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宇

1970年春，我认识了我的老领导杨智。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被临时借用到公社机关。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写东西，听到窗外有一堆人正叽叽喳喳地说：“新书记来了！”我忙探出头来问：“真的吗？叫什么名字？”“杨智！”有人说。

杨智从外地调来川青公社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件“奇怪事”：一名年轻的公社机关干部（其实当时是临时工）的妻子怀孕了，这个年轻人买不起营养品，将自己的一件“的卡”上衣以5 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公社卫生院的一位会计。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杨智的耳朵里。“这还了得！一个公社干部穷得卖衣服，影响多不好！”杨智当即召开党委会，并做出决定，补助这名干部30 元钱，并叮嘱其马上将衣服赎回。

这个卖衣服的“干部”，就是我。

杨智当时50 来岁，据说，还是个“拿过枪、渡过江”的人。此人貌不惊人，矮墩墩的，但很精干，办事尤有魄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他在川青公社领头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农田基本建设。我们那时都叫它“方整化”，就是对全公社几万亩农田、河渠、路道、桥梁等，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阶段进行彻底改造，使之“田成方、河成网”，达到旱涝保收，连年丰收。这是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其风险和工程量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杨智挨过上级许多次批评，还遭受到诸如“不自量力”“好出风头”等流言蜚语的干扰。但他坚定认为：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替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这没有错！于是，杨智带领公社干部们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一条道儿走到底。

我那时在工地负责宣传工作，经常和干部群众泡在一起，尤其和杨智几乎如影随形。他那时每天天蒙蒙亮就下乡，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真可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奋战，硬是将一个连年旱涝不断的“锅底洼”，改造成了年年丰收的鱼米乡。公社从此出了名，地、县频频召开现场会，全国有20 多个省先后派人前来参观取经。

“不是杨智，川青哪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时至今日，当地的老百姓还很动情地夸奖他。

杨智不仅工作认真执着，待人也好，极富人情味。这在公社上下有口皆碑。那时的干部都很清廉，作为“班长”，杨智更是以身作则。他在公社机关大院的家，最初是两间茅草房，在这茅草房里，生产队干部和普通百姓是他家中常客。基层干部或群众，有为难事向他反映，或请他帮助，没有请吃送礼一说，更没有行贿受贿这个概念。许多时候，反倒是他主动关心或慷慨解囊。“百姓无小事”是他的口头禅。他在川青的许多亲民善举，不知温暖了多少人心！有一年，已调至外地工作的杨智，想回川青老地方看看，当地农技站的一位老农，过去因家境困难，曾多次受到过杨智的照顾。听说杨智要来，连忙赶到桥头迎接，还当场要下跪，吓得杨智急忙将老人扶住，说：“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就是杨智，一个深得民心、可亲可敬的人。

我和杨智相处的时间较多。尽管那时我还是个临时工，但事实上已成了他的“编外秘书”。杨智对文艺颇感兴趣，尤其对肚里有点“墨水”的青年更是关爱有加。恰巧那些年我担任公社文艺宣传队队长，又兼“编导”，还经常在《新华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一些诗文，这便引起了杨智的注意和对我的关照。此后，公社领导的大小文稿，一般都由我起草。

替杨智写材料很有意思：他先提纲挈领讲几句，说明文稿的主旨，大致哪几个问题；然后，他将事先准备好的三样东西递到我面前：一杯热茶、一包香烟、一盒泰州麻糕。之后，他再随口说一句“让你辛苦了”，马上走人。

杨智很会体谅人，万一材料写不好也没关系，他绝不会责怪和为难你，顶多重来。所以，那时为他做事，虽然很辛苦，但没有圧抑感，甚至很开心。

杨智在川青一待就是10 年。他后来因政绩突出，一路升迁，先是当县里的领导，后调任扬州市文化局局长，再后来又调到外地当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直至退休。记得几年前我和爱人去看望他，还送他一本我刚出版的书——《我心飞翔》，杨智就借题发挥说：“嗯，这书名好！什么时候我们再飞回川青看看？”

可叹，我的老领导杨智于4 年前去世！我们没有结伴再飞回川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