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 晨

在中国几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师”，指对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的称呼，总是受人尊敬，被人爱戴。老师，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的功臣，他们作出的贡献巨大。教师节的宗旨就是提高人们对教师为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认识和评价。在民国时期，我国教师节分别为六月六日、八月二十七日和9 月28 日。1985 年1 月21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 月10 日定为教师节。这些时间数字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双六”教师节和“八二七”教师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教师薪资微薄、缺乏职业保障及进修机会、在社会上不受尊重，导致教师职业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严重影响教育行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1931 年六月六日，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邰爽秋、程其保，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谢循初，联络200 余位教育工作者共同发起教师节运动。他们提议将每年的六月六日定为教师节（又称“双六”节），以“唤起社会关注、教师团结，共谋救助”为纪念主旨。

“双六”节产生之后，全国多地教师纷纷加入教师纪念日推动队伍中，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在马来西亚的华侨教师也确定在该日举行纪念活动。

关于确定教师节日期却存在一定争议，这些争议可归纳为两种观点，即赞成六月六日和提倡孔子诞辰日（八月二十七日）。赞成六月六日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它属于双日节，便于人们记忆。二是以日期论，它正好处于新旧学年交替之际，于这时庆祝教师节，教师可设计有利于自身的学年计划。据邰爽秋回忆，六月正好是学校续聘或解聘教师之时的前夕，教师群体可通过教师节向当局施加压力，使之不敢随便解聘教师。三是为了使六月六日作为节日的理由更充分，有论者还强调该日的特殊意义，即夏禹（大禹）和崔府君（帮助宋高宗南渡的神灵）的生日、宋代天贶节（庆祝天书降临）等都在这一天，以此来论证其具备成为纪念日的传统文化基础。

赞成孔子诞辰日者，大多认为它更有历史意义。如1932 年中央大学教授张其昀就认为，目前的教育行业需要用人格教育方式来进行根本性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既具有高尚的人格，又是最伟大的教师，教师节毫无疑问应该定在他的诞辰日。1934 年，《中央日报》曾刊载某匿名教育家的观点，认为教师节很有意义，建议将原有的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而不必另外选择其他日期。同年，江西省教育界通电全国教师，认为“双六”节缺乏深意，不如以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这样可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勉励全体教师。

教师节在国定化之前，一直是教师自发组织纪念、庆祝，官方非但无意提倡，有时甚至以耽误学生学业为由进行干涉。然而，与教师节同年创设的儿童节却获得不同待遇，不仅很快获得官方承认，还受到政府高层的重视。

“双六”节长期受到国民政府的冷遇，可能与其仅仅从单一职业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纪念主旨有关，其利益诉求往往是向政府提出增加教育经费、颁布教师进修条例、提高待遇标准等要求，加之节日的参与者大多为处境艰难的小学教师，可能让人们认为“双六”节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升教师权益而非民族大义。对此有人提出质疑：“纪念教师节，亦非仅在物质生活上着想，应知教师对于国家民族负极重要的使命。”此外，国民政府之所以不认可“双六”教师节，还因为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对学运心存畏惧。

随着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上述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936 年之后，日本侵略步伐加大，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高涨。国民政府为巩固统治地位和表示政治进步，开始重视教育和笼络知识分子。“双六”节作为教师群体表达意愿的民间社会活动，开始引起官方注意。1936 年上海的教师节纪念活动，市长吴铁城就派代表参加并发表致辞。次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出席南京教师节纪念大会，提倡良师兴国运动。该运动是由中华儿童教育社发起，旨在提高教师素质和改良社会风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加重视教师的作用，党政要员多次谈到教师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如蒋介石就曾发表“心理建设的重大责任尤在于我全国中小学教师”的言论，陕西省政府在《孔诞纪念暨教师节告全省教师书》中更是称赞教师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在政府态度转变的同时，“双六”节的纪念重心也自觉地由关心职业诉求转向重视国家利益。1938 年，重庆、南昌、长沙等地教师节纪念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其内容都是致电政府表达教师支持抗战的决心，慰问前线将士。有部分教师甚至提出，在国家危难时期，仅为教师自身考虑的“双六”节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愿意承担起为国家民族谋求独立的重任。抗战时期，庆祝节日是国民政府动员群众参与抗战的有效工具，当时设立的农民节、青年节、音乐节等节日皆是如此，而教师节的国定化正是这一系列举措中的一环。

时局促使下，政府与教师群体内部的态度发生转变，双方在国家、民族立场之下具备合作的可能，国定教师节的确立也就水到渠成。

1939 年，国民政府为鼓励教师服务精神，融洽师生感情，唤起社会尊师观念，正式下令以每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颁布教师节纪念办法，要求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届时表彰著有劳绩之优良教员，改善教师待遇；各级学校及教育团体要进行孔子及历代师儒之言行或教育学术演讲，举办恳亲会、教师友谊会及学生慰劳教师游艺会，以后每年的教师节都类似办理。

经过换算，孔子的生日为阴历的9 月28日，因此民国时期最后确定9 月28 日为教师节。至今，我国台湾地区还将此日作为教师节。

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以倡导“尊孔读经”为主要内容的教师节未能受到社会重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社会地位、福利、待遇、提升途径等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小学校师资缺乏，素质不高，聘不到经过专门学校培养的教师，即便聘用的教师，也随时都有被解聘而失业的可能，职业稳定得不到保障。教师庆祝自己节日的权利也经常受到反动政府的干扰。1947 年教师节，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分别集合举行庆祝会，中学教师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集合，小学教师在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集会。市警察局却突然通知不准集会。这种行为激起广大教师的愤怒，群起斗争，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国民党当局眼看驱散不了教师，便拉他们去参加所谓“戡乱建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会，遭到教师们严词拒绝。教师们坚决要求开自己的庆祝会。在“中教会（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骨干的领导下，中学教师依然在原地举行庆祝会，小学教师因为不能在原地举行庆祝会，在“小教联（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领导的带领下，转移到重庆南路的复兴公园庆祝。到会小学教师有1600 多人，公园两三千游客也一道围拢来参加，变成教师和市民联合举行的庆祝会，扩大了政治影响。

上海解放后的首个教师节

1949 年六月六日，上海教师在大上海戏院欢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这个节日距上海解放日不久。全上海市的大、中、小学教师正处在庆祝上海解放的欢乐日子里，又恰逢自己的节日，希望盛大庆祝一番，庆祝新中国即将诞生，庆祝教师翻身当主人，庆祝教育事业得到新生。

上海的教师希望在庆祝会上能邀请到陈毅市长到会讲话。上海市教委副书记马飞海受托，找到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夏衍，向他汇报教师们的要求。夏衍很支持，立即当面请示陈毅市长，陈毅市长一口答应，持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很高兴地说：“要得，我要会见他们！”但因正值上海刚解放，为加强保卫工作，这个消息只告诉参加庆祝会的教师积极分子。

教师节庆祝会原定当日上午八点半在西藏路大上海戏院举行，当马飞海等几位教育界领导在七点左右抵达会场时，竟然发现陈毅市长已经在会场，同几位解放军同志坐在主席台后面的一排椅子上。

此时，教师们正在陆续进场，均不知道主席台上坐着、站着的几位解放军同志是谁。当确知陈毅市长已经到场，教师们心情十分激动，有的说：“市长还能来参加我们教师节的集会，真没想到啊！”有的说：“共产党市长穿的也是平常军服，比我们还来得早，不摆官架子，真不容易啊！”有的说：“在旧社会要见到教育局长都很难，今天一下就见到了市长，新旧社会真是大不相同啊！”还有的说：“百闻不如一见，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全上海市大、中、小学教师代表1500 多人参会，陈毅市长在会上发表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向上海的教师们表示敬意。简单的一句话，一下子让在旧社会长期不受重视的教师们十分感动，不少教师眼含热泪。陈毅市长接着向大家分析了上海解放后和全国解放的形势，鼓励大家说：“今天教育界积极分子要发扬过去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进一步学习、改造自己，然后教育学生；同时，应该走向广大教师群众中，以谦虚的态度，团结更多的人，共同为建设新上海和新中国而服务。”

上海解放前，教育界受到国民党的破坏，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学校缺乏经费，教师生活困难，清贫学生失学，这是教师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恢复和建设教育事业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陈毅市长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说政府将有步骤地逐一解决。这些话说到了教师的心坎上，大家安了心，鼓了劲。陈毅市长在讲话中还提到老解放区币值稳定，教职员工的生活也会很安定。这是针对上海解放时，由于战争刚结束，残余特务和奸商的捣乱使金融市场混乱、币值还不太稳定而说的。陈毅市长很坦诚地把政府的困难告诉了教师们，希望上海文教界要积极支持政府渡过目前的难关，共同努力争取建设的胜利。

会上，市教育协会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献旗，由陈毅代收。授旗两面分别写着“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设立新中国教师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六”教师节恢复过一段时间，后因确立教师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故又废除“双六”教师节，改立五一教师节。

1951 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吴玉章发表书面讲话，宣布废除民国时期的“双六”教师节，改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被弱化了。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受到重视。1980 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实质性提高。

1980 年3 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尊师问题，他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1981 年3 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叶圣陶等17 位中国民主促进会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希望以设立教师节的方式，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各阶层的尊敬。提案提出：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所闻，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提案认为，将劳动节与教师节合并，没有教师节单独的活动和特点，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建议单独设立教师节。

17 位提案人分别是：徐伯听、吴贻芳、史念海、李霁野、张明养、叶至善、徐楚波、郑效询、马力可、霍懋征、葛志成、方明、巫宝三、张景宁、叶圣陶、雷洁琼、柯灵（注：原件签名顺序）。在提案人中，叶圣陶是民进中央第三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雷洁琼是民进中央第四任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张明养、柯灵、方明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方明是提案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

为教师节确定最合适的日子，民进领导方明等人曾经征求谢冰心、叶圣陶的意见。冰心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如4 月1日；叶圣陶先生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提案的政协审查意见为：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这份提案推动教育部等联合起草了报告，交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但未在当年获推行。

1981 年1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方明（时任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和张承先（时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一起向习仲勋提出设立教师节的事项，习仲勋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 年4 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联合请示，将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报送中央书记处，报告中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

1983 年6 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叶圣陶、方明等人再次联名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提案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战略任务中，教师肩负着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恢复教师节，将进一步激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对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着深远的意义。

全国政协审查的意见为：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

1983 年9 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民进方明等委员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

12 月，由何东昌和方明共同签发署名为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的联名请示，即《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送中宣部。

1984 年10 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的请示圈阅。

12 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报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报告中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进行了研究，建议确定每年9 月10 日为教师节，在新学年开始，新生一入学，即开展尊师活动。……如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建立‘教师节’，我们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

1985 年1 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一议案，最终确定每年的9 月10日为教师节。

1985 年9 月10 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教师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