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敏，吴 昕

（郑州大学 a.汉字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b.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古今字”是传统的训诂学术语，从其学史研究链条看，自汉至清，其内涵义传承稳定，但不同阶段各有特点。自汉至唐，大都认为“古今字”以解决文献阅读障碍为目的；宋以后的大型字典辞书中，“古今字”开始突破具体语境义，进入对用字现象的类聚整理；清代学者的“古今字”研究有了更明确的理论意识，开始关注一般用字规律的探求。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古今字”研究有关问题讨论之热烈，是清代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主要集中在“古今字”的性质内涵和相关概念辨析两个方面。其中有关其“性质内涵义”出现了“同名异实”现象：一类传承古代的“古今字”观念，认为其内涵义为“记录同一词义的古今不同用字”①，主要以陆锡兴、裘锡圭、詹鄞鑫、杨润陆等学者为代表，可以称之为“用字观”；另一类则认为自清代王筠起，“古今字”研究已发生转向，“古今字”是文字学术语，讨论文字的孳乳和分化问题，此类观点以洪成玉为代表，认为清代“古今字的含义开始渐趋一致，定位于分别字”，可以称之为“造字观”[1]94。

在“古今字”内涵流变的轨迹中，民国时期的“古今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以章太炎、黄侃、杨树达、胡吉宣、林义光等为代表。章太炎、黄侃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人称“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其学术既是传统“小学”独立于经学的“终结”，也为现代语言文字学拉开序幕。他们的语言文字学观点对后人影响深远，今人对其“古今字”观曾有评述，本文以此为参照，以杨树达、胡吉宣的“古今字”为对象，结合现代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学者“古今字”观的评价，进一步考察民国时期中国语言学史上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中“古今字”术语的真正内涵及其对现代的影响。

一、杨树达的“古今字”研究

有关杨树达的“古今字”，学界目前主要有以下看法。

胡培俊（1988）：“杨树达先生着重探讨了‘加旁字’的特点。这些都使我们对古今字概念有了新的认识。”[2]

洪成玉（2009）：“古今字中的今字，也是通常所说的后起字或后制字，即以古字的形体为基础后造的字。因此，清代以来，在论及古今字时，也常常称之为后制字或后起字……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其中有一篇专门讨论后起字的，一连举了五十一组例字。”[1]99

卞仁海（2007）：“杨树达有明确的古今字观念……‘初文’和‘后起加旁字’、‘后起形声字’就是古今字的关系……杨氏发现并利用的古今字在《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和《文字中的加旁字》中有较为系统的总结。”[3]

上述各家均认为杨树达的“后起字”“加旁字”反映了其“古今字”的观念，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有“后起字”“加旁字”的专题著述，对“古今字”无具体阐释，下文从语料出发，对杨树达“后起字”“加旁字”“古今字”术语的旨意关系进行分析。

（一）后起字

杨树达一般将“后起字”与“初文”对应，在《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中共列举51 组，选举数例。

(3) 《正部》云：“正，是也……”王静安云：“正以征行为本义，许训是，盖引申之义。”树达按王说是也……延延征皆正之后起加形旁字，却皆据有征行之初义，而正但为邪正之正矣。[4]283

(4) 《止部》云：“止，下基也……”按……趾为止之后起加形旁字，乃俨然据有止之本义，而止仅为行止终止诸义矣。[4]282

例(1)中“各”为初形，初义为“来”，但初形“各”表“各自”，而初义由后起字“”“徦”承担。故“各”和“”“徦”表义各有不同。例(2)中“異”为初形，“戴乃異之加旁字”，占据初义“戴物”，而異专为“异同”之义。例(3)中“正”本义“征行”，但后起加旁字“延延征”表初义“征行”，而“正”表“邪正”。例(4)和例(3)的情况类似。总的来说，初形和后起字所记义项不同。

《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顾名思义，即文字初义不属初形而被后起字承担，形成“后起字据初义，初形表他义”的形义交错关系。文中“后起字”聚合51 组，如“丞拯”“甚媅”“豈鼓”“啚鄙”等皆属此类。其中“初形”义和“后起字”记录的词义不同，研究的是词义变化和形体孳乳变易的关系。

（二）加旁字

“加旁字”是从汉字形体内部结构的角度，即文字的结构层面分析形义之间的关系。杨树达说：

凡字加形旁，往往犯重复之病……一曰同字：如……或已从口，國又从囗；困已从木，梱复从木……二曰同义：如……叜穼二字已从又，探复从手，又手同义；三曰义近：如啬已从来，穑复从禾，禾与来义近。……至于会意形声字加形旁不犯重复者仍有之，如……圭加玉旁为珪，辱加木旁金旁为槈鎒……盖犯复者其常，而不犯者为偶也……加旁字盖六书以外独特之一种字矣。[4]317-318

文中“重复”指原字已具表义构件又累增“同字”（或國）、“同义”（叜）或“近义”（啬穑）构件构成新字，和今人所言的“累增字”相似；“不重复”指增加原字所没有的部件构成新字，如“圭珪”“辱槈鎒”等。

（三）古今字与后起字

杨树达没有对“古今字”进行集中阐释，我们只能从少数以“古文某”“古字”“今作某”等术语表述之例或他对其他学者的按语中归纳，而且其具体论述中常常是“古字”“后起加旁字”并存，可资比较，如：

俞樾以“古文”“古字”指认了“困—梱”具有“古今字”关系，其“古今字”为“异时同词”之内涵，并用“以某为某”“困梱之为一字”表述“文献用字”及“同词”的观念。杨氏以“俞说是也”赞同其说，而“后起加旁”术语关注的是“困”与“梱”所记意义不同，分别记录“困顿”“门限”之义。

《日部》云：“晋，进也……”树达按许说此字形义皆误。晋字……《魏三字石经》古文作……据字形及字音合考之，晋即箭之初文也……《仪礼·大射仪》云：“幎用锡若絺，缀诸箭。”郑注云：“古文箭作晋。”《周礼·夏官·职方氏》云：“扬州，其利金锡竹箭。”郑注云：“故书箭为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云“晋竹十廋”，此皆用晋字本义者。而杜子春注《周礼》，乃曰“晋当为箭”，已不知晋即箭字矣。晋为初字，箭其初义，箭为后起之形声字，占有晋字之初义，而晋皆用为他义矣。[4]297-298

郑玄以“古文某作某”“故书某为某”指认“晋箭”的“古今字”关系，杨氏引之并辅之以文献用例，隐含其“古今字”观与郑玄同。同时说明“晋箭”的“初字和后起字”之关系：“箭”占有初义，而“晋”表他义，初字和后起字是异用关系。

《水部》云：“㳬，囘泉也，从水，旋省声。”今字作漩，通语所谓漩涡也。[4]304

《卩部》云：“卩，瑞信也，象相合之形。”今按以字之形音求之，卩乃厀之初文也。厀下云：“胫头节也。从卩，桼声。”字今作膝[4]301。

以“今作”表明“㳬漩”“厀膝”的古今“同词”关系。

可见，杨树达的“后起字”“加旁字”和其“古今字”并不完全等同。其“古今字”表示“同一意义”，和传统的“古今字”观一致。“后起字”常与“初文”对应，二者记录的不一定是“同词”，而是“后起字据初义，初文表他义”，有时和初文记录同一意义，也主要关注词义和文字形体演变的关系。“加旁字”以汉字的内部结构为立足点，考察文字的形义关系。总之，杨树达的“初文”“后起字”“加旁字”与“古文某”“今作某”类术语并用，“初文”“后起字”“加旁字”等意在阐明文字孳乳关系，与传统术语“古今字”内涵并不完全对应。

二、胡吉宣的“古今字”研究

胡吉宣在《玉篇校释》中对“古今字”并没有直接论述，为客观理解其“古今字”观，只能通过字例来探求。下文针对当今“古今字”观念的主要关注点，从“是否记录同一义项”“形体是否关联”“‘古今字’和‘分别文’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古今字”是否记录同一义项

罗薇《〈玉篇校释〉古今字研究》中整理了《玉篇校释》中古今字1197 组，并对该书中古字今字的形体关系、意义关系、声音关系进行了考察。例如《玉篇校释·木部》“柢”下云：

柢，根也，《切韵》同。《说文》“柢，木根也”，《尔雅》《释言》“柢，本也”，郭注“谓根本”……《诗·节南山》“维周之氐”，毛传“氐，本也”……本书部首“氐”，本也。案，氐柢古今字。（12.2374）②

《氐部》“氐”下云：

《说文》“氐，至也”，《切韵》同……《诗·节南山》“维周之氐”，毛传“氐，本也”，《说文》同。《释言》“氐，本也”，《广雅·释言》“氐，柢也”，《切韵》“柢，根也，亦作氐”。本书木部（166）“柢，根也”。氐柢古今字。（21.4144）

罗薇《〈玉篇校释〉古今字研究》曰：

案：《汉语大词典》对“氐”字的说解为：1.树根。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老子·德经》：“是胃﹝深﹞根固氐，长生久视之道也。”2.本，根本。《诗·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由此可以看出“氐”字本义就是木根。因木根以引申出根本义，后来用增加木旁的“柢”来表示木根的意义，承担了“氐”字的本义。[5]25

罗薇认为“氐”字由本义“木根”引申出“根本”义，后来用增加木旁的“柢”来表示“木根”的意义，承担了“氐”字的本义。“氐”“柢”分别记录“根本”“木根”义，作为一种语言事实的学理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但把它作为胡吉宣“古今字”中“今字承担古字的本义”一类可能有失胡氏“古今字”本意。从“柢”下“氐”下“氐柢古今字”的论述可知，胡氏“古今字”中古字今字记录同一义项“树根”。又如《玉篇校释·阜部》“隊”下云：

《尔雅》“隊，落也”，《说文》“隊，从高堕也”，《广雅》“失也”条亦作墜……隊墜古今字。（22.4367）

《土部》“墜”下云：

落也者，字本作“隊”。（2.276）

罗薇《〈玉篇校释〉古今字研究》曰：

“隊”从阜，本义当为从高处落下。……后“隊”又表“百人也”，“落下”义便由“墜”字承担。“墜”记录了“隊”的本义[5]25。

同理，“隊”表“百人”，“墜”表示“坠落”，这是一种客观的学理分析，但将其放在“《玉篇校释》古今字形音义关系”研究中，“隊”“墜”分别表示“百人”“高堕”义恐非胡氏的“古今字”本意。胡氏说解中：“‘隊，落也’亦作墜”“墜，落也，字本作‘隊’”都说明胡氏“隊墜古今字”指“隊墜”记录“坠落”同一义项。

（二）“古今字”字际关系分析

《玉篇校释》中表明“古今字”关系的术语比较复杂，有“某某古今字”的指认形式，也有单举“古”或“今”如“古字”“今字”“本作”“古（今）作”“古某字”等术语。依上述术语为标记词，下面我们据罗薇附录“古今字”字组1197 例对胡吉宣的“古今字”进行考察。汉字记词有本用和借用，相应汉字的使用属性就是本字和借字。胡吉宣指认的“古今字”之间的关系也不外乎本字与本字、本字与借字、借字与借字的关系[6]。

1. 本字与本字

即古字与今字都是记录同词的本字。如：

(1) 夨—侧

《夨部》“夨”下云：“‘倾头也’者，引《说文》文，《切韵》同。……《人部》‘侧’，傍也……《说文》‘夨’从大，象形，甲文作‘’，‘’于头倾之状尤显……夨侧古今字。”（21.4125-4126）

《人部》“侧”下云：“‘傍也’者，《说文》‘侧，旁也’，《广雅·释言》同，《切韵》‘侧，傍侧’。本书‘旁，犹侧也’。夨部曰‘倾头也，今作侧’。……案：夨侧古今字，夨为古文指事，象人倾仄其首。”（3.436）

“夨”“侧”古今字，都是“旁侧”的本字，属于异构本字，其中前者为指事字，后者为形声字。

(2) 誋—忌

《言部》“誋”下云：“誋，渠記反。《礼记》：‘敬誋罔有，择言在躬。’郑玄曰：‘誋之言诫也。’《广雅》：‘誋，告也。’亦为忌字，在心部……引《礼记》为《表记》文，今作忌……《说文》：‘諅，忌也’。今典籍‘誋’皆为‘忌’。”（9.1808）

《说文》：“諅，忌也。从言，其声。《周书》曰：‘上不諅于凶德。’”段注：“諅今书作忌。按宋本《说文》《篇》《韵》皆作‘上不諅于凶德’。”段玉裁指认“諅—忌”是古今字关系。胡吉宣以“今作”指认“誋—忌”为古今字，又以典籍使用情况相呼应，显见其“古今字”观是“用字”观念，今字用形体简单之字形。

(3) 㤅—愛

《心部》“㤅”下云：“攵部：‘愛，仁爱也。’《说文》作‘，行貌’，以㤅为。，息也。《说文》云：‘古文㤅。’《尔雅·释诂》：‘惠，爱也。’本书叀部，‘惠，爱也，仁也。’㤅以隶变写之可作。愛本一字。《说文》泥于偏旁，以从攵而说为行貌，实非也。金文像人张口及伸手之状……伸手者抚揗之也。皆以表爱护之意。小篆讹变手形为心，古文人像或有足形，随分化为愛，见攵部。”（8.1731）

愛，许慎释义为“行貌”，段玉裁、刘心源、马叙伦说法皆类此。胡吉宣不同意《说文》的解释，认为“㤅—愛”一字，都是“仁爱”的本字，“心”“攵”等部件可能是象形的遗留成分。其他如“凵—坎”“舀—搯”“予—抒”“云—雲”，皆属此类。

2. 本字与借字

(1) 覝—廉

《见部》“覝”下云：“覝，陵兼切，察视也。今作廉。”（4.872）

《广部》“廉”下云：“《说文》以廉视为覝字，在见部。”（14.4237）胡吉宣指认了“覝—廉”的古今字关系。《说文·见部》：“覝，察视也。”段注：“密察之视也。《高帝纪》‘廉问’，师古注曰：‘廉，察也。字本作覝。其音同耳。’按：史所谓‘廉察’皆当作‘覝’。廉行而覝废矣。”此字组属于“古今字”类型中的“本字—通假字”，即今字非为本字，反用假借字。其他如“讼—颂”记录“歌赞”、“颂—容”记录“面容”、“湡—虞”记录“湡水”、“宓—密”记录“静安”皆为此类。

（三）“古今字”形体是否关联

《页部》“顷”下云：“‘田百畝为顷’者，古止为畦。后起专字为‘’。田部（50），‘百亩为’，今作‘顷’。《广韵》‘顷’，田百亩也……《说文》‘顷’，头不正也。顷倾古今字。畦亦古今字。顷为‘田百亩者’假借字也。人部（101）‘倾’，《说文》云‘仄也’。”（4.750）

胡吉宣在此例中一共指认了4 组古今字，分别是“畦—顷”“畦—”记录{田百亩}、“—顷”记录“田百亩”、“顷—倾”记录“头不正”，“古今字”记录同一词项。其中“畦—顷”并无形体关联，“—顷”今字并非增换偏旁，而是简省偏旁。其他如“蝕—食”“仂—力”“佼—交”“䢒—交”“材—才”“偝—背”皆类此。

（四）“古今字”和“分别文”并行不悖

《人部》“倾”下云：“《慧琳》六十·十，郑注《礼记》‘倾，不正也’（《曲礼·倾则奸》），顾野王云‘低邪也’，《字书》‘倾’亦‘隤’也，《说文》从阜作‘’，即本书原文。又引《古今正字》‘倾，仄也’，《考声》‘侧也’。案《说文》以顷倾为古今字（顷，头不正也），为分别文……故头不正为顷，人不正为倾，山隤衺为，屋侧邪为庼。”（3.436）

胡吉宣古今字和分别文同行并用，“顷倾为古今字”指二者记录同词“头不正、倾斜”；而用分别文指称“顷”“倾”“”“庼”，指的是增旁别义现象，关键是所记义项不同。

可见，胡吉宣“古今字”术语常与“今典籍皆以某为之”“今典籍多作某”“某某本一字”连用，说明其“古今字”以“音义相同”为基准，与自汉至清的“同词异字”观一致；其“古今字”和“分别文”各有所指，内涵不同，而与当今有些学者所持的“今字”产生以“分担”古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分化”观不合。在形体关系上，今字简省偏旁属常例，和现代有些学者所持的“今字增改偏旁”观点不同。

章太炎提出“语言文字之学”标志着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开端。民国时期的“古今字”研究以章太炎、黄侃、杨树达、胡吉宣、林义光为代表。蒋志远、温敏考察了章太炎、黄侃的“古今字”观念，认为他们与汉代郑玄、郑众以及段玉裁等乾嘉先贤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③。但民国时期在传承“古今字”观念的传统内涵外，开始关注形随义变的语言文字现象，杨树达的“后起字”、胡吉宣的“分别字”、林义光“后出字”皆属此类。学术史是客观的，从材料考察看，杨树达、胡吉宣的“古今字”不是“后起字”“分别文”，它们并行不悖，分别标记不同的语言文字现象：“古今字”记录同词异字，以“异时”为标准，古字今字不一定具有形体关联；“后起字”“分别文”记录的是“变形别义”的文字孳乳现象，记录的是“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