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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认知情绪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女性家庭照顾者复原力的影响

2023-12-25戴新国戴维乐肖文焕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坚韧性积极情绪复原

戴新国戴维乐肖文焕

(1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扬州 225003;2扬州大学医学院,扬州 225000)

重性精神疾病(SMI)是一种需要终生治疗的慢性疾病,严重影响社会功能。SIM患病率约为4.5%,全因死亡率比一般人群高3.7倍[1]。由于非收容运动和药物研发的进步,越来越多患有SMI成年人进入社区,部分患者已经独立生活,但大部分仍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家人协助管理日常活动。因此,家庭承担了照顾SMI患者的重要责任,这给 照顾者带来了一定负担,导致家庭照顾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反过来影响SMI患者的幸福感,引发恶性循环[2]。

SMI家庭照顾者所经历的负担和压力与认知情绪有关,拥有积极认知情绪的SMI患者家属,其耻辱感、紧张感和家庭破裂感等不良情绪减少[3]。此外,SMI女性亲属负担比男性亲属更重,虽然SMI患者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会因他们所经历的心理痛苦和负担而受到一定损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SMI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变得更富有弹性,复原力更强[4]。复原力能减轻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心理负担[5]。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探讨SMI女性家属照顾者复原力的中介因素。

本研究以SMI患者成年女性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探索照顾者负担对复原力(乐观性、坚韧性、自强性)的影响是否由积极认知情绪介导或调节。为SMI患者女性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学研究证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五台山医院住院治疗的严重精神疾病(SMI)患者的女性家庭照料者193例。纳入标准:1)符合DSM-5中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重度抑郁症、躁狂发作相关诊断标准患者的主要照顾者。2)入院后1~3天内的患者家属。3)家属均为患者主要照顾者,为患者提供经济支持。4)年龄≥18岁,在患者入院前与其共同生活或照顾1年以上,且为负担照顾患者的事实行为者。5)家属本人自愿参与本次调查。6)文化程度小学以上,并能配合完成调查问卷。排除标准:1)有精神疾病或药物依赖史;2)认知功能障碍或不合作;3)有严重躯体疾病;4)有偿护理人员或保姆。家庭照顾者年龄在18~65岁之间,平均年龄(37.75±13.96)岁。SMI中精神分裂症占(51%)、双相情感障碍占(30%)、抑郁发作占(10%),躁狂发作占(9%)。本研究已通过扬州五台山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通过(编号:WTSLL2018008)。研究人员在获得书面知情同意后,向所有符合条件的SMI女性家庭照顾者发放了匿名问卷。在一个安静、私人的会议室填写调查表,完成后问卷被立即收回,只有研究人员可以访问数据。

1.2 研究工具

1.2.1复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6]该量表包括坚韧、自强和乐观3个维度,包括25个条目,使用从不(0)到总是(4)的5级Likert评分法。分数可能在0~100,分数越高,表明复原力越好。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9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Zarit护理者负担量表(Zarit Caregiyer Burden Interview,ZBI)[7]共22个条目,分为个人负担和责任负担2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Likert评分法,每个条目从0分代表“从不”至4分代表“几乎经常”。分数从0到88不等,分数越高表明照顾者所经历的总体负担越大。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4。

1.2.3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8]本研究只采用了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部分,每个条目按认知轻重1~5分的5级Likert评分法。范围从几乎从不(1)到几乎总是(5),分数在5到100,分数越高表明积极认知情绪更好。CERQ积极性情绪调节策略的Cronbach′s α为0.9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软件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对研究中的照顾者负担,积极情绪认知和复原力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皮尔逊相关性研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中介分析和调解分析验证我们的假设。P<0.05时统计显著。

2 结果

2.1 量表的得分情况及相关矩阵

结果表明照顾者负担和积极认知情绪、坚韧性、乐观性均呈负相关(P<0.05),积极认知情绪和坚韧性、乐观性均呈正相关(P<0.05)。见表1。

表1 各量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2.2 积极认知情绪对照顾者负担与复原力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以积极情绪认知总分为因变量,以照顾者负担总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其回归系数显著(P<0.05);以坚韧性总分为因变量,以照顾者负担总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其回归系数显著(P<0.05);以坚韧性总分为因变量,同时以积极情绪认知和照顾者负担总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两者回归系数均显著(P<0.05)。说明中介变量积极情绪认知对坚韧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见表2和图1。

表2 积极情绪认知在照顾者负担和坚韧性的中介模型

注:*P<0.05,**P<0.01。

分别以自强性和乐观性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不变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积极情绪认知对自强性不存在中介作用,但是对乐观性存在中介作用,见表3和图2。

此外,照顾者负担对复原力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积极情绪认知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照顾者负担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坚韧性,而且能够通过积极情绪认知的中介作用预测坚韧性,其直接效应(0.268)和中介效应(-0.716)分别占总效应(-0.448)的37.43%、62.57%。此外,照顾者负担预测乐观性的直接效应(-0.204)和积极情绪认知的间接效应(-0.669)分别占总效应(-0.873)的23.37%、76.63%。见表4。

2.3 积极认知情绪对照顾者负担与复原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3 积极情绪认知在照顾者负担和乐观性的中介模型

图2 积极认知情绪在照顾者负担和乐观性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表4 积极情绪认知在照顾者负担与坚韧性和乐观性的中介效应

采用三步递阶回归分析,以乐观性为因变量,模型1显著,照顾者负担占乐观性方差的76.2%。随着积极认知情绪的加入,模型2显著性,ΔR2为0.130。在照顾者负担×积极认知情绪的交互作用下(β=-0.167,t=-7.625,P<0.05),模型仍有显著性,ΔR2为0.025。此时照顾者负担(β=-0.292,t=-6.425,P<0.05)和积极认知情绪(β=0.711,t=15.979,P<0.05)对乐观性的影响仍然显著,但是效应比例不高,见表5。此外,积极认知情绪对照顾者负担与坚韧性和自强性之间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P>0.05)。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积极认知情绪在SMI照顾者负担与复原力之间的中介与调节作用,对SMI患者成年女性家庭照顾者进行了复原力检测,结果发现照顾者负担对这些女性复原力的影响是由积极认知情绪介导和调控,积极认知情绪是复原力的保护因素。首先积极认知情绪对照顾者负担和坚韧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效应值达到62.57%,远超过照顾者负担对坚韧性的直接效应值37.43%。这与Izydorczyk等[9]对乳腺癌乳房切除术后女性的研究类似,表明积极认知情绪介导抑郁症状对坚韧性的影响。积极认知情绪对坚韧性有直接影响,并且SMI患者家属对生活适应的影响可能由积极认知情绪介导或调节。最后,本研究发现与Macía等[3]的报告部分一致,Macía等[2]表明癌症患者的积极认知情绪和日常压力是坚韧性的显著预测因素,但是日常压力对坚韧性的影响不是由积极认知情绪介导的。

表5 积极认知情绪对乐观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积极认知情绪对照顾者负担和乐观性之间的关系有中介和调节作用,这说明照顾者负担对复原力的影响主要通过积极情绪发挥作用。此外,Zauszniewski等[10]研究了积极认知对SMI成年女性家庭成员照顾者负担和凝聚力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证据支持积极正性的情绪稳定性,能够减轻照顾患者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保持乐观的情绪应对不良事件。

本研究为复原力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强调保护因素(积极认知情绪)和风险因素(负担)对复原力的作用机制。为测试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方法提供了方向,以加强积极的情绪和认知,从而帮助SMI家庭成员应对照顾的压力和负担。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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