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首先，从应对角度来讲，最关键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中国经济发展得好，可以为促进周边繁荣提供更多动力。中国需要更好地发挥供应链枢纽作用，继续充当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保持强大的经济吸引力，用实际表现证明美国一些人士热议的“中国崛起见顶论”站不住脚。美国难以强迫地区其他国家改变发展议程、放弃发展机会的，所谓“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尚缺乏有力的经济抓手。

其次，努力避免别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多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促进区域合作的实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需要更清晰地阐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具体支撑机制，可以先做出个“亚太版”来，也就是“三大倡议”优先在亚太地区落地的路线图。

再者，坚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要让中美关系因素彻底主导我国周边外交布局。美国的“印太战略”聚焦中国，中国的亚太战略则不应被美国牵着走。中国要促进亚太和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区域架构，要看到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优势，用实际举措实现对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的超越。我们要积极主动塑造地区形态，避免冷战化、阵营化。当然，中美之间也需要保持沟通。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已经恢复，有必要以此为基础平台，逐步围绕地区具体问题开展实质性的讨论，想办法管控好分歧。长远来看，在新形势下恢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并非外交辞令，这不仅符合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也能够为我国更好地经营周边外交发挥积极作用，减少一些地区国家利用中美对抗为自身谋利的空间。

刘琳：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中美摩擦风险在上升，而且一些风险是直接牵涉第三方的，比如中菲在南海仁爱礁海域的对峙，如果美国介入并引发擦枪走火，就会演变成中美对撞。所以，中美还是要就西太海上安全等问题保留沟通管道，充分利用和完善现有危机管控机制或建立一些新的机制，管控分歧和可能的危机。作战层面，要适应新的变化，强化底线思维，针對美国及其盟友各种可能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丰富我们的反制工具箱。

张洁：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优势要有信心，做好自己的事，这应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和“印太”围堵压力之首要。比如在经济方面，中国要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供应链韧性，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形成更加牢固的制造业互补共赢格局，各自占有错位优势，美国将中国从区域供应链上剥离出去的图谋就不会得逞。第二，中国有必要形成自己更为清晰、明确的地区战略，包括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优先践行“三大倡议”，等等。三是多开“绿灯”，全力以赴尽快恢复与周邻国家的旅游、青年、人文交流，做好“民心相通”，夯实亚太和周边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樊吉社：稳定中美关系并推动其健康发展，围绕关乎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开展合作，避免陷入“新冷战”漩涡，从而导致地区撕裂和全球阵营对立，符合中美两国、地区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还是要践行中美元首会晤“巴厘岛共识”和“旧金山愿景”，积极对话沟通，推动美方与我们相向而行，把拜登总统做出的“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郑重承诺落到实处。

在美国“印太战略”加紧实施、中美战略博弈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广大第三方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周边、特别是对东南亚方向的外交工作，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强大能给邻里相亲、朋友伙伴带来更加普遍、包容的发展和安全。

林民旺：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已经逐渐拓展到全球。我们应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掌握主动，积极拓展战略上的“中间地带”，这包括主动加强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岛国、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工作，更要拓展同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关系。沙特、伊朗、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不仅在各自所在地区内具有很强影响力，而且外交上都坚持战略自主，我们必须同它们不断加强外交互动，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主动性。

中国的周边政策弘扬亲诚惠容理念，走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安全与发展繁荣之路，与美国制造对立、分裂与隔绝的“印太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图为2023年7月4日，中国—东盟新兴产业论坛在深圳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发表视频致辞。

李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为我们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基础。军事手段是保底的，保底之后，还是要以多种手段和资源回应各方的长期诉求，抓住共同长远利益。美国“印太战略”的成效，主要依靠第三方来传导和检验。假以时日，很多因素，尤其是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还应通过不断向周边国家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给亚太秩序注入正能量，帮助大家抵消“阵营化”的恐惧或诱惑。总之，我们一切应对的关键，是坚持长期视角，保持战略定力，顺应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