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凡镜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 150000)

禁酒会议是指1916年3月由中俄两国地方官员商议共同禁止酒品从中国流入俄境内的会议。沙俄的远东政策,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十月革命”爆发前,沙俄意图在远东扩大势力范围,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禁酒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沙俄试图扩大禁酒范围和驱逐中国酒商的行为,实则是其借助禁酒的名义实施远东政策,侵害中国权益的举措,在禁酒会议中也可以看到北洋政府官员力争维护中国权益的努力。前人对此禁酒会议关注较少,目前还没有相关论文进行论述,本文现就此作一探讨。

一、禁酒会议概况

本文所指禁酒会议是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五日在哈尔滨俄总领事署召开,由中俄地方官员商议共同限制中国东北相关区域的造酒售酒行为以防酒品流入沙俄的会议。《中俄东省铁路沿区互禁烟酒会议记录》中如是记载:“首由俄总领事报告烟酒之害,略谓俄政府业于上年颁布法律禁种罂粟,并于贝加尔、东海滨、阿穆尔等省禁止酒品。而邻邦之中国仍于沿俄边一带地方制造烧酒源源运入俄国,于俄国禁酒上大有妨害,是以驻京公使与北京外交总长于去年八月二十二日议定华俄互禁烟酒,以利益之交换为相当之报酬。”[1]104又因为“此案以其有当地关系”,所以“文件内订明此案大纲应在当地磋商议成条约规范,即在哈尔滨办理,并须细加研究,俾中国担承应尽义务得实在施行”[1]126。由以上材料可知,近代中俄禁酒会议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的,在北洋政府帮助沙俄禁止酒品流入俄境的同时,沙俄也在帮助北洋政府禁止鸦片流入中国境内。

二、沙俄在中国东北禁酒的目的

(一)沙俄自身禁酒需要

沙俄地处温带和亚寒带气候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为了御寒,俄国民众普遍嗜酒,饮用烈性酒以提高体温,把酒看作“生命之水”。但是,嗜酒的习惯容易演化为酗酒的恶习。进入二十世纪,沙俄村社中出现农民不顾生计,把私有份地和种子粮卖掉以换取烈性酒的“毁灭式酗酒”行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工人的酗酒行为也越发严重。1897年1月,雅罗斯拉夫大纺织厂厂长费得洛夫给雅罗斯拉夫省长的报告中指出:工厂中的一些工人经常放弃工作,沉迷于酗酒玩乐;有一些工人抛妻弃子,从此音信全无;还有一些工人丧失了生活的尊严,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流浪汉。被酗酒工人抛弃的贫困艰难的妻子和孩子越来越多,成为工厂救济的负担[2]。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俄政府下令禁止买卖伏特加,工厂的生产效率立即提高了将近百分之十。由此可知,近代沙俄的酗酒问题相当严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危害个人身体的行为,而是上升到了国家社会层面,成为影响沙俄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使沙俄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遏制民众的酗酒行为。

近代中国与俄国相邻,其酒品很容易流入俄国。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紧邻中国东北,酒品为其必需品。因为近代俄西伯利亚地区造酒原料不丰富,造酒技术欠发达,所以直到1895年,该地仅有酒厂十余家。而毗邻的中国东北酿酒业发达,烧酒物美价廉,供应充足,故中国酒品多流入沙俄需酒之地。例如,沙俄阿穆尔省靠近中国的五个村镇一年就从中国东北进口烧酒56 000普特(1普特≈16.38千克)。可见,近代中国对沙俄酒品流入有重要影响,沙俄政府要想改变本国民众的酗酒状况,必须切断中国酒品的流入。

(二)沙俄企图趁机扩大势力范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进一步加紧瓜分殖民地和输出资本,争夺霸权。中东铁路是沙俄对中国资本输出的结果,于1897年施工,1903年通车,其干线西部起点为满洲里,东部终点为绥芬河,支线以哈尔滨为起点,向南延伸至大连。中东铁路直插入近代中国境内,实现了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直接连通,是沙俄贯彻其“远东政策”的结果。

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条约依据是《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其第六款大意为:中东铁路公司建造、运营、管理、保护铁路所需要的用地,和铁路附近用于建造铁路的开采石块、沙土之地都属于铁路附属地。若附属地是官地,则由政府给予;若附属地是民地,则由中东铁路公司向其主人租用或购买,自行筹款支付。该条款存在严重漏洞,没有对中东铁路附属地进行明确的面积限制,导致沙俄以此之名不断进行土地扩张。在修建中东铁路期间,沙俄借“中东铁路用地”的名义占用中国官民土地达二十余万垧,而真正用于建设中东铁路的土地仅占全部附属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土地则被中东铁路公司以高价出租或者进行市政建设。不仅如此,在实际情形中,沙俄获得的铁路附属地不只被用于建造和维护铁路,还会被逐渐挪用和占有其他各项与铁路建造和维护无关的权益,如行政权、司法权、设警权等,往往是获得一项权益之后,沙俄再逐渐借机取得其他权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

沙俄政府依靠在中东铁路路界及两旁禁酒的名义,扩大铁路附属地范围,在禁酒会议两国官员的商议过程中有所体现。下面是中俄两国官员商议该条款的过程:

“俄领云:沿路两旁禁酒区域可否定为五十俄里?

道尹答:不可。因铁路两旁俄人不能远去,即有之,亦必领取护照。既有禁令,则华人绝不能售给酒品……沿边可以如此办理,而沿路两旁系中国内地,非沿边可比。沿边离俄境最近,一转移间,酒品即可输入俄境,故限制不可不严。而沿路离边界较远,不易运入俄境。若铁路界内稽查森严,则烧酒不能运入路界一步……

俄领云:虽如此说,但北京文件既有规定,吾侪不能不遵照办理。

……

威代办云:中国大车一日可行百里,故定五十俄里以为取缔。

马总办云:中国大车虽可日行百里,但铁路不为运载,即在傅家甸亦不能运走,只须严查可耳!五十华里尚不敢应允,况五十俄里乎!如定为五十华里,则傅家甸、双城堡及黑龙江省城均包括在内。若将军驻扎地点亦准禁酒以十二斤为限制,殊与国体攸关。

……

俄领云:如距铁路太近,则与阿穆尔相等,所有酒铺均移至五里界外,仍可照旧售卖。

威代办云:禁酒区域现拟定为五十俄里,是多方留难,俾运私酒人不易运入路界。

马总办云:如此则虽定为百里亦可设法运入,不过须严为稽查耳。

……

威代办云:若禁酒区域稍宽,则贩私酒人可以多遇稽查之人。

……

俄领云:税关范围向以五十俄里为准,故此次亦不能出此范围……按照北京文件距离地点嘱为规定,若五里十里则不如不定也。

……允自路线起算两旁各二十华里为禁酒区域,其商埠地点则不在此内。”[1]120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沙俄官员想把沿路(指近代沿中东铁路路段)禁酒范围定为五十俄里(1俄里≈1.066 8公里),有如下理由:沿边(指近代沿中俄边境的中国领土部分)禁酒范围是五十俄里,沿路也应如此;中国大车一日可行百里,故沿路禁酒范围应扩大匹配;禁酒范围过小,则酒铺迁移不远后仍可售卖,对酒品流入俄境有风险;禁酒范围扩大,可多遇稽查之人;税关范围为五十俄里,禁酒范围也应为此;北京文件有距离地点规定,故沿路距离应满足沙俄要求。

对于沙俄官员所持理由,北洋政府官员条分缕析、一一驳正:沿边和沿路不同,不能用同一办法;防止酒品运入俄境的关键是铁路不为运载,严行稽查,与沿路禁酒范围、大车可行距离、酒铺是否迁移、税关范围等没有关系。从分析可知,沙俄官员所持理由都可攻破,扩大沿路禁酒范围与限制酒品流入沙俄无必然关系,但每当沙俄官员无合适理由应对时,就以“北京文件有距离地点规定”的说辞来应付,说之再四。沙俄官员坚持达成扩大沿路禁酒范围这一目的,实质上是想扩大铁路附属地范围,进而逐步获得更多权益,从而扩大其势力范围。北洋政府官员一直强调“既有禁令,则华人绝不能售给酒品”,时时考虑此禁酒条例是否损害国体,可见北洋政府官员并没有被沙俄官员所迷惑,而是细致分析、逐条拨正,力图守住沿路两旁禁酒范围。对于北洋政府官员来说,守住禁酒范围,也就是守住了中国的权益。

(三)沙俄借机打击中国民族酿酒业

结合禁酒会议内容和相关史实,可以看出沙俄在借用禁酒的名义打击中国民族酿酒业。

1.关闭迁移沿边五十俄里酒栈酒铺

中俄官员商议该条款的记录如下:

“道尹答:现在沿边与铁路界内中国人自造酒精者甚少,即有之,亦系与俄人伙同开设,限期远近当与贵总领事商定。但须多限时日,俾其自行设法清理。

俄库外交员云:业已查过,酒厂甚少,惟沿阿穆尔省对面中国售酒铺甚多。并指地图中标认云,凡画圈者,皆中国售酒铺也。

……

道尹云:本约签字后六个月期内,可以不加限制,俾其自行清理,自第七个月起,方以本约取缔之,但适所言者,系指酒栈、酒铺,惟本草案内有造酒厂字样,若造酒厂与酒铺同一办理,则其期限未免太促,故必多予期限,方觉公允。

俄领云:沿边五十俄里以内并无造酒厂,既系空话,何必研究。

与议各员皆以为然,乃于条尾加入由酒铺关闭之日起,予限六个月将余存之酒精及酒精改造之酒品,又,云诺酒全行运出上开地点以外之中国境内,此条通过。”[1]106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沙俄官员认为,在沿边五十俄里的范围内无造酒厂,妨碍禁酒的是中国售酒铺,要想实现不使沿边酒品流入沙俄的目的,需要将该范围内多余的烧锅、酒铺和酒栈关闭、迁出,而这些大多都是当地民族酿酒业。沿边五十俄里范围内是否真的没有造酒厂?答案是否定的。1900年俄人在宁古塔设立了柴可夫斯基酒厂,生产酒精和烈性酒;同年在牡丹江设立了可悉尼科夫—库兹涅佐夫酒厂。俄人建立的酒厂一直处于营业状态,没有受禁酒令的影响关停或者迁移。相比之下,沿边五十俄里内的近代中国当地三大民族工业之一的酿酒业则受到冲击,大量破产或被迁出。

2.中东铁路附属地内禁酒情形

有关中东铁路沿路禁酒条例表述如下:

“中东铁路路界以内,将来所定一切防范酒害办法实行后,中国政府亦应在铁路两旁,自路线起算各十俄里即二十华里地点内,比照办理。其铁路界内所定办法,当随时知照中国政府。至于中国烧酒,在铁路两旁地点内则俟将来中东铁路路界内完全禁绝制造、售卖酒精及用酒精改造之酒品后,亦应禁止售于俄人及运赴俄境。其原无中国烧锅、酒铺地方,不得再行增设□□有烧锅、酒铺之处,亦不使较现在酒数增制多售。”[1]148

从该条款中可以读出几层意思:中东铁路路界以内与路界两旁十俄里地点内实行同一禁酒办法;铁路界内所定禁酒办法由沙俄决定,仅知会北洋政府;该范围内原无烧锅、酒铺地方不许再设,原有烧锅、酒铺地方的造酒售酒数不得增多;当铁路路界内达到完全禁绝制造、售卖酒精及用酒精改造之酒品时,铁路两旁地点内亦应实施,沙俄对这一情形的实现有相当把握。

果然不久之后,1916年12月,《禁酒章程》再一次由驻哈尔滨的俄总领事馆发布,更新禁酒条例为:“凡在中东铁路沿线五十俄里以内地域严禁制造、售卖酒品。”[3]该章程与3月禁酒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该章程大大扩张了中东铁路沿路禁酒范围,3月的禁酒会议定禁酒范围为十俄里,该章程则增长到五十俄里,实际上是变相地扩大中东铁路附属地范围。其次,禁酒章程中铁路沿线五十俄里内严禁制造买卖酒品的规定只有中国酒厂酒铺落实,沙俄企业不受影响。该时间和范围内俄国侨民经营的东巴伐利亚啤酒厂、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等依旧营业,甚至由于禁酒章程对中国民族酿酒业的摧毁,使得沙俄酒业的发展拥有独占市场的良机,沙俄酿酒业的发展达到高潮。

禁酒章程给铁路沿线的中国酒商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当地民族酿酒业迎来灾难。对此章程,中国酒商只好暂行拖延,请求政府给予时间处理原有存酒。1917年6月,铁路沿线的中国酒商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召开会议,筹议抗议中东铁路附属内禁酒章程,请求中国吉林铁路交涉局照会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恳请将禁酒期限暂缓实施[3]。此行未见效果。不久,霍尔瓦特作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在7月10日再次下令:“中东铁路沿线之酒厂全部关闭,不准制造、售卖酒品……”[3]这次的禁酒令更为严厉,七百多家中国酒商因此遭到重大打击。这一年八月,四百多家当地中国酒商再次团结起来进行请愿,仍未得到有利的结果。直至沙俄发生“十月革命”,旧政权被推翻,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禁酒命令才被取消。

沙俄侨民在中国东北的酒业经营享有很多特权,不止表现在不遵行禁酒条令上,还直接表现在收买原料和缴纳税款上。以收购小麦为例,1904年,沙俄阿穆尔地区的小麦价格在每普特一百戈比(100戈比=1卢布)以上,而哈尔滨的价格仅为其五分之一,若再借政治、军事手段征购粮食,这个价格还会大大降低。在缴纳税款方面,虽然沙俄企业形式上也要缴纳税款,实际上却享有很多优惠。1909年,沙俄在哈尔滨的伏特加酒厂厂主提出减税请求,公议会估税委员立即减税将近百分之四十;哈尔滨应缴纳酒类贩卖税的俄人酒业有百余家,而交税的只有二十家左右。中国酒商则要缴纳俄人征收的各种税款,如制酒税、酒类贩卖税、工业税等,否则就面临强行关闭的威胁。综合看来,各方面都处于优势的沙俄酿酒业打败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又没有各项特权的近代中国当地民族酿酒业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语

所谓远东政策,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十月革命”爆发前,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而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4]。沙俄先是在欧洲争夺霸权,同时向东推进。在欧洲屡屡受挫之后,沙俄将目标转向远东,企图在远东获得霸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中东铁路,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公司,积极在华投资设厂等举措是其在远东争霸的表现。沙俄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相冲突碰撞,表现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战败的结果打击了沙俄的远东政策,使其不得不与日本分享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此后,沙俄依然在远东推行霸权,输出资本,获取权益。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新政权建立,远东政策才随之破产。禁酒会议的时间处于沙俄远东政策的后期,体现了产业革命后的沙俄在中国东北进行资本输出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俄的远东政策,同时也可以看到,北洋政府官员面对沙俄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据理力争,为保护中国权益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