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1〕。这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共同富裕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也提出了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要求。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议题，既有研究在内容上主要关注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基本服务的均等化。在尺度上，主要着眼于区域间、城市群、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异的测度及演化规律的探讨。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但仍有以下议题仍待探究：（1）微观尺度的分析相对不足。更好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享，不仅需要宏观尺度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更离不开深嵌其中的居民这一微观主体的实际感受和期望，尤其是作为弱势主体的农村居民，他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期望如何，还需要微观数据的细致刻画。然而当前研究多关注中观和宏观尺度，缺少从农村居民这一微观层面的分析。（2）很少直接聚焦居民休闲公共服务。休闲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散见于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分析中，少数学者开展了休闲公共服务的研究，然而多集中在游客休闲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方面，相对忽略了当地居民的休闲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状况。这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人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2〕。（3）鲜有考虑共同富裕建设这一新情境。共同富裕建设是在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更高层次建设。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的期望与先前大不相同，然而共同富裕建设情境下他们休闲公共服务期望机制如何，还缺乏新的数据检验。

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影响机制是复杂而多面的，已有研究对其开展的讨论还不够系统和深入，难以为共同富裕建设背景下休闲公共服务配置提供合理的决策参考。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我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探究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以期为更好地提升休闲公共服务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1 理论与假设

1.1 计划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方面具有良好的效力”〔3〕。该理论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认为个人行为意愿受到态度、主观规范等因素的影响〔4〕。行为意愿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的行动倾向〔5〕。“态度是指个体对某种行为的整体评价”〔6〕。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休闲态度是个体在休闲活动时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心理感受和评价。“主观规范指个体感知到重要他人或团体对其是否执行行为意向给予的期望和顺从意向”〔7〕。

在休闲和旅游领域，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众多研究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是“正向关系论”，认为态度、主观规范都对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朱长宁等〔8〕发现在休闲农业领域，游客主观规范和行为态度都对其旅游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松散关系论”，认为主观规范或行为态度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松散的或非显著性的。李经龙等〔9〕发现黑色旅游者的主观规范对其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行为态度对其行为意愿没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吕宛青〔10〕发现行为态度对可持续旅游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主观规范能有效促进个体的行为意愿。据此，本研究假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的休闲意愿与休闲态度、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

H1：休闲态度正向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

H2：主观规范正向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

1.2 政治信任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政治信任表示居民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相信政治体系不去伤害居民的权益，并同时尽可能地替居民的利益着想”〔11〕。它是“政府政策有效实施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本”〔12〕。休闲公共服务作为政府治理绩效的体现之一，“根据绩效期望理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符合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期望值，就能够缩小民众心理预期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差距”〔12〕。既往研究对政治信任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结论。周学军等〔13〕发现政治信任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郑建君等〔14〕发现政治信任水平对个体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文献启示：本研究假设政治信任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休闲意愿。

H3：政治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

1.3 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与休闲公共服务期望“期望是指一个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一定时间里希望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心理活动”〔15〕。居民作为休闲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参照Oliver 对顾客期望的界定，本研究认为，休闲公共服务期望是在休闲公共服务提供之前，居民对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前期待”〔16〕。“期望理论认为，人是理性人，能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基本的预测和期盼”〔17〕。“根据期望理论，当个体针对某件任务的期望值和效价都较高时，受到的激励作用很大，个体会积极、努力地去完成这项任务，以满足自身的期望”〔15〕。据此，本研究推测，当居民的休闲意愿越高时，其对休闲公共服务的期望越高。

H4：休闲意愿正向显著影响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

根据以上假设，本研究建构如下概念模型。见图1。探讨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内在机制。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与变量衡量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成熟量表，并结合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特点设计问卷题项。调查问卷共包含3 个主要部分。第1 部分为调查缘由和填写说明，旨在取得农村居民的信任并指导其填写。第2 部分为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居住年限等。第3 部分为问卷主体，共35 道题。所有题的答案均按李克特5 分制量表设计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中立”“符合”“完全符合”5 个等级。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同该说法。其中主观规范、休闲意愿参考Ajzen〔4〕的量表进行修订。第一步，作者先将Ajzen的主观规范、行为意愿量表翻译成中文，并根据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的特性进行表述上的修订。第二步，先请2 位英语专业副教授将修订的量表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请2 位旅游专业博士重新翻译成中文量表。第三步，请1 位中文专业教授对重新译成的中文量表语句进行润饰定稿。修订后的主观规范量表包括5 个题项，休闲意愿量表包括3个题项。休闲态度修订自魏统朋等〔18〕的量表，设置7 个测量题项。政治信任参考张安民〔11〕的量表进行修订，设置4 个测量题项。休闲公共服务期望参考章世梁〔19〕、高玉娟等〔20〕的基本公共服务量表，从休闲设施期望、休闲服务期望、休闲环境期望等方面设置16 个题项。

2.2 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浙江省是我国当前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省份，这为本研究开展提供了绝佳的场域。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21 年7 月—2022 年1 月课题组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调研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数据。首先，选择研究地。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首批试点包括6 大领域、28 个试点。本研究将28 个试点全部纳入调研范围，除此之外，还在11 个地级市中又各选择1 个县区，共计39 个调研地。其次，在每个调研地随机选择6 个行政村，共计选择234 个调研村。最后，在每个调研村随机选择20 户居民进行采访调研。在每户18 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确定生日最接近1 月1 日者作为访问对象。共发放问卷4 680 份，剔除填答不全、统一选项、明显错误等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 325 份，有效回收率为71.05%。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从性别方面看，男性1 745 人，占52.48%，女性1 580 人，占47.52%，男性略多于女性；从年龄方面看，以31~60 岁居民居多，二者合占76.24%，表明中年群体是受访的重要群体；从学历方面看，40.15%的居民拥有高职/大专学历；从个人月平均收入方面看，以3 501~7 000 元居民群体为主，合占50.52%，其他收入层次居民所占比例差异不大。居住年限以16~35 年为主，合占61.96%。

2.3 分析方法采用SPSS 26.0 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信度分析。利用AMOS 2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检验和路径分析，考察休闲态度、主观规范、政治信任、休闲意愿和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之间的关系。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信度与效度分析克朗巴哈（α）系数是分析量表信度常用的方法。本研究中休闲态度量表的α 系数为0.82，主观规范量表的α 系数为0.85，政治信任量表的α 系数为0.80，休闲意愿量表的α 系数为0.79，休闲公共服务期望量表的α 系数为0.88，均大于0.60 的统计标准。表明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变量各构念的标准化因子负荷量介于0.70～0.87 之间，均大于0.50，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见表2。各构念组合信度介于0.85～0.92 之间，均大于0.60；各构念平均变异抽取量介于0.57～0.73 之间，均大于0.50。表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模型内在品质较高。

表2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3.2 假设检验整体模型适配度主要是评估整体模型与观察资料的适配程度，是模型外在品质的呈现。本研究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为：χ2/df=0.76、GFI=0.98、AGFI=0.97、RMR=0.04、RMSEA=0.003、CFI =0.97、NFI=0.96，显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适配度良好。模型路径系数见表3。

表3 模型路径系数

（1）休闲态度。态度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习得的，对于特定事件具有长期且固定的行为倾向。本研究显示，休闲态度对农村居民休闲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66，且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的休闲态度越积极，其休闲意愿越强烈，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1。宋瑞〔21〕指出“中国人普遍认同休闲的益处和重要性”，与此类似，本研究也发现，增进快乐感和有益身心健康这两项休闲态度观察指标的负荷系数最高，其对休闲态度作用的发挥贡献最大。这表明当前农村居民在对待休闲活动上，比较重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促进功能，颇具“理性”和“实用性”。心智模型理论或许可以对休闲态度→休闲意愿之间的正向关系进行解释。心智模型是简化的知识结构或认知表征，是人们用来理解周围世界以及与周围世界进行互动的根本动力之一。居民在生活、工作等文化情境中不断认识到休闲对身心健康的价值，逐渐将其内化为态度，并指导自己的休闲行为。居民休闲态度→休闲意愿既是文化情境的产物（具有习得性），也不断塑造文化情境（具有主观能动性）。

（2）主观规范。角色理论认为，人嵌入于社会系统之中，并扮演一定的角色。角色是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发展。人们往往根据社会的角色期望，修正或强化自己的行为。主观规范作为个体社会角色的期望，会影响其行为意愿。本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对农村居民休闲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32，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来自亲朋好友等社会群体的示范效应和压力，会提升其休闲意愿，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2。这一结论与朱长宁等〔8〕的研究结论一致。在影响农村居民的5 个群体中，家人、大众媒体和亲朋好友的影响力较大，呈现出从家人、亲朋好友等私密群体，逐渐向外扩散至大众媒体、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等公众群体的“差序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大众媒体，尤其是当下的抖音、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大众媒体平台，与农村居民的日常休闲几乎形影不离，不断解构、重塑农村居民的休闲观念，因此，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仅次于家人和亲朋好友等私密群体。

（3）政治信任。政治信任反映的是居民对政府施政效果与其期望之间的一致性，它彰显了居民对政治体系的心理情感支持程度。这种政治心理的依附性会影响其后续行为意愿。然而本研究却发现，政治信任对农村居民休闲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0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了本研究的假设H3。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休闲公共服务的供需，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由于农村居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话语权较少，多是被动接受“现成”的休闲公共服务，认为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并将之归因于“政府作为不够”，使得政治信任和农村居民休闲意愿之间的“链接”弱化，呈现出弱相关性。绩效认知理论认为居民会对各项政策产出以及不同政府机构的表现做出即时性评价。政治信任是这种即时性评价的产物之一，本研究中政治信任→休闲意愿之间的弱相关性即是居民即时理性计算的结果。另一方面，正如政治信任理论所指出，居民对不同政治标的物具有不同的心理联系。居民政治信任→休闲意愿之间的关系属于较为具体、易变的“特定支持”，在本情境中不显著。政治信任→休闲意愿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情境的不同具有差异性。这启示对政治信任→行为意愿关系的探讨要根植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对其外延的推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4）休闲意愿。休闲意愿对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路径系数为0.15，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4。这一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休闲意愿与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之间既表现出“共振性”（正向促进作用），又表现出“异频性”（促进程度小，仅为15%）。这契合期望符合理论的内涵，人的行为取决于其感知到的目标达成可能性，个体看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结。作为休闲公共服务供给的两大主体，政府多侧重于“千篇一律”的普适性休闲设施提供，较少考虑不同地方、年龄、性别、能力农村居民的需求差异。企业的供给多是利益性的投资，主要目的是满足到该企业消费的游客群体，基本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求。因此经过长期“驯化”，农村居民虽然满怀休闲意愿，却不敢有太大“奢望”。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在共同富裕建设的探索期，深入分析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的期望，对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浙江省3 325 位农村居民为样本，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是内外动力的统一体。休闲态度和主观规范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休闲意愿，且休闲态度的影响力大于主观规范。即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的休闲态度越积极，家人、亲朋好友等主观规范越正面，其休闲意愿越强烈。态度是农村居民休闲意愿的内在动力，主观规范是居民休闲意愿的外部动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内外动力的统一体，且内力起主导作用。

（2）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休闲意愿和休闲公共服务期望间具有“异频共振性”。休闲意愿能够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休闲公共服务期望，即共同富裕示范区农村居民的休闲意愿越强烈，其对休闲公共服务的期望越高，这表明休闲意愿和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之间具有共振性；然而从促进程度上来看，休闲意愿对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促进力较小，即高休闲意愿仅能产生低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二者呈现出“异频性”。

4.2 管理建议本研究对休闲公共服务管理实践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激发农村居民的休闲意愿。研究结果表明休闲意愿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休闲期望有显著正向影响。休闲态度和主观规范也通过休闲意愿的“中转”，间接影响休闲公共服务期望。这表明，可以通过干预休闲意愿，激发农村居民的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为此，应深入调研农村居民在休闲公共服务类型、场地、设施、距离、休闲指导、服务等方面的意愿，按需精准供给。

第二，培养农村居民积极的休闲态度。研究表明休闲态度不仅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休闲意愿，而且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这提示可以通过培育农村居民健康积极的休闲态度，激发休闲意愿，从而提升休闲公共服务期望。具体可以从扩大宣传力度，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电视、电台、展板等多种方式，增进农村居民休闲知识；营造农村休闲氛围，通过增添休闲场地、设施和种类等，便利居民休闲，增强农村居民的休闲幸福感。

第三，强化关键人群的影响。家庭、单位和社区是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家人、亲朋好友、同事等的休闲观对农村居民影响较大。可以通过关键人群的示范效应，影响和带动农村居民开展休闲活动。另外大众媒体、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由于具有一定的普及性、权威性和专业性，应充分发挥其意见领袖在农村居民休闲引导中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今后深入研究。一是本研究将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可能无法细致刻画不同期望之间影响机制的差异。后续可以继续探究休闲公共服务期望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影响机制的异同。二是本研究没有识别出政治信任的显著性影响，究竟是研究情境的差异，还是横断面数据造成的，期待未来从多情境、跟踪研究等方面，设计更为科学的研究框架进行辨析。三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和普通地方农村居民休闲公共服务期望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