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江梅

贺桂梅指出,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和评价,往往强调其政治性或二元性,即强调结构要素的矛盾性张力,她认为这个看法存在片面性,按照她的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事实上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融合,其二元性并非必然是分裂的,可以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达到一种“总体性”的统一[1]。本文认同贺桂梅的这一判断,并认为正是《讲话》所明确的“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原则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体性”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据此讨论革命现实主义叙事话语,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阐述：一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共性归纳,二是典型文本的风格化路径阐释。共性归纳注重理论预设层面的“应然”维度,风格化路径阐释则重在历史还原式的“实然”维度,二者的展开与对照,既能透视《讲话》语域下革命现实主义叙事话语的理论预设与内在学理逻辑,又充分彰显了历史叙述中不可简约的主体中介性,以及由此衍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多质性”。

一、生成机制的辩证法及实践分途

总体而言,革命现实主义生成机制的辩证法源自《讲话》对文艺/文学的定位,并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生成原则与具体途径两个方面。其一,文艺与政治的“同构”而非“从属”的辩证关系。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开门见山挑明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明确文艺的定位及功能：“研究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正是在将文艺工作置放于整个革命工作的视野下,《讲话》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视文艺为“革命机器”的齿轮、螺丝钉。《讲话》站在革命工作的整体立场、构造和方向上定位文艺工作,一方面,这是取消了文艺的独立地位,将其置于“协助”“从属”的位置上;但另一方面,把文艺纳入“革命机器”,承认并高度重视其政治性影响,又在革命内部大大提升了文艺的地位。因此,从文艺内在于“革命机器”的结构性位置来看,《讲话》所主张的“文艺服务于政治”不宜仅从政治的第一性、文艺的从属性贬低文艺的政治功能,而更宜从革命工作的整体性角度描述文艺与政治的“同构”关系。用“同构”而不用“从属”描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要否定政治的总体性,更不是要翻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意在强调文艺与革命政治的互动及相互塑形。“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原则与“深入生活”的具体生成途径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从《讲话》的内在逻辑看,它立足于革命工作的整体视域,在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原则下,又充分尊重文艺“实然”生成的复杂性并提出了“深入生活”的具体生成途径,由此生成政治性与主体实践性辩证统一的生成机制,以求得革命文艺充分发挥对革命政治的“增补”“溢出”等叙事“潜能”。具体而言,这一辩证性可以从原则、文学事实及主体三个主要构成要素予以说明。首先,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郭沫若称其为“有经有权”,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觉得得到了知音”[2]60。关于“有经有权”的阐释,无论郭沫若的“经常的大道”与“通权达变”[3],还是胡乔木的“经常的道理”与“权宜之计”[2]60-62,都是既强调《讲话》指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意义,同时也指出《讲话》要求文艺“通权达变”的历史主义立场。其次,《讲话》作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有机环节,强调“政治”“文学”的实践性,并将这一实践落实到“深入生活”的途径中,主张文学书写被革命政治“搅动”的动态“生活”。再次,“通权达变”的历史主义、“深入生活”的实践主张,在“服务政治”的原则下保留了作家书写的主体性空间。也就是说,《讲话》所提出的“文艺服务于政治”只是方向性原则,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作家以其主体性“深入生活”,参与革命政治的想象与建构。事实上,按照《讲话》的逻辑,文学不是以其完成度为必要前提来配合、服务政治,一定程度上,它恰好要打破自己的自足性,甚至牺牲自己的完成度,从而结合革命政治的实践过程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环节发挥作用。可见,《讲话》逻辑下的文学生成机制融合革命的方向性与实践的主体性,为革命现实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叙写空间与可能性,在客观意义上形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形态。

多元化是对革命文学实践事实的客观描述,从价值上着眼则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品质上的区辨。这一区辨可以从不同角度释解。首先,可以从《讲话》的“普及与提高”话题来说明。《讲话》的发生及问题意识都立足于“普遍的启蒙”,以求最大效力发挥文学的革命动员功能,这是《讲话》在“普及与提高”问题上倾向于“普及”优位性的内在逻辑。从文学史事实来看,《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艺以“普及”为指向,积极发展大众/群众文艺,在生成机制上主要体现的是及时、快速配合政治的“华北根性”这一层面[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开始重新正视与重视文学的“领域化”与“提高”的问题,对“深入生活”的理解与实践,相应地也从及时反映、配合政治转向穿透“生活”以反映现实本质这一层面,生成机制上从“华北根性”逐步转向主体性的介入。这一由“普及”到“提高”的轨迹,既隐含着生成机制上由“去领域化”到“再领域化”的变迁,同时也从整体上形塑了文学品质上“普及”与“提高”或者“大众文艺”与“高级文艺”的事实区分。其次,可以从“应然”与“实然”的对照角度来分析。《讲话》奠定的生成机制的辩证性为革命文学的多元叙写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实践中则呈现出“区分的辩证法”。就上述构成《讲话》“普遍的启蒙”文艺观的“华北根性”而言,作为紧密配合华北战时的文艺路线,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普及”转为“提高”、大众/群众文艺转为“高级”文艺,正是文艺的党性原则的辩证法的体现,但部分革命书写将属于“权”(“时”“势”)范畴的“华北根性”阐释为“恒久”之“经”、“不变”之“道”,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理解,导致了“一体化”文学书写现象[5],这显然是实践偏离“应然”预设的结果,这在周立波《暴风骤雨》、柳青《种谷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评价颇高的文本中也较为明显[6];而部分作家在践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的介入性,展现被革命政治所搅动的生活、社会面向的复杂,极大地拓展了政治性文学的潜能,其中周立波的“小说回乡”系列、柳青的《创业史》等堪称其中的典型。对比《山乡巨变》与《暴风骤雨》、《创业史》与《种谷记》即可明了,“小说回乡”系列、《创业史》的进境,建立在对《讲话》及“深入生活”的辩证性理解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些文本是实践与“理想状态”趋近的产物[7]。丁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屡次论证“深入生活”在文学生成中的意义、难度与限度,正是希望借此实现有深度与广度的主体性书写,主体性的深度介入必然带来书写中的风格化分途与事实上的品质区分[8]。丁玲的阐释对于理解革命现实主义“区分的辩证法”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也为阐释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在同一生成机制下却表现出前后期实践殊途的现象提供了观察角度。文学史事实证明,对于《讲话》辩证性的生成机制的辩证性把握,是革命文学书写突破“复述文学”“一体化”写作的唯一且正确的途径。

二、典型化的叙事语法及风格化路径

现实主义传统的“典型化”注重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与相互转化,这一辩证法在革命现实主义中因“深入生活”而具体化为政治普遍性与历史当下性的统一,本文概括为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辩证统一的“典型化”。二者的辩证统一,既能克服图解政治的概念化、抽象化等“类型化”偏颇,又可以避免因具体性、个别性而可能滑入的趣味主义、“自然主义”倾向。

一是政治的“生活化”。《讲话》语义上的“政治”,不是鲁迅所说的“安于现状”意义上的“政治”,也不是被政治家垄断的“狭义政治”,而是力图打破各种稳定边界的实践性的“革命政治”,因此不能抽象化把握,而只能通过深入被这一“政治”所搅动的“生活”才能精准把握,这构成《讲话》强调“深入生活”的内在逻辑。政治的“生活化”是这一内在逻辑的叙事“表现”。但在《讲话》最具效力的1940—197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书写中,有违于政治“生活化”的类型化写作颇为常见。对于这些文本叙述中普遍存在的历史当下性、艺术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当时的评论界有不少批评。这些批评,除部分是针对主题、事件批评外,更多的是指向类型化写作普遍存在的“失真”问题。这些有关“失真”或“艺术真实”的批评部分存在混淆“实事意义上的真实”与“人情意义上的真实”[9]的现象,但同时敏锐地指出了这些类型化写作的典型症候,即试图以狭义的政党政治,或者以静态的、完成形态的“政治”理念阐发活泼泼的“生活”的倾向,这种以抽象的普遍性来替代具体个别性的写作实际上违背了《讲话》“深入生活”的精神,恰恰无法完成“反映时代重大问题”并“提高现实”的政治性写作主题。

从“应然”的角度而言,政治“生活化”往往通过“在地化”与“日常生活化”实现政治的具象化赋形,这一赋形过程因当下性与主体性的双重介入而在事实上拓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及可能性,有可能因此突破“一体化”而实现风格化书写,这一理论预设在1950年代正视文学的“再领域化”与强调“深入生活”的长期性与深入性的语境下,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比如书写合作化运动的宏大叙事,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均选择“村庄”作为叙写主体,这是当时政治“生活化”的通行赋形手法,通过“在地化”与“日常生活化”的“下沉”与“厚描”,为宏大叙事建构了一个具象化的嵌入角度与铺展场域,细致入微地呈现出动力机制、实践形态各异的“地方性”,这使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政治“抽象物”因此获得了富于生活质感的呈现;同时,《创业史》的“史诗”品格、《山乡巨变》的浪漫情调、《三里湾》的“乡土中国”质素,又呈显出鲜明的风格化差异,从而形构了革命现实主义书写中宛若“星丛”[10]般的“多质性”图景。

再进一步,“在地化”“日常生活化”在赋予“政治”以艺术真实的同时,还具有“增补”或“溢出”的政治性叙事“潜能”。对政治作历史当下性的、日常生活化的具象赋形,不仅能够动态捕捉被“政治”搅动的“生活”“社会”面向,而且有可能呈现没有被“政治”所完全包含或阐明的复杂、隐晦面向,这些与“政治”同频或异频震荡的活泼泼的“生活”,又以其被搅动的动能反过来塑形“革命政治”,这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书写所能抵达的广度与深度,使革命现实主义书写超越“再现”,成为内蕴建议、吁请的叙事“表现”。学界研究显示,《创业史》的“理想社会”[1]、《山乡巨变》的“社会主义风景”[11]、《三里湾》的“别样的中国想象”[12],不能仅被视为革命政治实践的“复现”,而应被视为与这一历史进程同时展开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应然”的想象与建构,或者说,是潜含“别样的历史想象”的文学可能世界,因此具有阿甘本所谓的“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同时代性”的特质[13]。

二是生活的“政治化”。政治的“生活化”在完成历史当下性、艺术精准性的同时,需要警惕因“自然主义”“趣味主义”倾向而可能丧失典型化的“普遍性”这一潜在危险。在革命现实主义的书写中,“何事可叙”的选择与聚焦承担的就是对生活的“政治化”过滤功能,因此,《讲话》语义上的“生活”,不是自然形态意义上的“生活”,而是被“革命政治”所搅动、改写、熏染的“生活”,其间蕴含特定的政治性内涵。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语法对生活的“政治化”过滤主要包括：以“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反映时代重大现实问题”“提高现实”等)对文学事实进行选择与聚焦;以“党性”(“阶级”“道德”等特定“政治”范畴)完成“新人叙事学”;将“自而然”的风景政治化、伦理化为“社会主义风景”等。上述“政治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主要结合相关文学史事实对这一“政治化”过滤的叙事话语以及主体性介入的风格化路径进行辨析。要说明一下的是,“新人叙事学”话题在“成长机制”部分有集中阐述,故此处不论。

首先,原生态生活“政治化”包含了人、事、物(景)诸层面,在叙述语法上则涵括“叙述什么”的事实选择与“如何叙述”的视角聚焦。通过事实选择与视角聚焦的双重“政治化”过滤,原生态生活最终表征在文学实践的党性原则上。对这一文艺党性原则把握的辩证与否,形构了革命文学“政治性”书写的“区分的辩证法”。李杨有关从叙事到抒情到象征的三阶段说[14],精准概括了从客观的事实世界到主观的象征/符号化世界的文学史事实,这一变迁轨迹清晰呈现出逐步放大或极端化《讲话》提出的文艺的党性原则的教条主义倾向,从而导致《讲话》发表后至197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实践从总体上呈现出以“政治”进行高度选择与聚焦的“一体化”书写图景,其实质恰恰是违背《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反教条主义的“非政治性”写作;而部分正视“深入生活”潜能的文本则表现出对革命政治实践的“增补”或“溢出”功能,其实质反倒符合《讲话》精神。这种有意味的错位说明《讲话》关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主张极富辩证性。

其次,有关风景的“政治化”书写问题。作为“有意味的形式”,风景话语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随“政治化”趋深而同步趋深的观念化风景话语的生成史。不过,在整体趋势之中也出现了一些“异质性”探索,这里讨论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话语现象。其一,“地方性”风景话语的美学意义。革命文学以形塑“社会主义风景”(也即“普遍性”风景)为要旨,但不少书写实践凸显风景话语的“地方性”,并积极探索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统合的“地方(尤其是‘村庄’)中的中国”的话语模式,客观上生成了风景话语的多元化图景。不过当时的批评话语倾向于将其阐释为作家“深入生活”“主体改造”等问题,或视其为创造“民族新形式”的成功案例。回到历史语境,这两种阐释思路自具其内在学理逻辑与历史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阐释对“地方性”风景话语内含的“异质性”具有文学史事实上的遮蔽。在现今崇尚多元化的语境下,此一“地方性”风景话语内含的“异质性”受到普遍重视,其中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地方性”书写更被视为风格化标识物而予以重点阐发,足见“地方性”风景话语的美学潜能。其二,“社会主义风景”话语的生成。这个问题颇为典型,这里以最具症候性的周立波风景书写为例作展开说明。周立波的风景话语在《讲话》发表前后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讲话》发表前的风景书写主要源自古典传统和1930年代所接受的现实主义理论,擅长征引传统风景话语,具有静观、沉思的“私人性”抒情特点,风景书写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小说家疏离现实、生活的“象喻”;《讲话》发表后的周立波力图呈现风景“政治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抒情特点,但又呈现出早期与后期的区别。早期创作(比如《暴风骤雨》)中的风景往往被塑造为政治的符号、象征,这显示了小说家极力转换风景话语的“私人性”的努力,但却因对《讲话》的教条式理解而陷入类型化写作。后期(“小说回乡”时期)的风景书写,则既失去了《讲话》发表前风景话语静态、凝思的古典品质,又克服了《暴风骤雨》时期比德式的隐喻与象征笔法,而擅长将风景内化为叙述的有机组构成分。这一转换典型体现为“新”“旧”的辩证法,正如唐弢所概括的：“给所有民俗习惯涂上了一层十分匀称的时代的色泽,使人觉得这一切都是旧的,然而又不完全是旧的,时时反射出一种新的光彩”[15],也就是说,既充分保留传统风景话语中情境化的叙述功能,又娴熟地展现出“风景”与新的革命主体、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创生关联的动态过程,这一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换,同时也实现了“山乡风景”(“地方性风景”)与“社会主义风景”的交融,这使得“小说回乡”时期的风景话语焕发出浓郁的“公共性”抒情意味而充分“政治化”了,这自然是不同于柄谷行人所说的“内在的人”[16]所发现的“社会主义风景”。周立波风景书写的阶段性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视为风景书写的三种话语模式或风格化路径。古典诗学的风景话语以比兴、物色、情景交融最为典型。“物色”“情景交融”类似于周立波《讲话》发表前的风景话语模式,而“比兴”类似于周立波《讲话》发表后政治符号化的风景话语模式,由这一类比可知周立波“小说回乡”时期风景话语的创造性价值,既充分吸取传统书写中的情境营构手法,但又转换沉思、出离的静态、私人性抒情为生成、融入的动态、公共性书写,这种“新”“旧”交织而成的“社会主义风景”,在将“自而然”的风景“政治化”的同时,又为革命现实主义风景书写的话语模式或风格化路径提供了“理想状态”的示范性意义。

贺桂梅在论述周立波《山乡巨变》时指出,周立波关于“生活”与“政治”不完全叠合的二元话语,建立在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全国性与地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模式之上。周立波这一辩证法的实质,是在先承认普遍性与规范性存在的前提下强调了特殊性和差异性存在的必要,这事实上反倒为特殊性和差异性赢得了富于弹性的生存空间[17]。贺桂梅所揭示的这一辩证关系模式,完全适用于阐述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叙事语法：在践行《讲话》“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政治的具象化有助于克服对“生活”予以高度政治化选择和聚焦的“非政治”写作的偏颇,展现不能被“政治”完全穿透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与“政治”互动的“政治性写作”的潜能;而生活的“政治化”又将生活过滤为呈现普遍性的“这一个”。普遍性与地方性、当下性的辩证互动,克服了“类型化”或“自然主义”的偏颇,代表了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叙事语法的“理想状态”。

三、叙述中的“成长机制”及“区分的辩证法”

革命现实主义是关于革命政治的“历史叙述”。叙事学认为,历史叙述并不只是“如其所是”的历史“再现”,而是内含“如其所应是”(“建议”或“吁请”)的主体性“表现”[18]。按照革命史观,历史是具有既定方向的、光明战胜黑暗的进步史。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现实主义惯用的线性结构及“成长机制”可以视为革命史观的结构性隐喻,应从“表现”“建议”的角度予以解读。

一是新人叙事学中的“他律”“自律”辨析。巴赫金将“成长小说”阐释为“人在历史中成长”,强调的是“个人”与“历史”同步的现代意义上的“成长”：“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19]232。革命现实主义的新人“成长”可以用巴赫金的“成长小说”进行阐释。革命新人叙事学重点展现“新人”自觉认同、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而与之同步成长的历程,情节设计上常将“新人”的成长“嵌入”诸如“阶级”“人民”等“想象的共同体”中,通过“内”“外”双重斗争成长为“历史的人”,并由此促生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见新人叙事学的“成长”,不单指个人的生理性成长,重点在于个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与把握。对于革命新人来说,成长“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19]233。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弥合了“个体”与“历史”不谐和的“裂缝”而使之真正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新人叙事学的独特性在于,新人/革命主体的生成既是悬置或掏空“内面自我”的“角色化生成”,但又不能完全视为压抑机制的产物,而是“他律”“自律”或者“角色化”“主体性”辩证统一的生成机制。革命现实主义在塑造新人时,情节模式上强调“新”“旧”对立语境,并着力凸显新人对革命的“倾心融入”,即是这一“成长机制”的典型体现。这里以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为例阐述新人叙事学中的“他律”“自律”的辩证机制。关于梁生宝的“新人”特质,学术界争议颇多,但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着眼,柳青的叙述机制自具内在逻辑。《创业史》具有想象与建构“理想社会”的政治元叙事品质,按照柳青的自述,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有赖于“理想新人”的生成,因此文本为凸显“新人”的理想性,自觉地将阶级、党性、道德等“他律”的规范转化为如品性一般的自发、“自律”,从而形塑一个将“他律”内在化、性格化的“理想新人”[20]。从叙述效果而言,这一本为“理想社会”而生的角色人物不仅本身焕发出主体性辉光,而且“他律”自律化、“自律”性格化的叙述笔法,在将外在规范“内在化”的同时,也间接实现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与合法性的叙事宗旨。程凯将《讲话》解读为“革命主体论”,对于革命主体的锻造而言,“自律”显然比“他律”更具关键性意义[21]。丁玲的《田保霖》叙述田保霖由“他律”到“自律”的“新人”生成过程,毛泽东称扬这篇小说的写法为“新写作作风”,大概即是从“自律”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主体生产力与建构性意义而发[22]。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业史》塑造“理想新人”的笔法、模式亦可归入“新写作作风”系列。此外,《讲话》意义上的“新人”还包括需要改造与自我改造的文艺工作者,其生成机制中同样包含“他律”与“自律”的辩证关系,不少作家对此颇有体悟,其中丁玲的“情感认同”论[8]、柳青的“安心”论[23]等,都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表明“倾心融入”的“自律”在新人的“成长机制”中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

二是关于“方向性”与“未完成性”的辩证法思考。革命史观赋予历史从“过去”达至“未来”的确定性方向,同时也承认历史变迁图景具有长期性与阶段性,由此引发革命史叙述中“方向性”与“未完成性”的关系问题。部分革命现实主义书写对此一关系问题缺乏辩证性把握,这尤其表现在“方向性”把握这一方面。“方向性”主要是就未来主义取向及线性结构模式而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叙事的循环史观与怀旧主义,但书写实践中存在两种偏差：一是低估了这一革命进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而陷入盲目的浪漫主义想象;二是教条主义式地理解“方向性”与党性、党派政治的关系,甚至将“方向性”简单等同于“政治倾向性”,从而使文学沦为“政治”的图解与工具。不过,部分书写对这一话题的处理值得特别讨论,这里仅就其中涉及的“新”“旧”问题稍作引申说明。革命史观源于基督教线性进步观,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在以进步的观念转换古希腊永恒循环时间观的同时,又将历史的“终结”与乌托邦远景设置在“未来”。未来主义的维度由此被纳入革命史观中,“过去”“现在”“未来”因此由物理时间转换为价值时间。“过去”代表“黑暗”“苦难”等阻碍通向“未来”的陈旧之物;“现在”也仅是“过去”通往“未来”的驿站,终将被抛弃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只有“未来”代表“希望”“光明”而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这一共识在中国革命现实主义书写中被复杂化了,这典型地表现在对有关“过去”的处理上。要解释这一书写现象,有必要进行“内源”考索。从实质上看,中国循环史观是历史退化论,伍安祖、王晴佳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崇古”“怀古”“信古”意识[24],导致中国传统叙事常表现出以“三代”为尚的“重元”“垂直的乌托邦”的独特话语模式[25]。这一源远流长的“崇古”意识沉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渗透到革命史观,而对革命现实主义叙述中的“新”“旧”搏斗及替代模式有所修正：乌托邦不只是单向度的“未来”,更可能是“过去”与“未来”的交融;“新”“旧”搏斗、“新”战胜“旧”的时间模式也被更复杂的“新”“旧”交织的时空一体的历史图景取代。比如《山乡巨变》《三里湾》展演的“社会主义风景”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而是包含传统中国“天下体系”“乡土中国”因子的“别样的中国想象”。蔡翔在论及革命现实主义书写的特殊性时指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之子’”,所以,革命中国的文学叙事中处处可见“现代”的印痕,或者可以说,中国革命书写融合了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的双重想象[26]。这一观察可以进一步拓展到“传统中国”,要把握革命现实主义对于“理想中国”的想象与建构,“传统中国”这一极具意味的民族性结构因子不容忽视。

“方向性”既然指向“未来主义”,自然提出了“提高现实”的要求,这意味着书写中内含“如其所应是”的浪漫主义因子,但同时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大历史的“未完成性”。革命现实主义作为参与这一大历史的文学实践,对“未完成性”的把握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有同一时期理解上的歧异,由此导致了书写的多元化。比如理论界关于“歌颂与暴露”,尤其是有关“阴暗面”话题的屡次讨论与争议,以及丁玲、赵树理、柳青、王蒙等小说中反复涉及的诸如干部退坡、革命意识淡化、小资情调复兴等问题,都是由“未完成性”认知而引申的关于“革命的第二天”的焦虑在理论与文学上的体现。如果将这一话题置放于《讲话》语域下,“未完成性”的抽象理论转化为“深入生活”的难度与限度,则理论命题的具体化不仅没有使问题简单化,反而因为引入了“社会”“生活”等实践性维度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显而易见的是,“革命”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由此搅动的“生活”“社会”的动态变迁,使得“深入生活”中含有的“反映现实本质”实质上只可能是“阶段性”的本质,这就提出了不断“深入”的问题,并构成了革命政治与文学实践的双重“未完成性”。遗憾的是,这种双重挑战并未激发出理论思考与文学书写的相应深入,反倒因为日趋激进的革命政治形势的推进,导致抽象化的简单把握与理解。不过,本文上述判断是建立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整体观照基础上的,不免笼统,事实情况远比这种整体性概括复杂。从实而论,在整体走势之外,也有部分作家积极践行“深入生活”,加上1950年代的革命文学开始呈现出“再领域化”的态势,因此有关“方向性”与“未完成性”的关系问题也出现了颇有深度的个性化思考与风格化书写。这些风格化探索就其实质而言多具有“史诗”或政治元叙事的美学品格,其内含的艺术张力与活力,发挥了远超“复述文学”、象征性政治书写可以涵括的对革命政治的“增补”或“溢出”功能,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这里以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例予以对读与阐释。

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合作化运动书写可以视为是与革命政治同步、同构的文学实践,文本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建构与想象总体上与革命政治的远景目标契合,这体现了《讲话》原则下革命文学的“党性”。不过,在精准把握“方向性”的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都呈现了革命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一方面,柳青《创业史》精心建构的“不理想性”设计,周立波《山乡巨变》细致展演的被山乡生活所阻滞、打断而艰难前行的“进步”的难度,生动呈现出革命的“未完成性”;另一方面,柳青创设的“理想新人”,从革命主体生成角度暗示“新的世界”必将实现,周立波“社会主义风景”的发现则蕴含革命的乐观主义想象,这些精心调配的叙事机制与话语,既充分展现“新旧缠斗”的长期性、艰难性,又莫不暗示“新”必然战胜“旧”的“光明的结尾”,均较为辩证地处理了“方向性”与“未完成性”的统一,使其成为倾向性与真实质感有机结合的有品质的书写。在具体书写上,《创业史》的政治元叙事与“史诗”追求,《山乡巨变》的“浪漫主义”与地方情调,则呈显出叙述中不可化约的主体性,由此形塑出革命现实主义的“多质性”与风格化路径,并最终生成凝重与明丽的迥异风格。

除了上述辩证把握“方向性”与“未完成性”这一共性,《创业史》与《山乡巨变》在叙述的“成长机制”上还隐含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创业史》的“不理想性”设计依凭“理想新人”的创生而克服,进而展演“创业”远景;《山乡巨变》亦以“新人”生成为基点建构山乡中的“社会主义风景”,也就是说,两部作品都以革命新人/主体的生成为核心展开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建构,这样的处理既印证了学界有关《讲话》是关于革命主体论的判定,同时有助于将革命史的线性发展整合到新人的成长机制中,这样既有效避免了宏大叙事可能产生的浮泛空洞,同时也生动展现了新人与新世界的同步成长,典型体现了新人叙事学“人在历史中成长”的特点,显示出新人成长与新世界创生的“和谐”而非“分裂”。再进一步,就新人生成与大历史的创生关系而言,二者与其说是平行关系毋宁说是先后、主从关系,但与巴赫金“成长小说”所强调的“历史”通过“个人成长”的故事得以“道成肉身”或者“个人”只是展示“历史”的工具与手段的观点[19]233不同,革命现实主义书写中的“成长机制”呈现出“个人”与“历史”关系上的翻转。这一方面有着古典叙事“事”随“人”转的民族性渊源,另一方面也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以及“改造世界”的目标。所以,革命现实主义书写中以人物取代情节成为叙述的优位,正是深刻领悟到了革命主体在革命“创业史”上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因此,人物中心的叙述机制一方面暗喻“方向性”/“未来主义”的必然实现,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现代小说继史诗之后重建世界总体性的叙事学宗旨,如此,则革命现实主义谱写的“方向性”与“未完成性”辩证统一的革命壮剧,也就与形形色色的旧现实主义的悲歌情调区分开来。

革命现实主义是《讲话》最具效力的1940—1970年代后期的主流写作,关于这一文学书写现象的成败得失,学界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其间涌现的一批重思重释的成果,比如唐小兵、蔡翔、罗岗、贺桂梅、何浩、程凯等学者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复杂意蕴及历史价值作出了严肃的学术性清理与反思,但整体上而言,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共识基本上还是以“一体化”论述最有代表性。“一体化”论述的提出有其时代语境,也自具学理逻辑,但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及思考的深入,这一判定从完全归纳意义上看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学界对此已有所反思与修正[27]。本文也可视为这一反思启发下的思考,充分认可学界关于《讲话》“有经有权”的诠释,并据此从《讲话》内含的辩证法角度反思“一体化”论述的偏颇,在试图完成革命现实主义叙事学的概括与初步建构的基础上,充分把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多质性”及“区分的辩证法”,并通过“应然”的理论预设与“实然”的文学图景的对照,彰显叙述中不可简约的主体中介性,主张应将革命现实主义视为由纯粹与杂色共塑的“文学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