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俊，莫珺岚

（1.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江苏 无锡 214028；2.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3.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集宣传、娱乐、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化活动，其活动主旨在于提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促进学习型社区的构建，从而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近年来，政府部门牵头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主流创新模式。 但从实践来看，基层社区协同治理普遍存在“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缺乏、参与率不高、效能低下等方面。 究其原因，有研究揭示了城市居民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内外困境，主要涉及团队困境、个体困境、制度困境及环境困境等［1］。 对此，江小莉等学者呼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凝聚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等方式，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以破解“奥尔森困境”［2］，该主张为本研究的展开拓展了思路。

一、文献回顾

我国关于社区教育与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即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作用、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研究、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策略研究［3］。 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施：一是把社区治理的理念、内容与技术传授给社区居民；二是社区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引领与带动功能，引导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的实效［4］。 程仙平围绕着制度设计、价值嬗变、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了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但是该研究的核心是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机理分析和价值体现，对于融入策略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推敲［5］。

在以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社区教育目标缺失、社区居委会功能错位、居民参与失位及社区精神丧失等共性问题［6］，武汉市武昌区社区教育学院运用行动研究法，探索出以社区学校为平台，以班长议事会为载体，推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与制度程序［7］。 成都市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融合、自治等三个发展阶段，并阐述了不同阶段搭建平台营造社群、培育社区领袖激发共同行动、引入专家团队助力居民共商共议共解决的供给机制［8］。 天津市河北区的案例研究针对社区教育面临的一些普遍困境，提出了提升居民主体意识、完善教育人才队伍、明确政府定位、保障居民权益等社区教育治理的有效路径［9］。 总体来看，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协同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社区教育在助推社区治理实现“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

以往的研究为本文进一步探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在实践层面仍十分薄弱。 由此，本研究以社区教育培训为切入点，主要采用准实验研究的方法，通过社区教育培训的实践，尝试培育社区居民的公民精神，多渠道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并据此提出破解居民社区治理参与障碍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笔者在前期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社区教育的受众十分有限，以老年人群体为主。 李翌萱认为，老年人群体在经验、资源、闲暇等各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近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显著提高，但我国老年人志愿服务仍呈现出参与意愿较高而实践率较低的特征［11］。 对此，笔者对合作社区参与社区教育项目的老年人进行了实地访谈，发现该群体受到了“银色数字鸿沟”的困扰。 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上面临困难，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无法享受数字化社会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该群体运用现代化智能设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壁垒。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也饱受社区教育培训项目乏人参与、协同治理任务无人问津的困扰。 某街道工作人员更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究竟什么样的社区居民会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呢？”

霍曼斯（Homans）的社会交换理论主张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会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 布劳（Brauw）以该理论为基础，提出社会交换可能会存在交换的不平等或延时，由此相互信任和相互需要成为社会交换能否成功和可持续的重要保证［12］。 就社区协同治理中的“奥尔森困境”而言，社区面向参与社区教育的老年人群体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旨在消除“银色数字鸿沟”的智能手机使用培训项目，是建立社区居民信任感、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参与度的一个可行路径。本研究把社区开展的智能设备培训项目从专业指导、学习资源、设施提供等方面展开，将该变量命名为“社区支持”，同时将变量“社区治理参与”细分为行为和意愿两个维度，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具有正向影响。 该假设可分为两个子假设：a.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b.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本研究结合实际需要，主要围绕被调研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从事职业、社区固定社团成员等方面的个体特征进行探究，尝试对“什么样的社区居民会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这一问题做出描述性解答。

三、案例选取及研究设计

课题组依托无锡市启新志愿者服务中心的“E启同行—2022 河埒街道为老服务项目”展开相关研究。 该项目于2022 年5 月—12 月期间，对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的老年居民群体累计进行了2000 多人次的系统化手机使用指导课程，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本课题在研究设计上属于准实验研究的范畴，将滨湖区接受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的老年居民群体列为实验组。 课题组随后针对无锡市下辖的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新吴区、经济开发区等其他5 个区进行PPS 抽样，得到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调研具体实施方法及结果如下：在2023 年1—2 月期间，对滨湖区河埒街道10 个社区参与培训项目的老年居民群体进行分层抽样，每个社区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20 个左右样本，利用问卷星现场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38 份。 同一时期对其他5 个市辖区的27 个街道进行PPS 抽样，每个街道抽取20 个左右家庭户开展入户调查，同样使用问卷星现场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593 份，累计共获得有效问卷831 份。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调研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1. 被调查居民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所获的831 份样本中，男性占41.52%，女性占58.48%。 从年龄分布来看，50—59 岁的中老年人占样本总量的33.45%，60—69 岁的低龄老人占33.09%，7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20.1%，此外样本也涵盖了部分40—49 岁的中年人群体，占样本总量的13.36%。 调研显示，受访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41.52%的被调查居民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居民比例为19.13%。 从职业特征分析，受访居民中退休前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的比例是17.57%，在企业担任管理人员的比例是13.59%，工人、农民、个体经营户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占68.84%（未到退休年龄的受访者为现职）。 无锡作为苏南发达城市的代表，城市社区自组织的建设卓有成效，抽样调研结果显示，无锡6 个区35 个街道的社区居民中，有40.43%是所居住社区某固定社团（如社区舞蹈队、健身项目等）的成员。 考虑到本次调研中有46.81%的被调查者处在40—59 岁未退休阶段，课题组认为无锡市已退休居民的社区自组织参与率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2. 被调查居民社区培训及活动参与情况

首先，数据分析主要是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析数据中的价值，更好地位教学服务。大数据时代，高职教师也要重视从网络平台中获取资源和信息，更好地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并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计划，并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改进教学策略。

46.57%的受访居民表示，以往曾参与过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如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社区舞蹈队、健身项目等，比照正式退休年龄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比例（60 岁以上，53.19%）可以推测，退休老年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率总体较高。 从社区居民的参与频率和参与程度分析，22.62%的受访者对于社区活动是“每次都参加”，33.81%表示“偶尔缺席”，可见社区活动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参与人群。 社区对居民活动的支持情况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可知，充裕度从高到低分别为设施提供（63.89%）、学习资源（62.22%）、专业指导（60.65%），反映出未来在提升社区培训效能上，社区除了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学习资源之外，应配备专业人士定期指导，进一步加强人力投入。

3. 被调查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情况

调研发现，近三年来社区居民的社区治理实际参与率不到40%，总体参与度不尽理想，与之相对应，居民的治理参与意愿高了将近一倍（70.64%）。究其原因，占首要位置的还是主观性较强的“时间精力”因素（46.33%），其次为“智能设备使用障碍”（26.71%），可见通过社区教育培训弥合“银色数字鸿沟”，是消除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客观障碍、提升参与度的有效途径。 调研中同样发现，社区居民的总体主人翁意识较强，在过去三年的特殊形势下，因担心“疾病传染”而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心态并不普遍（21.9%），纯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旁观者心态基本忽略不计（5.05%）。本次调研中提出：“如果社区免费开展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培训，您是否愿意参加治理工作？”在此情况下坚持选择“完全不愿意”的居民比例为7.82%，由此看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培训能在提升社区治理参与上起到较为显著作用。

（二）调研结果的相关性统计

1. 社区治理高参与意愿的居民特征

在上述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探究社区教育培训在促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的促进作用，继续运用相关分析法对各变量进行逐一探查。本研究使用SPSS21.0 软件，首先选择居民性别、年龄、培训参与等10 个方面的变量，展开与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变量相关分析，尝试回答“什么样的居民有更高的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问题。

首先对社区治理参与意愿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统计。 由表1 可知，年龄、身体状况、（退休前）从事职业、社区固定社团成员、社区培训参与及频率等变量均与居民的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年龄相对较轻、身体状况较好的低龄老人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活动，（退休前）曾任职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等社会地位较高的部门的人员有更高的参与意愿，身为社区固定社团成员、且经常参与社区各类培训及活动的居民是积极投身社区治理的主力军。 受教育程度与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呈弱负相关，说明居民的学历水平对此有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学历层次较低的居民较少愿意参与社区治理。 此外，性别变量和参与意愿有显著的负相关，显示出女性居民在社区治理上有强烈的参与意愿。 智能手机等设备的熟练操作与参与意愿呈现最显著的负相关，可见“银色数字鸿沟”确实是阻碍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的重大因素。

表1 社区治理高参与意愿的居民特征

2. 社区治理高参与行为的居民特征

本研究进一步对近三年实际参与过治理活动的社区居民开展深入剖析，同样使用SPSS21.0 软件进行双变量斯皮尔曼相关分析（表2），以回答“什么样的居民会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 结果表明，社区治理高参与行为的居民仍以身体状况较好的低龄老人为主，性别因素与社区治理参与无相关性。 长期担任社区固定社团成员的居民参与了更多的社区实际治理任务，曾接受过社区开展的教育培训项目且参与频次较高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次数也更多。 治理工作高参与行为居民的职业特征与前面的分析相符，但受教育程度呈现出更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学历层次较高的居民参与了更多的社区治理任务。 智能手机等设备的熟练操作和参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与参与意愿相较而言系数减小，表明智能设备使用障碍在实际社区治理参与方面的干扰作用有所减少。

表2 社区治理高参与行为的居民特征

为了验证社区支持与社区治理参与两个变量之间的研究假设，本研究首先使用SPSS21.0 软件，运用皮尔逊相关法（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对两个连续变量做相关性分析，以获取双尾检验的分析结果（表3）。 结果显示，社区支持和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之间均显现出正向中度相关（0.3 ≦r≦0.5），且在参与意愿上基本接近正向强相关（r＝0.482），由此本研究提出的“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两个假设均得到了证实。 进一步剖析得知，提升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的因素由高到低分别为“设施提供”“学习资源提供”和“专业人士指导”，促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的因素由高到低则为“设施提供”“专业人士指导”与“学习资源提供”，体现出社区在通过教育培训活动尝试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向居民开放社区设施设备的关键性促进作用。

表3 社区支持与居民治理参与的相关分析

4. 社区培训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分析

本研究为探查社区教育培训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促进作用，在准实验研究结束后开展跟踪性问卷调研。 结果表明，“有智能手机设备培训”条件下的调研选项均值比“无智能手机设备培训”条件下的调研选项均值高0.07，成对样本相关性为0.682，概率P-值为0.000，存在显著相关性。 成对样本检验的T 值为2.515，概率P-值为0.012，在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05，原假设成立，证实了以智能手机使用培训为代表的社区教育培训能对居民的社区治理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差异化影响。

（三）调研结果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探究促成居民社区治理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并对各因素从轻到重排序，以解释影响的比重。 本研究通过一系列分析，确定了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从事职业、智能设备熟练操作、社区培训参与、社区固定社团成员、社区活动参与、社区支持等9 个相关性显著的变量，随即使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建立分析模型，检验具体的影响程度。 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为社区支持、固定社团成员、年龄、社区培训参与、身体状况，多元相关系数为0.535，联合解释变异量为0.286，共线性诊断结果在合理范围之内。 就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社区支持”的预测力最高（解释量为18.5%），“社区固定社团成员”其次（4.4%），“身体状况”的影响性最低（0.8%），最终构建标准化回归方程式如下：

社区治理参与＝0.240×社区支持＋0.196×社区固定社团成员＋0.140×年龄＋0.178×培训参与＋0.097×身体状况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将受教育程度、（退休前）从事职业、智能设备熟练操作、社区活动参与等4 个变量排除在回归方程之外，表明以上变量尽管与社区治理参与行为有一定相关性，但预测力及解释力相对较弱。 社区支持对治理参与行为的促进效用十分显著，由社区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以促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假设也得到了验证。 从社区居民的个人特征来看，是否为社区自组织成员、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变量作用显著，本研究由此构建用于分析社区教育培训活动促进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机理的模型框架如下：

图1 社区教育培训对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机理框架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无锡地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群体基本以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为主体，其个人特征较具典型性。 苏南城市的社区自组织比较普遍，各类教育培训项目在政府的推动下较为丰富，其固定成员的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及参与率较一般居民要高。 社区在设施提供、学习资源提供和专业人士指导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显著的主推作用。 本研究据此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顶层设计，培育社区自组织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在加大投入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激发居民的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并实现社区治理行为的转化，从而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基层治理。 当前政府购买项目以培育社区自组织已成为推进基层自治的一种新时尚和新常态，但课题组从基层实践中发现，一些社区自组织的生存发展仍存在起步艰难、资金短缺、人员流动性大、专业性不强、可持续能力较弱等现实障碍，深度访谈中也揭示出部分社区自组织面临的竞争环境不良、社区配合度较低、项目针对性不强、居民参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可见政府需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革新体制机制，改善行业环境，多措并举，加大对社区自组织的培育和扶持，特别是要重视社区自组织的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全面推进基层社会的自治自洽。

（二）社区组织引导，培养社区意见领袖

本研究对“什么样的社区居民会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同时验证了社区支持对社区治理参与的正向激励作用。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街道在发动居民实施社区治理活动中存在较为僵化的管理型思维。

对此，各街道社区首先应充分利用政府外包服务的政策红利，积极配合社区自组织开展好各类各项社区教育培训项目，从探寻社区居民教育培训需求、开放社区设施设备、主动提供学习资源、提供专业人士指导等方面着手，为社区居民提供“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真正能落地的教育培训服务。 其次，要合理组织，正向引导，在社区教育培训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做好参与社区治理居民队伍的培育和建设工作。 社区教育培训项目是街道社区以社区学习共同体为抓手，深入锻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第三，在社区治理居民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身体状况良好的低龄人群、社区自组织的固定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退休前）从事职业层次较高的人群，将乡贤文化适度融入社区教育培训，适时培养和塑造社区意见领袖，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共治。

（三）社会联合参与，锻造公民精神

营造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格局和氛围，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为了推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应积极构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居民多元参与的格局，各司其职，逐步融合，实现社区共治的三步走。 第一步，在社区营造初期，充分利用地缘、趣缘等纽带，开展丰富多元的社区教育培训，吸引社区居民广泛参与，逐渐形成社区学习共同体。第二步，促进社区居民相互联系，组织居民议事会，结合社区治理的典型常见疑难问题，初步开展居民自治的尝试。 在此阶段，针对一些居民及社区难以自主解决的疑难杂症，可适时借力高校、律师事务所、科研机构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借鉴已有经验和做法助推社区居民自治自洽，并逐步激发社区居民自治共同体意识，将社区治理从被动参与向主动融合进行转化。 第三步，打造和建设成熟的社区治理居民队伍，充分发挥社区意见领袖的号召作用，形成社区自治的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不断提升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的专业化水平，从而真正实现深度的社区自治，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