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英志，黄柏权

茶叶检验伴随茶叶贸易而兴起。唐代以前，茶叶贸易不兴，掺假作伪较少，茶叶检验尚不成熟。唐代，饮茶之风兴起，茶叶贸易盛行，鉴别茶叶品质成为重要议题。陆羽认为，茶叶“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1](p15)指出茶叶“自采至于封七经目，自胡靴至于霜荷八等。……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鉴之上也。……茶之否臧，存于口诀”，[1](p40)他主要从外观、色泽、纹理等方面鉴别茶饼品质。宋代，点茶法盛行，时人除观察茶叶外观外，还采取“开汤审评”的方式，观察茶叶的汤色、味道、形状、有无杂质等，辨别茶叶真伪及品质。明清时期，茶叶辨伪工作延伸至产茶区，政府在茶源地设立专门机构鉴别茶叶品质，并打击制售假茶活动，清律规定：“做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俱问发附近地方充军。若店户窝顿一千斤以上者，亦照例发遣。不及前数者，问罪，照常发落。”[2](p266)各茶源地也颁布了一系列禁止茶叶掺假作伪的禁令，一旦发现便没收充公或销毁，造假之人还要受到相应惩罚。但由于各级政府主要关注茶叶税收，对茶叶掺假作伪管控不到位，违禁行为屡屡发生。晚清以来，对外茶叶贸易兴盛，茶叶供不应求局面的长期存在，助长了茶叶生产、运输、贸易过程中的掺假作伪现象，而传统茶叶鉴别之法成效微弱，严重阻碍了中国茶业的发展，近代茶叶检验制度遂应运而生。茶叶检验是商品质量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近代中国的商品检验，学界着墨不多，对茶叶检验制度的论述也多是在探讨中外茶叶贸易及近代中国茶业改良时有所涉及。①参见尹在继：《中国出口茶叶检验史实》（一—四），载《中国茶叶》1987年第3—6期；黄善香：《世界茶叶检验史述略》，载《茶叶通讯》1988年第3期；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宋时磊：《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宋时磊：《冲击与变革：美国质量门槛对近代华茶外贸的影响》，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宋时磊：《检权之争：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始末》，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李佳佳：《中国收回棉花检验权始末》，载《史林》2020年第6期；李佳佳：《全球视野中近代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建立与演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樊汇川：《以检促改——近代商品检验制度与茶业革新》，载《学术界》2022年第3期；宋时磊、张丽娟：《近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质量控制制度研究（1669—1833）》，载《农业考古》2023年第2期；何强、何施怡：《市场、技术与政府：近代中国的茶叶出口检验实践》，载《农业考古》2023年第5期。因此，本文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料对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初步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建立的背景

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是华茶在全球茶叶贸易体系中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后，政府为振兴茶业，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验制度。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印度、日本等国茶业崛起的刺激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并在19 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垄断世界茶叶市场供应。为打破中国的垄断地位，进一步主导茶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世纪末便开始探索在印度等地引种中国茶树，试图开辟新的茶源地，但长期未获成功。鸦片战争后，苏格兰植物学家福琼受东印度公司委派两次深入中国浙江、福建考察，暗地将中国茶籽、茶树带到印度，雇佣中国制茶工人赴印度试制茶叶，并获得成功，此后，印度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 世纪50年代，印度开始向英国出口茶叶，1859 年为148 万磅，1869 年突破千万 磅，1882 年达到5409 万磅，1890年超过1亿磅。20世纪后，印度茶叶输出量增速更快，1900 年输出1.9 亿磅，1903 年超过2 亿磅，1914 年超过3 亿磅。[3](p278-280)此后，基本维持在3 亿磅以上，1944 年，印茶输出更是超过4.5 亿磅。[4](p119)19 世纪70 年代后，锡兰茶业也开始崛起。1875 年锡兰茶输出量仅为1000 磅，但此后迅速增加，1885 年输出437 万磅，1895 年输出9858 万磅，1905 年 输 出17018 万 磅，1915 年 输 出21563 万磅。[3](p278-279)印度、锡兰茶业的崛起，极大冲击了中国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除销量激增外，印度、锡兰茶叶的品质也不断提升。印度广植茶树，并采用大农场式的茶叶生产方式，“讲求种茶之法，于树之宜易者，则易之；宜植者，则植之。摘茶须合乎天时，制茶必需乎机器，故货色均归一律，虽天气不时，无虑也”。[5](p182)由于制作必精益求精，茶叶质量亦佳，“几乎每一磅印度茶都是上品，其制造方法在质和量方面年年都有改进”。[6](p1192)其包装也十分精美，能够有效防止茶叶受潮发霉，保留茶叶香味。反观中国茶叶种植“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复卖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p183-184)茶叶制作也“多怠于讲求，其品味不佳，近则愈趋愈下”。[5](p182)“闽省种茶与买茶之人，均不肯留心讲究，虽每年出茶不少，而货色究不如印度之佳，故价值亦难与之争胜耳。”[5](p182)1879 年，有论者比较了中印两国的茶叶品质，指出：“中国上等之茶止当印度第二等，次则第三等，西商之贩中茶咸亏巨本，然则印度之茶实已高出中国之上。”[7]茶叶价格也可反映出印度茶叶质量之优良，“至千八百六十九年，印度茶之名竟噪于世。今核印度近年输出之茶，每岁已逾三千一百万磅，卖价一千三百万元。出产不过中国八分之一，然茶价之高几倍于中国矣”。[8](p925)同时，印茶浓烈的味道更适宜英国人的饮用习惯，“印度茶有刺激而浓，适于加牛奶与糖，并可冲泡两三次，中国茶却只能泡一次，而且其香味会因混合牛奶而消失，故英国人逐渐弃中国茶而饮用印锡茶”。[3](p267)印度茶叶品质较华茶有明显优势，加之英国商人的宣传推广，使得印度茶叶畅销世界，不断挤占华茶的国际市场，产生了世人多“谓印度茶为地球之美品”的现象。[9](p27)

在印度、锡兰茶业蓬勃发展之时，日本茶业也悄悄崛起。日本茶叶生产历史悠久，但在19 世纪60年代以前始终发展有限，“开港之先，惟中国商人于长崎购九州茶，回国再制以充西商之用。……然西人未有购茶者。及安政六年横滨开港，米国商人始稍稍购茶”。[8](p926)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开始重视茶叶生产和贸易，学习制作红茶、砖茶，还有学做印度茶者，茶业逐渐崛起。因中国伪劣茶泛滥，被美国所厌忌，日本绿茶乘机挤占了中国绿茶的美国市场，“至明治十一年输出至二千八百余万斤之多，售于美国者十之九，于英国者十之一。然以制造稍滥得利转微，政府频年设法维护，于明治十二年开共进会，凡出品者八百四十六家、一千一百七十二品。特撰委员审查其形状，色泽，火度，水色，茶滓，香，味，收藏，价格，性质，原价，分别八等以定优劣。其尤者给以赏牌，民人奋励争进。其豪农富商自种茶园有辟地五十余町之广、制额二万余斤之多者，比之从前大有进境”。[8](p926)1884 年，日本政府“开始通过立法制订行业规则，如发布‘茶叶组合准则’，禁止造假，取缔伪劣，奖励改良和技术竞争”。[10](p75)1885 年，日本首次引进揉茶机，开始机器制茶，至20 世纪初，已基本实现茶叶生产的机械化。日本茶叶经营的中间环节甚少，多由洋行雇佣日本人到茶产地收购加工并直接输出国外，1893年，输出茶的99.8%由外商经手。[3](p254)茶叶包装亦有外国人参与，“虽然他们没有大农场之栽培业，但他们在横滨、长崎与神户拥有自己的烘焙厂，这些地方几乎都在茶产区之中心，而在他们与制造者之间几乎没有中间人，这结果是圆满的包装与烘焙和良好品质的茶”。[3](p266)日本政府在茶叶生产、贸易、质量检验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建立茶叶科研教育体系培育茶业人才，保障了茶叶品质，大大提升了日本茶叶的国际竞争力。

总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印度、锡兰、日本等地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剧增，质量日益提高，给长期处于茶叶贸易垄断地位的中国提出了严峻挑战，清末士绅的茶叶外销观念逐渐由“以茶制夷”转变为“茶业改良”。[11](p110-117)1905 年，两江总督周馥向印度和锡兰派出中国首个茶业海外考察团。通过考察学习，有识之士认识到要维护和振兴中国茶业，必须从种植、加工、检验、包装等各个环节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高茶叶质量和在外贸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中国茶叶外销市场丢失的触动

18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民众饮茶习惯得到普及，茶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1760—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入的茶叶价值80.6万两白银，占进口货物总值的91.9%；1795—1799 年，提升至386.8 万两，占比90.4%；1830—1833 年，达到561.7 万两，占比93.9%。[12](p13)19 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特权被废止以及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英茶叶贸易发展更快，从1845—1849年的年均5200万磅增长至1855—1859年的年均7400 万磅，[13](p515)1875 年，输英茶叶数量达到16976万磅，为历史最高峰。[3](p238)然而，19世纪70年代后，面对印度、锡兰等地茶叶的激烈竞争，中英茶叶贸易逐渐衰落。为抵制华茶出口，英国商人还宣称华茶不卫生，肆意夸大华茶制作不良、品质低劣等负面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华茶市场的萎缩。1889年，英国市场上的印、锡茶叶数量首次超过华茶，此后，输入英国的华茶总数迅速下降，而印、锡茶叶却不断增加。1897 年华茶输英总数仅为3500 万磅，而印、锡输入英国之茶达22300万磅。[5](p181)1900年，印度茶叶总输出量超过华茶，达到19231 万磅。1917 年，锡兰茶叶输出量也超过华茶，达到19523万磅。[3](p279)在印、锡茶叶畅销英国之时，华茶逐渐成为英国茶市中的点缀，1893年有报告称，“许多伦敦茶商承认他们现在已不经售华茶，伦敦杂货店里已买不到华茶”。[6](p1193)华茶和印锡茶叶在英国茶叶市场上的地位完全倒转。

美国曾是中国绿茶重要的外销市场。早期，美国以消费红茶为主，后来绿茶消费量不断增加，至19 世纪30 年代，“中国绿茶已经成为美国茶叶消费的绝对主导”。[14](p146)1860 年，华茶在美国茶叶市场上的份额高达96%。[15](p24)此后，日本茶业崛起，不断侵夺中国绿茶的美国市场。1864—1865年度，日本出口茶叶不及400 万磅，且只有2/5 运往美国；1870—1871 年度，日茶运美数量已增至1360 万磅；1875年，运美日茶达到1930万磅，是中国绿茶输美数量（950万磅）的2倍以上。[6](p1198)1893年3月6日，薛福成对比了中日两国在美洲的茶叶销量情况，指出：“去岁中国绿茶销数，有一千五百七十五万磅，较之光绪六年之销一千九百五十万磅，约减四百余万磅；日茶则光绪六年曾销三千九百五十万磅，去年涨至四千七百万磅，十二年间骤添七百万磅矣。”[16](p749)华茶在美国茶叶市场上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871—1880年，华茶占比54.8%；1881—1893 年，占 比51.1%；1894—1900 年，占比53.1%；1901—1905 年，占比47.7%；1906—1910 年，占比32.9%。[3](p242)1915 年以来，中日两国茶叶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均有下降，印、锡茶大幅增加：华茶份额在1915 年降至23.82%，1920 年降为11.35%，1925年略升至12.1%，1930年复降为7.62%，1937年稍升至8.46%；日本茶叶份额从1915 年的45.23% 降至1937 年的25.27%；印、锡茶叶从1860 年的3.48%增长至1937 年的66.27%。[15](p29)时人认为，“日本茶在美国销量的增加，是华茶销美停滞的原因”，[6](p1197)指出中国“绿茶的制造方法如果不改良，在美国的销路必然消逝”。[6](p1199)由于华茶品质不佳，“美国各地都要求‘给我们日本茶，我们不要你那平淡无味的绿茶’”，[6](p1199)中国绿茶逐渐被美国消费者抛弃。

俄国也是中国茶叶外销的重要市场。1802—1807年，茶叶占输俄货物总数的42.3%；1812—1820年，占74.3%；1821—1830 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占94.9%。[17](p84)19世纪后期，因印度、锡兰、日本茶叶不断侵夺华茶在英美的市场，华茶大量转销俄国，维持着中国茶业的暂时繁荣。此时，俄国商人凭借特权深入中国内地经营茶业，开办机器制茶厂，直接参与茶叶加工、运输和贸易，加速了中国传统茶业的衰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外销市场，输俄华茶占华茶总输出量的50%—60%，1916 年更是达到68.05%。[3](p325)由于俄国大量进口中国砖茶，1916 年，华茶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的份额仍有24.3%。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限制茶叶进口，受此影响，华茶输出量骤降：1917 年尚有1.5 亿磅，1918年骤降至5386.9 万磅，1919 年回升至9158.4 万磅，1920 年又降至4071.9 万磅。而1920 年印度茶叶出口量已达2.88 亿磅，锡兰出口茶叶1.85 亿磅，印尼出口茶叶9368 万磅。[18](p257)中国作为昔日的茶叶出口大国，如今已沦为世界茶叶市场的点缀。

（三）国外茶叶检验制度提供的借鉴和参照

茶叶检验制度是现代商品检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茶叶贸易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完善而形成的，最初的动因是遏制伪劣茶销售。据统计，1777 年前，英国每年销售的1200 万磅茶叶中，约有200 万磅掺杂了各种树叶。[19](p177)因此，在国际茶叶贸易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制定统一的茶叶质量检验标准，加强进出口茶叶质量检验就成为历史必然。同时，近代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包括茶叶在内的食品掺假对人体的严重危害，“掺假第一次成为经过统计的事实，而不仅仅是轶事”，[20](p100)也为建立科学的茶叶检验制度提供了学理依据，化学、生物学为茶叶含水量、灰分、色素等指标的分析提供了量化标准。

率先建立近代茶叶检验制度的是英国。20 世纪之前，英国主导世界茶叶贸易200 余年。茶叶贸易的兴盛也使英国成为伪劣茶最泛滥的地区，这为英国率先建立茶叶检验制度提供了契机。1715年，英国政府便颁布了禁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法令；1724年，颁布《茶叶与咖啡掺假法案》；1730 年，发布《茶叶掺假法案》；1776 年，再次修订《茶叶掺假法案》，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的近代茶叶检验制度。当时的中英茶叶贸易遵守如下流程：各地茶叶集中到茶栈后，根据先前中英茶商签订的合约，茶栈通事先送小样于各家洋行，经茶师看样，若符合合约，则直接成交，若不符，则由茶栈通事重新与洋商议价，茶价议妥后，再发大样过磅。茶叶运至英国市场后，如发现有伪劣茶，还可追溯中国茶商，要求退货赔偿。验茶师具有确定茶叶品级和价格的权力，179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茶叶专家阿瑟担任验茶师，赴广州协助大班进行茶叶检验，“根据他的报告，有几种退回，一种减价10 两，有好几种减价一、二或三两；但茶叶仍按每种的标准价格购入，而且常与出售毛织品和舱货连接在一起”。[21](p202-203)验茶师在茶叶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薪金最高的职员之一。[13](p236)为防止茶栈将伪劣茶转售给其他洋商，各洋商共同协商确定样茶及检验标准，逐渐取得了茶叶检验的主导权。其后，洋商乘机压低茶叶等级和价格成为常态，以致“茶叶好坏，价格高低，毫无标准，令人难以捉摸”，[22](p179)中国茶商在交易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19 世纪中期以后，茶叶贸易量激增，茶叶检验制度也进一步完善。1875 年，英国通过《食品与药品销售法》，将海关的茶叶检验责任制度化，规定海关必须对进口茶叶进行检查，并将可疑的茶叶交予分析师分析检验。随着茶叶检验程序及标准的日渐严格和茶叶供给市场的转移，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茶叶市场上的伪劣茶逐渐得到控制。1930年，英国茶叶市场上积存次等茶叶约5亿磅，为此，英国政府降低茶叶关税、降低茶叶价格，力图扩大茶叶销量，但效果并不明显，“上等茶即使价昂，亦能畅销。次等茶及下等茶虽经减价，销路仍滞”。[23](p1)次等茶叶滞销，反映出英国茶叶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

美国也是中国茶叶重要的外销市场之一。19世纪以来，美国茶叶市场上曾出现两次规模较大的伪劣茶泛滥事件。19 世纪20 年代，美国茶商基顿·奈尔称：“假茶充斥着消费市场，‘廉价’茶叶有着普遍而稳定的市场需求，这向来是阻碍中美茶叶贸易繁荣发展的最大因素。”[14](p150)受商业利益驱使，中美茶商在假茶贸易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石涛等人估算，1826—1832年间，“假茶占据了美国茶叶进口总量的很大比例，在1829年假茶流入量甚至占到了美国‘茶叶’进口总量的94.84%”。[14](p153)19 世纪后期，假茶再次充斥美国市场，当时“外国茶商来华采购能够得质量上乘的真茶实属不易”。[14](p170)

在此形势下，美国效法英国，尝试建立茶叶检验制度。1883 年，美国通过《防止伪劣茶进口法》，禁止进口伪劣茶，并对进口茶叶的检验程序及仲裁等问题进行了规范。1897 年，美国又通过《茶叶进口法》，进一步规定了茶叶检验程序和标准，并由财政部委任7 名专家成立茶叶专家委员会，每年提交标准茶叶样本，对茶叶纯净度、品质和消费适宜性制定统一的标准，凡低于标准的茶叶均禁止进口。[24](p37-40)随后，美国政府又多次修订《茶叶进口法》。至20 世纪初，美国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茶叶质量监察体系。1922 年，在芝加哥检查区，检定不合格茶达到14.35%。[25](p32)可见，美国的茶叶检验对提高进口茶叶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英美茶叶检验制度的确立推动了茶叶质量检验在世界上的普及，对中国茶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茶叶要参与全球贸易竞争，必须紧跟国际形势，对接国际标准，适应国外市场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英美等国施行的茶叶检验制度，为中国建立近代茶叶检验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照。

二、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逐步建立

在近代之前，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茶业管理机构，辨别茶叶种类、鉴定茶叶真伪、品评茶叶等级，但这些茶业管理机构最主要的任务是防止茶叶走私，保障茶叶税收。近代以来，华茶外销量激增，在茶叶供不应求局面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茶叶生产者“只关心着尽快地把茶叶运送市场。为了从外商身上赚得利润，更有效的办法是把茶叶及时运到市场，而不是注意茶叶的质量”。[6](p1209)19 世纪70 年代之后，“茶叶掺假几乎发展到泛滥的地步。掺假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在茶叶中掺入其他植物的枝叶，茶叶的比例极低；有的将冲泡过的茶叶作为新茶售卖；有的用颜料给茶叶上色以增加色泽感和重量”。[14](p215)伪劣茶泛滥对华茶国际声誉的消极影响，以及引发的茶叶外销量不断下滑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振兴中国茶业的关注。但中国近代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萌发

其一，探索阶段。晚清时期是近代中国茶叶出口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伪劣茶最为泛滥的时期。通商口岸是茶叶集散地，因此也成为伪劣茶最为集中的地方。五口通商之后，上海成为中国茶叶外销的重要口岸。江海关常查禁伪劣茶贸易，发现造假茶渔利害人者有千例，虽有严禁假茶的法令在案，但仍有贪利之徒不遵示谕，为此上海租界一再发出禁令，声明一经查获假茶，定予严办。[26]1862年，汉口开埠，并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传统商业优势，迅速发展为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被誉为“东方茶港”。1868 年，汉口成立茶业公所，加强了对茶叶贸易的管制。在福州口岸，因茶叶质量问题引发洋商与华商的诉讼不断。1866 年，因茶叶掺假，福州发生两起民事诉讼事件，审理该案件的英国领事希克里以此为由，希望禁止茶叶掺假及样品与实物不符等情形，福州海关接受该建议，张贴禁止伪劣茶出口的布告。[27](p78)

在各茶源地，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禁止伪劣茶的法令。1899年，福州及附近地区的不法商贩专采树木新叶制造假茶，被地方政府多次查获，南台税厘统局“出示严禁，如有造作贩卖及窝屯等事，立即照律治罪”。[28](p9)1896 年，程雨亭总理安徽茶事，指出“整饬茶业，似首在各茶商各整牌号，讲求焙制，不再以伪乱真，外洋自必畅销”。[29](p58)湖南安化也多次颁布禁令，禁止以次充好、贩运假茶的行为，见诸文字的茶业禁令就达20 多道，但制贩伪劣茶的行为并未完全禁绝。[30](p129)在浙江奉化、温州、平阳，福建武夷山，湖北羊楼洞等地，地方政府也同样颁发了严禁伪劣茶的法令。

这一时期，虽然地方政府、绅团、行业组织等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税收角度出发，在禁止伪劣茶过程中表现积极，并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中央政府在禁止伪劣茶方面始终处于缺位状态。在近代茶叶贸易繁荣、茶叶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茶叶掺假作伪现象日益严峻，反映出中国传统的茶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近代茶叶贸易飞速发展的新形势。

其二，尝试阶段。19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建立和完善了茶叶检验制度，欧美国家的茶叶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在成本、质量、口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华茶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国际市场日益被印度、锡兰、日本等国侵夺。在传统茶业治理模式失效、茶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效仿西方茶叶检验模式，建立中国的茶叶检验制度，加强对出口茶叶的质量监管。

当时，各大报刊积极译介国外茶叶检验的相关内容。《申报》报道：“近来美国所用劣茶颇多，实足害人，故目下美廷令凡中国贩茶赴美，须先在海关验过，佳者则准其进口，劣者摈而去之。该报以为此事颇关紧，要美廷当著以为律也。”[31]驻美使署翻译官周自齐翻译的《美国新定禁止粗劣各茶进口条例》向国人介绍了美国禁止伪劣茶进口的举措，[32](p8-10)许崇勋的《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呼吁整顿湘省茶业，[33](p265)《时务报》《农学报》《湘报》等报刊也纷纷报道国外茶叶检验信息，并不断刊载呼吁整顿茶务的文章，为整顿中国茶叶市场秩序，建立茶叶检验制度做了舆论准备。

面对华茶质量下降、茶叶滞销的形势，政府加强了对茶叶检验工作的关注。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两湖茶业衰退深有感触，认为两湖茶叶贸易“但患茶叶之不佳，不患销路之不畅”。[34](p4886)1890 年，张之洞建议设立茶叶公栈，以便检验茶叶质量，杜绝掺假之弊。1895 年，陈炽访察中国茶业情形后，在《振兴商务条陈》中指出：“自各国通商而后，中国富商大贾尚能顾全大局，力与维持，惟千金、数百金之小商，资本无多，只求速卖，于是掺杂伪质，跌价争售之事起。”[35](p19)次年，户部在《振兴商务条陈》的基础上提出在通商口岸设立茶政局，凡运到口岸出口的茶叶，均抽验核价，防止掺伪作假。安徽歙县知县何润生考察皖南茶事后，于1897 年上呈《茶务条陈》，建议采取措施整顿茶务，具体包括：采用机器制造绿茶，保障茶叶清洁；设立茶政局，颁布茶业章程，规范茶叶市场；颁行茶引，折中定数，不准溢额，以运到之先后，按批销售；添设小轮拖带茶船，以免风雨阻滞，方便运茶；各商赴局报捐。[36](p6-10)1905年，商部拟定改良茶业章程，包含茶树种植、土地、劳力、肥料、防寒、采摘、制作、洁净八个部分，旨在规范茶叶种植和生产。[37](p161-162)1914年，农商部长张謇在《拟具整理茶叶办法并检查条例呈》中提出：“拟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作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38](p630-631)但是由于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对茶叶质量的管控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也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文件予以确认，建立茶叶检验制度的实践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其三，民国时期，由地方性的行业组织自发组织的茶叶检验机构开始付诸实践。如1915 年，浙江温州茶商自发组织建立了永嘉茶叶检验处，对出口茶叶进行检验，严禁茶叶着色。但检验处只针对本地茶叶，对外不具有公证作用，因此，存续时间较短，于1926 年被温州茶叶公会接管。后来，温州茶叶大多直接运抵上海销售，温州茶叶公会的茶叶检验工作遂告暂停。总体而言，地方性的茶叶检验对促进华茶质量改善的效果十分有限，也不可能挽救近代中国茶业衰退的局面。当然，清末民初对改善茶叶质量的倡议和近代茶叶检验的初步实践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茶叶检验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确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中外贸易不断萎缩及国外商品检验制度不断完善的推动下，颁布了商品检验法规，开始建立全国性的商品检验制度。此时，政府及社会对商品检验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商品检验与国际贸易关系甚为重要，必须国内商品改进，而后有发展国际贸易可言。是以国际贸易局事业之能否发展，当视商品检验局之发展为其基础。”[39]工商部在设立检政之时，便确立了商品检验的四个使命：“一为提高商品信誉；二为增进对外输出；三为督促生产改良；四为保障人民食用。”[40](p257)茶叶检验自然负有上述使命，“不仅在消极取缔粗制滥造，限制商人投机取巧，且含有积极改进之意义，借以促成产制技术之精进，与包装之趋于合理化”。[41](p6)1929 年，工商部先后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设立商品检验局，检验包括茶叶在内的进出口商品，并组织建立茶叶检验机关，制定检验章程和检验标准。可以说，中央政府在建立和推动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茶叶出口检验。1929 年，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后便开始筹建茶叶检验科。为此，专门搜集了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地的茶叶检验章程以供参考，并征求华茶消费国对华茶品质和推销的意见，调查了我国各茶源地茶叶产销概况，为茶叶检验科的顺利建立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1931年，著名茶学专家吴觉农开始主持茶叶检验科，开展了拟定茶叶检验计划、添置检验设备、培养茶叶检验人才的工作。茶叶检验章程和标准由商检局会同各重要茶商共同商定，先制定最低标准，规定出口茶叶不得低于最低标准。1931年6月20日，实业部公布了中国第一个出口茶叶检验章程——《出口茶叶检验规程》，共十七条，涉及茶叶检验的种类、标准、程序、方法、时间、费用，不合格茶叶的样式，茶箱等内容。[42]1931 年7 月，上海茶叶检验科正式开始对出口茶叶进行质量检验。12月，汉口商检局也开始进行茶叶检验，主要检测茶叶的形状、色泽、水分、香气、滋味、茎秆混合量、掺杂、着色、包装等。[43]凡出口茶叶必须经过检验，合格者发放检验证书，不合格者禁止出口。

为减少茶叶检验对中国茶叶出口带来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制定茶叶检验标准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借鉴美国茶叶检验标准的制定方式，“于每年新茶上市前，召集有茶叶学识经验人员，会同检验局负责人，共同组织茶叶标准审查委员会，制定每年出口茶之最低标准，呈由实业部核准公布，再由检验局制成大批样品，分送中外茶商，使其有所依据”。[40](p263)1931 年7 月17 日，实业部公布了当年的茶叶检验标准，共计四条：“（一）红茶以湖南次红为标准茶；（二）绿茶以浙江绍兴平水二茶八号珠茶为标准茶；（三）茶叶灰分标准量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四）茶叶水分标准量不得超过百分之八·五。”[44](p38)虽然该标准较为简单，但规定了红茶和绿茶的样茶标准以及茶叶灰分和水分的最低检验标准，为茶叶检验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打消茶商、茶栈对茶叶检验的抵触和疑虑，上海商品检验局邀请部分茶商代表商讨茶叶检验工作，解释洋商退茶、扦取样茶及着色茶禁止出口等茶叶检验细则，并说明茶叶检验对改良华茶品质的重要作用，号召茶商“切实团结，俾便协同改良内地品质，扩充对外贸易及革除外商种种留难刻薄行为”。[45]茶叶检验制度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接受。

随后，每年新茶上市之前，实业部都会根据当年茶叶生产情况，制定当年的茶叶检验标准。1932年，实业部调整茶叶检验的最低标准：“（一）绿茶以平水二茶八号王茶为标准，红茶以湘次红为标准，余各种茶叶，以色泽相当味香可口为标准；（二）茶叶水分以百分之八五为标准，但本年度绿茶水分以百分之九为合格，红茶以百分之十一为合格，余各种茶叶以百分之十二为合格；（三）绿红茶之灰分，最高以百分之七五为合格。”[46](p4-5)茶叶检验标准更加精细化，尺度较上年有所放宽，减轻了因茶叶检验导致的茶叶滞销压力。1932 年12 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商品检验法》和《实业部商品检验局组织条例》。[47](p196-198)1933 年4 月15 日，实业部再次公布茶叶检验标准及着色茶取缔办法，对于着色茶有了较为明确的检验标准。[48](p234)1934年4 月，上海和汉口商检局召集茶叶专家成立茶叶标准审查委员会，制定新标准，严格限制生产出口着色茶：“一、凡商人报验着色茶，须将所着色料之名称详细填明，必要时得令呈验所用之色料；二、茶叶着色过浓，与制定之着色标准相同，或更重者，禁止出口；三、凡使用含有铅、铜、砒、铬、钡、镉等金属……及其他无机或有机质之有毒色料者，禁止出口，……如茶商不得已须将茶叶着色者，应一律改用改良无毒黄色料，其旧用不良色料，绝对禁止再用，倘有故违，一经验出，当严厉禁止出口。”[49]1935年2 月19 日，《实业部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施行细则》公布，对茶叶的种类、标准、包装、检验程序、复验等有详细规定。[50](p15-16)1936 年，实业部再次核准茶叶检验标准，从检验方法、检验标准、“取缔着色茶”和“茶箱之取缔”4 个方面对茶叶生产进行了规范。[51](p242-243)1937 年3 月，实业部公布了新的茶叶检验标准，除规定茶叶出口最低标准外，还要求着色茶须呈报色料的详细名称，着有毒色料者一律禁止出口；精制茶一律用木箱包装，内部加钉木条、纸张，外部注明茶类、商标、件数等。[52](p11)1932—1937年，茶叶出口检验标准历经5 次修订，茶叶出口检验机制逐渐得到确立和完善，对指导茶叶生产和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年的茶叶检验标准对样茶标准、品质、水分、灰度、着色、包装等都有明确规定，检验程序细致可行。具体流程如下：茶商在打包装运前须报请检验，填写报验单。检验局接收报验单后，即依报验单出具扦样派出单，并派员到茶叶堆存地一一核对，完全符合时扦样员即按规定扦取样茶，并给报验人扦样凭证。扦样员回检验局后，将扦样报告单及扦得的样茶送至密码室，密码室将标准样茶、扦得样茶、扦样报告单逐一点明，分类编定密码，送检验室检验。检验室再分送水分、灰分等检验处分类检验，登记检验单。样品收到后一般2 日便可检验完毕，检验项目分品质检验（包含形状、光泽、水色、香气、滋味等）、水分检验、灰分检验、掺杂检验、水浸出物及浸过叶检验、可溶灰分及不溶灰分检验等。最后由组务室核对报验单、密码单、检验单，无误后颁发合格证书或不合格通知单。另外，茶叶的着色及包装问题也在检验之列：茶叶着色的程度和色料，茶箱材质（茶叶包装短途用布袋、长途用篾篓、洋装茶大都用木箱，以图坚固耐用）、规格、贴纸、标记等都有规定。[40](p265-296)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武汉相继沦陷，茶叶出口检验工作改由各省自行开展，如浙江省依据该省茶叶产销情形，分宁绍台区、温处区、金衢严区三区，每区设立茶叶检验处，办理各区内茶叶检验事宜。[53](p12-13)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规定，凡安徽省境内所产之茶，均须经管理处检验合格，并给予证书，方得起运出口。[54](p2-4)但由于战时社会动荡不安，各地茶叶出口检验效果不甚明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省茶叶检验工作陷入停顿。

第二，茶叶产地检验。茶叶出口检验旨在抵制伪劣茶出口、提升华茶国际声誉，但因其主要在汉口、上海等口岸开展，未能从根本上对茶叶生产环节进行监管。吴觉农评价当时的茶叶检验制度称：“我国自有检政以来，仅有五六年之历史，过去茶叶检验工作，类多偏于消极的限制，而鲜积极倡导之功效。查检政目的，原为消极积极并重。故今后应如何采取更有效办法于出口检验之外，更从事产地检验，实地指导茶农之植采，茶号之制造，自属极其重要之问题。”[55](p7)当时，茶叶制造、着色、包装产业多分布于内地，“商品检验局实有鞭长莫及之感，故应提倡产地检验，产地检验不但能助出口检验之不及，且能使茶农茶商间有严密之组织，从事生产运销上之改良，更能取缔奸商掺杂伪茶之流弊”。[56](p320)为弥补茶叶出口检验的不足，监督指导茶叶生产环节，切实改进茶业，实行茶区产地检验势在必行。[57]时人以为，“产地检验实施后，不但可补出口检验之不足，且可就近指导茶农茶厂之采制，俾品质得以提高、包装得以改良、着色得以取缔、粗制滥造掺杂掺伪之风得以除灭”。[58]产地检验深入茶源地，对茶叶生产环节进行监督和指导，无论内销茶还是外销茶，只有经检验合格之后，才可进入流通环节，对提升茶叶品质更具效果。但茶叶产地检验范围广、涉及人员多，需要众多专业技术人员监督指导，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

1936 年2 月20 日至23 日，全国经济 委员会农业处召开茶业技术讨论会，邀请全国茶叶专家、茶业公会、金融界人士参会，讨论茶叶复兴方案，肯定了茶叶产地检验对促进茶业改良的作用，原则通过了茶叶产地检验方案。[59](p47-55)随后，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多次讨论完善方案，成立茶区产地检验委员会，率先在祁门红茶区和屯溪绿茶产区试行检验。

祁门是我国重要的红茶产区，为指导制茶，提升祁红品质，简化出口手续，实业部设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举办产地检验，检验人员由上海商品检验局派遣，经费由委员会承担。委员会将产茶地划为祁门、至德、经公桥、景德镇4 个检验区，各设办事处，分区负责检验工作。在各检验区内，又依据茶号之多寡、距离之远近、山路之便利程度，划分若干检验小区，每名检验员负责1—2 个小区的检验工作。茶叶产地检验按实际情形分6 种方式进行：监督匀堆，开汤检验，出口检验，茶箱检验，烘师登记，卫生检验。[60](p6-8)屯溪是重要的绿茶产区，其产地检验工作晚于祁门，检验人员在祁门红茶区选派，范和钧为该区主任。因前期准备较为充分，茶商亦比较开明进步，检验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屯溪绿茶检验方法分4 种：工厂巡察，成茶检验，恶劣包装取缔，着色化验。检验手续分监督匀堆、扦样、品质审查、水分检测、灰分检验、着色检验、发给验讫证与合格证等。[61](p147-152)在祁门红茶区及屯溪绿茶区开展的茶叶产地检验深入制茶工厂，检验人员可随时到各精制茶厂及毛茶行检查指导茶叶生产，监督茶厂茶叶官堆及成箱过程，并对茶叶着色、水分、品质、卫生条件、茶师技术等情况密切关注，弥补了出口检验的不足。

祁门和屯溪的产地检验实践为产地检验的推广提供了借鉴。1937 年1 月，实业部成立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负责全面推广茶叶产地检验工作，进一步指导生产。[62](p30)上海商品检验局在浙江平水、温州，安徽祁门、屯溪、至德，江西浮梁、婺源以及上海等地均设置茶叶产地检验办事处，下设分处。[63](p28)产地检验“全在提高茶叶品质，故不收任何费用。其检验方针，绿茶区暂以改良包装及取缔着色为主，红茶区则除包装外，又施行水分检验及品质检验”。[58]1937年5月，实业部公布茶叶产地检验规程及施行细则，确立了分区检验方法，规定了茶叶检验的方式和检验程序，为各茶源地开展茶叶产地检验、改良茶叶生产奠定了基础。[64](p10)[65](p10)在开展茶叶产地检验之前，茶源地已经相继开展茶叶改良实践，如安化茶区通过开设茶业改良场、引进机器制茶方式、开展近代茶业科研和教育等形式改进茶叶生产和茶叶品质。王恩浩考察安化茶业之后指出，近来茶商掺假作伪，品质降低，国际信用消失，“故现在极应厘定标准，分别等级，水分品质，均有定规，并严行检验，合格者准其出口贩卖，不合标准者勒令加工复制。如斯可以提高品质，使国际市场信用昭著，则安化茶之销路，不难日渐畅旺矣”。[66](p88)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其他茶产地，产地检验也相继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茶叶产地检验不是茶叶出口检验在各茶源地的简单复制，产地检验将茶叶生产活动也置于国家管控之下，能使政府及时发现茶叶生产问题并给予纠正，变被动禁止伪劣茶出口为主动改造和指导茶叶生产，有利于从源头治理茶农、茶商生产、销售伪劣茶的行为，提升了“以检促改”的成效。

三、近代茶叶检验制度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政府对茶业的管理。近代早期茶叶检验以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为主导，或延续传统茶叶检验方式，或地方自行组织检验，检验效果甚微。如在安化茶区，留存至今的众多茶业碑刻反映出安化地方政府从茶叶生产、运输、贸易等多个环节入手，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序，但囿于时代局限，茶业经营活动弊端丛生，不法行为屡禁不止。[67](p84-93)民国时期，政府加强茶叶改良，并在茶叶检验中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业部每年制定茶叶检验章程、标准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伪劣茶产销。为进行产地检验，在上海，浙江平水、温州，安徽祁门、屯溪、至德，江西浮梁、婺源等地设立茶叶检验办事处，加强品质检验，并监管指导茶叶生产和贸易，降低了茶农与茶商因互相欺诈而产生的内耗。同时，国家权力渗入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加强了对茶叶生产的管理和对茶叶国内外贸易的管控。为振兴茶业，各级政府、茶叶专家、学者等纷纷对茶业活动进行调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茶叶检验机构，进一步推动了茶业改良运动和政府对茶业的管理。

第二，提高了华茶品质。近代以来，世界茶叶生产格局急剧变化，茶叶生产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中国丧失了在世界茶叶供应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华茶外销从卖方市场转换为买方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茶叶检验制度的逐渐推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伪劣茶泛滥的势头。国民政府在婺源、安溪、安化、羊楼洞、祁门等茶源地设立茶叶改良场，培养茶叶科技人才，引进机器制茶，改进制茶方法，推动了华茶业的改良和华茶品质的提升。

第三，促进了华茶外贸的发展。茶叶检验制度用统一的标准评定茶叶等级和价格，最大限度抑制了伪劣茶出口。1936年，据惠灵顿领事馆报告，“嗣后入口华茶，凡经我检验合格，持有证书可凭者，免予检验，并不再限售于华人”，[68](p183)华茶的国际信誉和认可度渐渐恢复，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促进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四，为新中国建立茶叶检验制度作了铺垫。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茶叶检验的基础。中国近代茶叶检验制度虽萌芽于19 世纪末，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支持，长期未能有效实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茶叶检验工作渐入正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过程却被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所打断。总体来看，近代中国的茶叶检验制度尚属初创，检验体系存在许多漏洞，加之实施时间短暂，无法根本起到扭转中国茶业衰落趋势的作用。但是，近代茶叶检验确立的章程和标准以及培养的检验人才，为新中国建立健全茶叶检验制度作了铺垫。1950 年，中央贸易部决定率先恢复上海、武汉两地的茶叶产地检验工作，培训检验人员，并在各茶源地成立茶叶产地检验工作站。随后，重庆、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茶叶检验机构。从理化检验项目的数值和类别来看，民国时期的红、绿茶的检验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检验标准相差无多，甚至基本一致。[14](p223)新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建立遍及各茶源地的检验机构，并有效开展工作，与中国近代以来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实践密不可分。

四、余论

19世纪中后期，世界茶叶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茶业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在英美国家率先建立茶叶检验制度后，中国的欧美茶叶市场逐渐被印度、锡兰、日本等国侵夺。但当时俄国市场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缺，20 世纪上半期，华茶还开辟了非洲市场。出口市场的转移在为华茶发展提供了伸缩空间，延缓了中国茶业衰落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中国社会对传统茶业管理模式的落后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近代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

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迟迟不能建立还与中国传统茶业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小农经营很难实现茶叶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生产的茶叶品质和口感均不相同，各茶区均能生产出数种乃至数十种不同品牌的茶叶，与茶叶检验追求的标准化大相径庭。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必须每年制定茶叶检验标准，且检验标准较为简略的重要原因。客观来说，当时小农经营使茶叶经营者自负盈亏，茶农和茶商对不同等级茶叶的最终处理结果具有相应的心理预期，消费者凭借自身经济实力消费不同等级的茶叶也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低等级茶叶甚至是伪劣茶也有其特定的消费群体，茶叶检验在管控茶叶品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低品级茶的生存空间和低消费能力群体的消费需求。

总体来说，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在中国茶叶品质不断下降、茶业由盛转衰的背景下，并在欧美茶叶检验制度的影响下逐步建立的，是中国茶业改良和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建立茶叶检验制度等茶叶改良措施的实施，均不可能扭转华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的颓势，也无法在根本上改进中国茶叶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中国茶业振兴。但也应看到，近代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华茶品质、提升华茶的国际声誉和竞争力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新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