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前

摘要：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的“叔夨”即叔虞，成王时始封于唐，其子燮父于康王末年徙封于晋，改称“晋”。M113出土格公鼎与大河口M1霸公墓随葬的兽面纹方鼎（M1：74）系同人所作，“格（霸）公”应即大河口M1的墓主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荆，“湿宫”系霸国宗庙所在，格公作此鼎以祭祀宗庙。M114、M113系晋侯燮父及其夫人之墓，晋侯昭王时卒，其夫人卒于穆王初年，霸伯荆之孙霸伯尚（大河口M1017墓主）以其祖之祭器赙赠，以表明对晋霸关系的重视。倗伯釐盘的倗公系成康时期的首任倗伯（横水M3250墓主），系南公与召公奭婿，格公系文王婿，成王姑父，倗、霸因其与姬周王朝及其宗亲特殊的姻亲联盟关系，故其始封君皆称“公”。

关键词：北赵晋侯墓地 格公 晋侯 倗公 姻亲联盟

Abstract： The name， Shu Yu 叔夨， was inscribed on the Ding vesse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114 at the cemetery of Jin Marquis in Beizhao village，who was enfeoff to Tang stat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Cheng of Western Zhou. And then his son， Xie Fu relocated the capital city in the late years of King Kang and renamed the state as Jin. The bronze Ding vessel of Ge Gong unearthed from tomb 113 and a square Ding vessel with inscription 格（霸）公unearthed from the tomb 1 at Dahekou Cemetery of Ba state were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He must be the tomb owner of tomb 1，Babo Jing and he is als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ord of Ba stage during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and Kang. Shigong湿宫 was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Ba state and lord Ge made this bronze vessel for worshiping his ancestral at this temple. The owners of tomb 114 and tomb 113 are Xie Fu and his wife. They respectively passed away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ao and the early years of King Mu. Babo Shang（the owner of the tomb 1017 at Dahekou cemetery）is the grandson of lord Babo Jing. He gave  his ancestors bronze object as presents to show his respect and the important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states.Peng Gong， the owner of tomb 3250 at Hengshui cemetery is the first lord of Peng State. He was the son-in-law of Nan Gong and Shao Gong. Ge Gong was the son-in- law of King Wen and uncle in Law of King Cheng of Western Zhou.Therefore，  the first generation lord of Peng and Ba could be honored as Gong since they had special closed marriage relations with imperial members.

Keywords： Cemetery of Jin Marquis at Beizhao village Ge Gong Jin Marauis Peng Gong Marriage and relative alliance

一

2000-2001年發掘的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一批重要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格公鼎（M113：51，现藏曲沃晋国博物馆）铭作：

格公自铸銧钫鼎弍，用湿宫。

“格”即“霸”，“格公”即“霸公”，系霸国国君。霸国国君一般称“霸伯”，称“格（霸）公”者系首见。

“自”“銧”二字过去或释作“曰”“镂”，将鼎铭释作“格公曰：‘铸镂钫（方）鼎弍，用（廏）湿宫”，不确，应据改。

“钫”应读作“祊”，祊指宗庙之门，亦指庙门内设祭之处。《诗·小雅·楚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毛传：“祊，门内也。”《国语·周语中》：“今将大泯其宗祊。”韦昭注：“庙门谓之祊。”又用作祭名，指正祭毕于次日举行之绎祭。《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銧”应读作“”，亦与祭祀有关。

“”即祭。“用湿宫”即用于祭祀湿宫。

“湿宫”或云即金文中屡见位于宗周京的“湿宫”（如伯姜鼎、史懋壶盖“王在京湿宫”），殊误。霸公作为异姓诸侯，当无可能有作器用祭于周王宗庙之资格。“湿宫”类似晋侯鸟尊“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的“向太室”，芮公簋“芮公为祈宫宝簋”、芮公叔簋“芮公叔作祈宫宝簋”的“祈宫”，据上下文可知当系霸国宗庙所在，故霸公制作此鼎，用以祭祀宗庙。同时期铜器铭文中类似的表达方式屡见，如与晋、霸邻近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出土的伯卶簋（M1011：49-1、121）“伯卶建作宝，用庙夜庚于宗”、囗盆（M2606：1）“囗肇作？文考宝盆，其用夙夜用孝于？宗室，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等等，不赘述。

鼎长方体，窄沿方唇，立耳，腹壁向下微收，平底，四柱足较高，四角铸有F形扉棱。四壁饰浮雕状上卷角兽面纹，无地纹。形制与北赵M114出土的叔夨方鼎（M114：217）近同，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鼎的I型2式，年代为西周早期前段，康王前后。或定为西周早期后段，偏晚。

与北赵晋侯墓地相距不远的翼城大河口M1出土有一件兽面纹方鼎（M1：74），形制、纹饰与晋侯墓地M113出土的格公鼎皆同，大小亦近同，唯无铭。格公鼎铭云格公自铸之“鼎弍”，应即这两件鼎。大河口M1的墓主伯荆系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卒于康王前期，该墓出土的燕侯旨尊（M1：273）、卣（M1：276-1、271-1）“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表明其系召公奭妹夫燕侯旨的姑父，霸簋（M1：93）等表明霸与芮等姬周宗亲往来密切。晋国亦系姬周宗亲，北赵M113一般认为系晋侯燮父夫人墓，晋、霸系近邻，霸伯荆系文王之婿，召公奭妹夫，与晋亦系姻亲，故格公鼎出自晋侯燮父夫人墓，应系晋侯燮父夫人卒时霸国贵族所赙赠之器。

二

北赵M113和M114位于晋侯墓地最东侧，均为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墓东西并列，相距约6米。北距M9、M13组墓约12米，南距M1、M2组墓约20米。在M113东约17米处有一座南北向的车马坑，应属于M113、M114组墓。

M114墓室口长5.5、宽4.3米，墓底长6.8、宽5.5米，带斜坡墓道。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长3.7、宽2.3、高2.1米。棺髹彩漆。有殉车4、殉狗2，殉人1（年轻女性，年龄约22～24岁）。该墓遭严重盗掘，仍出土铜、陶、原始瓷、玉、金、蚌、漆和骨器共200多件（组）。此外从盗洞底部的扰土中清理出碎铜片逾百公斤，可分辨出的器类有方鼎、圆鼎、簋、盂、尊、甗、爵、戈以及各种车马器，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贝、蚌、蛤蜊、原始瓷片以及少量的金箔、玉器和墓主人骨。铜器有礼乐器、兵器、工具（戈、锛、凿等）、车马器等。陶器有陶鬲1、陶罐1。骨器3件。漆器3件（其中可辨明器形者仅有1件漆盘）。礼器有方鼎2、簋1、提梁卣1、觯1、甗1、盘1、鸟形尊1。除提梁卣、觯、盘外，余皆已公布。

方鼎2件。一系叔夨方鼎（M114：217），长方体，平沿方唇，立耳，平底四柱足，四壁向下渐有收分，四隅和四壁中部各有一道扉棱。四壁饰上卷角兽面纹，以云雷纹填地，柱足饰变形蝉纹。年代为西周早期前段，成王时器。铭作：

唯十又四月，王肜、大、，在成周，咸，王呼殷厥士，赍叔夨以裳、衣、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尊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

“叔夨”即叔虞，系成王同母弟，唐即后来晋国之始封君唐叔虞，“王”系成王。

另一鼎（M114：216）和一件瓦纹簋（M114：219）皆无铭。

晋侯鸟尊1件（M114：210），整体作高冠回首站立的凤鸟形，圆目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内卷鼻象首。身饰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鸟形钮。年代为西周早期。铭作：

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

晋侯或即M114的墓主晋侯燮父本人。

甗1件，连体式，侈口方唇，扭索状立耳，腹壁较直，束腰内齿突，一侧有环钮套接心形箅，箅上有五个十字镂孔和一半环形提钮。下部鼓腹分裆，三柱足。通体光素。据铭文可知系西周早期昭王時器。铭作：

唯十又一月，王命南宫伐犲（豺）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朝命使于緐（繁），赐贝五朋，敢扬对王休，用作宝尊彝，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近年公布有一件日本某私人藏壶，直口长颈，圆腹圜底，下有兽蹄形四足，颈部有一对小钮，套接扭索形提梁，内插式盖，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下有长子口。通体光素。壶铭与北赵M114所出甗相同，系同人所作。甗出土时残损，铭文关键词多残缺不全，新见壶铭文可补其不足。该壶很可能即盗掘自北赵M114。

M113墓室口长4.2、宽3.2米，墓底长5.2、宽4.2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南北长3.05、东西宽2.04、存高1.9米。棺室南北长约2.15、东西宽约0.84米，髹黑褐色漆。随葬车一辆。出土铜、陶、玉、原始瓷、漆木、蚌类随葬器物共144件组。铜器有鼎8、簋6、甗1、卣2、壶1、猪尊1、铜觚1、盉1、觯3、爵2和双耳罐1、琮形器2，以及小三足瓮1件。铜扣器2（漆器的盖、口沿与圈足的饰件）。铜车马器较多。陶器共19件（鬲5、罐7、簋3、盉1、小斗1、豆1、三足瓮1）。玉石器中有组玉佩（M113：66）、玉戚、玉璧、小玉琮等。原始瓷豆4件。

该墓出土的青铜器，除格公鼎外，目前公布有铭者还有：

（1）伯甗（M113：55）：伯作宝尊彝。

（2）叔鼎（M113：34）：叔作旅鼎。

（3）妣日丁壶（M113：102）：？，作妣日丁尊彝。

（4）晋侯猪尊（M113：38）：晋侯作旅飤。

（5）雚集盉（M113：108）：唯十月吉丁子（巳），公伯命雚集命秉公室，之年、帛、贝，敢扬，用作母辛宝尊彝，其永用。

又有鼎（M113：52、57）、簋（M113：59、109）、三足瓮（M113：37）、双耳罐（M113：125）、琮形器（M113：143，2件）等无铭。另有鼎4、簋2、卣1、壶1、铜觚1、觯3、爵2、琮形器1未公布。

晋侯猪尊整体作立体猪形，猪蹄硕壮，四足平踏，首吻部略上翘，嘴角有獠牙，双耳斜上竖，背上开圆形口，盖上有圈形捉手。盖饰目雷纹，腹两侧有同心圆涡纹。年代为西周早期，晋侯应即M114的墓主晋侯燮父。

发掘者指出，从两墓出土铜器铭文可以肯定M114和M113是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从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特征来看，M114、M113应是目前晋侯墓地所见最早的一组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可能是晋侯燮父或晋武侯及夫人。

据二墓所出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看，M114的年代应略早，在昭王时期，M113略晚，下限可能已入穆王初年，墓主分别为晋侯燮父及其夫人。

三

晋之先曰唐，是成王弟叔虞（即北赵M114出土叔夨方鼎的“叔夨”）的封国。《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唐叔，晋之祖。”春秋晚期的晋公、盘“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佐佑武王，教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系晋公对其先祖唐公即叔虞被成王册封于唐之追记。叔虞子燮父被徙封于晋（今山西曲沃），改称“晋”。《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孔疏：“《地理志》云：‘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盖时王命使改之也。”《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正义：“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疏公簋铭曰：

疏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唐伯”即燮父，“侯于晋”，即燮父被徙封于晋地，与文献记载正合。

《左传》昭公十二年：

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

《史记·楚世家》也有相关记述：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豀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

《左传》与《楚世家》记载之主要不同者，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康王还是成王。

熊绎系“楚始封君”（《左传》昭公十二年杜预注），成王时始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杜预《春秋世族谱》曰：“楚，芈姓，颛顼之后也。其后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汉书·地理志》亦云：“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据文献记载，武王伐纣，得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封其弟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于是有齐、鲁，是齐、鲁之初封乃武王时事。师尚父及周公旦皆在朝中任职，分别由其子吕彶、伯禽前往齐、鲁就封。周成王即位后，封其同母弟唐叔虞于唐，其子晋侯燮即位后改名为晋；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于卫，此二者皆成王时事。

唐叔虞乃周成王之弟，其子燮父所事者为周康王的可能性大，为周成王的可能性小。因此，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所并事者，应如《左传》所云系康王，而《楚世家》云系成王，明显与史实不符，推测《楚世家》的记载可能是杂糅有关史实而成。疏公簋云“唐伯侯于晋”即燮父被徙封于晋，时“唯王廿又八祀”，即康王二十八年，在康王末年，也与《左传》的记载相吻合。

晋侯燮父徙封于晋在康王末年，燮父应卒于昭王时，这与上述北赵M114的年代为昭王时相吻合，也可进一步证明北赵M114、M113应即晋侯燮父及其夫人之墓。

上述格公鼎的年代为康王前后，然则格公（霸公）应即大河口M1的墓主伯荆，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北赵M113的墓主晋侯燮父夫人卒于昭穆时期，故格公鼎出自晋侯燮父夫人墓，应系晋侯燮父夫人卒时霸伯荆后人以前人之器赙赠。同时制作的另一件无铭鼎，霸公卒后以其随葬。

翼城大河口M1017出土铜器铭文所见有伯荆、伯釪、伯尚三位先后相及的霸伯，分别约与西周王朝的成康、康昭、昭穆（前期）诸王时代相对应；M1017的墓主为霸伯尚，时代为西周中期前段；伯釪系伯尚之父；伯荆系伯釪之父，伯尚之祖，M1的墓主。从年代看，这位将格公鼎赙助晋侯燮父夫人之丧的霸伯，或即大河口M1017的墓主霸伯尚，系霸伯荆之裔孙，格公即霸伯荆系其祖。

无独有偶，香港嘉德2021春拍拍卖有一件倗伯釐盘（图一；图二），铭作：

倗伯釐作祖倗公宝彝。

其两侧及下部其余文字为现代所增刻。盘直口，折沿，弧腹内收，圜底近平，高圈足，索状附耳。盘壁及圈足均饰长卷尾凤鸟纹，前后增饰浮雕牺首。年代为穆王前期，倗伯釐应即横水M2的墓主倗伯爯的前任倗伯，系穆王前期人。倗公系倗伯釐之祖，据其年代看应即首任倗伯。该盘应盗掘自绛县横水倗国墓地。

又1982年山东滕县（今滕州市）庄里西村西周墓出土的滕侯簋铭曰：

滕侯作滕公宝尊彝。

簋圆唇鼓腹，兽首细耳，卷龙形珥，圈足下连铸方座。口下饰夔龙纹，中有浮雕牺首，圈足饰夔龙纹，腹部及方座四边皆饰斜方格乳钉纹。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昭王时期。据器物年代看，簋铭的滕侯应系第二代滕侯，滕公应系第一代滕侯，成康时人。滕系姬姓国，系周人宗亲，首任滕侯称滕公，自然不难理解。

倗、霸二国皆与晋相邻，亦皆由戎狄同化而来，其始封君皆称“公”，颇耐人寻味。伯尚系第三代霸伯，其父第二代霸伯伯釪与晋侯燮父夫妇年代相仿。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伯荆则与晋国始封君唐叔虞年代相仿（上述格公鼎与叔夨方鼎形制近同，也可印证），伯荆系文王之婿，成王姑父，其地位在当时之显赫，可想而知。同样，首任倗伯即橫水M3250的墓主，该墓所出一系列“太保”及有关铜器表明，其夫人南宫姒系南公之女，召公奭之女倗姬（尃姬）系其随媵。然则倗伯与成王系郎舅关系，其地位之荣耀，由此可见一斑。倗、霸之始封君称“倗公”“格公”，也就不难理解。由此也可见，北赵M113出土的格公鼎年代应较早，格公非大河口M1的墓主首任霸伯莫属。霸与姬周王朝及其宗亲系姻亲联盟，晋霸又系近邻，霸国以其始封君之器赙助晋侯燮夫人之丧，足见其对晋霸关系之重视。

四

综上，本文在对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格公鼎铭文重加改释的基础上，指出该鼎与翼城大河口M1霸公墓随葬的兽面纹方鼎（M1：74）系同人所作；“格（霸）公”应即大河口M1的墓主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荆，“湿宫”系霸国宗庙所在，格公作此鼎以祭祀宗庙。

北赵M114出土叔夨方鼎的“叔夨”即叔虞，成王时始封于唐，其子燮父于康王末年徙封于晋，改称“晋”。M114墓主即该墓与M113所出晋侯鸟尊、猪尊的“晋侯”，系晋侯燮父，昭王时卒。M113墓主系其夫人，卒于穆王初年，霸伯荆之孙即大河口M1017的墓主霸伯尚以其祖之器赙赠，表明其对晋霸关系的重视。

倗伯釐盘的倗公系倗伯釐之祖成康时期的首任倗伯，该盘应盗掘自绛县横水倗国墓地。格公系文王婿，成王姑父，倗公即横水M3250的墓主系南公与召公奭婿，倗、霸因其与姬周王朝及其宗亲特殊的姻亲联盟关系，故其始封君皆称“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新出曾霸铜器铭文与江汉汾浍地区文明进程研究”（19VJX071）资助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第14页图一九；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02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下文简称“《铭三》”），第1卷，第217页。

详拙文：《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第105～11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8月-1994年12月。以下简称“集成”5.2791。

集成15.9714。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4432、044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铭图》”），第9卷，第183、184页。

王锡平、唐禄庭：《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第71页图九，第72页图一三、一四；《铭图》04501，第9卷，第257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物局：《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1～78页。

《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第488～491页。

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第9页图一一、一二。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9页。

《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第108～111页。

深圳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68～72、78～81页；《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第116～127页。

《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第34、35页；《铭图》04609，第9卷，第355页。

详拙文：《翼城大河口M1出土铜器铭文试析》，载张生主编《史地》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2～161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0页图一三：1。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0页图一三：2。

上海博物馆编：《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50～51页；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4），219，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57～258页。

孙庆伟：《从新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第1期，封二，第65页图二。

曹锦炎：《新见卣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载《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究会论文集》，清华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17～225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6页图二八。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4页图一八：5；《铭三》0343，第1卷，第399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4页图一八：2；《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第54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5页图二一：1，第17页图三〇；《铭图》12196，第22卷，第66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7页图三一；《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第52～53页；《铭图》11610，第21卷，第98页。

《铭三》1242，第3卷，第402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4页图一八：1、3。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4页图一八：6，二〇。

《文物》2001年第8期，封面；第15页图二一：3。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5页图二二；《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第125页。

《文物》2001年第8期，第15页图二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第4～21页。

饶宗颐等：《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第69～77页。

集成16.10342；《铭图》06274，第13卷，第493～495页。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續编》，09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卷，第308～312页。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朱凤瀚：《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图版三：5；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29，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1～113页。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解答封卫疑谜》，《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第13～15页。

参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详拙作：《楚系铜器铭文新研》，吉林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历史文献学，合作导师：林澐），2012年，第53～55页。

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载《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25～428页；后辑入氏著《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2～117页。

详拙文：《翼城大河口M1017出土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未刊稿。

https：//m-auction.artron.net/search_auction.php？action=detail&artcode=art5182821028.

宋建忠、谢尧亭、王金平、李永敏、杨及耘、李建生：《山西绛县横北西周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5～60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第16～21页；又《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第4～18页。

集成6.367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七八，文物出版社，1997年；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5），168，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详拙文：《绛县横水墓地M3250出土铜器试探》，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