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媛媛

(烟台科技学院 山东烟台 265699 )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的重要引擎。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数字经济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市场的扩大，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福祉的双赢。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农村网民数量已达4.5亿人，其中90%以上的农村网民曾进行过在线购物(王庆喜，胡安，辛月季,2022)。这一数据表明，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一定的数字经济基础，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指导制定农村发展战略和扶贫政策。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增加收入、创业就业的机会，同时也为农产品销售和农村旅游等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把握农村消费需求和潜力，为农村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增长，帮助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另外，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有助于评估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新型城镇化解释了该关系，明确了财政支农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剖析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提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1 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农村消费

数字经济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种经济形态，其发展对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打破了地理限制，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商品选择；其次，数字经济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消费方式，如在线支付和配送服务。此外，数字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本。通过电商平台，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多促销活动和优惠价格，相对于传统零售渠道，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所需商品；最后，数字经济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在线浏览商品信息、比较价格、查看用户评价等方式，做出更理性的消费决策。这种消费体验鼓励了农村居民更多地参与数字经济消费。基于此，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影响。

1.2 城镇化的中介效应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软件开发等，这些行业对于高技能和知识密集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城市成了新兴行业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人才向城市转移就业。

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支持，这些资源在城市更加集中和发达。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商业环境、金融服务、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等资源，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发展资源，许多农村居民选择迁往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各种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新兴服务的选择，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城市建设等。数字技术和服务在城市更加普及和便捷，农村居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服务体验，会选择迁往城市，以便更好地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和便利。

第四，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有信息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也促进了城镇化过程。基于此，提出假设：

H2：城镇化在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中存在中介效应。

1.3 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

首先，财政支农可以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促进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例如，政府可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建设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物流网络，改善网络覆盖和物流配送能力，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电商服务。

其次，财政支农可以帮助农村居民更好地参与数字经济，从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最后，财政支农可以加强农村居民的消费权益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投入，加强农村电商市场监管，保护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同时，财政支农也可以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监管，提升农村居民对于数字经济产品的信任度，促进消费增长。基于此，提出假设：

H3：财政支农积极调节了数字经济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根据数据和研究模型，本文选择用固定模型检验假设。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构建以下模型：

根据式(1)，本文先将控制变量代入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NC)、固定资产投资率(GD)、收入分配失衡程度(SR)及人口规模(RK)与农村居民消费(XF)的关系。然后，在式(2)中代入自变量数字经济(SZ)。

为了检验财政支农对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的调节作用，构建以下模型：

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代入调节变量和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测量财政支农(NY)的调节效应。

然后，为了检验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再次构建以下模型：

借鉴先前文献的做法，检验中介效应需通过以下步骤。首先，式(4)测量了城镇化(CZ)对农村居民消费(XF)的影响；其次，式(5)测量了自变量(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城镇化)的影响；最后，式(6)将自变量(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城镇化)同时代入，研究了对因变量(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保证式(4)和式(5)中城镇化和数字经济显著性的同时，通过对比式(6)与式(1)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性的变化，进而证明城镇化的中介效应。

2.2 变量选取

2.2.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农村居民消费(XF)。农村居民消费是指农村地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存在一定差异，受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交通和物流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2.2 自变量

自变量是数字经济(SZ)。数字经济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体系。它涵盖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交流、交易和创新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数字支付、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

2.2.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是财政支农(NY)。财政支农指的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措施，向农业领域提供经济支持和资金投入，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

2.2.4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城镇化(CZ)。城镇化指的是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规模的增长。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

2.2.5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NC)、固定资产投资额(GD)、收入分配失衡程度(SR)和人口规模(RK)。

2.3 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各个数据来源以及数据存在的周期，本文最终通过整理，获得了一个2010—2018年包含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集。本文变量的测量分别来源于CF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库。具体的测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其测量方式

3 假设检验

3.1 相关性统计分析

相关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强相关性，该结果表明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此外，本文还进行了膨胀因子分析，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4，远小于10，因此本模型不再考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表2 相关性统计分析

3.2 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模型设计，本文将根据研究模型(1)和(2)，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如表3基准回归结果所示，model1显示了各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率、收入分配失衡程度和人口规模均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其后，在model2中代入了自变量，结果表明，在考虑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数字经济每上升一个单位，将提升0.32个单位的农村居民消费(p＜ 0.0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3.3 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通过研究模型(3)检验了财政支农对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3的model3所示，财政支农每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0.2个单位的上升，在考虑数字经济的前提下，数字经济与财政支农的交互项表明，财政支农显著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β=0.13，p ＜ 0.01)。

3.4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模型(4)、(5)和(6)检验了城镇化的中介效应(见表4)。首先，model1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影响；其次，model2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镇化存在正向积极影响；再次，model3的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积极影响；最后，同时结合model1和model4的结果表明，当模型中加入城镇化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被削弱了，显著性由p ＜ 0.01改变为p ＜ 0.05。因此，假设3得到证实。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影响。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包括提升宽带网络的覆盖率和网络速度，改善通信设施，提供更稳定、快速的网络连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数字体验和在线消费环境。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技术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培训内容可包括互联网使用、电子商务操作、在线支付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村居民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他们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和消费水平。

第二，城镇化在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中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通过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更多农村居民前往城镇生活和工作。城镇化的推进将促进城镇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此外，政府还应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和便利。提供电商平台入驻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帮助农村居民创办电商企业。加强物流配送网络建设，提供高效可靠的配送服务，促进农村居民的线上消费活动。

第三，财政支农积极调节了数字经济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农，为农村地区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农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资金可用于农业信息技术设备的购置、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数字化农业管理系统的开发等，促进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提高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同时，政府还可以推动农村数字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间的合作和数字经济的共享。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农民可以进行农产品合作生产、销售和物流配送等活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降低成本，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