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滋阳（ 今济宁兖州） 兴隆寺塔。图/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一则消息，称该校“将在明年（2024年） 5月18日的毕业典礼上，向林徽因——这位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性建筑学家，颁发迟到的建筑学学士学位。”2024年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也是她入学宾大100周年。

有学者认为，宾大此举“纠正了百年前的错误”，给明年林徽因120周年诞辰纪念也定下了一个可喜的基调。

多年来，一直有了解林徽因建筑学成就的人呼吁重新发现与评价林徽因。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认为，林徽因是为中国建筑学科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思想先行者和专业奠基人，并且她刚强的个性对营造学社在抗战困难时期的坚守影响重大。“文学只是她的副业，建筑才是她真正的追求，但在她做出巨大贡献的专业领域里，她严重被低估了。”

一百年前，哈佛、耶鲁等名校都不招收女生，少数招收女性的大学也在专业上做了限制，女性无法就读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进入专门的女子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乃是为了成为上流社会有文化的主妇，可以教养儿女、治理家政。直至二战爆发、美国参战后，人手紧缺的军方不得不招募大量精通数学、科学和外语的女性加入密码破译系统，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才渐渐步入职场。

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求学前已经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但她自从16岁在英国通过一个女性朋友了解到建筑学，便打定主意要从事这个专业，并且直接影响了梁思成的专业选择。二人一同奔赴的宾大在当时也是许多想修建筑学的学生的选择，在他们就读前后，有一批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一同在宾大建筑系学习，其中包括后来与梁思成并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杨廷宝和童寯。

据新华社报道，宾大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位的缘起是一场展览——2022年1月，“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在宾大举办。展览展示了1918至1941年间，二十多位中国留学生在宾大建筑系的学习和生活，以及他们回国后创造的辉煌事业。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看到这个展览，发现除了个别退学的学生，林徽因是这些人里唯一没拿到建筑学位的。

“她为什么没有被授予学位？”

斯坦纳后来得知林徽因入学时没能进入建筑系，最后拿的是美术学学士学位。“林徽因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她后来在建筑领域也取得了成功。”斯坦纳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她和其他早期的女学生，面对阻碍所展现出的勇气、创造力和决心，值得我们赞颂。”

韦茨曼设计学院向宾大正式提交了追授林徽因学位的申请，学院还细心准备了日后成为著名建筑师的梁思成、童寯、路易斯·康的成绩单，与林徽因的对比。成绩单显示，林徽因在宾大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和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开始担任宾大建筑系兼职助教，到1926-1927学年，她又成为宾大建筑系指导教师，后者需要独立授课，通常由成绩优秀的研究生或校外人士担任。

赵辰是建筑学界第一位系统阐述林徽因建筑思想的学者，“文学只是她的副业，建筑才是她真正的追求，但在她做出巨大贡献的专业领域里，她严重被低估了。”2004年10月，在林徽因诞辰百年纪念期间，赵辰写了《作为中国建筑学术先行者的林徽因》，“当时出了很多纪念文章，在我看来，是对历史的扭曲，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的重大贡献很不相符，也很不利于我们对林徽因、梁思成等学者的正确理解，尽管这些都是并不算久远的历史，却非常容易被人们误解。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文章不能再拖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赵辰的这篇文章从林徽因的建筑学术思想、她的特殊个性以及与梁思成的学术性格比较三个方面来讨论，他认为林徽因不仅仅是梁思成的支持者与合作者，更是为中国建筑学科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思想先行者和专业奠基人，并且她刚强的个性对营造学社（活跃于1930至1940年代的专门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在抗战困难时期的坚守影响重大。“林徽因并不是只有风花雪月的一面，她是个极具竞争精神的强者。”

鲜少对外发言的梁再冰说这篇文章对她的母亲林徽因有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也是少有的符合她对母亲的认识的文章。

2021年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梁再冰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 我的父亲母亲》。1929年8月她出生时，母亲林徽因在东北大学任教——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也是建筑系创办之初仅有的两位老师。

隔着九十多年的时间回溯，梁再冰从小记忆里的妈妈就总是与工作场景联系在一起的。抗战期间随父母辗转南下西行时，她印象深刻的也是工作中的母亲，1939年秋到1940年2月，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队对西南地区进行广泛的古建筑野外调查，“母亲坐镇主持日常工作”，一家人住在营造学社的临时办公地昆明郊区的兴国庵里——“母亲他们用大布把菩萨略微遮盖起来，供台下面摆放几张桌子，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这便成为特地为古建研究自制的绘图台……大量的绘图和文字资料不断地摆上案台，厚厚的数据资料亟待查证、分析和整理。”

1937年7月，林徽因测绘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经幢。图/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資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离开昆明奔赴四川李庄的路上，林徽因随处查考古建筑。在贵州毕节一个改成学校的文庙里，母亲的讲解引发了当地学生的围观，11岁的梁再冰觉得很尴尬，吵着要赶快走，挨了一次严厉的批评，“妈妈教育我，‘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这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的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和树才对，并不是单看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的。’”

在她看来，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对建筑热忱终生的学者。抗战胜利之初，梁思成受邀赴美讲学，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的许多事务都压在林徽因身上。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在建国之初的忙碌中写信给梁再冰，“四面八方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咪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咪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逼迫着向前走，緊张兴奋热烈之极。”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带领清华建筑系师生参与国徽的设计，“家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间’……我觉得妈妈已经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她周围的人往往也不太把她当病人看待，她与爹爹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国徽的设计上了。”

完成国徽的设计后，他们又参与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父亲给彭真市长写信建议纪念碑的形式选择，母亲负责纪念碑底座上花纹图案的设计。”

1955年林徽因病逝，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块汉白玉花圈刻样放在她的墓前，梁思成在自己为她设计的墓碑上写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

这个墓碑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与之一同缺位的是建筑界对林徽因的公允评价。

“费慰梅女士那本书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那本书里有很多细节，让我们接近一个真实的林徽因。”费慰梅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著有《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下称《梁思成与林徽因》）。赵辰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费慰梅生前赴美，当面给她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口述史访谈。

“他（梁思成）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1936年初春，费慰梅收到好友林徽因从中国寄去的一封信，当时她和丈夫费正清回到美国只有两个多月。1932年他们来到中国学习，初识梁思成夫妇便被他俩迷住了，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雅致地道的中文名，但“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

两人的通信自此终生未停，费慰梅在晚年根据自己的回忆和厚厚的一叠中国来信，写出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本书里翔实地记录了1934年夏天他们这两对学者夫妇在山西展开的联合考察，“徽因是《汇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

即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林徽因也曾花费重金从李庄给这位密友致信，“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

除了密友之间的家常，费慰梅也收到过梁思成的论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带着家小从天津一路向南，出发前将一篇关于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寄给了费慰梅，这篇文章发表在1938年的权威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上，“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稿费支票辗转到达林徽因手上时，刚好够支付他们在昆明自建房屋的一大笔款项。

这篇论文在抗战结束后仍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加之在战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并出版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1947年梁思成收到耶鲁和普林斯顿两所大学的邀请，“作为两所最具权威的大学的嘉宾去美国。”

梁思成作为中国顶级建筑学者的声名逐渐到达顶峰，费慰梅为林徽因轻轻慨叹，“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费慰梅女士自己也是被学术界严重低估的。”赵辰说自己的学术思想里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给予女性在文明传承中正确的价值评估，“社会学跟历史学里有一个观念叫女性的价值。以文明文化的发展史来看，女性的贡献在其中占比可能不止一半，基本上可以证明女性是主要贡献者。”

我是东南大学培养出来的，东南大学以前叫南京工学院，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大学，也是中国最早创办建筑学科的地方，建筑历史研究也是最强的。营造学社的核心成员之一刘敦桢先生把营造学社很多核心的东西都留在这里了。建筑学术圈严格来说并不大，我在这里上学，年轻时就接触到很多知情的老先生，圈子里都知道林徽因先生在营造学社发挥着非常核心的作用，是营造社的灵魂人物，她的学术贡献是极大的。

《林徽因文集》的编辑曹汛先生一直希望能为林徽因正名。他亲身经历了好多事情，又整理林徽因的文集，就更了解很多林徽因的思想。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圈内其实就有这样的呼声，给予林徽因先生学术上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但我们在建筑研究这个小圈子的专业认知，外界是不了解的。社会上对林徽因的描述有很多，在我们看来那些只能代表她的一部分。林徽因是多面的，我们很难说那些描述不是她，但绝不是全部的她。建筑作为她的专业，在这个专业上她的工作是严肃的。

为她正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尽管建筑是最博雅的一门学科，但是在我们国家，它还是划在工科的，我们的青年学生容易崇拜那种理工大佬，关于林徽因的各种风花雪月的传说跟建筑学家这个形象是难以关联的，甚至（跟她受到年轻学生的喜爱仰慕）是矛盾的。

1950年，梁思成在病床上與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195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清华园。图/梁思成亲属提供

人：宾大追授她建筑学学位，似乎是给予了她专业上的某种承认。但是如你所说，她没有学位，却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才是她真正厉害的地方。

我是较早关注中国近代建筑思想史的，因此触碰到很多近代人物，林徽因正是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她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她是在思想上的先行者。

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专业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对传统中国建筑的理论性诠释工作，基本上都是林徽因之作。尽管作者之名常常冠以梁思成与林徽因，甚至梁思成更多见于“第一作者”。

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加入之前，虽然有朱启钤、陶湘等传统文人士大夫热心倡导“整理国故”，但由于缺乏建筑学专业学者的研究而只能是一群清末遗老遗少们的好事之作。由林徽因执笔所撰写的营造社研究成果充分运用了当时国际上的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将中国建筑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一种独特的系统来论述、评价，澄清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曲解和误读，力图奠定适应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建筑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建筑理论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回头看林徽因当时做的理论性工作，可以认识到其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然而这不应影响我们对她的基础性贡献的认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几十年来我们用于分析评价中国建筑的理论要点和基本框架，多半都基于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上发表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和她在数年之后正式发表的为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这两篇文章。

林徽因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她首次在理论上定义了中国建筑的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点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其实仅凭这点，我们就足以将林徽因定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者与先驱者。因为此前的西方建筑史学家对中国建筑的诠释产生的一些误解，基本上都是在这一点上没有清楚认识，这与西方的古典建筑多以砖石建造及垒砌结构有关，框架结构方法被建筑师们很好地理解一般要到近代的铸铁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之后。

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能有多深刻，我不知道。2004年我这个文章发表后，当时我参加过一些会，很多年轻学者过来跟我交流。在对林徽因的认识上，我们还原历史，传播一些声音，最初影响的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年轻学者。但这个圈子会一层层往外辐射，传递开来。只是传递的过程中，原来的信息被弱化，也可能会再次失去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