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祥建，何润芳

十九世纪晚期是美国社会的转型期，见证了内战后的重建与改革、民族身份的确立及工业化的全面兴起（1876—1900年），这个转型期也影响着各种话语和社会力量交织且在迅速扩张的文学市场。该时期，“文学作家与文学市场的新型关系”逐渐确立。[1](p66)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市场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背景的民众通过文学作品共享着种种联系和体验，承担起作者、读者、出版商、编辑和评论家等角色，形成了一个牵涉艺术与商业、规约与创新、竞争与协作的动态领域。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崛起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成为影响文学市场形态的重要因素。学界普遍重视商业主义等因素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市场的影响，认为作家一方面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操纵了社会道德及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市场、出版商或预期收益面前做出妥协，因此，在阅读趣味、文学体裁及叙事策略等方面，市场与创作出现了互动影响①关于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市场的影响以及文学市场对阅读、体裁及叙事策略的影响，参见：杨靖：《爱默生的商业演讲——兼论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市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 年第3 期；金莉：《霍桑、胡写乱画的女人们与19 世纪文学市场》载《外语教学》，2016 年第4 期；Jeremy Rosen.“An Insatiable Market for Minor Characters: Genr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rketplace.”New Literary History,2015，(01)；何庆机：《文学市场、商业主义与弗罗斯特诗歌的杂合性》，载《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这种互动影响意味着公众舆论借助多种形式的印刷媒介寻求共识的尝试。

在使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获得广泛认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公共领域分为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和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指出了文学公共领域对形成共识的重要作用，进而批判商业社会对公共领域的破坏。而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市场在商业主义的影响、阅读公众的左右以及美国文学进行自我形塑从而走向独立的美学追求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下，成为理性商谈与欲望生产相交织的场所，展现出公共领域不断成形与瓦解的特点。哈贝马斯用公共领域来指代公民进行理性批判话语的场所，是作为私人的个体聚集到一起形成公共团体，并对特定话题进行交流商讨以达成共识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发生的批判性辩论往往通过挑战现存认识来解决道德—实践问题。公共领域中的会话商讨行为所需要的信息往往依赖于特定媒介和机制，在十八世纪，主要是依靠沙龙和俱乐部等机制培育了文学公共领域。[2](p24,34,92)而到了十九世纪，主要机制则转变成了报刊书籍。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及模式的改变，印刷品本身挑战了咖啡馆和沙龙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在《文学共和国：十八世纪美国的出版与公共领域》中，华纳（Michael Warner）指出：“印刷话语重组了权力关系，为写作、印刷和出版确立了全新意涵，这种转变与公共领域的转型同步发生，因为印刷话语构成了新的公共领域。”[3](p36)华纳将美国革命的公共领域“等同于印刷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并将其称为印刷资本主义”，布里克豪斯（Anna Brickhouse）进一步指出了十九世纪公共领域内部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4](p468,p475)至此可以看到，对文学生产和公共领域的讨论将公共领域扩展到哈贝马斯所限定的理性辩论特征之外。如果将语境转换到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市场上，可以发现华纳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则转型成了更广阔而模糊的图景——一种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合谋的媒介公共领域。

一、流动的文字与固定的职业

在铁路、运河等交通网络完善与印刷技术改进的背景下，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大众阅读能力的提升，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文学市场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工业化积聚的财富为出版社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支持，除了美国东北部的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传统出版中心外，在更大范围内加快印刷品流通的需求刺激着出版中心的西扩。于二十世纪80 年代在芝加哥建立的查尔斯·克尔出版社（Charles H.Kerr）一度成为“西方文学、图书制作及所有同类艺术的总部和中心，也是全国第二大出版中心”，该出版商没有以利润为导向进行出版活动，“它试图利用一系列印刷介质来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公共领域，并使工人去了解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力量”。[5](p217)出版中心的西扩意味着文学作品在更广阔的地域以更快的速度流通。但对于大部分出版商而言，迎合受众的需求以赚取利润才是生存维系之道，当出版商依据大众趣味发行作品时，他们放弃了来自批评家的艺术追求，众多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更加接近商品或单纯的物品，而非充当现代社会的审美媒介。

因此，图书出版业在总体上呼应了该时期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在1830至1842年间，年均出版新书仅约100部，1850年后随着规模化生产的推广，新书出版量逐渐增至千余部，而从1880年至1900年的短短十余年间，新出版书目由2076 部跃升至6356 部。其中，文学类书目从1880年的509部增加到1900年的2221 部，[6](p222)[7](p676,692)无论是从出版总量还是从占比上看，文学作品在急剧扩张的出版市场上都占据着重要席位。此外，该时期的报刊文学也异常繁荣。报刊不仅是十九世纪大众媒介的主要形式，也一度充当着社会与政治辩论的场所。美国抛弃了欧洲那种将书籍与报纸视作有序思索与混乱猎奇的对立思想，转而将二者都视为“公共领域成功运作的关键，而公共领域会产生一种国家文化，包括政治文化与文学文化”，[8](p231)报刊以更快的流通速度和日益庞大的规模促进了公共领域的成型，以报刊为代表的文学文化在美国文学市场上占据着独特地位。

与繁荣的文学市场共生的是庞大的阅读公众群体。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尽管贵族式的文学赞助人制度已经衰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富裕阶层的专属领域。在内战后的美国，印刷品和印刷渠道的急剧增长使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能够进入印刷品的公共领域。[5](p2)阅读个体通过最新的出版物联系起来，于是阅读公众首先在私人经验的基础上“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2](p3)大众读者通过印刷品这一媒介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参与感，他们不必走上街头和广场便得以就特定话题进行智性交流，可以说，“印刷品在美国版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中发挥了核心作用”。[4](p476)但需要指出的是，借助大众媒介的流通而产生的参与感并不等同于通过公众舆论与理性商谈达成的共识意识，它不同于哈贝马斯意义上理想型的公共领域。

庞大的阅读公众群体强化了文学商品化的浪潮。1790 年的《版权法案》将美国本土作家作品纳入保护范围，因此出版商往往刊印英国的书籍杂志，而1891 年的《国际版权法案》将英国作家作品纳入版权保护范围内，美国本土出版的新书也就与日俱增。当法律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转变为可以衡量的财产时，文学成为了有法律地位的产品。与作为商品的文学产生联系的主要机构也从十八世纪的文学沙龙转变成从事规模化产出的出版商和廉价租借图书的流动图书馆。于是，“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位与爱好”。[2](p196)文学市场不是一个已然商定的公共领域，作者既要试图赢得市场上的读者，又要与其他作家进行竞争，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家身兼艺术家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没有谁能够免于文学商品化带来的影响，例如，从世纪中期开始广受欢迎的家庭生活小说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读者的兴味，面对家庭生活小说的风靡，霍桑一方面指责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作家胡写乱画，另一方面又试图以罗曼司的叙事策略赢得市场，[1](p67-69)而即便作为高雅文学代表的亨利·詹姆斯也时常考虑作品的接受度及作品的出版运作方式。对此，豪威尔斯慨叹道：“如果文学家是个十足的商人，那么他每年能赚到四五万美元，与银行行长、铁路官员或富商财阀和谐平等地相处。但不幸的是，从事业的角度看，他同时是个艺术家，他有着能够取悦公众的特质却无法持续地取悦他们。”[9](p4)这种境况持续了整个世纪，以至于1903 年伊迪丝·华顿在《阅读的罪恶》中依旧忧心忡忡地表示，进行机械式阅读的大众读者对文学市场的主导权会导致以书目的流通量作为文本重要性的判断依据。[10](p517)

规模庞大的作品生产及作家们对身份的自反性思考都表明，现代意义上的作家职业化在十九世纪晚期形成了。在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绅士阶层的爱好出现的。然而，在新教工作伦理占优势的社会中，当作家的劳动价值得以衡量时，众多作家往往迎合市场以赚取利润而不再是赚取文学声誉，这种创作产出模式在文学商品化与阅读公众的影响下，逐渐转型成为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在新型经济基础上——包括庞大而复杂的市场、相对安全的经济环境及出版商和编辑之间的全新关系——美国文学家赖以生存的制度与经济框架重新建立起来”，作家职业化的理念在新一代美国作家心中也就此扎根。[11](p35)这种理念意味着文学创作的公共性与作为私人的创作主体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当“职业领域作为准公共领域获得了独立，与之对应的是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萎缩；工作之外的时间属于私人领域，‘职业’则随着工作的开始而开始。……为了获取利益而采取职业上的措施，这些利益表现为私人福利”。[2](p182)因此，职业作家，尤其是该时期主要借助作品方能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作家或主要依赖于文学创作为生的作家，必须考虑市场上大众读者的需求，美学追求也时常让位于市场上的宣传曝光。

二、文学杂志与作为文本的印刷品

作家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的全然依附，在十九世纪晚期不可抗拒的消费文化中，文学杂志以引领者的姿态展现出构建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杂志在美国文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优秀的小说家总是首先在杂志上出现”。[12](p52)尽管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中产阶级读者群的壮大左右了该时期的文学市场，以《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国家》（TheNation）《批评家》（Critic）《斯克里伯纳月刊》（ScribnerMonthly）等为代表的“高质量”文学杂志，常常聚焦在一批有着相似文学理念的作家和读者身上。这些被南希·格莱兹那（Nancy Glazener）称为“大西洋集群”的刊物以专业性的姿态与鱼龙混杂的市场构成了一股显而易见的张力。对于瞄准大众市场的出版商而言，发行何种书目取决于某类作品或某位作家的销量与利润，而文学杂志的编辑则需要在市场与其文学理念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9](p32)

对于美国早期的文学杂志，作为代表着上流社会品位的编辑具有无可争议的掌控权。“编辑们，或者说那些提供文学咨询与支持的‘绅士阶层’应当控制杂志的内容。普通民众被邀请来倾听，他们也可以通过向编辑寄送诗歌、散文或信件来参与其中。但是，对于这些言论，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13](p562)这种态度长期影响着十九世纪的文学杂志办刊理念，“大西洋集群”刊物即便以权威姿态试图去规约读者的喜好，他们对被邀请来倾听的民众也有着较为明确的群体期待，例如工人阶级并不被认为是其稳定的读者群，因此这个集群不太会在意要去“对工人阶级的阅读实践与偏好做出规训”。[14](p98)即便《哈珀新月刊》（Harper’sNew MonthlyMagazine）在创刊号中宣称，该杂志是为了“让广大美国人接触到当今时代杂志文学的无限宝藏”，并且以每年三卷三美元的价格发行，[15](p1-2)在选材上也并没有真正考虑下层社会读者。这些刊物虽然每期文章众多，来源广泛，但是对读者审美能力的期待暗示着编辑们不愿去刻意迎合阅读公众的喜好。在地域上，这些杂志也扎根在美国东北部，呈现出鲜明的高雅文化地区特征，面向的读者也主要是东北部的文人绅士阶层。这种宣称任何人准入但是早已预先锚定了该“公共领域”参与者的方式反而用高雅文学的门槛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区隔开来，恰恰是文化与社会阶层的差异而非共识造就了这样一个以高雅风气文学为表征的公共领域。当惠特曼被排除在1876 年的费城百年庆典献诗的提名名单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于美国东北部文人绅士阶层的声音是如何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中被忽略的。

因此，文学杂志一方面以文本内容抵抗着消费文化的扩张，另一方面其构建的文学公共领域并不足以成为广大公众进行批判辩论的场所。当高雅文学以规约的方式将自身理念加诸读者以及那些希望进入该文学场域的众多中产阶级读者身上时，用以理性批判辩论场所的“咖啡馆和沙龙”等机制转变成为了博物馆和交响乐团等“那个时代不朽的文化机构”，成为“品位与公共产品”的标志，“高雅文化在社会上一往无前，以一种正规的准则将自身的喜好制度化了”。[16](p35-36)博物馆对展品的有序陈列与现实主义小说对客观世界的重构两相呼应，将倡导者的审美趣味从受众对事物与事件在观感上最便捷的可及性转变成对事物认知的共识感，这种共识感很快满足了寻求共识的冲动，旋即替代了共识本身，以至于作为《大西洋月刊》长达三十余年主干力量的亨利·詹姆斯等人试图以展现复杂幽微的心理现实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何谓真实。

但是，詹姆斯艰深晦涩的风格、模糊微妙的表意显然与工业扩张后商业氛围浓厚的美国性格不符。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杂志并没有使作者免受商业主义的影响。即便詹姆斯有时主动迎合读者或编辑的兴味，编辑们也逐渐对于出版他的小说变得犹豫不决，他那些打破受市场所欢迎的感伤文学创作模式的尝试也逐渐不再受到欣赏。[17](p312-314)如果说在书籍出版商那里文化资本是以利润和销量的形式呈现的，那么在文学杂志和编辑这里，文化资本则是以作家受欢迎程度的声誉体现的，本质上仍然受市场驱动。于是，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杂志与美国早期的杂志相比转型成了一个十分不同的领域。随着“十美分杂志”等廉价刊物成为杂志文学市场上的主力军，“大西洋集群”那些作为“文学监护人”的编辑也从规约读者转向适应读者，这种转向似乎在《大西洋月刊》创刊时通过寻求爱默生、霍桑及在市场上有着现象级销量的哈丽叶特·斯托等作家的签名时就已命运前定。在高雅文学文化看来，真正伟大的美国文学首先源于诸如爱默生等内战前一代的新英格兰作家[16](p36)，讽刺的是，与这些刊物并不急于追逐大众市场的理念相比，“以爱默生为首的美国十九世纪中期浪漫派作家明知大众品位粗鄙，但面对冷酷无情的文学市场，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自我调节”。[18](p175)

只要作品是为了赢取读者的认同，读者已经成为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要考虑的因素。作者一方面通过在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扩大知名度，培养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又在连载完结时结集成书出版销售从而赚取更多利润。例如豪威尔斯以其一年的文学产出与哈珀出版社签订合同，仅1885 年一年的收入就高达一万美元，按售书量还有另外12.5%的版税。[7](p1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高雅文化随着廉价杂志的浪潮逐渐退隐，但是它造就的那批作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喜好被确立成为了经典作家，他们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自足的文学公共领域，这样一个经典化进程引发的作品再版和重印帮助阅读公众像十八世纪的市民社会那样，在“阅读心理长篇和中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培植一种具备文学能力，并且与公共性相关的主体性”。[2](p197)因此，尽管深受消费文化、出版商的逐利及编辑身份转向的影响，文学公共领域的遗产以经典化的方式存续了下来。高雅文化试图引导大众读者的批判能力，确定一批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与审美责任则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批评家身上，于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共生的现象——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理念同步发生。

三、大众文学与作为媒介的印刷品

尽管高质量文学杂志集中代表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理念，但是在文学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往往是具有固定主题或模式的通俗作品。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风靡近半个世纪的家庭生活小说不断塑造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理念与道德，廉价的故事报（story paper）、①故事报含有连载形式的小说和趣闻轶事等供消遣娱乐的内容。十美分小说、五美分周报上充斥着冒险、谋杀等博人眼球的故事。今日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疆域的描摹很大程度上是在融作品与评论一体的那批文学杂志的基础上划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囊括了最广大稳定读者群的美国文学却是通俗作品，它们以低廉的价格和较低的审美要求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后者虽与一众文学杂志上的文章难以相提并论，《世纪杂志》（TheCenturyIllustrated MonthlyMagazine）②《世纪杂志》的前身为上文提到的《斯克里伯纳月刊》（Scribner Monthly）。面对其居高不下的销量，也不无私心地斥其为“有害物”，表示十美分小说会扰乱孩童的心智。[19](p650)然而，在市场上流通的种种文学作品以媒介的形式在传播集聚的模式中服务着不同的作者与读者群。

在早期的美国共和国时期，大多数女性被排除在古典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4](p469)女性读者群虽是不断壮大的阅读公众的中坚力量，但由于该时期的女性往往不具备独立的私有财产所有者的角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直到女性作家的畅销小说广泛流通时，她们才得以利用出版物建构并参与到文学公共领域中。女性作家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市场上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她们创作的家庭生活小说成为内战后长期出版的一类题材，引发了对读者群体与女性作家的持续性吸纳，也影响着出版商的出版计划。斯托在有着30 万册销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奴隶制的批判、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等人的女性选举权文学以及占据小说市场大部分份额的家庭生活小说都快速改变着该时期对女性形象及相关议题的共识。这些作品的流通使得女性作家以媒介领域的公共性破除了将家庭生活与公共领域分离的“公共—私人”界限，这种界限的破除非但没有导致哈贝马斯认为的公共领域的崩溃，反而给予了女性作家在主流文学话语中重构公共领域的机会，作家与女性阅读公众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公共领域。

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是小说的时代，“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小说家确立了美国小说的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20](p36)在以他们为代表的小说读者群之外，十九世纪涌入的移民与长期被边缘化的黑人也在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会话和商谈的领域。移民的剧院、黑人的舞厅和酒吧等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读者提供了文化商讨与身份确认的场所。[16](p29-33,p40-45)与该时期中产阶级颇为流行的夏日阅读（summer reading）③夏日阅读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休闲方式，文学阶层和出版商人士通常寻求僻静之所进行阅读或创作。参见：Donna H.Books for Idle Hour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Rise of Summer Reading[M].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9.pp.31-34.中静默的印刷媒介不同的是，这些场所更多依赖于声音媒介，剧院里的台词、舞台和酒吧中的音乐以及掺杂其间的会话交流，还原了文学公共领域所需要的沙龙等机制的活力，其间进行的“会话不仅仅是社交界的原则，而且是创建主体性的过程的一部分”，[21](p43)这些在社会上长期缺乏可见性和公共性的群体在对话与交往中构建起切实可感的公共领域。

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读者群的变化做出及时反馈的当数报纸文学辛迪加。作为书籍出版商和文学杂志编辑强有力的竞争者，塞缪尔·麦克卢尔（Samuel McClure）等企业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推出了文学辛迪加，借助电报等形式向不同报社分发文章，将特定作品迅速推向全国各地的报纸。辛迪加成为作家获取丰厚利润、扩大知名度的重要场所，对文学作品的流通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市场上许多积极变化的最强有力的催化剂”。[22](p33)辛迪加既试图借助成名作家的作品来吸引读者，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也采纳并培育了一众新兴作家，一度帮助了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杰克·伦敦等作家的职业生涯发展。

通过将相同的文章廉价地广泛分发和传播，辛迪加迅速构建起庞大的公共话语体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舆论。报纸是美国两党向民众展现其参与公共事业的重要媒介，“为了获得足够的公众代表性，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每个城市都发行了一份机关报”，1840 年时，“党报占据着报纸系统的核心”，在镀金时代，党派报纸牺牲了公共讨论以强化团体忠诚感，而到了1880 年，在新闻与娱乐消息成为商品出现在报纸上时，“报纸的商业利益已经压倒了它的政治使命，报纸的重点不再是为公共领域服务”。[5](p118,232)在这种信息商品化的氛围里，文学辛迪加通过众多既迎合大众道德感知和审美趣味又试图展现文学特性的作品强化了美国文学几十年间培育出来的情感结构，在消费主义环境内部成为又一股张力。如果说公众在文学杂志上遇到的是那个时代理想中的作家和文学形式，那么在辛迪加上遇到的则往往是鲜为人知但却会被广泛流通和阅读的作家作品。于是，廉价的辛迪加报纸也使得文学作品成为工人阶级唾手可得之物，一个虚拟的文化空间向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员敞开，中产阶级读者和工人阶级读者也能在短暂共享的阅读体验中获得一定的共识与一致。因此，文学辛迪加虽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产生的，但因其与公众的联系而挑战了该时期报纸对公共领域的疲软建构。

即便如此，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的社会氛围中，这种主要建构在消遣休闲而非工作伦理基础上的一致和团结“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的脆弱而转瞬即逝”。[23](p119)公众通过阅读获取的共同参与感是被包裹在媒介的力量中获得的而非作为舆论的文章本身，因为最受欢迎的作品往往是程式化的写作。文学辛迪加归根结底是一种商业运作，它首先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故事和读者，这种规模化生产的结果之一就是只需要依据特定的模式和标准来创作就可以成为辛迪加格式的小说。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MartinEden）中便借主人公之口对辛迪加程式化的创作方式谴责道，“报纸的故事永远不应该是悲剧性的，永远不应该以不幸的方式结束，永远不应该包含华丽的语句、精微的思想或真实细腻的情感”。[24](p247)模式化的情节也固化了公众的阅读心理，这类作品也就很容易失去刺激公众进行反思和批判辩论的能力。

文学辛迪加这种悖论交织的特性在詹姆斯的《真品》（TheRealThing）发表历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詹姆斯选择在麦克卢尔的辛迪加上发表《真品》时，虽然他仅仅是出于财务需要，而麦克卢尔也只是借助詹姆斯的声誉将《真品》视为一件“高级商品”，但是当詹姆斯将小说中的贵族夫妇塑造为无法表现真实贵族气质的僵硬模特，而将两个普通平民描绘成具有灵活重塑能力的艺术形象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上层有闲阶级的文学转型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以洞见的真实感，詹姆斯似乎热情接纳了报纸这种曾被视为不入流形式的文学发表之路。然而，对于作品能够发表，编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而非作品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即便是《真品》这样的“高级商品”，由于潜在受众不足的可能性也被一再拖延发表。[25](p79-81)因此从总体上看，辛迪加虽然让作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宣传，但程式化的写作方式、机械复制的印刷和沦为流水线工人的作者共同表明，文本自身的力量已经被媒介传播的力量压倒了，印刷品的大众传播模式造就了变动不居的公共领域。

四、结语

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作家时常在大众需求与出版商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甚至做出妥协，但也不乏追逐大众品位的职业作家。试图展现审美追求的作家常常与一批高质量的文学杂志合作，抗拒了大众媒介的运作对公共领域赖以存在之根基的理性批判意识的挤对，从而挑战了各种利益群体借由大众媒介对公共性的操纵，在消费文化中以自觉意识构建起文学公共领域，并表现为十八世纪文学市场上以印刷文本主导的文化现象。聚焦市场的那批作家往往是创作家庭生活小说的女性作家以及在文学市场上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他们则以广泛传播的印刷品进入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批判传媒作为一种新的具有操纵力量的影响范畴“剥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2](p15)但对于那些尚未获得足够财产权基础以便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领域的人而言，与其说是文本本身的力量，毋宁说是印刷品大量广泛流通所展示出的媒介传播的力量赋予了他们公共性，形成一个非传统的文学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