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释元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魏晋南北朝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丕作为魏国的开国君主，扮演着重要角色。虽在政治上不如其父曹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在文学上却有着多方面的建树。曹丕作为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与“建安七子”的关系尤为密切，并与“建安七子”共同完成诗文等方面的创作，形成了不同于当时的文学风格，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曹丕的诗歌除了内容之外，在题材上的成果也不容忽视。在文学批评方面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曹丕对文人集团的贡献

（一）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统一之后北方的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曹氏父子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文学修养，吸引大量文人聚集于北方，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操作为当时的政治领袖，无疑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开创者与缔造者，而曹丕对邺下文人集团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曹操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网罗天下英才。以“七子”为代表，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有所体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1]而“七子”中并不是每一位都奉行曹操的政治主张。陈琳曾为袁绍撰写《为袁绍檄豫州》以讨伐曹操，曹操在击败袁绍之后，因爱惜陈琳才华将其收为己用；阮瑀本持不合作之态度，却也“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2]孔融甚至公然反对曹操，也被杀害。“七子”或因政权或因战乱聚集于邺下。而曹丕与其父戎马一生所展现出的慷慨悲壮不同，便娟婉约更像是一个文人应有的文学风格。“曹杀文举”中表现出曹操强烈的政治手段，给予“七子”强烈的施压效果，而曹丕便娟婉约的诗风具有文人之间的贴切，“以文会友”与曹操“严刑峻法”形成对比。正是由于曹丕对待文人态度之不同和与文人集团的亲近，使得彼此之间产生的情感非同寻常。“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3]不仅体现出领袖的态度，更是知音难寻、互敬互爱的情感体现。曹丕与文人的诗酒唱和，流露出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推动文人集团的发展。

（二）促进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

身处建安文学中心的曹丕，在五官中郎将到太子期间，继承了思想理论体系的新道路：摆脱经学的束缚与古拙的写法，不以儒学繁琐的观点延续，从而转向文人诗的华美，选用清词丽句来表现语言的工丽，反映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生活、抒发真实情感，使文学道路更加开阔。由于创作形式的改变，建安时期文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独特的见解，对文章的特点、风格都有着更深入的研究。曹丕开文学批评之先河，建安文学的兴盛也与文学批评密不可分，文学的批评形成了思想的碰撞，对之后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以及诗歌的发展与推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曹丕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一）开便娟婉约之风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期，而建安时期可以说是“文学自觉”的开端。以“三曹”为代表确立“建安风骨”这一诗歌文学典范，为中国诗歌打开了新局面。曹操作为第一人，身处汉末动乱的时代加之特有的政治天赋，展现出同情民间疾苦的情怀和抒发自己能够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豪情与苍凉之感。而政治的胜利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表现出的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和想要一展鸿图的理想。因此这一时期多慷慨、悲凉之气。曹丕的诗作主要是在担任五官中郎将时产生，因随曹操南征北战看遍人间疾苦，便多了细腻、婉转之情，与其父形成不同风格。加之建安时期儒学传统地位发生动摇，重情感、重个性发展以及对自我的肯定使得曹丕形成不同于时代的风格：纤丽清新、深婉细腻，开便娟婉约之先河。内容之丰富、形式的多样使“建安风骨”得以用另一种艺术特色呈现，对丰富“建安文学”以及后来美学这一艺术范畴的发展提供条件。

（二）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

建安时期诗歌的特点与当时时代的特点略有相似：意境开阔，自由洒脱。主要是按照汉乐府诗歌进行发展，受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加强了抒情性。[4]七言诗起源于民间歌谣，从歌谣慢慢转变成文人笔下的七言新诗体，最早在《诗经》中有所体现，但《诗经》基本上是四言，七言甚少。《楚辞》多以七言为主，但大多数的句子中都有“兮”，相比七言诗还是有不同之处。七言诗产生于西汉时期，东方朔、刘向等都有作品传承，对七言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七言在当时并不算主体，流传较广的七言中，第一首是汉武帝时期的群臣联句《柏梁台诗》，第二首是东汉时期张衡的《四愁诗》。《四愁诗》全诗结构整齐、韵律和谐，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诗中每节的第一句仍有“兮”字，还未脱离《楚辞》的形式，直到曹丕的《燕歌行》才真正打破这一束缚。

曹丕的《燕歌行》其一最负盛名，全诗以第一人称视角透露出女主人公对远方丈夫的无限思念。“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开篇以深秋为背景，以景衬情，为全诗渲染萧瑟凄凉的氛围，给人以空旷寂寞之感。同时以秋景抒发离别与思念之情，体现曹丕的独特风格。诗的中间部分以对话形式展现，将女主人公的心理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女主人公的急切、思念与悲伤之情跃然纸上。结尾一语双关、升华情感，突出思念之切。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自言自语与思念之情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思念至深、凄凉哀怨的风格。细腻婉约、明媚清丽，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独开建安时期另一诗风。王夫之评价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5]。明代锺惺评曹丕“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6]。清代陈祚明评价曹丕诗篇“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7]，最能体现曹丕的艺术风格。

曹丕在艺术上的创新，使得《燕歌行》在七言诗的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燕歌行》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是“七言诗之祖”，七言诗从这里开始摆脱《楚辞》的形式，使七言独立存在于文学史中。明代胡应麟评“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8]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在诗歌形式上敢于创新，开七言之先河。《燕歌行》中句句用韵，格调婉转，虽用韵单调，但是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经过鲍照等人的努力，七言诗在南北朝文人的诗歌中日益繁荣，内容方面更为丰富宽广，艺术方面更为成熟精湛。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上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曹丕不仅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创新，而且在诗歌题材的创作上也极具特色。曹丕生活阅历的丰富，加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文化熏陶，使曹丕对所见所闻有多方面的感悟。题材的丰富反映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得以体会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极具现实主义精神。

曹丕的诗现存四十余首，按题材划分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诗》，描写细腻、文词富丽，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通过对所见之物的感慨抒发个人志向。第三类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如《燕歌行》，最能体现曹丕诗歌的水平，对后代歌行体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题材的多样化，为建安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曹丕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

（一）开文学批评之先河

《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专论。它涵盖了文学价值论、文学批评论及文体论等丰富的内容，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先河，并提出个人的文学主张，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时代。

《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1]曹丕提出了自古以来文人互相轻视、崇尚名声、不重实际，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应当审察自己以衡量别人，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通病来写文章。[9]曹丕将这一现象首次拿到文章中，提出了适当的指导，“审己以度人”及“贵远贱近”是对待文学应有的态度，抨击徒慕虚名的文学思想，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七子”这一概念，确立“七子”的文学地位，在点评人物中形成独特思想，对之后《文心雕龙》《诗品》等批评著作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二）提出“文气”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文章以“气”为主导，气又分为清气和浊气，不是可以出力就能容易取得的。即便是父亲和兄长有很高超的个性与气质，也不能完全转移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在汉末盛行对人物进行品评，“气”是人物品评较为常见的概念，包涵了人物的个人修养、气质以及才能等多个方面。曹丕的“文气”受到人物品评的影响，在文章的品评上也逐渐形成这一观念，强调了文学创作和个人气质是密切相关的，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因此，“文气”说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思想上的转变，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把文学创作推向了美学的范畴。

《典论·论文》中的“文气”从“才”和“性”两方面论述个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气”是每个作家单独具备的，是不同的，是由“性”的不同所导致的。例如建安七子中正是因为各自的“气”有别，个性有别，而且是自然形成不易改变的，他们的创作才有着风格的不同。曹丕正是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建安七子”的才性与“文气”之间的关系。[4]

曹丕将“文气”分为“清”与“浊”两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曹丕在对“七子”的不同品评中也表现出他对建安时期雄浑刚强的文学风格持赞赏和肯定态度，而这种肯定也与当时时代所展现的豪迈自我密不可分，同时也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使得后世渐渐推崇这种刚强的文风。“文气”是文章的关键，曹丕提出的这一观点赋予了文章以新的地位，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后世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肯定了文学的历史地位

曹丕对文学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提出文章的“不朽”，是比“立德”和“立言”还要重要的事情，在思想上提高文章的地位。儒家提出的“三不朽”中，以“立德”为首要，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可见在当时流传的思想中，“立言”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立言”只是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根本就是为“立德”所服务。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是给予了“立言”空前的地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曹丕对文章进行高度的评价，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时代，曹氏父子对文学的重视，促使当时聚集了大量的文人作家，形成“文人集团”，包括《典论·论文》中提到的“七子”。曹丕在继承其父的政治成果之后，加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当时更多的文人进行创作，领导建安文学的发展。

建安时代的诗歌发展迎来了高潮。身为文学家的曹丕，不仅激励着建安文人们进行创作，同时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创作了丰富的诗歌类型，形成对后世较大影响的理论体系，取得了辉煌成就。对于人物的理解与评价，应当先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具有的社会风气，不能仅凭个人情感对作家下绝对的、片面的评价。曹丕以其独特的地位及个性，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曹丕不仅为建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而且在诗歌史留下壮丽篇章，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