169.

[3]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19-02-13）[2023-07-01].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eqid=de09204d00109ed700000004646132d8.

[5] 白长虹，刘春华. 基于扎根理论的海尔、华为公司国际化战略案例相似性对比研究[J]. 科研管理，2014（3）：99-107.

[6] 罗枭，侯浩翔.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对“双减”的政策感知分析与改进建议[J]. 中国电化教育，2022（3）：22-29.

[7] 张德祥，贾枭.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路径：基于资源、能力、公平的视角[J]. 现代教育管理，2022（5）：1-9.

[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30）：41-45.

[9] 任锁平，和震，唐振华.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关键考量[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7）：48-55.

[1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2-12-22（1）.

[11] 宗诚. 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路径探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6）：141-145.

[12] 吕治国，温小平. 凝聚价值共识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1）：50-55，74.

[13] 高树平，刘阳.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机制分析及其建构[J]. 教育与职业，2020（13）：19-26.

Research on the Symbiotic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Local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he Double-Case Analysis of Quanzhou and Shanghai

CHEN Ying， YANG Xiongxin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Quan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uanzhou 362268，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local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promoting，with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This research selects two institutions in Quanzhou and Shanghai，and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ymbiosis mechanism betwee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local social economy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through fieldwork.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echanism，symbiotic dynamic mechanism and symbiotic resistance mechanism，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betwee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local social economy in China，and proposes an optimal path to explore the symbiotic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local social economy.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local social economy； symbiotic mechanism

（责任编辑：姜聪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