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超

近年来，关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的争论，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理论热点。这一争论在字面上表现为“《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之争。当然，切入争论的视角很多，比如赵士发教授、赵欢博士大作《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误解及其理论效应》一文（以下简称“赵文”）就以《资本论》的辩证方法为切入点去探讨《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并指出对辩证法的理解是理解《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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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首先辨析了《资本论》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考夫曼并不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其次剖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伯恩施坦也不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这两个批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差不多是共识，所以考夫曼和伯恩施坦可能并不是“赵文”最主要的“靶子”。“赵文”主要批评的还是当前学界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并惊讶于这一争论“竟还有市场”。但“赵文”认同主张《资本论》是哲学著作的一方，反对的则是主张《资本论》是科学著作的一方。①“赵文”列举的后一方的代表性文献有张旭、常庆欣《〈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驳〈资本论〉哲学化》《〈资本论〉哲学化解读再研究》和拙文《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兼复曲达博士》。但从“赵文”最后提出的两点批评意见——“对辩证法的误解导致轻视辩证法、轻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误解导致迷信自然科学、迷信科学”②——来看，该文最主要的批评对象还是拙文。“赵文”批评考夫曼和伯恩施坦意在指出，他们一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今天仍然有人在犯，比如笔者。

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学术批评，能够成为学界前辈和同仁学术批评的主要对象，对笔者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肯定。因此，笔者有必要作以回应，以求尽可能地消除误解，最大限度地达成一致，共同推进对《资本论》科学价值和哲学意义以及二者统一的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尝试指出“赵文”论证中的缺陷和错误，再正面阐述笔者对“赵文”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关于“哲学”“科学”及二者关系的理解、关于唯物辩证法和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基本观点，最后简要说明《资本论》理论性质争论的重要意义。

一、“赵文”论证中的缺陷和错误

第一，“赵文”批评笔者不理解辩证法，也不理解哲学和科学，但“赵文”自己却并未清晰表述它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赵文”认为哲学就是辩证法，马克思“两个发现”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也来自于唯物辩证法，但这些说法都是泛泛的描述，至于唯物辩证法又是什么，“赵文”没有明确阐述。简单地说，“赵文”没有给这些最关键的概念下一个清晰的定义。而“赵文”对伯恩施坦的一点批评恰能说明它不下定义的原因。“赵文”批评伯恩施坦“从定义出发考察客观事物”“而不是从实际的现实运动出发”。③笔者无意为伯恩施坦辩护，只想单纯讨论“定义”与“现实”的关系。

认识来源于客观现实，检验认识的标准也是客观现实，“定义”本身也是认识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中，“定义”就不能成为出发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和牛顿《原理》开篇第一件事就是给若干基本概念下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欧几里得和牛顿的认识不是从“现实”出发的，不意味着他们的“定义”是凭空想象的。马克思《资本论》虽然没有采取《原本》和《原理》的叙述方式，但也给“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概念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我们不能凭空给“科学”捏造一个定义，至少需要通过对科学史的实际考察才能理解科学。但一旦我们通过这种考察形成了关于科学的理解，也就得到了“科学”的定义，此时我们再从这个定义出发去检验一种学说是科学、非科学还是伪科学，就完全可行了。显然，“赵文”割裂了“定义”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赵文”认为伯恩施坦与黑格尔在科学观上是互相反对的，这没问题。但“赵文”接着推理道：“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马克思、恩格斯——想必也会认同黑格尔”④，这是什么逻辑？辩证法与科学观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也认同他的科学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关键就在于恩格斯证明辩证法不来源于头脑，也不来源于所谓“绝对精神”，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固有的发展规律。而证实这一点的，正是以“19 世纪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黑格尔无论在科学观还是具体科学观点上都与自然科学对立，所以很难如此简单地就断言马克思、恩格斯认同黑格尔的科学观。

第三， “赵文”批评伯恩施坦“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按照伯恩施坦的科学观，则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⑤，但他又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若如此，那伯恩施坦确实是陷于非常低级的自相矛盾之中了。但从伯恩施坦的科学观中，能推出“社会主义是科学”这个结论吗？伯恩施坦认为，“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但他还追加了一个补充条件，即“只要一种学说体系的前提和目的包含着超出无倾向性认识之外的因素，那么科学的形式就还不能使它成为科学”。⑥这表明，“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只是一种学说成为科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无倾向性”则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按照伯恩施坦的科学观，社会主义乃至一切“主义”有倾向性，所以不是科学。我们可以反对伯恩施坦的科学观，更反对他对社会主义的判断，但他的科学观和具体判断并无自相矛盾之处。

“赵文”批评笔者像伯恩施坦一样“偏爱”科学，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就学科意义而言，笔者只是说《资本论》应归属于政治经济学而非哲学，这与偏爱何者无关。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不是科学尚可争论，只有在我们都承认它是科学的前提下，才会从《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推出它是科学。如果我们证明政治经济学是哲学，则《资本论》就是哲学。但这样一来，《国富论》等著作也就都是哲学了。这正是两篇拙文论证的要点所在，即不关心《资本论》研究对象实际的性质，只是推理出它与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具有相同对象㉔，这就足以证明，说“《资本论》是哲学著作”，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聊的。

第四，“赵文”认为，在笔者的认识中，“哲学与科学是相分离的，是一对几乎相互独立的、此消彼长的概念”⑦，或许是担心读者或笔者不理解“相互独立”的意思，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作数学普及：“相互独立”是“数学概率论中的概念。两个事件相互独立，即意味着它们的发生过程互不相干，互不影响”。⑧若如此，笔者所理解的哲学与科学怎么又是“此消彼长”的呢？虽然“相互独立”和“此消彼长”这样的词语人们都能理解，全无必要用数学概念来解释，但“赵文”如此做，笔者也只好仿效。“此消彼长”用数学概念来说就是“反比例关系”或“负相关”，总之是有密切关系的。说在笔者的认识中哲学与科学既“相互独立”又“此消彼长”，恐怕是自相矛盾的。

第五，“赵文”批评笔者“所理解的辩证法仅指哲学中的一种思考方式，而不是哲学自身，认为辩证法既不等于哲学，哲学也不等于辩证法，认为运用辩证法并不是在做哲学思辨”。⑨“赵文”对笔者观点的表述是完全准确的，只是不知拙见何错之有？一方面，形式逻辑就是哲学中有别于辩证法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哲学怎么能仅仅等于辩证法呢？另一方面，恩格斯曾指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⑩，尽管“屈指可数”，但自然科学家是可以也应该运用辩证法的。难道自然科学家一旦辩证思考就变成哲学家了？所以辩证法怎么能等于哲学呢？运用辩证法怎么就一定是在做哲学思辨而不可能是科学实验呢？列宁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⑪，但我们从中完全分析不出“辩证法=哲学”或“哲学=思辨”的意思。⑫

第六，“赵文”批评笔者误解科学，“毫无掩饰地认为自然科学的特征就是科学的特征”⑬，比如拙文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数量化使之具有科学特征，“赵文”则认为“数量化”与“数学化”不同。但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要紧的区别，“赵文”却没有正面阐释。《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等科学史著作在论述近代科学先驱对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功绩时，都没有区分“数量化”与“数学化”。不是说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要紧的区别。再者，《资本论》是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取决于这里的“自然科学意义”是什么意义。如果它指的是以自然界为对象，运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那么《资本论》乃至整个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当然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如果这里指的是在自然科学中率先实现的数量化（数学化）和可检验性等特征，那么《资本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原则上都可以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⑭最后，笔者十分期待“赵文”作者用另一篇文章来阐述“现代数学与哲学的十分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⑮，不过这里必须提前指出，与现代数学关系紧密的哲学是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哥德尔、塔尔斯基等人的哲学，而不是黑格尔的哲学。虽然都顶着“哲学”之名，但罗素等人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恐怕不是一个“哲学”。“赵文”求援于“现代数学哲学”以证明现代数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恐怕是偷换概念。

总的来说，“赵文”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证明拙文对辩证法、哲学、科学等概念并不理解，或理解有误。相反，“赵文”不仅没有给这些概念以明确的界定，反而还存在若干逻辑推理上的错误。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赵文”对这些问题就是“误解”或“不解”，只能说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说只有自己才真正理解辩证法，这本身就不是辩证法的态度。下面，笔者将尽可能清晰、确切地阐述对“赵文”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的理解，以求消除误会，达成共识。

可见，“哲学”与“科学”两词至少有以上三组不同含义，自然也就存在至少三种不同关系。在泛指“知识”的意义上，“哲学”与“科学”两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作为学科或学科集合，哲学与科学是分工、互补的关系；但作为学科或学说所能达致的更高水平，人们往往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哲学”与“科学”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而针对它们的不同含义，我们又能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知识”的代名词从“哲学”变成了“科学”？为什么“哲学”名下的学科越来越少，“科学”名下的学科越来越多？“哲学”与“科学”究竟何者代表更高水平？它们又在什么意义上才代表更高水平？等等。

二、关于“哲学”“科学”及二者关系的理解

在“赵文”所引的两篇拙文中，笔者较为简略地表述了自己对“哲学”“科学”及二者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在拙文《“科学”意谓一种标准——与邓晓芒教授商榷》《如何理解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自然哲学〉看科学与哲学的分野》《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一元论理论观》以及笔者编著的《科学主义文献选读》的三篇附录《哲学能否成为科学？》《从卡尔纳普概念理论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是科学在原则上不可能回答的”吗？》中，得到了更为详尽但仍不完善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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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科学”及二者关系，笔者的前提性观点就是，这两个词或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多种不同含义，因此，给它们下定义不能一概而论，它们之间也没有唯一确定的关系。比如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科学”都泛指“知识的总汇”或“系统化的知识”。再如各种《哲学史》和《科学史》中的“哲学”与“科学”就不是泛指“知识”，前者一般记述柏拉图、康德等“哲学家”的思想，后者则记述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的思想。当然，很多思想家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但他们的哲学学说和科学学说在不同的历史中还是能够划分出来的。所以，在这些语境中，“哲学”与“科学”分别指不同的学科或学科集合。又如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科学”既不泛指知识，也不专指某一学科，而是指一门学科或一种学说所能达到的更高水平。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哲学”代表更高水平，常说某学说“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一些学者正是这样评价《资本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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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再分析“哲学”与“科学”两词的第四组含义。拙文《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自然哲学〉看科学与哲学的分野》提出，牛顿《原理》与黑格尔《自然哲学》都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牛顿的《原理》叫“自然哲学”，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属于他的“哲学科学”，但为什么今天人们称前者为“科学”而后者为“哲学”？区分的依据何在？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自己就提供了答案。他认为他的自然哲学与牛顿的物理学就研究对象来说其实是一回事，区别则在于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今天人们对二者所作的区分正是依据于此。对于同样的对象，伽利略、牛顿以数学和实验为主要方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则主要只依赖于纯思辨。⑯沃尔夫也指出，古代哲学依照研究方式的不同日益分化为“精密科学”和“纯思辨的哲学”。⑰历史和逻辑都足以证明，一门学科只可能由纯思辨的发展为数理的和实证的，而不可能相反。如果我们将数理的和实证的研究方式称为“科学”，而将纯思辨的方式称为“哲学”，那么显然，“哲学”名下的学科会越来越少，“科学”名下的学科则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一趋势之下，“知识”的代名词也就由“哲学”变成了“科学”。就某一学科而言，“科学”显然意味着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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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与“从事实中发现联系”。㉕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与《国富论》等一样，都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的科学，而不同于从头脑中想出联系的思辨哲学。在“科学”与“哲学”分别指称两种不同研究方式的意义上，笔者可以公开声明更“偏爱”科学。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相反，近现代科学是脱胎于古代思辨哲学的，没有纯思辨的哲学就不可能有精密的、实证的科学。可以说，并不存在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科学不过是哲学自身发展或自我扬弃的成果。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这个说法只是说明了哲学的归属，它并不是一个“属加种差”的定义。神话、艺术、习俗、常识等也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但它们不是理论形态的。而神学不仅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同时也是理论形态的。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的世界观则是由科学塑造的。可以说，神学、哲学、科学都以理论的方式塑造人们的世界观，都可以说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世界观”这个范畴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或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也可以选取其他标准而作出其他方式的划分。这样，说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世界观、方法论都没问题，但若说它们必定是哲学就不对了。比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可能来源于某种哲学学说，也完全可以来源于神学；同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可能来源于哲学，但也完全可能来源于科学。

三、关于唯物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解

只有澄清“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世界观”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恩格斯会说“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㉖因为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和他的世界观无疑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现代唯物主义，但这种世界观并不是哲学思辨的产物，而是科学证实的结果。

“干嘛要说呀，搞得我好像故意破坏女神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只是杨蓉跟领导公子谈恋爱，还来找老齐买肉，我当时就告诉她，老齐都知道你的那些事了，以后别来了。”

在通常的理解中，并用集合的术语来说，唯物主义集合与唯心主义集合的并集就是哲学这个集合，或者辩证法集合与形而上学集合的并集也是哲学集合。而辩证法集合与唯物主义集合又可以产生交集，即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抑或现代唯物主义，这个交集当然是属于哲学这个集合的。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上述分析表明，“哲学”与“科学”两词在不同语境中有多种不同含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因而不同。所以，说《资本论》“是科学不是哲学”“是哲学不是科学”或“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都需要在明确它们的含义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立。⑱就“哲学”与“科学”作为不同学科来说，这个问题就表现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主要问题究竟是与《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一脉相承，还是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等一以贯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⑲，“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⑳他在向库格曼介绍这一卷出版情况的信中说：“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㉑恩格斯也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㉒，并以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舍勒的关系去类比马克思与前人的关系，从而说明“剩余价值”发现权的真正归属。那么这里的“前人”指的是斯密、李嘉图，还是康德、黑格尔呢？可见，仅就研究对象或学科划分来说，《资本论》无疑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于拙文的这个观点，“赵文”认为笔者割裂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尽管跨学科、学科融合是现在的潮流，但事实却是，从古至今，学科划分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所谓“跨学科”的结果不是使两个学科融合为一个学科，而是又制造出第三个学科。学科统一的理想㉓或许未来能够实现，但至少在今天还未实现，更不用说马克思的时代了。

总之，“哲学”与“科学”究竟是“对立”还是“统一”，取决于这两个词在具体语境中到底是什么含义。“赵文”只是批评笔者割裂哲学与科学的统一关系并偏爱科学，既不考虑笔者用词的语境，也未给出自己明确的理解，使笔者既不信服又很糊涂。

在“赵文”所引拙文中，笔者并未专门谈及唯物辩证法和现代唯物主义。关于这些概念，笔者在拙文《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说了什么新东西？》《〈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一词是否适合称谓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转向”》《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论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拙著《“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中提出了较为明确但仍不完善的观点。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断，并以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为依据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且恩格斯显然认为马克思与他的观点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据此人们很自然就会“推出”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学说。但紧接着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时候，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虽然唯物主义和可知论是正确的，但真正驳倒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却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和可知论“哲学”，而是实践。但这个“实践”并不是所谓“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等任何与“实践”相关的哲学，而是——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确——实验和工业。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㉗

在实践中，一些法定评估业务的委托人为了使评估对象评出预期的高价或者低价，达到非法目的，往往对评估专业人员施加非法干预，操控评估结果，使评估活动无法做到独立、客观、公正，无法起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为此，本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委托人不得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专业人员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根据本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非法干预评估行为和评估结果的，评估专业人员有权拒绝。同时，根据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要求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结果情形的，评估机构有权解除合同。

由此可见，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其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不仅唯心主义哲学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唯物主义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否认从头脑中能够想出正确的联系，古代哲学中很多天才猜测都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原子论，但它们也仅仅是天才的猜测而已。真正“最令人信服的”判决必须由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做出。正因如此，恩格斯才说，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㉘这里的克服显然指“从现实中发现联系”的科学形式对“从头脑中想出联系”的纯思辨形式的克服，保留的则是辩证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现实内容。

这个分析足以解释为什么恩格斯在被人们称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费尔巴哈论》中，通篇不曾使用“哲学”一词去称谓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因为就“哲学”指的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的纯思辨活动来说，恩格斯根本不认为马克思和他的工作是哲学。

“赵文”批评笔者不理解唯物辩证法，迷信自然科学，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分析自然科学对于唯物辩证法究竟具有何种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那么这两种形式的辩证法是否在“理论硬核”上有根本区别呢？并没有，至少在马克思本人看来没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㉙，“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㉚，“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㉛“全面地”“有意识地”“一般”“真正”“基本”这些词足以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内核是同一的，否则也不能称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为“合理内核”。这两种形式的辩证法的区别则在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外面是“神秘外壳”，马克思、恩格斯则要以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重塑辩证法。

马克思没有如愿写成一本专门阐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在运用和构建辩证法方面，他的工作也主要集中于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数不多地几次提到，在经济现象中“质量互变”和“否定的否定”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得到了证明。但这些证明本身并不能将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因为黑格尔也主张人类社会历史是辩证运动的。甚至只是说明自然界是辩证运动的也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了构建唯物辩证法，就必须证明自然界是辩证法的唯一来源。这正是恩格斯试图在《自然辩证法》中完成的使命。为了说明自然界本身就是以辩证规律来运动的，除了援引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是没有别的办法的。于是，恩格斯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了当时自然科学各学科（以及数学）的最新成果。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恩格斯最终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但除了表明辩证法是自然界固有的运动规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构建唯物辩证法？而除了求助于自然科学，又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辩证法是自然界固有的运动规律？“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㉜

离开19 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真正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而没有19 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也不会有系统化的（而非自发的、朴素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曾指出，15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自然科学考察自然的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㉝可见，无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都表明：“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只要我们保持明确区分“哲学”一词的不同含义的自觉，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今天的语境中用“哲学”这个词表示“世界观”，或者某种具有普遍性、根本性、总体性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的（当然也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当然也是辩证的）历史观，亦即现代唯物主义。但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分就是明确的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但这种区分并不是“割裂”，依据研究对象而将《资本论》划归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领域，并不影响我们承认其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样，某一具体学科的著作中蕴含着哲学思想，也不影响它原本的学科归属。否则就没有任何一本科学经典或文学经典不是哲学经典了。

四、结语：《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的现实意义

“赵文”和曲达博士的论文都认为关于《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判断并没有一条绝对客观的标准，只能说人们理解这个问题所依赖的背景知识、思考角度、理论立场等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认为这一争论没有意义，学者们还是为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推进《资本论》理论性质研究贡献了力量。

《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并不是孤立的学术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史背景。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就曾发生过数次关于经济学理论性质和方法论性质的大规模论战，涉及归纳与演绎、证实与证伪、实证与规范等多个方面，很多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李嘉图、门格尔、杰文斯、马歇尔、老凯恩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都参与其中。这些争论的影响非常广泛和持久，而且至今没有定论。又如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或科学化与哲学化的争论，其影响亦深远。《资本论》的理论性质之争恰好可以认为是这两大论争的交集。而这两大论争的背后则是历史更悠久、影响更广泛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普适性的争论，亦即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众多最杰出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人文学者都参与其中，产生了声势浩大的“百科全书”运动、“统一科学”运动等，反对力量也非常强大。20 世纪20 年代，在中国的学术大地上也掀起了一场“科玄论战”。这些争论至今未有达成广泛共识，但却推进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即便不考虑这些争论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仅就作为一系列学术争论来说，它们也是意义重大的。

而对于在今天理解、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事业来说，这些争论就更有意义了。应该说，就“科学”一词的宽泛意义而言，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没有人会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若说这个“科学”是以精密的、实证的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则很多学者就不同意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否认它的科学性。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什么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显然是在以精密的、实证的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意义上谈论的。因此，只要我们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那么就等于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否定。至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基于哲学的）超越性”“道义力量”“政治哲学意蕴”等价值，不用我们捍卫。因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千年伟人”第一名的殊荣不正是他们评选出来的吗？他们究竟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还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和人格是伟大的，才作出这样的评价呢？笔者在多篇拙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的美国学者宾克莱的一句话，或许能够给出答案：“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㉞

笔者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去理解《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是希望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和关于历史必然道路的学说（即唯物史观）没有降到被人遗忘的地步；希望能够证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极力赞美“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是因为他们惧怕“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