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的问题及改进

2023-12-27汪思齐璇讲师马雨阳张继豪陈若新

安全 2023年12期

汪思齐郇璇讲师马雨阳张继豪陈若新

(防灾科技学院,河北燕郊 065201)

0 引言

安全文化宣传和教育是提升组织成员安全意愿、意识与素质的有效途径[1-2],发挥着引导、规范和预防的作用,是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安全文化融入企业日常管理[3]、社区(农村、学校)多主体协同共建[4-5]是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为提升员工安全素质,国外优秀企业较早提出符合自身特色的安全理念并加以宣贯[6]。美国巴尔的摩市创设的学校—家庭—社区合作项目,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联动作用,有力保障了学生安全[7]。当前,我国政府在加强安全宣传方面也做出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扎实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整体安全水平。

《方案》下发2年多以来,全国各省市围绕培育安全文化核心目标,对以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宣传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8]。河北地处京畿要地,担负拱卫首都之责。然而河北自然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分布广、强度大、损失重,居于全国前列。此外,河北是我国资源大省、工业大省,风险高、隐患多,高危行业较为集中。该省安全宣传统筹实践可以作为全国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的一个缩影。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客观剖析河北省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并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为进一步科学规划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和提升安全文化建设实效性提供借鉴。

1 文献回顾

构建安全文化体系是组织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1],其中安全宣传是纠正人的不安全认识和行为的有效途径[9]。目前针对安全宣传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宣传方式、载体及宣传机理方面。

(1)安全宣传方式。根据实验心理学家Treicher的感官信息获取和记忆持久性实验[10],贺阿红[9]指出宣传方式应围绕视觉和听觉系统进行设计,如果增加受众的交流机会,可以促进安全文化信息的更有效传播;Antonsen[11]重点研究安全培训的权力导向与组织安全之间的关系,指出培训教育是通过具有控制思想和欲望意义的符号将组织的安全价值观微妙地传播到组织的运转环节,以此“监控”或“控制”组织成员改善其安全行为。

(2)安全宣传载体。贺阿红等[9,12]总结现有安全宣传与教育的载体类型,并确认安全文化理念是安全宣传载体设计的主要内容;王秉与吴超等[13-18]从安全管理学、心理学、安全文化学等角度对安全标语这一宣传载体的功能、传播、效用、创作质量等进行系列研究,首次构建包括安全标语在内的安全文化符号结构体系,并提出创建安全文化符号学;此外,廖斌等[19]探讨扩散方式对安全标语有效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袁晓芳等[20]则针对安全警示宣传图的恐惧诉求效果展开研究。

(3)安全宣传机理。2016年之前安全宣传理论研究一直是空白,仅有文献[21-22]开展过安全应急科普分析。为此,王秉与吴超[1]深入分析安全宣教的内涵与机理,并构建安全宣教的“5-13”模式和受众处理安全文化符号信息的过程模型。随后,王秉与吴超[23]又围绕安全科普学的创立展开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为安全科普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

综上,近年关于安全宣传的研究已经起步,但仍存在研究数量太少、理论分析不足、缺乏实证研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开展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现场调研和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为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社会整体安全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2 调查方法

2.1 问卷调查

(1)问卷结构。根据“五进”工作要求,以企业员工、社区群众、学校师生、农村居民、家庭成员为对象分别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包含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等)、安全知识需求、安全宣传内容、安全宣传方式、安全行为习惯和安全意识6项。其中,针对农村居民不安全行为的调查问题采用自选回答的方式,其余调查问题均采用多选题形式。

(2)调查方式和对象。借助网络问卷服务平台和现场发放的方式,在石家庄、廊坊、唐山等14个河北省主要城市共发放问卷30684份,回收29454份,有效问卷28528份(其中纸质问卷3763份,以农村居民为主),总有效回收率96.86%,见表1。针对校园的调查问卷中包括在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26份。问卷调查过程中,网络问卷通过后台检测IP地址,仅限上述城市用户填写,且一个IP地址仅能填写一次,确保问卷收集的可靠性。

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以高中到本科为主,职业涵盖了职员、教师、农民、学生(小学生调研问卷由家长代填)、自由职业者和退休人员。调查样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方面的分布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如图1。针对家庭的调查,明确要求填写人员以家庭身份填写,以反映整个家庭的特征;针对农村的调查对象——农村居民,包含2部分人群,一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拥有农村户口的新产业工人[24]。

表1 安全宣传调查问卷调查数量统计Tab.1 Safety publicity questionnaire survey number statistics

图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Fig.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2.2 现场调研

河北作为工业重省,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已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始终把安全文化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形成了较好的工作局面。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华北油田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代表,对其进行现场调研以了解大型国有企业的安全宣传情况。

3 调查结果与问题分析

3.1 企业

现场调研表明,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安全宣传相对系统规范,基本形成良性循环。被调查的国企职工中,87.02%反映工作场所内的广播、屏幕每天播放法律法规、安全常识、事故警示等内容;98.3%反映在上班通道中、活动场所内设置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温情提示等宣传作品。华北油田的安全宣传全面融入二级单位常态生产活动,呈现安全宣传常态化、安全培训制度化、安全管理日常化特征。但宣传内容与企业的实际结合不紧密,倾向于“大文化”建设,缺乏对自身安全生产发展历史和安全文化积淀的深层剖析、总结和提炼,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未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其他类型企业安全宣传水平差异明显。中小型企业竞争压力大,工作重心放在保证生存和自身发展上,36.4%的领导职员对开展长期的安全宣传意愿不大;23.4%的被调查职工反映企业开展安全教育不超过3年,其中,大部分企业(82.5%)已成立超过5年。整体上,中小型企业安全宣传工作因被动应对而流于形式。还有一些综合型企业具有跨行业、跨区域的经营特征,74.2%的相关从业者表示,受限于职能监管交叉重叠,安全宣传呈碎片化,尚无明确组织机制及规范标准,仍处于发展探索阶段。

3.2 农村

农村是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多发区,为保护9亿农民的安全健康,防止农村人口因伤病返贫[25],加强农村安全宣传尤为必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是获得安全知识的基础,但本次农村问卷调查对象中仅有9.34%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决定了农村居民安全意识淡薄。这也解释了农村居民在农业机械、电气设施和交通工具等的操作上存在较多不安全行为的原因,见表2。

宣传安全知识和技能可以解决人在安全方面的“无知”[26],安全知识在农村需求很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农村投资建厂,许多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新产业工人已成为高危行业的主要劳动群体,也必然成为安全事故最大的受害群体。此次问卷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知道新《安全生产法》的只有34.6%,对安全知识的需求较大;超过95%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参与安全培训,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事故经验教训、应急演练培训、危险源辨识等。

相比其他被调查对象,农村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中国“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体”。目前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困扰着农村安全宣传工作。首先,乡村干部安全意识普遍淡薄,只重视经济发展,忽视农村的安全需求;其次,村民参与度不高,调查显示,有40.8%的农村没有或极少开展安全宣传活动,43.6%的农村居民没有参加过应急演练,而参加过应急演练的农村居民中有50%以上仅接触过地震、火灾或防洪防汛3项;第三,信息化时代,传统宣教形式失去了吸引力,84.3%的农村居民表示更乐于接受直观明了、方便快捷的互联网新媒体内容。

3.3 社区

河北省各级政府对社区安全宣传一直高度重视。社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5%的被调查者表示社区宣传过电、气、火的安全使用及火场逃生技能;63%以上学习过交通安全、防盗防诈骗、灾害自救互救等知识。但在宣传内容和途径上仍与实际诉求有差距。

内容倾向性方面,已经接触或掌握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技能培训的居民占比为59.08%,而希望增加相关知识的居民占比为75.27%,超出已接触或掌握相关知识的16.19%。其他内容包括安全用电、用火、用气知识、火灾逃生、防盗防抢防诈骗、交通安全知识、逃生与自救互救等,希望增加相关知识和已经接触过相关知识的居民占比基本一致。如图2(a)。

宣传途径方面,超过74%的社区居民选择QQ或微信平台,超过63%的人建议宣传栏和黑板报,理由是为了方便上班族或学生群体在工作学习之余仍能及时接触到有效的安全知识与技能,如图2(b)。此外,还有87%的居民表示希望加强安全宣传的科技含量,51%的居民建议增加沉浸式安全学习渠道,如应急演练等。

图2 社区安全宣传情况Fig.2 Safety education campaign situation of community

社区安全宣传是一项长期工程,侧重自下而上的自主发动。走访多个社区发现,当前河北省社区安全宣传呈现出党建引领、政府推动、居民被动参与的特点,群众力量难以被广泛动员。各类安全社区创建活动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公安、消防、卫生、城建等职能部门多头管理、多头建设,未形成有效的协作推进机制。这些创建活动给基层带来层层负担,社区居委会忙于应付,无暇顾及安全文化培育与日常管理,逐渐流于形式。由于制度上缺乏对宣传后续成效的检验,示范作用不显著、不持久。此外,社区居民普遍反映缺少对社区安全隐患和安全诉求的上报和监督渠道。

3.4 校园

随着河北省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学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安全成长,校园安全文化氛围浓厚。校园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有93.55%确认学校已开设安全教育课程,校园常见安全事故均有所侧重,如图3(a)。相较于自然灾害和财产安全,学生们更关注校园暴力、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等,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关注度排序也基本与此一致,如图3(b)。宣传形式以安全讲座、逃生演练、标语海报、观看安全教育影片或主题班会为主;宣传频率上,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占64.46%,每学期或每年一次共占比24.18%,如图3(c)。上述形式多为惯性的宣传活动,中小学生自控能力差且大多存在逆反心理[27],生活经验不足,对此类活动感受不深,认识不到安全文化的重要性,难以形成安全价值观、提升安全意识、形成安全习惯。

图3 学校安全宣传情况Fig.3 Safety education campaign situation of school

本次调查还显示,只有28.32%的学校设置了安全体验教室,安全教育主要由安全知识与技能匮乏的科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缺乏专职安全教师,学生接受的安全教育专业性不强、吸引力不够,常被视为“走过场”。需要注意的是,仍有学生反映在学校目击过管制刀具、打火机等违禁物品(32.28%),或者经常有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学校(23.01%)。

3.5 家庭

家庭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已在社区、学校、企业里广泛学习接触过各类安全知识,出于对家人和自身的安全负责,整体对保证家庭安全的意识较强。结果显示,89.69%的家庭被调查者非常重视燃气安全,72.23%重视用电安全,81.14%的家庭储备了应急药品,也有32.64%的家中或车里准备了消防器材。但也因此,表示愿意再以家庭身份学习或参与安全科普的占比仅为22.1%。而实际上完全或基本掌握所学安全知识或技能的家庭成员占比不足60%,且有43.2%的人表示不熟悉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技能,这将影响灾后的自救互救效果。本次调查也显示,一些家庭在安全行为习惯上仍有缺失,安全意识转化为安全习惯仍存在一段距离,如图4(a)。

家庭成员了解灾害自救互救等安全知识的途径以视频类新媒体平台为主,占比85.24%,明显超过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科普书籍及宣传栏等传统方式,这比较符合家庭被调查者对安全文化学习方式的偏好,如图4(b)。但也侧面说明现代城市家庭之间横向联动不足,社区邻里关系淡漠[28]。当代城市家庭与邻里之间互动不足、信息不畅,不利于安全问题及时提醒、安全事故及时救援。

图4 家庭安全宣传调查情况Fig.4 Safety education campaign situation of family

4 “五进”工作问题解决对策

上述调查结果与问题分析显示,“五进”对象各有特征,也有共性问题。需针对不同对象加强重点建设,并从文化融合、协同联动、共建共享、观念革新、评价体系等方面对“五进”工作进行系统规划和科学设计,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全民安全素质和社会整体安全水平,推动我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持续向好。

4.1 结合“五进”对象特征,加强重点方向建设

大型企业应当调整适配利于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安全文化内涵建设,紧抓企业安全生产,构建务实、可行、周密的安全宣传结构体系和制度。政府作为属地管理的责任主体,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中小型和综合型企业职工安全培训,减少企业成本支出,并制定安全宣传规范标准,补足安全教育短板。

农村安全宣传需要优先解决基本面问题。制定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基层干部安全教育培训、补充选拔优秀干部力量,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干部整体安全素质和管理能力。组建农村安全宣传力量或购买社会服务,主动对接“美丽乡村建设”等专项工程,合理配置农村公共安全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平台,加快弥补农村安全知识普及的历史欠账。宣传手段增加互联网元素占比,着重开展现代农村生活和农业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扭转农村居民安全需求与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安全行为之间的背离困境。

社区安全宣传的工作重点是建立长效机制,要从社区被动应付创建转变为居民主动关注参与,这就需要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把安全宣传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放在各项工作首位。社区安全宣传需要走群众路线,搭建安全文化建设监督平台,充分吸收居民意见和安全诉求,提升公众关注度和参与度。

建议政府与教育部门抓紧完善学校安全科普体系,增加宣传投入,鼓励学校按照师生人数,在安全教育教学大纲中合理规划专职安全教研员配比,保证宣传内容的科学性、严谨性。改变惯性思维,避免说教,增加沉浸式安全课程,如模拟救火演练、地震现场逃生演练、组织学生自我考评等,激活学生主动接受和参与的动力。

家庭安全宣传不能局限于家庭“孤岛”,应在横向上建立互帮互助的邻里安全联动网络,增进邻里感情;在纵向上加强政府、企业、社区、学校对家庭安全宣传的渗透,在教育、培训、物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以保障全社会形成完整的安全文化建设体系。

4.2 融合安全文化内容,促进宣传开放互通

我国安全文化正由注重安全生产向公共安全转变,但安全宣传职责分散于安全生产监管、防灾减灾等多个部门且各自为战,宣传内容也具有浓厚的行业特色。部分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经营,又或者包含其他单位,如企业内部社区、学校、幼儿园等。此外,不同组织之间,例如企业与社区,安全宣传存在壁垒,无法形成辐射联动。政府部门及“五进”对象复杂的隶属关系导致安全宣传内容横向分布零散、纵向统筹困难,所追求的跨行业、跨组织的安全文化协同共建难有成效。

因此,有必要科学调整大安全知识布局,打造“五进”对象之间互通共享、稳固开放的安全知识平台。根据“五进”对象内在发展规律持续调整和优化安全文化体系结构,压缩、归并陈旧过期的安全知识,补充、完善切实急需的新兴安全文化知识和技能(例如心肺复苏、煤改气安全问题等),提升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的精准性。

4.3 整合文化资源力量,建立共建共享机制

同宣传内容一样,宣传资源也分散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环保等部门及相关建设专项中,如安全社区建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韧性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上级层面缺乏对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资源难以共享,便只能重复集中在个别安全文化对象的重点或特色项目上。此外,单独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和队伍资源已不能满足目前安全宣传普及的总体要求。

努力打破行业、部门、制度、地域界限及项目壁垒,可考虑由地方牵头部门(应急管理宣教中心等)探索建立安全宣教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充分释放人才、资金、信息、平台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促进“五进”各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上的真协作、深融合。还需要引导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和资金技术参与到安全宣传工作中,为全方位建设安全文化提供有力保障。

4.4 创新宣传工作思路,打破传统模式局限

传统宣传模式受限于传播途径和场所,难以覆盖全社会。调研显示,社区、农村,甚至学生都倾向于在微信或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完成安全文化学习。安全宣传结合先进的网络传播技术,可以实现全方位、全时段、多渠道传播,提高安全知识普及效率。快速的信息反馈有利于安全知识体系及时更新,确保时效性和科学性。互联网背景下更容易建立上下沟通联动机制,促进安全文化资源信息的及时共享,形成由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协同共建体系。

构建“互联网+安全文化建设”平台,还需要确保网站发布的安全信息真实科学、权威专业,更要把握社会舆论,避免虚假信息恶意传播。

4.5 建设“五进”评价体系,提升安全宣传效力

当前安全文化考核评价机制并不完善,“五进”对象组织类型不同、宣传方向各异,考核评价标准之间及评估内容和实际安全需求之间很难对应。过多的主观评价权重在人为因素、舆论因素、宣传手段的干扰下容易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评价体系融通困难重重。很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发挥了一定示范效应,但完成后考核评价没有及时跟进,可持续性得不到保障,沦为了政绩工程。

建议从“有效宣传”入手构建安全宣传指标体系,包括对网络传播能力的评价,持续修正媒介网站的传播问题,不断优化宣传主题和措施,完善宣传作品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在操作指标上,拆解“五进”各领域责任链条,明确牵头部门,落实各环节主体责任。在效果评估上,强化对公众接受度的评估,重点是对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自我防护、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避险等能力的提升进行量化测评。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包括建立评价专家组、广泛听取受众意见、科学选择评估指标等,以防止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流于形式和安全文化知识普及单位建而不营、工作长期空转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