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洋静

（海口经济学院 时代旅航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是未来全国各地开展文旅融合发展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海南和云南均是我国的旅游大省，当地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为了实现海南和云南两地文旅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厘清其文旅深度融合机理和模式。

一、文化基因的学理表述

文化基因是从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衍生过来的一个抽象概念，它是指在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一定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行为规范等文化元素的内在联系与传承[1]。文化基因是文化演变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贯穿于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文化基因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稳定性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基因具有较强的保持和延续的能力。变异性则是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文化基因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发生适应性的改变和演化。

西方学者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开始了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模因”（Meme）概念，即一种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文化单位。模因是指那些能够自我复制并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文化现象或信息单位，如思想、信仰、习俗等[2]。道金斯认为，模因与基因在演化过程中具有相似性，它们都遵循自然选择和变异规律，这一理论为后来的文化基因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提出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深层次的结构，这种结构由一组基本元素（即文化基因）构成，它们决定了文化现象的形式和内容[3]。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强调了文化基因在文化演变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普遍性。

我国在文化基因研究上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这些年来许多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基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乡土社会”的概念，强调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基因。费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包括宗族观念、伦理道德、礼仪制度等，这些文化基因在不同地域和历史背景下得以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化[4]。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为中国文化基因研究奠定了基础。著名学者徐增展和石张在道金斯的“模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模因”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模因是文化演化过程中的最小传播单位，如习惯、信仰、价值观念等。通过分析文化模因的传播、扩散和变异，可以揭示文化基因在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作用[5]。他们将文化基因理论应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6]。

文化基因既是独特的，又是多元共生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文化基因在相互影响、竞争和融合中得以传承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基因反映了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内在价值使得文化具有自我塑造和自我调整的能力[7]。同时，文化基因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变异和创新，对其他文化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共融。因此，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文化基因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文旅融合发展就是实现文化基因传承与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继承和发扬文化基因，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各种文化价值。

二、文化基因解码分析

（一）海南与云南文化基因的渊源与发展

海南位于中国最南端，历史文化悠久，其文化基因的形成可追溯到中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华夏先民来到海南岛居住。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在海南建立珠崖、儋耳二郡。此后，随着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人口的迁入，不同形式的语言、饮食、宗教信仰和艺术形式与海南本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使海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元素和文化特色。海南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琼剧、儋耳石刻、儋州调声、海南古琴、海南竹编等。海南还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自海南本土和其他地区的48 个少数民族，包括黎族、苗族、回族等，在海南文化发展的长河中，保留了独特的语言、服饰、舞蹈、音乐等传统文化元素，丰富了海南的文化景观，尤其是黎、苗少数民族文化璀璨夺目，成为海南特有的文化基因。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一个自然、历史、民族文化资源都极为丰富且复杂的省份。云南文化基因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的古滇文明。在距今2000 多年前的战国中期，云南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神秘的国度——古滇国。古滇国的政治制度完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因此成为当时滇池周边多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8]。古滇国在文化发展层面产生很高的成就，如今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古滇国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充分展现了古滇国的工艺水平和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的推移，南诏、大理国等历史王朝的兴衰也为云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巍宝山南诏土祖庙、千寻塔等。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云南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汇聚的地区。目前除汉族以外，省内人口在6000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等25 个，其中15 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独有或主要分布在云南[9]。这些少数民族在云南地区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形成了多元且独特的民族文化。

（二）两省文化基因的主要内容

文化基因作为区域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承载着民族智慧、传统价值和精神象征，为研究中国多元文化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案例。本文将两省文化基因分为历史文化基因、自然文化基因、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宗教信仰文化基因四个方面。

1.历史文化基因

海南岛原本与大陆连为一体，直到人类出现第四纪时，由于剧烈的地质运动，该岛北部与雷州半岛发生断裂和火山喷发，致使海南岛与大陆的连接地带断裂，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海南岛历史遗迹丰富，据考古学家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三亚落笔洞聚居，发现的人骨化石和洞穴遗址不仅具有极高的生态研究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考古价值。东方、乐东等地发现了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陵水、定安、五指山等地出土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贡、红衣陶和纺轮遗物等。海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如东坡书院、文昌孔庙、文笔峰、南山寺、东山岭等遗迹，承载了丰富的海南历史文化基因。

云南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南亚、东南亚接壤，是古代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历史上曾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因此历史文化基因在云南文化中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在历史文化基因中，云南有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产，如元谋人化石、爨文化、古滇文化等。其中，元谋人化石是亚洲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对于人类学和人类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古滇文化是指古滇地区一系列的文化遗址和文物，如古滇国遗址、河泊所、古城村等遗址遗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贸、铜器冶炼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古滇国时期云南地区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珠江正源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曲靖及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地。爨文化历经50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学、音乐和饮食等多个方面都对云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10]。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为云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如大理洱海古城、丽江古城等。

2.自然文化基因

海南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其中热带雨林是其独特而珍贵的一部分。海南的热带雨林广泛分布于岛上的山脉和沿海地区，被誉为中国的“热带雨林王国”。海南孕育了多种生物，包括各类动植物，如华南虎、白腹锦鸡、黑颈长尾雉等，以及全球仅存的30 多只海南长臂猿，海南孔雀雉、坡鹿、睑虎等珍稀物种，它们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海南自然环境的关键[11]。海南岛被广阔的海域环绕，拥有清澈透明的海水和丰富多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中包括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各种热带鱼、海龟、海豚等生物，构成了海南独特的海洋生态景观。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海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其自然文化基因提供了丰富的内涵。首先，云南地处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拥有极高的生物物种和独特的生态系统。这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促使当地人对大自然有种深情的敬畏与尊重，进而形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文化观念。其次，云南地理环境独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具有多样的地貌类型，如高原、盆地、峡谷、山地等。这种多样化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景观，如玉龙雪山、哈尼梯田、泸沽湖、热带植物园等都是云南赫赫有名的自然景观[12]。复杂的地理环境也使得云南地区形成了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的独特风貌，从而形成了一种尊重自然、珍爱自然的文化观念。最后，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在自然文化基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在云南，生态文明观念已深入人心，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节约用水、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等。这些生态文明的实践，彰显了云南自然文化基因中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珍视。

3.少数民族文化基因

海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可以分为民族语言、传统手工艺术、民族歌舞、民俗风情、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传统节庆等几个方面。多年来，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不断创新，两种文化基因的融汇，共同创造了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它们不仅是海南文化的瑰宝，更是少数民族对自然、生活和传统文化热爱和追求的体现。海南拥有多种国家级非遗文化类型，其中传统音乐类有疍歌、苗族民歌、临高渔歌等；传统舞蹈类有海南苗族盘皇舞、老古舞等；传统戏剧有海南斋戏；传统技艺有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陶器烧制技艺（黎族泥片制陶技艺）；传统美术有木雕（澄迈花瑰艺术）；民俗类有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妈祖祭典（海口天后祀奉）、民间信俗（冼夫人信俗），南海航道更路经等。黎族传统纺织染织绣技艺更是名列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这些非遗项目凝聚了海南本土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智慧和创造力，彰显了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云南是我国聚居民族种类最为复杂的省份，所以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在云南文化基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从宏观层面上可以分为民族语言、传统手工艺术、民族歌舞、民俗风情等几个方面。民族语言方面，云南地区的语言文字多样化，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体现。在这里，汉藏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景颇语系等多个语系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图景[13]。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字系统，如彝文、傣文、纳西东巴文等。这些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传统手工艺术方面，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这里的绘画、雕刻、剪纸、刺绣等艺术形式都是各民族智慧与审美观的结晶。如傣族的彩塑、壮族的壁画、白族的扎染等，都反映了各民族对生活、自然与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表现。这些独特的艺术形式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中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民歌歌舞方面，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各民族的音乐舞蹈在旋律、节奏、编排等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如傣族的象脚鼓舞、彝族的火把舞、纳西族的古乐等，都是各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产物。音乐舞蹈作为表达情感、传递信息和社交互动的重要方式，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组成部分[14]。民俗风情方面，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体现了各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尊重。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等，均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4.宗教信仰文化基因

海南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地区，宗教多元性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宗教，更是有跟随着探索世界脚步的外籍宗教在海南落地生根，成为海南文化独特的风景线。海南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据统计，全省约有八万人信仰宗教，其中佛教信徒超过两万人。海南的佛教是随着旅游业发展起来的，很多寺庙都建在旅游景区内，像规模较大的南山寺和永庆寺便是如此[15]，海南的基督教信徒超过四万人，建有29个基督教堂。那大基督教堂位于儋州市，建于清宣统元年，主教堂为欧式建筑，坐北向南，由传教厅和钟楼组成，建筑面积487 平方米，已经是一座百年教堂，也是海南的旅游景点之一。1995 年那大基督教堂被公布为儋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 年公布为海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云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交汇处，宗教信仰文化基因在其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云南，人们可以看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一些原始宗教等信仰体系共存并相互影响。各种宗教信仰在长期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在云南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景观，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文化的繁荣与交流。这里的各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宗教信仰体系。如傣族信仰上座部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纳西族信仰多神教等[16]。这种宗教多样性不仅体现了云南地区的文化包容性，同时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平台。一方面，多种宗教信仰在云南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如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伊斯兰清真寺等，这些宗教建筑各具特色，展现了宗教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宗教音乐、壁画、雕塑、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也是宗教信仰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宗教艺术作品不仅反映了各民族对宗教信仰的尊崇与传承，同时也是云南文化瑰宝和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基于文化基因解码的文旅深度融合机理分析

（一）文化资源优势与旅游资源的互补性

从发展脉络看，海南与云南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之间存在一种“互补优势”的现象，即两者之间在结构、功能和价值方面具有相互促进和增值的特点。结构层面上，海南与云南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在类型、地域分布和人文景观等方面具有高度互补性。例如，海南与云南多民族文化中各民族的特色传统手工艺品与地域特色旅游景点相结合，使旅游产品更具特色。此外，自然文化与生态旅游、宗教信仰与文化旅游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互补关系。这种结构性互补为两地文旅产业链的完善和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功能层面上，海南与云南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具有互为支撑和促进的作用，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旅游业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内涵，使海南和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17]。例如，海南旅游业节庆活动的发展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进一步推动文化资源的繁荣。海南举办的“三月三”、冼夫人文化节、欢乐节等各种民族节庆活动、文化旅游节等，既满足了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也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有力平台。价值层面上，海南与云南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之间存在一种价值传递和增值的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表现在文化资源为旅游业创造附加价值的过程中，旅游业的发展又为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提供了价值空间。

（二）文化基因与旅游体验的内在联系

文化基因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要素，赋予了海南、云南地区独特的文化特色和魅力，而这些独特性正是游客所追求的旅游体验。文化基因与旅游体验之间存在一种“文化认同感”的关系[18]，即游客在体验过程中，通过接触和感知地区的文化基因，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感，实现文旅融合。在海南、云南地区，游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验当地的文化基因。例如，游客可以参观云南历史遗址，如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等，了解云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参与各种民族活动，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感受云南多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可以品味海南地方美食，如海南的四大名菜，文昌鸡、嘉积鸭、和乐蟹、东山羊等菜肴等，体验海南地区的饮食文化。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方式，让游客在旅行过程中深入感受海南与云南文化的内涵与底蕴，从而实现文旅融合。另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游客在旅行过程中对海南、云南文化基因的认知和体验，有助于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同时也激发游客对海南、云南的好奇心、探索欲望和归属感。

（三）文化创新与旅游产品开发的协同作用

发挥海南与云南地区的文化创新与旅游产品开发的协同作用，有利于文化与旅游共同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满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精神需求。文化创新与旅游产品开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性”的关系，即文化创新为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而旅游产品开发则有助于文化创新的传播和应用，从而实现文旅融合。文化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创新性传承和发展。如各种遗迹的保护和修复，对民间各种传统手工艺的挖掘等；也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对民族音乐、舞蹈、戏剧等进行现代化改编，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演出等。这些文化创新成果为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旅游产品开发则是文化创新与游客需求相结合的过程，海南与云南一样，通过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文化旅游产品，如民族村落游、民俗文化体验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游等，满足了游客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19]。这些文化旅游产品不仅将海南与云南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同时也将文化体验与旅游休闲相结合，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既能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感受现代文明的气息。

四、基于文化基因解码的海南、云南文旅深度融合模式分析

（一）多元文化体验融合模式

海南与云南一样，拥有丰富的多民族文化、自然文化、历史遗产和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多元文化体验融合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将它们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创造出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活动和产品，从而满足游客对于文化体验的需求，提升旅游业的吸引力。首先，多元文化体验融合模式强调对海南与云南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海南与云南在举办各类民族节庆活动的过程中，既要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又要根据时代发展和游客需求进行适度的创新。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有助于保持海南与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活力，同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其次，多元文化体验融合模式注重推广民族美食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品。民族美食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广民族美食，可以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过程中，了解两地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同时，开发民族传统工艺品，不仅可以帮助传承和发扬民族手工艺，还能为游客提供独具地域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最后，多元文化体验融合模式强调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广度和深度融合。通过组织各类文化体验活动，如民族歌舞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等，让游客在多种旅游体验过程中亲身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这种基于文化基因的旅游体验，有助于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海南、云南地区的文化内涵，实现文旅融合。

（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海南与云南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旅游、科技、教育等产业的交叉融合，构建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可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首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要突出海南与云南文化基因与现代科技的结合，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等，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利用。这样的创新不仅有助于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还能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途径。其次，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要注重推动文化与旅游、科技、教育等产业的交叉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各产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将推动海南与云南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例如，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可以开发出具有智能化、个性化特点的文化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通过产学研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最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要进行创新性地文旅产品开发。创新性的文旅产品既要体现独特的文化基因，也要注入现代元素，以满足游客对新奇、个性化体验的追求。

（三）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旨在平衡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整合海南与云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其他各方资源，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与传承，同时促进旅游业的繁荣。首先，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中，保护与传承海南与云南当地的各种文化遗产是核心任务。通过修复和保护历史建筑、开展文化遗产普查等措施，确保海南与云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管。同时，通过传统文化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珍惜和传承海南、云南独特的文化遗产。其次，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强调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开发历史文化遗址旅游、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等手段，将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业，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体验。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资源的平衡，避免过度的旅游商业开发对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最后，通过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提高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旅游业的长期繁荣。例如，开发绿色、低碳的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提倡环保、文明的旅游行为，以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绿色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绿色生态文化旅游是以绿色生态理念为指导，立足于海南、云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生态环境，将文化旅游与生态环保相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关注旅游对环境的影响，致力于在保护和传承文化资源的同时，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绿色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中，海南与云南地区可充分挖掘生态资源的文化内涵，发掘与自然生态相关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族文化等，为游客提供独特的自然文化体验。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开展环保教育活动，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引导游客实践文明旅游，减少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绿色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模式还要求在开发旅游产品时，注重生态环保与文化传承的平衡。以生态徒步、观鸟、亲水等绿色生态旅游产品为载体，带领游客深入海南、云南地区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体验两地的自然文化。在游客亲近自然的过程中，传播当地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和生态环保理念，使游客在享受美好旅程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海南与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