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壮 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能源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同能源支配模式构建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模式,也相应构成不同社会的特定文化结构。人类能源由天然生物质能向农耕生物质能、再向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转型,推动了游猎文明向农业文明、再向工业文明的跃升。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能源的消耗呈指数级增长,“从人类历史中我们的确能看到能量流动的明显增长,而且与能源流动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复杂”[1]。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能源开采与使用所引发的自然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与痛点。文学作为人类的记忆存储库与思想库,记录不同能源结构下人的处境,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未来之路的诸种可能,其自身的独特性也因此而彰显。伴随人类能源结构的剧烈变迁,以能源或能源行业为题材、甚至以能源问题为主题的能源文学,越来越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均以能源文学作品获得世界的肯定;蜚声世界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其作品就涉及煤炭、核能与电力。

国际上不少学者如巴里·J·戈尔德(Barri J Gold)、保拉·安卡·法卡(Paula Anca Farca)、伊艾姆·塞曼(Imre Szeman)、阿谢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等,对能源文学的政治、经济、美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5]国内学者史修永、辛楠、王贵、张洪波、武斌、犁痕(李杰训)、丁鹏、毛思敏、吴进友、钱晓宇等,对我国关于煤矿、石油、电力、核灾难等题材的文学进行了大量梳理[6-16],但从整体上对我国能源文学的考察才刚刚开始。2020年,赵秀凤等在对国外石油文学研究进行介绍时使用了“能源文学”[17]一词;2021年7月14日,全国首次以“能源文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能源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召开,标志着我国能源文学作为整体出现在研究视野中。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巨变中的中国,能源文学的发展中隐含了技术与政治两个坐标,这两个坐标编织了我国20世纪以来能源文学的基本图谱,形成其独特美学特质,也势必会影响我国能源文学的未来。

一、技术坐标下能源文学的基本样貌

能源既是自然之物,又是技术之物,自人类学会用火的那一刻起,能源就被打上了技术烙印,“在那些使我们‘人之为人’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中,技术(technics)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18]。在人类发明蒸汽机之前,能源主要为人类提供热能与光能,蒸汽机让能源可快速转化为机械能,使用了蒸汽机的机器“在人的机体之外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自身平衡和生存的条件”[19]11。以能源或能源行业为题材的能源文学,既与作为自然之物的能源有关,又与作为技术之物的能源有关,其独特的物质性来自于能源作为物的双重特性。20世纪以来,由于能源技术的迅猛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煤炭、油气、电力等成为重要能源,国人生活也随之被重构。我国20世纪以来的能源文学,书写着能源技术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国人情感与想象的剧烈变迁。

(一)能源文学对美丽新世界的记录、想象与建构

一种技术被普遍接受意味着它已被内化到人的生活与心理之中,进入人的无意识,但它刚刚被引入人们的生活之时,人与技术的关系存在一段“热恋”期。我国自19世纪末开始,油气、电力、核能、光伏等新的能源技术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场场国人对不同能源技术从热恋到适应内化的戏码。新技术的突破与新技术的优越性浑融一体,轰炸着国人的思维与情感,作家们不约而同发出了对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吟咏与歌颂。

“石油的能量借助合适的形式,使我们的经济、军事能力以及生活方式中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得以革新。”[20]人类对石油能源的利用历史久远,但对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则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沙俄、美国等国的大规模勘探、开采活动使石油技术日臻成熟,石油产品日益丰富。我国自1863年开始进口煤油,因其价格低廉且亮度高而迅速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替代了植物油照明。龙湫旧隐《煤灯铭》中赞曰:“膏不须焚,汽蒸则名,带不须断,管通则灵,斯是煤灯,洋场大兴……可以送归院,照行人,有光辉之夺目,无剪剔之劳形。”[21]1877年,我国使用美国小型钻机在台湾苗栗县钻凿油井。1907年,清政府聘用日本技师在延长钻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20世纪20年代,我国对石油的需求骤升,美孚、德士古、亚细亚、苏联石油同盟组织等纷纷抢占中国石油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石油消费主要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石油的重要性被政府深切认知,我国石油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著名报人戈公振1934年发表的散文《油城:庶联访问记之二》,文中充满了对石油的惊叹,并认为其作用巨大:“电和油是二十世纪的新燃料。发热发光和转动一切机械,势力的伟大,几无物可与并比。尤其是油,在军事上更占有重要位置。”[22]1938年开始勘探,1939年玉门油矿开始产油。1948年7月23日,《申报》刊发散文《石油城印象》,记录了老君庙石油城的风貌,充满了对我国石油发展的信心。[23]新中国成立后,玉门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相继投产,李季、李若冰、赵天山、庞壮国、第广龙、王忆惠等纷纷写下石油文学作品,吟咏石油工业的发展。

电力的使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1879年,中国最早的蒸汽发电机在上海开始运转,中国开始了火力发电事业。1882年7月26日晚间,上海公共租界亮起了15盏电气路灯,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冲击,《申报》连续多日报道此事。在27日的报道中描述,15盏灯齐燃“其光明竟可夺月美”“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观者来往如织”[24];28日的《申报》以“奇观”[25]来描述光辉焕发的状态;8月2日的报道中又说电灯“可以夺蟾光之明”[26]。15盏路灯激发了人们的无限想象。《申报》1882年7月30日刊载的《电灯行》,当属我国较早的电力文学作品,“悬空罩以玻璃球,十丈高擎晶彩绚,致令地火千万枝,其光若隐复若见,通衢照耀如白日,何须秉烛夜游宴,九华连炬未足夸,照夜明珠价始贱,是灯是月转难分,观者迷离银海眩,十二万年无此奇,力乎造化开生面,玉女投壶翻自笑,神智虽奇力难转,海滨向夕炎威净,楼台十里白如练,宝马香车夹道驰,鞭丝鬓影凉风扇,安得列炬辉寰瀛,大千世界光明遍”[27];11月21日刊载的《电气灯》将电灯与祥征相关联,“辉煌曾否金蛇擎,炫耀争如玉兔升,信是气中藏霹雳,消除乖戾现祥征”[28];刊载于9月17日的《电气灯》则云“不照高堂与华屋,常照穷薝纺织人”[29],表达了对电气灯改善百姓生活的期许。这些赞叹与想象主要基于电灯光亮如昼、无煤烟、发热少、不需空气、没有煤气泄漏、不焚物的优点。

尽管1912年我国第一个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就竣工了。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电力事业仍属初步阶段,除了大城市,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电力使用。这一时期除了讲述上海等大城市故事的文学作品之外,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对照明的描绘依然是“一灯如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电力行业。三门峡水电站于1962年试运行,刘家峡水电站于1969年投入运行。1971年郭沫若参观刘家峡水电站后写道:“成绩辉煌,叹人力真真伟大。回忆处,新安鸭绿,都成次亚。自力更生遵教导,施工设计凭华夏。使黄河驯服成电流,兆千瓦。绿水库,高大坝;龙门吊,千钧闸。看奔腾泄水,何殊万马。一艇风驰过洮口,千岩壁立疑巫峡。想将来高峡出平湖,更惊讶。”[30]4-52017年,依然有诗人被其震撼:“巍巍巨坝断狂流,神笔勾销万古愁。一库清波一库电,半山绿树半山楼。云浓水碧宜垂钓,月淡灯明好泛舟。开拓人今何处去,江南锦画竟忘收。”[31]中国水电文协编订的诗歌集《多彩的星河》与前两首的第三方视角不同,其中的诗歌皆是电力职工所写,他们将水利电力工作者比作普罗米修斯、神、神的使者,将成捆的电缆比喻为太阳。王恩宇写道:“万里长江第一坝,/从你那里涌出无穷的力呵,/在催动我心的叶轮——/急速地旋转,高昂地呼啸,/我将在你的激励中,/去把更值得骄傲的奇迹/——加倍创造!”[32]技术之物变成开启诗人身心的钥匙,诗人与技术之物共振共鸣,情感的激荡化为了蓬勃的行动,呈现了技术对人的建构。

这种歌颂和吟咏往往发生在新的能源和技术出现不久,主要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形式存在,且数量巨大。1949—2015年间,我国火电占比一直在80%左右。20世纪70年代后,资源和环境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凸显。为了寻求可持续性发展,我国开始重视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关技术的发展。1991年,我国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实现了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进入21世纪,我国大力支持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自2012年开始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位。核电相关的有作品集《铁军的风采》、报告文学《中国核电崛起揭密》《核电丰碑》等。光伏发电相关的诗歌众多,如《光伏帝王》《光伏,太阳的翅膀》《光伏,在奔走相告》《拥抱蓝天》等;光伏题材的还有李延国与许晨的报告文学《“未来之路”——世界首段高速公路光伏路面诞生记》等。此外,还有记录特高压技术的《走进特高压》,记录煤矿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矿鸿》,记录西气东输的《中国动脉》《八千里气龙越神州》《紫气赋》,等等。这些作品充分描绘了技术改造下的壮观图景,表达了国人在改造自然中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

如果说对新能源与新技术的歌咏、赞叹与记录,体现出新能源与新技术对人的建构,那么有些作家则更进一步,将目光望向更远的未来,在新能源新技术的基础上想象未来世界,从而完成了对未来的主动建构。尽管在20世纪早期,我国能源技术并不先进,但石油、电力等能源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已足以引发无限遐想。许指严发表于1909年的章回体小说《电世界》,创造了一个2009年电的乌托邦。在这一电帝国中,交通、日常生活、通讯、军事、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无一不和电有关。[33]到了2023年的今天,《电世界》中的电车、空中电车、引擎电车、升降电机、飞空电艇、电铃、电扇、电枪、电犁、电菜馆、电制牛肉汁、电作乐、电筒发音机、电摄影片、电学堂、电学展览会、电光教育书、电气分析镜等,大部分已经成为现实,部分依然只存于想象。小说还思考了电世界在地球发展的极限问题,在丰衣足食的电世界,人口繁衍迅速,地球终将无法满足人类需求,电王黄震球于是研制出了空气电球,向宇宙探索人类新的居住地。许指严对电世界的想象与建构极为严谨,人类的百年历史就在许指严描画的电力图景当中展开。

随着能源技术的发展,作家的想象伸向更加壮丽瑰奇的空间。刘慈欣在小说《流浪地球》中,为我们想象出靠重元素聚变推动地球进行太空流浪的方案[34]123-156;电影《流浪地球2》更进一步,为我们创造了核动力推动的太空电梯。房泽宇的《电与雷》想象出一个使用无线信号在空气中发电的天空电技术的世界。[35]11-76靓灵的《颗粒之中》想象出一个由百万伏特电压撕开的空间裂口。[35]147-166七格的《光伏英雄》,人造叶绿体与超级储能器技术将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提高至66.6%的技术变革,让人类文明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35]77-106苏莞雯的《光之师》中,人类掌握可控核聚变技术后,研制出铅笔大小的核电棒,为人类开启星际航行提供了重要能源。[35]107-128昼温的《落光》,能够收集星光以及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废光的高敏光电材料——落光,让人类加速化石能源的替代和能源互联过程,实现低耗能宇宙飞船的安全能源供给。[35]167-212王晋康的《月球夏令营》,则讲述了利用微波技术等进行外星能源开发、解决能源问题的故事。[35]323-346赵海虹的《月涌大江流》,设想出用巨量电能推进的时间旅行器“瞬息之舟”,瞬息之舟不但可以进行时间旅行,还能在顺流返回时间原点时产生巨大能量,解决能源短缺问题。[35]347-382建立在新能源技术想象上的科幻小说,为我们建设未来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建构了国人对未来的诸种想象的同时,也建构着我们真实的未来。

(二)能源文学对能源灾难的记录与反思

“原来为了主宰世界的技术,结晶为一个反向的且具威胁性的目的性。”[36]人类的技术远不完美,人类在享用能源带来的便捷、富足的同时,也常常陷入被能源所役的困境。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由煤炭开采技术所引发的灾难尤为触目惊心。1860年后,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的外资轮船大量涌入我国,使煤炭需求迅速增长。1900年前后,俄、美、英、日、德等国的大量外资获得了我国的煤矿开采权,开平、滦州、抚顺等大大小小的煤矿吸纳了大量劳工。由于我国煤矿主要是井工矿,机械化设备主要用在钻井、抽水、运煤等环节,许多煤矿皆由人工将煤从岩石剥离,人工运出矿井,井下工人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时常发生瓦斯爆炸、透水、火灾、冒顶等事故。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煤矿依然需要大量人力在井下完成作业。这种普遍性的生存环境让煤矿工人的命运带有极强的悲剧性色彩。

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能源文学对能源灾难的书写以煤矿灾难为主。多位革命者、作家都表现出对煤矿灾难与矿工的强烈关注。创造社成员、“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龚冰庐非常熟悉煤矿生活,他自1927年起,连续发表煤矿题材小说《炭坑里的炸弹》《血笑》《炭矿夫》《裁判》《一九二五年的血》《矿山祭》《废坑》等,被誉为我国矿工题材小说第一人。巴金1933年发表的《煤坑》《雪》均是煤矿题材小说。瓦斯爆炸、塌方、透水等灾难,往往是这些故事展开的主要推动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矿难依然是煤矿小说的重要推动因素。例如,周梅森的《黑坟》围绕1917年的一场瓦斯爆炸矿难而展开[37],刘庆邦的《红煤》中描写了冒顶、瓦斯爆炸、透水[38],叶炜的《富矿》中写了煤仓爆炸[39]。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煤矿工人与煤炭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反现代化的特质。

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能源技术导致的后果不只直接显现于开发与利用者身上,其所产生的废水废气污染、地质危害、放射物污染等灾难,波及了更广的范围。创作者对煤炭灾难的记录不再仅停留在为煤炭所役的煤炭工人身上,而是敏锐地捕捉灾难中煤炭与地球、煤炭与生物、煤炭与人之间的关系。哲夫在《黑雪》《地猎》等作品中描绘了采煤对地球、对人、对生物的伤害。《黑雪》描绘了矿区千疮百孔的面貌:“黑洞是打废了的小煤窑,满山之上,有十几口废煤窑……便弃之如蔽履。采区空阔如口腔,虫蛀一般东一个洞西一个洞,毫无章法,吃成蜂窝,有如一头牛身上被一柄钻孔器钻了十几个洞,便舍弃又去钻另一头牛的血肉。”[40]23H城矿区千疮百孔,大气严重污染,天空竟然下起了黑色的雪,“天空浑浑噩噩,墨色的絮状物遮天盖地,飘飘荡荡往下落”[40]121。与此同时,小煤窑发生了瓦斯爆炸,十几人被活活烧死。作者借“老头儿”痛斥人类:“这是大地对贪心的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报复!等着吧,等有一天地球变成一个大脓块,变成一个空心球,变成一片不毛之地,那人类的末日就到了!”[40]185《地猎》中黑色的煤城乌城“泥土在钢筋水泥以及各种各样车轮和行人的脚板下沉重痛苦地呻吟着,借助错乱的季节和日渐枯瘦的绿色与日渐寥落的自然的声音诉说过去,警示现在,晓喻将来”[41]。刘庆邦的《红煤》中,红煤厂村由于煤矿开采,河水干涸,树木也几乎死了一半。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中,煤矿开采造成了采矿性地震,地表陷落,民不聊生。[42]叶炜的《富矿》中,麻庄因采矿而给当地带来了黑雪、爆炸、塌陷,带有极强的隐喻性质。黄静泉的《一夜长于百年》开头就描绘了一幅挖煤之后,矿山被破坏改变的面貌:“挖煤已经把山下挖空了,山都裂了缝子,有的裂缝一尺多宽。”[43]31小说《霾来了》直接以霾为主题[44];《王城如海》中雾霾不仅是外在天空灰暗阴沉的样貌,更是生活中人们尘雾弥漫的精神情感状态[45]。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地球万物,被采煤技术摆置(Stellen),变成了技术的奴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工业化背景下,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后果开始在全球范围显现出来,我国能源文学对灾难的记录跨越了国界,记录更为多元,反思更为深入。目前核能发电已是重要电力来源,核电低耗、环保、清洁,但会产生放射性废料、排放放射性物质等,一旦发生事故,全球生物圈都会被波及。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熔化燃烧,放射性物质泄露,全世界都被置于核污染的可能性中。我国多位作家对此快速作出反应。邓一光的《红雾》是我国较早涉及核灾难的小说,长江中游的一座500万人口的城市飘起了红色的雾,一场可能的核飘污让整个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此书恰好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同年出版。邓一光的用意不止于记录核恐惧,“人在力图征服大自然时常常莫名奇妙地成了牺牲对象”[46],显然对这一事故的反思才是他的写作初衷。此外还有徐刚的《谁在谋害大地母亲》、李良与李正义的《越界的公害》、戴战军和徐永青的《拯救与命运》、须一瓜的《白口罩》、叶广岑的《广岛故事》、侯良学的《老鼠统治地球》、彭永清的《核废料无葬身之地》、王英琦的《愿地球无恙》、杨文丰的《心月何处寻》、王晓华的《从“兽性大发”读人》、詹克明的《裸猿〈道德篇〉》等。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高浓度核污水多次泄漏,部分被高度污染的水已经流入海洋,引发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在现有技术下,核能对地球及整个生物圈的威胁远未消除,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作家一起,构成了核反思的洪流。

电力作为二次能源,需要借助煤炭、石油、风能、势能、太阳能、核能等来发电,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考虑正在使用的电来自何种一次能源。这种越来越间接的联系一定程度上也隔离了人与地球、与大自然、与他人。能源的使用让人类和星空宇宙、自然万物的关联发生改变:星星月亮已经可有可无,春夏秋冬的变化成为令人讨厌的麻烦。[47]在这种隔离之中,人类在享受能源所带来的便捷与多彩的生活的同时,能源技术也将地球万物摆置。能源消耗的大规模增加产生了更多二氧化碳、核废物、雾霾等,让我们努力实现的美丽世界几乎变成了凑合活着的世界。技术与个人间的距离日益增大,个人无法认清自己行为的后果,自然也就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20世纪以来的能源文学,承担了联结能源、地球和人类的责任,将能源技术与地球万物的关系揭橥一二,以待我们从中寻找到人类世时代医治相关问题的一二解药。整体而言,技术坐标是20世纪以来我国能源文学发展的基本坐标,没有能源技术的变革,就没有我国能源文学的丰富与发展,也就无法理解它的基本意义。

二、政治坐标下能源文学的价值取向

我国20世纪以来能源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国家发展进程密切关联。在20世纪以降的不同时间段落上,政治坐标都是其基本坐标,标示了其内在精神与价值诉求。

(一)能源文学对压迫与剥削的控诉、呐喊与反抗

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紧紧压在我国民众的头上,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这一时期的能源文学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剥削、官僚资本主义的控诉、呐喊与反抗。

洋务运动时期,我国架设电线设电报局、开采煤矿、修建运煤铁路,煤矿、电力等能源产业获得重要发展,客观上刺激了能源行业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1900年前后,帝国列强就以各种手段霸占我国能源市场和煤矿开采权,开平煤矿、开滦矿务局、抚顺煤矿等,皆被俄、英、日等霸占。“‘能源权力’在国家关系层面表现为‘能源暴力’(Eenergy Violence)。”[17]29外国资本家以近乎管理犯人与奴隶的方式强迫中国劳工开矿,经济上的盘剥和封建性的督工造成大量劳工死亡,煤矿工人处境艰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组织工人运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中共一大明确规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1922年10月23日开始,开滦五矿工人进行大罢工,涉及工人5万余人。其他能源行业如电力行业的工人也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48]处境艰难的能源行业工人自发或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罢工,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煤矿工人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集中体现着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多位革命者、作家都主动靠近、了解这一群体,为他们发出控诉和呐喊,并以此唤醒所有民众认清处境,奋起反抗压迫。李大钊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中用地狱形容被英国控制的唐山煤厂工人的悲惨生活环境。[49]龚冰庐自1927年起连续发表煤矿题材小说,“集中笔力写他比较熟悉的矿山生活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通过这一部分人群的描写反映了旧中国最悲惨的人生和最残酷的阶级压迫”[50]。巴金的《煤坑》《雪》,萧军的《四条腿的人》,路翎的《卸煤台下》《饥饿的郭素娥》,均描写了矿工生存之艰难与所受压迫之沉重。诗歌《煤炭花》[51]、《摇煤球的人》[52]是新的《卖炭翁》,呈现了靠捡煤渣、摇煤球生活的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恶劣,诗中饱含着诗人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1940年代,苗培时的《矿工起义》、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描写了矿工反抗压迫、翻身做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让国人了解到“三座大山”压迫的残酷性,进而举起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

近代中国所需的石油产品主要依赖进口。随着各国势力的强势入侵与野蛮掠夺,自19世纪末,国人民族意识凸显,排外心态逐渐高涨。《雷电论》中就反对国人盲目崇拜西方技术,“可知制作之妙,皆从前古圣人以开其端,彼考稽西法者又何必震而惊之也哉?”[53]1905年中美工约风潮,我国民众自发组织抵制美货运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爱用国货”成为重要口号,但“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营销,只要度过运动的高潮并未见有太大的改变,就显现出石油产品的照明及燃料用途已与民生经济息息相关”[54]。沙汀发表于1931年的小说《俄国煤油》就是围绕作为基本生活能源(做饭、照明)的煤油,写出了在上海打拼的年轻人罗模,对未经资本家剥削与操控、价格低廉的煤油的热切期盼,从而表达了对没有剥削的理想中国的向往。[55]

20世纪上半叶,通过文学发出控诉与呐喊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解放后,除了像草明、李纳等有能源行业经验的知识分子继续记录中国能源工人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变化之外,部分工人也加入进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49年由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选出版的《工人创作选》中就有5篇煤矿工人与电力工人的作品,他们使用日常俗语,以极为欢快的节奏,表达着能源工人对全国解放、百姓翻身做主人的坚定信心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生活的热情。“叮叮当当一天活/一身汗水流的多/擦干汗來不说累/个个继续加劲干/爱护材料争模范/努力建设新天津/工人领头齐向前!”[56]这些能源工人的早期发声里,呈现了解放后工人生活的改善与翻身做主人的心理变化。

民族意识既表现在反帝反封建上,也表现在爱国之心的正面表达上。能源在文学作品中化身为表达奉献、爱国热情的重要意象。煤在我国储藏丰富,它以深埋地底却能够带来热量的特征而成为具有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爱国者、底层民众、沉睡的民族的象征。最有名的当属写于1920年的郭沫若的《炉中煤》与朱自清的《煤》、1937年艾青的《煤的对话》,艺香发表于1923年的《煤》[57]也有过类似的表达。这类作品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咏油诗、咏电诗等构成了对能源的吟咏歌颂的脉络,虽然大多托物言志,表达拳拳爱国之心,但客观上通过能源的地质属性、物理特性以及发光发热的功能特性等,建立了人的情感世界与煤、石油、电等能源之间的联系。

20世纪上半叶的能源文学,是我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对能源工人悲惨生活的披露,激发了国人奋起反抗的决心与斗志。而能源作为动力与能量之源,慢慢成为了国人的奉献、奋斗等爱国精神的重要表征,汇入了中国文学意象史的洪流。

(二)能源文学在振兴强国之路上的奋进高歌

自洋务运动开始,工业立国、工业强国就是有识之士的重要认知,也是政府的工作重点。能源为工业提供动力,是发展的重中之重。孙中山《实业计划》中认为发展中国实业,应由政府总其成。国民政府遵循实业计划,对煤矿、油矿的开发进行了总体部署,并在石油开发中拒绝外资,规定除技师外,不允许煤油矿雇佣洋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油成为国防重要物资,国民政府制定了《解决中国液体燃料方案初稿》,部署石油勘探与开发,1932年首先在延长等地进行钻探,1933年就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油田勘探。早期《油城:庶联访问记之二》《石油城印象》《原子能与中国之前途》[58]等文章,无不显示出能源之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能源事业发展的期待。

工业立国、工业强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认知。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化是民族独立的巩固保障。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59]。为了尽快解决工业发展中卡脖子的石油问题,国家军队直接参与石油工业建设。1952年8月,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的7 741名军人被改编为“中国石油师”,“石油师”在极为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迄今为止我国几乎所有油田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大会战。曾身为军人的李季创作了《厂长》《师徒夜话》《向昆仑》等多首作品,描绘转战油田的军人形象。《厂长》中的军人厂长满身伤痕,“刀痕是长征时留下来的/抗日战争的纪念在肩膀上/解放战争中丢了一个手指头/这一脑袋白头发是转业以后的奖赏”[60],描绘了一个像干革命一样去完成能源战斗的军人式工人形象。军人不怕流血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在石油工业里被极为完整地传承了下来,也吸引着大批作家奔赴油田,去体验、记录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迹。除了李季、李若冰、余念等直接扎根油田的作家,1950年代,杨朔、徐迟、曹杰、冯至、郑振铎、朱光潜、张恨水、魏刚焰、田间、戈壁舟、闻捷等人都曾到玉门油田参观体验,之后的20年里,又有大量作家去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会战前线体验生活。张天民以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创业》,在全国引发了热烈反响,铁人精神从此浸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舍生忘死的铁人精神“与我们国运的兴旺,与我们民族的振兴,与我们共和国的一段艰难竭厥的历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至成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象征。铁人精神是一种强音,民族的强音,历史的强音”[61]。20世纪80—90年代,依然有大批作家如刘白羽、魏巍、雷达、肖复兴、陈忠实、贾平凹、刘元举等进入油田,并写下了众多文学作品。

新中国能源文学的发展面貌与能源行业文学的写作与组织方式有着直接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工人文艺的发展极受重视,1949年出版的《论工人文艺》收录了25篇相关文章,谈到了工人文艺的目的、组织方式、文艺工作者与工人结合等问题。[62]用组织文艺创作、为工人写作的方式进行工人劳动动员、丰富工人精神生活,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重要任务。在能源行业中,各级工会、文联、作家协会等成为组织系统内部文艺创作的重要部门。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能源行业类团体作家会员有四个: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各级协会创办刊物、组织培训、设立奖项,有效助推了能源行业的文学发展。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1982年成立,基金会设立“乌金文学奖”;同年成立“煤矿文学研究会”,1995年在煤矿文学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以《阳光》等刊物为阵地。中国电力文学创作研究会1986年成立,1992年更名为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办有大型文学双月刊《脊梁》,设全国电力职工文学作品大赛,2023年设立中国电力文学奖。中国石油作家协会成立于1991年,办有《石油作家》(已停刊)《地火》等刊物。中国石化作家协会成立于2002年,办有《太阳河》(内部刊物)。中华铁人文学奖是中华文学基金会和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全国石油石化行业设立的文学大奖。部分能源企业也资助设立奖项、创办刊物,如“新能源杯”国际散文诗大赛、《川煤文艺》《新义煤》等,推动了能源文学的繁荣。

在有组织的动员与支持之下,能源行业文学的发展可谓波澜壮阔,培养了大批能源文学作家,催生了大量能源文学作品,推动了能源文学的整体发展,也奠定了我国能源文学发展的特色。总体而言,能源行业的能源文学的主题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种:能源工业建设中典型人物与事件的记录与塑造,为国家能源事业奉献一生的热情与激情的抒发,能源事业进步意义的挖掘与讴歌,普通能源行业工作者真善美的挖掘,等等。作品以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体裁为主。石油题材,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有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曹杰的《石油河之魂》、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曹建勋的《将门之女与“拯路背斜”》、徐迟的《石油头》、韶华的《大庆红旗展 原油进榆关》、贾平凹的《走进塔里木》、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孙宝范与庐泽洲的《铁人传》、肖复华与杨方武的《走进撒哈拉》、马镇的《大漠无情》、马明功的《异域争雄》、周洪成的《西部石油壮歌》、李玉真的《西部柔情》等;李季、张光年、第广龙、马行、杨利民、余兆荣、殷常青等写下了大量石油诗作;小说有周绍义的《黑白》、冯敬兰的《夏日辉煌》《西线无战事》、苗向阳的《石油大豪》、余述平的《燃烧的地火》、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赵香琴的《国血》、罗基础的《玛依塔柯之恋》等。煤矿作家众多,有刘庆邦、荆永鸣、徐迅、刘俊、冯俐、叶臻、温古、萧习华、麦沙、刘亮、黄静泉、秋野、五十弦、陈年、李芮、杨启舫等,创作了大量煤矿题材作品。电力题材,非虚构类作品有庄家新的《水电将军》、古清生与黄传会的《走进特高压》等,水电站题材小说有刘会庆的《峥嵘的岁月》、吴琨的《人在凡尘》、罗志云的《安置》、向本贵的《苍山如海》、罗国栋的《山水十七拍》等,光伏题材小说有陈果的《骄阳似火》、汤其光的《七月流火》、王存华的《向阳而生》、曾义与冷飔、罗莉的《烈日洪荒》等。这些作品展示了能源行业枵腹从公的时代精神,激励了能源产业的发展,也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重要精神来源。

能源文学作家还在全球能源视野中书写强国精神。1978年能源企业的对外合作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的中国倡议,我国促成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成立。全球能源合作成为必然,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秦文彩、孙柏昌的《中国海:世纪之旅》、何建明的《破天荒》,记录了中国海上石油对外合作的整个过程,呈现了对外开放决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张明功的《异域争雄》记录了中原油田人在苏丹、也门等国家地区找油的艰辛征程,郭飞的《旗舰出海》则记录了石油企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李秀恩的《大庆抗旗人》记录了李新民率领的海外1205钻井队在苏丹、伊拉克的艰苦努力。这些作品详细记录了我国能源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更新理念,在群雄逐鹿的能源战场上,为中国能源走向国际竞争的舞台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能源的国际合作为能源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传统的科幻类能源小说以及当下的网络能源小说,热衷于表现国内外能源力量的博弈。例如,科幻小说《电世界》《三体》《地球大炮》、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等,网络文学《超级能源强国》《我,世界石油大亨》《星际之能源大亨》等,在国际力量的博弈中表现出我国能源力量的强大。这种表达一方面显示了我国在能源领域不断增强的实力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较为普遍的强国情结。

(三)人的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书写

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入,我国能源文学开始书写在能源产业改革中先进与落后力量的博弈、权力的博弈,以及人在能源生产与消费中的生活与精神境遇。在这些书写中,作家把越来越多的笔墨放在个体的人的身上,人的生存状态的多样化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书写。

首先,能源产业改革的书写中呈现出越来丰富的人的生存状态。焦祖尧的《跋涉者》《飞狐》,刘庆邦的《断层》,向春的《鳏夫和寡妇们》,苗向阳的《石油大亨》《石油大豪》《石油大华》,龙志明与曾小雨的《阳光在上》,等等,这些作品描述了在煤矿、石油、电力行业的改革中,改革者如杨昭远、常江、方刚、梁博文、李乐仁等如何克服重重阻碍,改革落后生产体制,实现了技术与管理的更新迭代,让企业走上现代化道路。史修永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煤矿改革题材小说呈现出一定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色彩。[6]60不只煤矿改革题材小说如此,其实能源小说大都存在类似特征:改革的复杂性与其中的悲剧性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能源产业被抽象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化符号,进行能源生产的人也一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的其他方面都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作家们开始将更多笔墨放在了改革开放中的个体身上。对改革中人物的记录与塑造,成为写作的一个重点。路小路记录了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石油改革领导者王涛、石油文艺重要组织者焦立人、石油师战士与大庆油田守护人陈烈民、与人民同甘苦的石油部部长李敬、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张丁华等。作品立体呈现了这些重要人物的形象与精神世界,他们不但有卓越贡献,还有与朋友、同事、家人相处的温暖。[63]倪辉祥的《灿途》,主人公姚明光弃文从商创建电力公司,通过描绘个人在改革开放大时代中的奋斗经历,展现了个体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客观反映了上海电力行业的历史变迁。[64]能源文学对重要人物的记录与塑造越来越丰满和立体。

其次,能源文学还善于挖掘能源行业以及受能源生产与消费影响的小人物,表现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第广龙散文记录了史三原、王黑子、百合、铁华等普通石油人的生存与爱恨。[65]叶炜在《富矿》中讲述了伴随麻庄煤矿的繁荣与衰落,麻庄人跌宕起伏却终归起点的命运。[39]王克荣的《山上雪 山下人》,讲述了50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人在企业改革、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彷徨与奋斗,表现出了这一代人自尊、自强的精神世界。[66]写作者还关注到了能源行业中的女性境遇。黄静泉的《一夜长于百年》,描写了矿工家属豆青为矿工撑起家,完成生命延续,最后与煤矿一起衰亡的故事。刘庆邦的《女工绘》为女性矿工群体立传。尚长文的《母亲的石油婚约》,以母亲毫无情感基础的婚姻为线索,展示了普通采油工人背后女性的丰富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67]一般作品对小人物的书写往往有较强的悲剧性意味,但在石油能源、电力能源题材的小人物书写中,却是重点刻画人性的温暖、奉献与坚持。小人物在时代浪潮与艰苦环境下的坚韧、自强、互相看护的品质,是能源文学作品魅力的重要来源。

最后,新时期的能源文学写作更为多元,权力与资本、公与私、情与理、生与死、人与物等各方力量的博弈都纷纷呈现在作品中。于卓的短篇《八千万》围绕着八千万资金花落谁家而展开各方力量的博弈[68],《黑雪》《红雾》中围绕着环保需要与经济需要而展开博弈,刘庆邦《红煤》中围绕着国有私有而展开各方力量的博弈,这些都构成了能源文学的权力叙事,在权力的博弈中刻画了人性的复杂状态。

在我国,政府承担对能源建设与治理进行统筹规划的任务。为完成这项任务,我国行业对能源文学的组织,是工人动员的重要内容与方式;中国特色的能源文学组织模式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让我国能源文学显示出以政治为精神与价值坐标的特征。

三、我国能源文学的基本美学特质

在我国高速现代化之路上,经过一代代作家的持续努力,我国能源文学已蔚为壮观,且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质。

(一)走向纵深与开放的宏阔时空图景

由技术与政治坐标去观察我国20世纪以来的能源文学,我们发现,能源文学所建构的美学时空由段落化、区域化向纵深化、全球化开拓。

在20世纪上半叶,能源文学以煤炭与电力题材为主,其中又以煤炭题材作品居多。煤炭题材作品主要呈现了能源生产时空,而电力题材作品主要呈现的是普罗大众的能源消费时空。这一时期的煤炭题材作品呈现为由三种空间构成的煤矿空间:黑暗、封闭、肮脏的地底采矿空间,贫困、窘迫的地上生活空间,受奴役的地上工作空间。《炭矿夫》中矿工住的是密集的蜂窠一样的茅屋,“窗洞内没有光线透出来,里面黑沉沉地没有一点东西能给人看见。这里好像是久湮的古墓,没有一点生之气息”[69];《炭坑里的炸弹》中描绘了小煤窟中儿童挖煤的情景:地狱般低矮的煤窟坑道狭小低矮,挖炭的孩子赤裸全身,用手托着竹筐用小锤轻轻锤煤,挖满一筐,便如蜗牛般爬出来[70]。矿业工人当下的悲惨境遇通过这些空间展示于世人眼前,达到了启蒙动员的效果。煤炭题材作品所呈现的是充满苦痛的当下时间,时间由于承担了太多苦痛的细节而在感知中被无限延滞——度日如年。电力题材作品所呈现的能源消费时空则表现出了时间的加速与空间的扩展。许指严《电世界》中的故事时间指向了百年后的未来,其空间是百年后充满电力设施的完整世界。现实电力题材作品也同样表现出对时空的重构。1938年启祯发表的一组旧体诗中,写了电话、电报、电车、电筒、电扇对生活的改变。电车速度如此之快,“风驰电掣六街中,车走电声语未通。若少阿香牵一线,定叫盲进失西东”[71]。煤炭题材对当下的强势关注来自于当下的强烈痛苦,亦来自于反抗压迫的政治性诉求;电力题材关注电力对现实时空的改变,则缘于电力技术已经显示出的对生活的重构力量。从能源文学建构的空间与外部空间关系看,此阶段的能源文学普遍呈现出对外国势力的抗拒与警惕,煤炭题材作品直接将已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残忍写进作品,电力题材作品则是以假想敌的方式呈现了外国。这一时期,能源文学所呈现的主要是受损害的区域性、地方性的空间。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能源文学主要建构了生产性时空。20世纪40年未、50年代,全国解放与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日月换新天。受此影响,以煤炭、石油、电力为题材的能源文学极为一致地呈现了今昔对比、展望未来的时间脉络,所呈现的空间主要是一个正在修复的区域性、地方性的生产空间。例如,草明的《原动力》中,日伪和国民党破坏了发电厂,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修复了设备,为城市输送电力、给解放革命带来了动力。[72]20世纪60—70年代,能源文学突出展现了热火朝天的当下时刻,建构起由油井、大型水电站等技术造物组成的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美学空间,表现出建设者为国奉献、攻克难关的澎湃激情。《我为祖国献石油》中建构了由戈壁、风沙、井架、石油花等组成的独特石油生产空间,“头戴铝盔走天涯”“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等句子充分体现了石油生产空间的流动性特质,使其迥异于传统的稳定性空间。在空间的流动中,唯一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国家奉献的精神。“火车似箭还嫌慢,/天气虽冷心火激。/白天黑夜盘算着,/是不是兄弟钻井队,/已经飞马到战区?”[73]在当下心理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对比中,建设的急迫心理与奉献的澎湃激情显出极高的强度。这种建设性时空所承载的舍生忘死为国奉献的澎湃激情为国人所感受和体验,从而浸入中华精神,成为中国式精神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改革开放成为文学宏大叙事中的重要议题,对我国能源现代化的反思与重建就成为能源文学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能源文学存在较为普遍的反思性视角,在时间呈现上,能源文学试图链接历史、现在与未来,表现出时间脉络上的纵深感与开放性;在空间呈现上,能源文学试图链接个体、国家与世界,表现出空间脉络上的纵深感与开放性。能源文学建构的生产时空,主要围绕能源产业技术与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反思与重建、改革中小人物的命运与境遇、能源企业在国外的开拓展开;能源消费时空主要以能源产业发展对全球环境与生态的影响为主题。两类时空均具有较强的纵深性与开放性。这种纵深性与开放性,一方面是受能源的开采、利用高度全球化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掠夺毁坏了多少中国的自然资源,美国人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丢下两个小小的原子弹,这一灾难性的后果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生态范畴的,还是人类范畴的,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阴影”[74];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建构国家与个人的现代化主体身份的整体诉求。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高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旗帜”,这是中国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展现了中国的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体现中国文明的全球性尺度。

21世纪的能源文学的时空表达逐渐走向了更大的尺度——开始将地球置于浩瀚宇宙中进行叙事。无论是从宏观或微观上,写作者将宇宙的浩瀚展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如果说通过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等能源文学作品,我们从宏观角度感受到人类作为行动主体在浩瀚宇宙中的艰辛轨迹,那么通过马行的作品,我们则能够从微观角度把握人与宇宙万物对话的阵阵轰鸣,“塔里木,大风分两路/一路吹我/另一路跃过轮台,吹天下黄沙”[75]。这种万物之间隐秘联系的表达在马行等诗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们与刘慈欣等人的宏观表达一起,将浩瀚宇宙中的形而上意味呈现在能源写作中,提升了能源文学的哲学高度,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时空表达。

由地方到全球、由全球到宇宙的空间延伸,导致其中人与人、人与生物、人与物等关系的调整。能源文学有机链接了人类与万物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日益走向纵深与开放的宏阔美学时空展示着我国能源文学的独特魅力。

(二)崇高与悲剧性交织的美感经验

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的宏大叙事带来了能源文学的崇高之美。20世纪以来,我国能源结构不断发生改变,目前正在向新能源转变。支撑能源结构变革的是一次次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当15盏电气灯第一次在上海南京路上点亮,当玉门油田钻井第一次喷出石油,当第一次看到刘家峡水电站壮观景象,震惊不已的人们写下激动诗篇,“叹人力真真伟大”[30]5,表达对人类惊人的创造力的赞叹。例如,苏雪依将国家智能电网称为现代的“阿拉丁神灯”[76]1;西气东输工程被认为建构了“中国动脉”[77]、展示了中国这条“神龙”正在腾飞[78]。技术进步与变革中坚韧不拔、勇敢探索、无私奉献的典型人物,被誉为“铁人”[79]“砥柱中流”[80]“光伏英雄”[81]。钻井平台、特高压电网、西气东输工程、大型核电站等人造物与创造这些物的人,共同编织了能源技术的宏大叙事,展示了人类通过能源技术改造世界的伟大能力,让我们深刻体验到技术带来的涤荡心灵的崇高。而且,能源在我国20世纪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诉求中占据重要地位,能源技术宏大叙事经常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相结合——能源技术进步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折服于人类的伟大和骄傲于国家的强盛,就成为我国能源文学宏大叙事的重要崇高审美特质。

能源文学的崇高特质往往与悲剧性复杂纠缠。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82]现代技术对自然界的支配本身是对世界的摆置,是让有机身体屈从于机械机器的过程,“有机身体对机械机器的屈从产生了一种不适,不适源于对机器的节奏和操作的强制适应”[83]。能源结构的转变意味着技术更替,在技术的更替中蕴藏着深深的悲剧性。技术的更替不但让原有能源、设备和场所成为废弃之物,而且让不掌握新技术的人也变成废弃之人。在《一夜长于百年》中,豆青宁愿守着老矿区房子也不愿搬迁至新房子,只因生之意义只有在老矿区才能展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煤炭作为无法带来更大动力与不清洁的化石能源,一直处于被替代被压缩的语境当中,部分煤矿由于达不到新技术指标而被关停。因此,新时期以来的煤炭题材文学整体呈现出丧失社会归属感的被遗弃氛围,让作品普遍具有了悲剧性层次。与郭沫若等人对煤的倾情赞颂不同,身为煤矿工人的榆木看到的是煤的微芒,“煤是什么?当过年时,矿区布置灯展时/有星星、月亮、兔子、苹果、红灯笼等形状/我觉得煤就是一盏盏灯。他们被我们/挖出来,挂在了矿区的树枝上”[84]。而矿工也不再是被反复吟颂的人物,“这些满脸沾满煤灰的矿工/这些满嘴骂着脏话的矿工、这些急急忙忙赶着下班的矿工/当他们从地心深处,争先恐后地挤出井口/多像是一块块煤,投胎转世来到了人间”[85]。赶着下班的矿工就像只能发出微芒的煤块那样——渺小,但又拼尽全力发出一点光芒。诗人以极为朴素的笔触传达了煤矿人的悲剧性的边缘化体验。

能源开采与消费中也深藏悲剧性。那些被挖开、钻井的土地,原来是农田、高山、大漠;那些建了水电站的地方,原来是浩浩荡荡的河流。能源的消费让能源变成有用的能量的同时,也变成了熵化的不可利用,甚至产生有毒气体、尘霾、放射性元素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能源开采与消费所显现的负面效应已经足够触目惊心,切尔诺贝利的影响尚未消失,福岛核污水需排放30年;空气污染让星星隐身,也让我们认识了“霾”、PM2.5等词汇。那些被消耗的能源的魂灵从机器中升起,潜入空气、水和大地,成为能源技术的苦果。以能源的后果为题材的能源文学如《红雾》《黑雪》《地猎》《无土时代》等,都呈现了较强的悲剧性。

20世纪以来的能源文学,除了在时空上表现出段落化、区域化向纵深化、全球化开拓的宏阔时空图景,在审美体验上呈现崇高与悲剧性纠缠的复杂效果之外,还表现出了语言上的粗粝感。作家往往不去过多修饰其宏大主题,经常使用俗语、数字、科技术语等,让作品带着现实的毛刺与力度赤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获得一种极强的临场感与力量感。

四、结语

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我国工业在20世纪高速发展,能源结构由生物质能向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快速转型,并且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能源结构,重构与形塑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情感方式。与独特的能源发展方式及能源结构相对应,我国20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能源文学流脉呈现出极强的中国特色,并在反映表达能源与人、国家、全球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与社会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要探查其中的复杂关联,我们首先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我国能源文学的发展遵循了技术与政治两个基本坐标,这两个坐标复杂纠缠,生成了能源文学独具特色的走向纵深与开放的多元美学时空,形成了崇高与悲剧性交织的复合审美经验。中国当代能源文学书写能源发展、展示社会民族进步、反思能源困境、拓展美学领地,已经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提升文学境界、广阔反映时代、深度探究能源与世界的互动等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相信“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86]的中国能源文学,会取得更加瞩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