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灿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经过联防联控、严防严控，国内疫情形势逐渐趋于稳定，“随着大规模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人类开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秩序的恢复，因此可以认为人类进入了后疫情时代。”[1]但由于疫情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同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变异性的特点，因此疫情所产生的灾难涟漪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缓解，这不仅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也给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研究表明，“后疫情时期公众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生活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如何摆脱心理阴影”[2]，同时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越高，人们的心理焦虑水平越低”，而“阶层本质上反映出社会成员在不同维度资源的占有或控制方面的差异性”，受制于个人能力、社会阅历与社会资源等多重因素，“青年群体对于疫情的严重性，认识更为深刻”[3]。后疫情时代，虽然社会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疫情对青年群体学习、生活、心理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未完全消弭，如疫情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和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有效排解，必将会诱发青年群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2020 年，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的通知》指出，“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利用各类线上、线下心理服务资源，加强对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妇女儿童等不同人群的心理疏导。”[4]因此，加强青年群体的人文关怀与帮扶，积极开展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和群体情绪的管控与疏导，不仅是促进青年群体身心健康成长的现实之需，而且也是主动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社会风险的应有之义。但现实生活中采取常规的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方式往往难以胜任突发事件对青年群体造成心理创伤的修复工作，因此后疫情时代探索青年群体心理重塑的有效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的灾难性事件，造成了青年群体创伤性应激反应。而以往的灾难性事件中，国外较早地开始了通过艺术介入灾难干预的尝试。我国对于灾难后的心理干预与社会治理则是从SARS 危机与汶川地震后开始有较多的关注，因而我国灾后心理重塑研究整体而言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或事故灾难性质不同，但其都会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同时也会留下短时间难以消除的心理创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家刘兆吉创建了美育心理学，其“为美育包括艺术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建构提供心理学依据”[5]。但“长期以来，美育的心理调节作用一直停留在经验心理学的层面。因其不可测量性，长期以来并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人们大多将审美艺术活动等同于一般的娱乐活动”[6]。因此，如何通过美育重塑青年群体心理健康成为了后疫情时代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恐慌与隐忧：疫情常态化下青年心理状态的多维表征

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青年群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危及了青年群体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对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冲击与影响，使得青年群体暴露出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一） “信息疫情”导致青年群体心理恐慌、不安

疫情爆发以来，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政治传播危机和心理传播危机。与疾疫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信息疫情以谣言、虚假新闻、不实消息等为主要内容，通过社交媒体为主的网络通信技术媒介向公众广泛传播，而其裹挟的谬误信息不仅导致公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产生偏差，同时也给公众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稳定因素。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场域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在恐慌心理之下对疫情信息知情的渴望更容易激发自身不断阅读、转发和评论各类社交媒体输出的疫情相关信息，而在海量且庞杂的网络信息中也往往更容易受到信息疫情的遮蔽，从而无法鉴别和过滤良莠不齐的信息，导致在虚假信息、阴谋论甚至是电信诈骗的舆论氛围中难以发现和获取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信服的健康指导，这不仅容易导致青年群体出现情绪化言论和偏激观点，也极易引发青年群体的情绪失控和价值观撕裂，甚至引发混乱和社会恐慌。

（二） “封闭隔离”导致青年群体心理压抑、社恐

新冠病毒是威胁全人类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新冠病毒传播性、隐匿性等特点，经过科学研判，我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来限制人员流动、相对保持人际距离，从而阻止病毒的传播。作为应对疫情蔓延的重要举措之一，物理隔离之下部分社群封闭管理、聚集性活动和公众场所被管制，这极大地改变了青年群体习以为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习惯，同时实证研究表明，“学生、青少年等主观认为疫情严重的群体可能是疫情期间压力或抑郁的易感人群”[7]。后疫情时代，疫情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全国部分地区还呈现出多点散发的态势，因而隔离措施依旧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应然选择。而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一方面，部分青年由于疫情引起的焦虑和恐慌而出现了身体不适的躯体化现象，另一方面，场域限制所带来的影响也对人际层面产生了冲击，部分青年正常的社交活动难以得到满足，导致青年群体的情感难以得到合理的释放与表达，从而产生压抑和社恐心理。

（三） “全民网课”导致青年群体心理焦虑、懈怠

新冠疫情在考验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同时，也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秩序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严防校园疫情输入和扩散，各省市均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延迟开学政策。按照“停课不停学”的要求，青年群体普遍采取网课学习完成课业任务。但线上教育也存在短板与盲区，容易使青年群体产生心理焦虑与懈怠并存的对立状态。一方面，网课学习与校园学习在空间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学习环境、师生关系以及教学组织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导致教师与学生的交流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致使网课呈现的学习效果与面授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进而使青年群体的学习压力转变为了心理焦虑。而另一方面，疫情使得互联网产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网络通信技术在便利青年群体学习、生活和社交的同时，也使青年群体与网游、网购、短视频等娱乐项目的交互更为频繁。而网课学习对青年群体的自律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更为迫切，青年群体脱离教师的管控与引导，往往导致其对网络产生了过度依赖，从而影响青年群体的学业规划和规律生活，甚至出现娱乐成瘾的现象，使得青年群体出现懈怠心理。

二、介入与赋能：美育重塑青年心理的效能审视

美育作为历史概念，学界对其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动态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从狭义美育到广义美育，其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明晰。综而言之，狭义的美育特指艺术教育，而“广义上的美育不被形式约束、不受途径限制、不以成就为准”[8]，“美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实现新世纪人类和谐发展的美好理想”[9]。在疫情的危机与考验之下，美育以不同的形式或途径进行着创造性表达，通过美育疗愈青年心灵，传递防疫正能量，彰显了美育在疫情变局中的独特价值。

（一） 美育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疫情认知的途径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网络舆论危机。新冠病毒作为应激源使青年群体产生了紧张、恐惧、焦虑、抑郁等多种情绪，而在以网络通信技术为媒介的信息舆论助推下，关于疫情发展态势、疫情救助与处理、疫情衍生事件等信息爆炸式的传播，以及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解读和情绪化表达，极大阻碍了青年群体在获取真实信息与健康护理等方面的选择权和主动性，从而使得青年群体出现了非理性的社会心态。

疫情之下，正确科学地把握青年群体社会情绪的内在特性与发展传播规律，不仅是应对恐慌社会情绪、引导舆论导向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凝聚全民同心戮力抗击疫情的巨大动力。在社会高度媒介化的当下，真实且客观的信息资讯成为了疫情暴发以来青年群体关切的重要资源，而“媒介美育概念框架旨在超越传统意义的媒介工具层面，指向媒介素养融入公民素养教育体系的价值实现，在数字技术普泛的基础上加强公民应对媒介的批判性思维与人文关怀，通过美育重构和媒介环境平衡，实现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能力”。[10]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疫情以来以短视频、Volg、漫画、H5 等形式为主的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得益于新媒体填补了青年群体疫情期间获取信息的沟壑。美育提供疫情认知途径是通过兼顾形式与内容的方式进行传递，一方面，其表现形式精炼、重点突出，适应于青年群体碎片化的信息处理方式；另一方面，表现内容上，“各主流媒体纷纷将电视新闻中的重要讲话、新闻发布会的核心要点以及专家的采访片段截取下来，加上字幕、表情包、背景音乐等进行重新包装，运用镜头放大或重复的方法，制作出具有‘网感’的短视频产品，发布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上，把受众最想知道的内容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11]，因而媒介美育背景下新媒体充分调动了青年群体的多重感官，以直观的表现形式、多元的讯息内容以及丰富的服务功能，通过温情化、特色化的方式及时地呈现出来，不仅引导了青年群体理性看待疫情，同时也塑造了社会共识、传播了主流价值观。

（二） 美育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情绪宣泄的窗口

疫情暴发以来，其危害性触动了青年群体的心理防御机制，青年群体急需通过寻求合理化路径来调节自身应对疫情风险的能力，从而减轻心理不适并恢复情绪的稳定性。而美育有助于增进青年群体的情感体验并营造良好的心境，从而疏导负面情绪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如蔡元培先生认为“表现感情者，实为美学”[12]，美育作为美感教育，其目的在于“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13]，因而美育能对青年群体的心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疫情期间“方舱广场舞”“方舱小品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特殊的隔离环境中医患的心理长期处于恐慌与紧张的状态，而医患共同演绎舞蹈、小品的现象不仅调节了医患紧张的情绪，同时也凝聚起了抗疫的力量。不仅如此，“方舱现象”也辐射到了社会层面，催生了居家运动、居家娱乐等热潮，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抗疫的正能量。此外，随着线上发展的普及与应用，博物馆、展览馆、艺术厅、剧院等场所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如古典音乐频道联合多家网络媒体平台对高雅艺术进行线上普及，“统计显示，国家大剧院自有数字平台古典音乐频道疫情期间及时推送线上演出实况，平台访问量与之前相比增长了10 倍”[14]。一定意义上而言，“美育重在研究人的心理、意识、观念，即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状况，包括人的精神、灵魂、心灵、智慧”[15]，无论是“方舱现象”还是线上艺术普及，这表明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在疫情紧张的氛围中积极寻求纾解情绪的途径，而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恐慌、紧张等情绪转化为了审美冲动，通过寓教于乐、寓情于理的方式解决了内心世界的冲突，实现了情绪合理化的疏解。由此可见，通过美育过程有利于使审美主体建立有效且良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以此增进积极的情感体验，使审美主体的心理得到负面情绪的宣泄与情感升华的补偿。

（三） 美育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振奋精神的支撑

疫情防控不仅是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考验，同时也是一场精神防线的阻击战。新冠疫情的重创打破了青年群体生理、心理、认知和行为的平衡，造成了青年群体精神懈怠或与焦虑并存的精神危机。一项新冠疫情期间对青年大学生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38.5%的学生运动量下降或不运动，身体状态欠佳”，“部分大学生自制力较差，出现‘娱乐休闲过度情况’，疯狂追剧，刷‘抖音’等APP 时间过长的比例均超过40%，‘吃鸡’无节制、沉溺网络小说的比例均超过20%”[16]。由此可见，青年群体以往正常的生活规律因疫情被打破，其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困境。

美育作为实践性为主的活动其具备特殊的教育价值，能够在精神塑造与意识形态引领方面发挥重要的效能，可以说“审美是一种有特殊魅力的精神活动，它通过美感对人发生作用，因此具有不可抗拒性”[17]。疫情期间，社会各界通过拍摄抗疫故事视频、绘制抗疫漫画、创作抗疫歌曲等形式向公众普及抗疫常识、弘扬抗疫精神和鼓舞抗疫斗志，这些作品通过形象艺术的象征符号、语言、表演等创作表达出了公众在抗击疫情中的坚守与感动，抗疫作品将表现内容与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机结合，不仅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同时也调动了受众群体的情绪体验，展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这使得青年群体在抗疫作品的精神洗礼中提升了认知、砥砺了品格。同时，“随着分批复学复课，各学校都精心开设了以抗疫为主题的‘复学第一课’：或通过图片、视频、专家讲解等形式，普及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或邀请援鄂医疗队员讲解战“疫”故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逆行者”的无畏与奉献、责任与担当”[18]。因而美育活动的开展能够产生积极的效应，不仅可以引导青年群体深化对抗疫精神的理性认知，同时也可以坚定砥砺奋斗的理想信念，涵养奉献社会的家国情怀。

三、重塑与建构：后疫情时代美育重塑青年心理的实现路径

后疫情时代，虽然青年群体的工作、学习与社交等生活将逐步走向正常化，但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疫情的消散，全国疫情有可能将继续呈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的态势。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并未得以抚平，因而美育应充分发挥其育人的干预机制效能，不断为青年群体心理健康发展赋能，培育青年群体拥有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

（一） 注重叙事传递，坚定舆论导向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智能网络终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了当前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之一。疫情暴发以来，疫情的相关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全球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叙事之争和话语之争”[19]。后疫情时代，以美育叙事方式回应“信息疫情”的抨击是坚定舆论风向标的现实要求，也是筑牢抗疫心理防线的应有之义。首先，增强新媒体责任意识。新媒体作为青年群体了解疫情相关信息的重要窗口，其肩负着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的舆论引导担当。而自疫情以来，自媒体、营销号发布的污名化、谣言等不实信息不断博人眼球，其中的谬误信息夹杂着大量情感化的表达、故事性的叙述和个人化的体验，不仅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反而加重了青年群体的恐慌心理，因此新媒体应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监管与侦查力度，保障权威、正确的信息不被错误信息湮灭，真实客观地回应青年群体的现实关切。其次，创新叙事表达。伴随传播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与青年群体触媒习惯的改变，慢直播为当前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新的视角。慢直播不同于新媒体传播的讯息，其打破了快节奏的传播局面，塑造了实时、真实的“云端景观”，借助“移动客户端为受众提供了高清、实时、原生态的直播内容，促成全民的‘观看’‘在场’与‘见证’”[20]，因而慢直播叙事表达呈现的信息公开透明，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客观、真实、全面的事件再现。此外，慢直播持续的画面陪伴使青年群体以即时在场的体验感知到不同地理空间的真实场景，从而满足了青年群体的解码心理，这不仅引发了受众关注、共鸣和互动，而且对网络舆论的走向起到积极干预作用。最后，精选叙事内容。“信息疫情”的传播是基于青年群体敏锐求知的特定心理，因而主流媒体应立足于青年群体的视角合理选择叙事内容，通过大众化和时代感的主题切入，搭建内容文本与青年群体的沟通渠道，以平视角、低姿态的手法记录疫情事件的感动瞬间，使青年群体在鲜活生动的故事中感受温暖，在叙事内容的引导下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心理抚慰与情感修复的积极效果。

（二） 激发情感体验，增进人文关怀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青年群体心理情感发生转向已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而美育作为以情感为核心的感性教育可以为青年群体构建起共抗疫情的情感纽带。后疫情时代美育应以不同的审美实践活动激发青年群体的个人情感，彰显伦理关怀，达到以美怡情的效果。首先，以文艺筑起心灵基石。疫情的暴发使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按下了暂停键，青年群体急需通过合理化的路径缓解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而以艺术为主要途径的审美熏陶凸显了娱乐化和生活化的功能，其不仅能够滋润人心，而且还能为抗击疫情提供精神支撑。后疫情时代社会各界要继续投身抗击疫情的主题文艺创作，以歌曲、语言、舞蹈、影视等形式，记录抗击疫情的历程，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以文艺为桥梁抚慰青年群体的情绪、给予心灵和精神的慰藉。其次，营造家庭和谐氛围。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社会依旧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而远程办公、网课学习、线上社交也使社会成员更多地回归了家庭。相关研究表明，“以家庭亲情关系和人情互惠关系为核心的强关系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增强……同时，这种关系交往紧密性对于防疫行为、防疫效果都有积极的影响”[21]，因而家庭生态是培育青年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空间，这要求家庭在教育理念上要回归生活本位，不断提升家庭成员关系质量，通过谈心、游戏等互动方式与家庭成员保持良好的动态，使和谐的家庭氛围成为青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坚实堡垒。最后，搭建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是以身份认同为前提，青年群体圈层内部以情感、信任为基础相互联结的关系共同体。疫情不仅使青年群体心理产生了孤独、恐慌与焦虑的情绪，同时也使青年群体隔绝成为了相对的个体，因而通过建立情感共同体有利于青年群体将情感投射到圈群化的话语体系中，使青年群体在圈内人的场景中找到归属感与身份标识，在互相交流中寻求共情并达到排斥消极“异己”的目的，以此满足自身的人际社交需要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最终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三） 启迪生命教育，提振内生动力

新冠疫情对公众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但敲响警钟的同时也为开展生命教育提供了契机。“生命美育的诞生正是美育与生命教育交汇的结果，也是美育在生命教育中运用的结果，生命教育和美育的发展适应了历史社会环境发展的需要”[22]，因此，后疫情时代生命教育应成为新时代青年成长之路的必修课，要不断积极引导青年群体以饱含的热情投入到生活、工作与学习中。首先，以抗疫英雄鼓舞青年群体奋斗精神。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应激反应具有负向作用，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则心理应激反应越小”[23]，所以生命教育有利于促使青年群体在面临突发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心理韧性和心理适应能力，从而减少心理创伤的消极影响。抗击疫情的艰辛过程中涌现出来了一批“最美逆行者”，以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为楷模，通过典型的案例素材讲好抗疫英雄故事，不仅有利于强化生命教育意识，而且还有利于拓展生命教育的维度，以此涵养青年群体的生命观，促使青年群体在生命教育中定位人生的目标规划。其次，以生态审美引导青年群体尊重生命。新冠疫情使得社会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已不能适应走环境友好之路的发展模式，由此“要把这次抗疫作为生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学生与自然和谐相处，进一步增强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的意识”[24]，通过使青年群体更为广泛的与自然接触，感悟自然的魅力，从而加深青年群体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体验，以此引导青年群体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最后，以体育运动促进青年群体热衷生活。疫情期间的人际与空间隔离催生了社会公众对于积极健身的热情和对身体的理性思考，这使人们清晰地认知到“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最好的应对之策是整体提升人民的健康素质”[25]，因此后疫情时代，体育运动应成为青年群体的热爱生命、享受生活、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在日常生活、工作与学习中要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通过强化体育运动项目，帮助青年群体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四、未来与展望：后疫情时代美育发展的转向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但由于社会转型或是突发事件的暴发使得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因而通过合理化途径疏导公众的消极心理，不仅是持续提升公众身心健康素质的现实要求，也是健全社会保障和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应然选择。

（一） 加强改进美育工作，提升青年群体的审美素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美育工作的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美育的育人导向更加凸显，但总体而言，美育仍是当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重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的现象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不达标，师资队伍仍然缺额较大，缺乏统筹整合的协同推进机制”[26]。后疫情时代，各阶段的学校教育要充分认识美育时代刚需的重要作用，遵循美育特点和青年群体的成长规律，以美育为切入点，加强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大力开展以美育为主题的教育教学与实践活动，通过不断协调美育工作与当前教育改革相适应、与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相适应、与满足青年群体对优质丰富美育资源的期盼相适应，以此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良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使青年群体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二） 开发社会美育资源，增强社会群体的心理韧性

社会美育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更为突出社会性的属性，内容相比学校美育和家庭美育则更为丰富和多元，因而社会美育旨在“帮助人们在充满紧迫感和压力的现代生活中， 处理好人与自身、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心灵深处接受美的熏陶和滋养，从而共同努力倡行自然美好、和谐发展的人类社会”[27]。当前，在日益现代化和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状态驱使下，人们无暇对美好生活的观照，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人类的精神危机。疫情暴发以来，社会公众逐步正视到了身心健康安全的重要性，这也为社会美育的应用与普及提供了契机。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我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心理健康需要，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积极开发社会美育资源，例如以普惠性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等形式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构建政府倡导、团体推行、社会成员参与的协同社会美育的新格局，通过社会美育的熏陶调节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增强群体的心理韧性。

（三） 融入社会心理建设，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新冠疫情不仅是对健康治理水平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因而将社会心理建设和社会心态的培育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之中，是缓解社会公众不良情绪、稳定社会发展秩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社会美育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28]，后疫情时代美育要发挥其“‘由心而治’的社会心态治理之道”[29]。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美育建设应以国家的文化精神和主流价值作为坚实的基础，通过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引领时代号角，“在审美取向上所呈现的时代精神与艺术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把启迪思想、温润灵魂的责任和对人民的悲悯之情、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熔铸于艺术对真善美的追求中”[30]，从而以美育满足国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培育国民良好的心理道德品质、引导国民形成社会发展共识，将其个人发展与社会、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命运共同体，以积极和平的心态为实现中国梦的伟业远景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