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内传播作为传播学科讨论方向之一，其概念的合法性仍然饱受争议。学界对其概念的批判，主要包括与认知心理学讨论重叠、不能满足传播的结构以及面临二元论的境地。自我对话的视觉图式往往建构了我们对人内传播形式的误解，作为其他传播的基本形式，人内传播既要正视自我一元性的现实要求，又要能解释对话的形式隐喻，有必要再思考以传播预设的空间范式为基础存在的问题。在时间传播的范式上，人内传播既能够在时间的现在性中完成统一，又能够面向将来实现主体对话，具有较为清晰的自我传播路径。

【关键词】人内传播  时间性  统一性  元层次

传播学科中，对“人内传播”概念的认识存在分歧。认为“人内传播”这一传播研究范式成立的学者，支持一种交互性的定义，即：人内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1]陈力丹认为，人内传播应该是一种自我互动，它“是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2]在这种定义下，人内传播也就成为了其他传播活动的基础，但人内传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内外交互的根本性质，而是个体内部实现“传播”的具体模式，也即是说，个体是如何自我沟通从而处理外界信息的。

一、人内传播的讨论路径及问题综述

对人内传播模式的解读，一般可以从两种路径分析：一是在生物学结构上讨论人体内部交流活动的实在性；二是从精神主义的角度，考察意识与思维活动，能否满足人内传播的性质。但这两种路径都不乏存在一些关键问题，并不足以独立解释人内传播模式。

“人内传播是这些其他交流形式的基础，而人内传播只是借用了传播中的几个主要概念和词汇。”[3]信息沟通、发送者、接收者……通过这些隐喻的形式来描述人内传播，是一种更加强调空间形式在场的“自我互动”。学者林之达较早对人内传播的概念展开批判，称其是在重复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工作。郭庆光在援引立川敬二《传播的结构》中指出人内传播已经具有生理上的系统性，人体作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能够完成信息输入到信息输出的处理过程。从感官接受到信息理解再到输出，人内并没有完成发送-接受这个形式过程。这个活动只能被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端，无法解决传播主体的问题。这样一来，生理结构就无法既解释人内传播的模式，又满足“传播”的概念。

生物符号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不是唯一能够进行信息处理以及符号化输出的物种。托马斯·西比奥克指出，意义建模“是整个有机世界的特点……所有动物的主体世界与内在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反馈联系，都是由体现一个物种特点的具体生物性所创造和维持的”。[4]按照生理结构的解释逻辑，人内传播只要满足信息入-输出这一环节便能成立，那么对于同样能接受符号刺激并输出信息的其他物种来说，是否同样具有内部传播的形式特征？

精神主义的路径，即：考察人的意识或者心理活动，将自我互动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对象抽离出来，通过概念模式来描述人内传播。一种方向将自我沟通建立在内外互动基础上，人内沟通的一端是相对私有的、个人的“我”，另一端则是联系的、社会化的“我”，自我形成于这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因此对“自我”的解读出现了一种情况，交流并不会发生在独立的、完全的、统一的个体之间，而是发生在抽象的概念之间，然而这些概念术语在现实意义上无法被当作不同的个体。所以问题在于，一旦我们思考人的自我互动，或者交流，就不免落入一种前提假设：此“我”是与非此“我”的对象在互动。

通过将自我的信息沟通渠道对象化，自我的统一性被隐藏了。这种二元性对于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实际上不过是语法层面的。精神主义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语言的隐喻当中，无法求证其实在性。“身心难以分离，其间的‘传播自然也就无从谈起。”[5]实在本身是统一的，并不会存在意识的抽离与划分，二元论倾向与我们实在的自反性对话的确出现了矛盾。在精神主义这里，概念与思维取代了统一的主体。我们确实能够与自我对话，反思、内省等都是实在的思维活动，但当我们尝试去描述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精神主义的悖论之中。如果要重新考察人内传播，我们免不了要重新思考自我的统一性问题与传播的主体性问题。

二、人内传播的关键问题：自我的本体性质

（一）自我的间性本质与时间性线索

对人内传播的解读，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对乔治·米德关于“自我”精神的讨论基础之上。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多次表示，“主我”与“客我”的传播模式并不就是说自我，而是一种话语，用于揭示个体与外界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形成自我。米德直接对自我的客我经验展开分析，选择“不打算提出个体如何可能既是‘主我又是‘客我这个形而上的问题。”[6]但这一回避很大程度上就是导致人内传播概念被划作二元论、被批评的源头。

米德在其思想中是观点明确的，但同时又是有些隐晦的。他一方面明确知道无法将自我论证为实在性的“主我”“客我”，但同时他又详细解释了二者是如何产生互动并如何表现自我的，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的路径，强调“探讨这一区分的意义”而不是“这一区分的实在性”。米德更想通过这样的表述来陈述一种事实：自我认识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人内传播也无非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拉康在表述主体间性的观念时，强调“自我”作为整体依赖的“他性”。人内传播的“主体间性”是概念层面的，是“自我”对话甚至存在背后的必然性质，但与他者的“反应间”关系实际上并不呈现在“人内交流”这一活动的任何形式当中，“间性”关系不能作为对话的形式依据，但必然是对话形式的底层逻辑。对“自我”或者说“主体”的解读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线索：时间性。马丁·海德格尔提出了将来、曾在、當前的时间三维，他认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曾在源自将来。[7]“将来”是一种存在的性质，而不是到某时才成为“现实”的现在。也即是说，“将来”是一种势能，首先“曾在”能够存在的条件，就是“将来”的存在，“将来”甚至大体引导着对曾在、现在的解释以及构成。主体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拥有自己的过去，过去的意义必然取决于将来的揭示，正如我们的记忆并非一种“经验”，而是源自未来的创造。

“将来”和“他性”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主体间性”是自我的存在的逻辑，“将来”才会被作为时间论的首要因素。拉康的镜像逻辑其实同样也可以表现为时间逻辑，因为“他者”实际上就是在营造一种预期，所以拉康也认为，主体发展是时间性的、“预期”和“回溯”相交织的。

自我时间性的重要线索即：自我始终面向将来。既然讨论时间性是为区别二元论，在时间性的条件下自我又统一于何处？个体关于“自我”的有效知觉就是统一的现实性。“作为这种更迭的东西，现在却也同时显示着它自身的持驻的在场。”海德格尔把“将来”作为存在的首要条件，但他也明确了“现在”的实在地位，这说明另一个重要的线索：自我统一于连续的现在。“自我”统一于现在性的时空当中，但同时又沿着时间维度而“展开”存在，于是，我们在确保自我统一性的同时，又看到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二）重新看待人内传播：与时间对话的自我

我们对于自我对话的普遍理解，很多时候正如影视银幕提供给我们的形象一样：出现两个自我分身在交流、镜子中的“我”异化为他者与人物展开沟通、自我与心魔的对话、黑白天使在做选择时抢占着主导性……人内传播的隐晦性使得银幕叙事在和观众沟通时不得不呈现更为直观的画面。这种直观理解也建构了我们对自我对话的误解，认为“自我对话”就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种理解的背后逻辑仍然是自我的变化，当我们尝试理解直观的“两个自我”的对话之时是在表明，人物有某些待确证的信息需要询问自己。而这个询问一旦发出，其实不是面对的镜子里的另一个自我，而是在召唤“将来”。

人内的对话似乎只能存在于连续的时间意义上，自我在时间中“展开”提供了另一种对话的可能性——与时间对话。当我们考虑“自我”的信息流动不是空间主导下的传播范式，而更重要的是时间原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自反驱动以及发展、更新。传播的时间倾向内在表现为自足性，英尼斯率先区分了“时间的传播”和“空间的传播”，相比之下，“时间性”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承接关系。个体既要保持人格稳定与统一，同时在“他性”影响下面临更新，就必须在人内传播中采取传播的时间逻辑。

诺伯特·威利（Norbert Wiley）在《符号自我》关于自我对话的重要论断是：当下我（主我）向未来我（你）谈论着过去我（客我）。对话的本体性质就是面向将来的正如威利所说的“向未来我”。“将‘你这个单词被运用到你自身，你会感觉到有时你在向未来的你说话，并且会发现阐释项的不断涌现。”[8]皮尔斯的“你”这个隐喻，一方面表明了对话存在一种既是自我，但又区分于当下统一自我的“对象”，使得对话得以实现的同时确保自我的统一性。传播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之上，人内传播则不取决于在同一层次的自我分裂，而表现为连续时间流中的对话：

首先，自我如果能够始终面向将来，那么对话则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意义与驱力；此外，自我始终统一于连续的现在之中，个体就是当下的有机体，对话则具有了可理解的现实性。

三、人内传播的关键形式与路径模式

（一）元层次：人内传播的形式论

个人内部的对话是必然发生的：镜像对话、写日记、内心独白、思考和理解、内省、做梦……人有思考、信息处理、与环境互动，是什么将这些内部事件区分开来，哪些是人内传播，哪些不是？在此需要引入人的元层次的“自反性”概念。威利将“自反性”分为两个层次：第一秩序和第二秩序。第一秩序是关于“日常思想”的交流，第二秩序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的交流。我们可以假设，当下的“我”发出一个命题，并就此展开思考活动：

①第一秩序的自我沟通：

“今天上班是坐地铁还是打车？”

提出命题其实在质询“将来”，给到一个解释，这种解释建立在对过去的创造性回忆上：“昨天打车由于堵车也没有快多少，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地铁可能会挤不上去。”

下一个“现在”给到关于这一命题的解释结果，“自我”在时间中完成沟通：“算了还是打车吧，外面下雨了。”在这个发出与解释的过程当中，人内传播的实在性得到解释。

②第二秩序的自我沟通：

“我昨天那样考虑好像不太对，结果还是迟到了！”

同样，受到质询的“将来我”在创造性的回忆基础上反思了自我行为：“下雨天打车其实更容易堵，下次我不能这样考虑了！”可见，威利所区分这两个“层次”其实并沒有本质上的差异。时间流中的对话，首先是要面向将来的“自我”，而“创造记忆”本来就是在召唤“曾在”，人内沟通的整个形式本质上就是“元层次”的，因此，将“元能力”与人内传播直接挂钩，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作为有机体统一性的动物，不能表现出“内部沟通”。

（二）人内传播的路径图式

刘金星（2008）提出了人内传播的“蛋式模式”，认为人体的生理组织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的功能，通过这个功能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产生的结果再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 但这个模式是建立在生理系统基础之上，并且指向内外交互的概念的，并不能解释内部对话形式。在反思的过程中，个体自己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接下来在思考的过程中个体给了自己一个解释……“我”发出对现在这个信号的指令——“我”调用相关信息进行解读，“我”的对话永远处在连续的时间流中，神经系统创造的记忆拥有这种连续性，人内互动无非就是人不断实现变化与发展的过程。“现在性”的自我是统一的发出者，“将来”则是接收者，“曾在”永远被创造着，从而翻新纳入到“将来”的范畴，支持着我的对话。作为统一的有机体，我们必然要考虑生理维度的信息处理，并且在时间性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就可以明晰人内传播的具体模式（见下图）：

四、结语

人内传播既要正视自我一元性的现实要求，又要能解释对话的形式隐喻，有必要再思考以其他传播预设的空间范式为基础存在的问题。作为传播的基本形式，与摆脱二元论的纠缠，二者是彼此互证的。本文正是在考察人内传播的现有研究时，发现学界仍然存在大量争论，部分路径既想坚持一贯的传播研究思路和传播结构链条，又想解决基础性的内在对话，其概念便可能存在无法自洽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时间性的角度尝试解释了人内传播的形式，其中不乏一些综合考量的不当之处，但时间性的范式可能是人内传播更为合适的讨论方向。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1.

[2]陈力丹，陈俊妮.论人内传播[J].当代传播，2010（01）：9-13.

[3]Cunningham，Stanley B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Review and Critique[J].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1995，15（1）：597-620.

[4]西比奥克，德尼西.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M].余红兵，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391.

[5]聂欣如，陈红梅.“人内传播”再商榷[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2）：109-120.

[6]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88.

[7]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77.

[8]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M].文一茗，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230.

作者简介：刘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白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