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晔

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1877年4月温州被迫开埠，同年英国在温州设立领事馆。1883 年初，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被任命为英国驻温州领事馆署理领事，1885年初调任驻朝鲜领事。在署理温州领事的两年内，庄延龄对温州港的内陆腹地，也就是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开展了三次长途考察，或乘船或徒步，或观察或倾听并写出了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于1885年发表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84 年卷）①三篇考察报告的题目分别是"A Journey in Chekiang", "A Journey in Fukien", "A Journey from Foochow to Wenchow through Central Fukien", 发表于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884,New Series, Vol XIX, Part I 的第27-53 页、第54-74 页和第75-93 页。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c1.c079489393&view=1up&seq=9&skin=2021，描述了考察途中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民风乡情、重要物产、市场潜力、税赋厘捐等，从中可以窥探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华外交领事官员的视角和关注点以及当时闽浙两地的自然社会经济状况。

一、庄延龄闽浙考察的背景

据Maria Bugrova的研究②Maria Bugrova，British expeditions to China and its tributaries in 70-90-s of the XIX century，address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ICANAS-XXXVIII）, 2007, Ankara.，从19世纪70 年代到90年代，英国对中国和周边国家进行了30 多次有组织的探险考察，推动这些考察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在远东扩张过程中，遇到了以法国、德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强大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中国西南、西北、东北等边陲地区和东南沿海，英国亟须深入腹地扩大势力范围，以确保其在华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英国经历了经济衰退，以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新的海外销售市场。统计显示，1874—1876 年期间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年均增长仅1.4%；1880—1884年期间增长则近乎停滞，人均GNP甚至出现下降①[英]马赛厄斯、波拉德著，王宏伟、钟和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工业品出口在崇尚自由贸易的英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从19 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英国对欧洲和美国出口总价值下降，于是对亚洲和非洲贸易的重要性显著上升。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温州、北海、重庆、芜湖、宜昌等口岸开放对外通商，这些被寄予中英贸易新增长点厚望的新口岸自然成为英国外交部和在华外交官的关注重点②[英]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庄延龄的三次闽浙考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一）对华贸易商人（俗称“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之争

两次鸦片战争的经验证明对中国使用武力以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效不大。从1865 年到1884年，英国对华出口货值由5380万关平两增加到6571万关平两，年均增速只有1.06%。其中，以工业品为主的英国对华出口货值由1114 万关平两增加到1695万关平两，年均增速2.23%③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4-1595页。。如果考虑到银两对英国对华贸易，特别是工业品贸易的缓慢增长引发了巨大的焦虑。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对华贸易商人（俗称“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之间就此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的认识是完全对立的。

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对华贸易商人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市场需求庞大，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印度，成为曼彻斯特工业品的重要出路和英国投资的关键场所。在他们看来，阻碍中英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制度性因素，是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的制约使得中国市场的经济潜力不能得以实现。一方面，英商不能自由地在中国内地居住和贸易，商业无法深入广袤的内陆腹地。另一方面，清朝地方政府征收的厘金和其他内地税不合理地增加了外国商品成本，扼杀了贸易机会。因此，对于上海和伦敦的“中国通”，以及那些受他们宣传因而相信神奇的中国市场的某些曼彻斯特企业家来说，要求的是积极进取的政策——强制要求中国进行改革，要求合乎英国条件的不受限制的贸易，要求铁路、电报以及矿山的特权——甚至冒着使中国崩溃的风险也在所不惜④[英]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43页。。

英国外交部认为，在19 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活跃，百姓贫困，购买力有限，与中国家庭手工业品相比，英国工业品价格高，市场需求很小。因此，“中国通”持有的中英贸易具有无限潜力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外交部相信较聪明的途径是渐进主义，一种中国同意的改革以及徐缓加紧的政策。这种观点早期见诸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1848年贸易报告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2页。、驻广州商务代表米切尔1852年给驻华商务监督文翰的报告，以及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勋爵1858年发给英国政府的公函②额尔金致英国外交部函（1858年3月31日），英国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287卷。转引自[英]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43页。等文件中。1861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设立后，历任公使卜鲁斯、阿礼国、威妥玛、巴夏礼均秉持同一观点。这种观点奠定了19世纪60年代伦敦外交部的对华外交决策主基调，无论时任外交大臣是自由党的罗素还是保守党的斯坦利，而且这种政策明确之后一直稳定地延续到清朝灭亡。

由于动机和观点的对立，“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争执一直持续了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中国通”主要利用《字林西报》《上海纪事报》《北华捷报》等在华外媒报刊整合信息、营造舆论③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通过在华的上海市外商会、香港商会以及英国本土的曼彻斯特市商会、格拉斯哥市商会等利益团体开展院外游说，以影响英国对华外交政策。英国外交部的决策主要依托于其驻华使领馆的情报网络，使领馆官员定期撰写常规的《贸易报表》，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专题报告。英国外交部要求驻华使领官员应为“英国海外商贸整体利益服务”，而非“为单个商人代言”，商贸情报需呈现英国与当地贸易之全貌④D. C. M. Platt：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年, 第95-97页。转引自郑彬彬、张志云：《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阿礼国、巴夏礼、庄延龄等英国著名外交官在担任驻华口岸港口领事期间，都实施了十分深入的调查考察，并撰写了高质量的调查报告，为英国外交部决策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在温州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庄延龄就开展了三次长途考察，这一事实本身充分反映了考察任务在彼时英国外交领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彼时英国对温州开埠的期待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后，除了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崛起外，英国商人对福州港和宁波港的热切期待很快落空了。以1845年为例，在通过五口进行的中英贸易中，福州港和宁波港的比重分别为0.89%和0.3%，远远不及预期⑤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03-116页。。1844年，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对五口实地考察后认为，“由于离上海太近，宁波缺乏前景；对任何欧洲贸易，福州因危险的闽江和大量的其他缺陷而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⑥John Francis 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52年，第80页。。因此，他想通过谈判，从中国政府获得沿海其他港口以替换福州和宁波。于是，温州开埠问题，被提到英国对华外交议程的规划中。德庇时认为，“我们缺乏一个位于上海和厦门中点附近的良港。在浙江省沿海的温州府可能符合条件，它恰好位于北纬28 度以下。海军上校柯林森的勘探已获取一些有关水路运输能力的情报……，我们的商船容易驶入贸易场所，这已被视为在中国的最重要条件”①John Francis 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52年，第104-105页。 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通过广州、上海出口的茶叶贸易受阻，时任福建巡抚王懿德上书朝廷奏请暂弛海禁，允许福州港开办茶叶贸易并获准。旗昌洋行等一些外商看到商机，开辟武夷山到福州港的出口新通道。由于福州离茶产区近，路程短，运费省，茶叶贸易因而蓬勃发展，并迅速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茶港②郭秀清：《五口通商口岸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与兴起》，《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到贸易最盛的1881 年，福州港茶叶出口量达到733，594担，是1854年的5.64 倍，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③福州港史志编辑委员会：《福州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基于地理位置，洋商认为温州港完全可能复制福州港在茶叶贸易上的成功，“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茶叶运到温州的费用比福州低，因为邻近产茶区且水路交通便利”④吕萌明译：《1877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877年曾经在温州港逗留的德国“独眼巨人”号炮舰船长冯赖切（von Reiche）在航海日记中记载：“本地华商说，在温州买茶叶比福州每担要便宜30—60马克（因质而异）”⑤吕萌明译：《1877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对扩大茶叶贸易的殷切期待，成为推动温州开埠通商的重要动力。借助1875 年云南“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乘机提出除赔偿以外的其他通商要求，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被列强觊觎了20年的温州连同其他四座城市一同对外开放通商。

1877年4月1日温州开埠，然而早期贸易喧嚣所带来的兴奋很快就过去了。瓯海关在开埠当年贸易报告中提到，“贸易规模很小，与开埠头三个月的交易量所引起的期望相去甚远”⑥吕萌明译：《1877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到了1878年形势出现恶化，“今年的贸易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停滞”⑦吕萌明译：《1878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1879年贸易略有好转，年度报告以抒情笔调写道：“微风吹来，风帆挂起，船终于开始缓慢行进了”⑧吕萌明译：《1879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1880年延续上年改善势头，“并在许多方面更进一步”⑨薛蕾译：《1880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1881年，虽然“本口继续前进”，但是撰写报告的税务司已对贸易缓慢增长不耐烦了，“步履如此蹒跚，以致无论温州还是最不重要的通商口岸都与其他贸易中心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⑩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1882 年，贸易量前升后跌，最终全年“贸易净值467，385 关平两，比1881 年减少20，390关平两”。总的来看，在开埠前六年，温州港对外贸易增长缓慢且极不稳定。瓯海关认为问题的根源来自两方面：“一是本地区相对贫困和缺乏资金，二是厘金税制作祟”⑪John Francis 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52年，第104-105页。 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庄延龄对那一时期中国海关贸易报告是重视的，带着这些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踏上考察之路。在实地考察后他指出，1881年和1882年浙海关贸易报告中绘制的浙江省地图有重大错误和疏忽。庄延龄的态度很明确，对于海关报告所提及的情况，他需要实地调查，需要第一手资料去评估印证。上述构成了庄延龄闽浙考察的历史背景。

二、庄延龄闽浙考察的重点内容

庄延龄的三次闽浙考察显然是驾轻就熟的。从1869 年开始，庄延龄先后在北京、天津、九江、汉口、广州、福州、镇江等地英国驻华使领馆工作，积累了良好的汉语能力和丰富的外交经验①杨威：《从遗忘到真实：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880 年—1881年在担任英国驻重庆代表期间，他在长江中上游的湖北、重庆、四川、贵州等地多次开展实地考察②这些长江中上游考察报告包括The Yang-tse Gorges and Rapids in Hu-Pei; The Rapids of The Upper Yang-tse; A Journey in North Sz Ch'uan;Nan-Ch'uan and The Kung-T'an River; Up The Kia-Ling River; The Great Salt Wells;North Kwei Chou; The Wilds of Hu-Pei; Sz Ch'uan Plant 等，陆续发表于1880—1883 年期间的The China Review上。1891年，庄延龄将这些报告合编为Up The Yang-Tse一书在香港编印，并于1899年由上海的Kelly&Walsh出版。。1883年1月，刚结束回国休假并接受驻温州署理领事任命伊始，庄延龄就着手实施了第一次闽浙考察。他从福州出发，穿越福建中北部，途经闽清、古田、延平、建宁（今建瓯）、建阳、浦城，到浙江的龙泉、处州（今丽水），最后抵达温州。同年11月，庄延龄实施了第二次考察，其行程是从温州出发，经处州、金华和严州（今建德）前往杭州，然后经绍兴、台州，回到温州。第三次考察是次年1月从温州出发，经瑞安、福建的福鼎、福宁（今霞浦）、罗源、连江，抵达福州。这三次考察路线各不相同，途径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的数十个府县，基本涵盖了温州港所辐射的内陆腹地，考察的重点内容包括沿途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民风乡情、重要物产、市场潜力、税赋厘捐等。

（一）庄延龄对温州港腹地市场潜力的评估

为英国工业品打开新的销售市场，这是庄延龄作为温州署理领事对温州港的内陆腹地实施考察的重要目的，因此，他的考察报告有相当篇幅聚焦于三次考察沿途主要府县的经济状况和市场潜力。

考察之后庄延龄认为，除了茶产业较发达外，福建中北部内陆地区其他产业和物产都很匮乏，人口不足、贸易不活跃和百姓贫困是这一地区的基本特征。第一次考察伊始，庄延龄观察到，在距福州不远的闽清县水口附近的闽江上，“除了下行来自乡下的茶和柴火，上行的盐以外，江上似乎没有多少贸易活动”。在从古田县黄田到延平府清风的五十里旅程中，庄延龄感慨道：“我不理解这里山区人口及开垦土地为什么如此稀少”。到了延平府，这里仍然是“一派乡野气息，人口少，城墙内或墙外乡村都找不到任何能引起兴趣或有价值的人工痕迹……附近似乎一样有商业价值的物产都没有”。即使是闽北中心城市建宁府，城市和商业活动的规模也不大，“从外围看比延平城建得好，人口也更多，但除莲子、竹笋和香菇交易活跃外，貌似没有什么重要的商贸”。庄延龄对闽北乡村集市的运行方式做过了解，“每隔三、五、十天一次，大一些的叫‘会’，类似北京的‘会’；普通的叫‘墟’，和广东一样，或四川的‘场’”。在闽东北，只有福宁府给庄延龄留下稍稍正面的印象，“看起来相当富庶繁华，衙门从外头看气势非凡”，但仍然是座“非常小的小城”。至于其他更广阔的乡村地区，落后不堪仍是主基调。比如，福鼎县白琳到杨家溪之间，“凌乱不整，并未整齐地开垦，各个村庄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脏乱的村子”。对福建中北部，庄延龄的考察结论是“福建给我的印象是和贵州一样贫困”“闽北和它的南面一样肮脏破败”，但由于茶业主要集中在武夷山区，“越是延平以北，情况就越好”。庄延龄将福建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归咎于不利的地理自然条件，“福建大部分的山区地貌比浙江任何一地更应予以重视，它的起伏更加变化多端，山区面积更广，道路更为崎岖”。

相比福建，庄延龄考察报告中的浙江经济发达得多，百姓也富庶得多。沿着第二次考察路线，庄延龄发现，从浙南到浙北或者从浙西到浙东，经济活跃度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浙南地处山区，相对落后，处州府“城内处处是废墟和棚屋，似乎只有一条商业街或中心地带”。处州府周边“所有的村庄规模都很小，民众看起来贫穷”；处州府下辖的缙云县“仅是个有一千两百户人家的村庄”。到了金华府境内，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比如，金华府“从它南面一座气宇轩昂的古石桥进城，桥有十五拱，其坚固程度和优雅结构与伦敦桥相比一点都不逊色”；下辖的永康县“有两千户人家，其中许多人家境富裕”；兰溪县是内陆贸易中心，“无论在规模、位置还是富庶程度上，都是浙江省贸易的关键”。严州府的商业氛围甚为浓厚，“商业区在大南门一带，主街修建得不错，一派繁荣景象。据我估计，城里有三四千座房子”，“我在金华会馆被告知城里还有江西、徽州、福建和绍兴会馆”；下辖的桐庐县，“房屋数量看起来和严州府的相当，也修建得很好”。越过杭州府到了浙东地区，繁荣富庶程度更加明显。“山阴和会稽是绍兴府治所在地，看起来非常富庶，这片区域村镇密集，每隔半英里左右，便有村庄和市集，规模堪比西方地区一级的城市”；下辖的嵊县“有众多繁华的村镇和集市”，新昌县“城里房屋林立”。台州府“密集居住着一些富人”。温州府乐清县一部分土地被开垦为农业用地，“这些土地为该地区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土地拥有者获利颇丰”。在对浙江考察后，庄延龄总结到，“各种商品基本自给自足，煤、铁、鸦片例外，铁和鸦片的一大半消费依然靠进口；由于木材资源丰富，故煤用得不多，或许需求不大”。

（二）庄延龄对闽浙地区地理交通条件的描述

地理交通条件是开展贸易的基础，往往决定了贸易口岸的腹地范围及其边界。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崎岖多山，陆路交通不便，在19世纪下半叶，这里的大宗商品运输主要通过水路，庄延龄详细记录了考察沿途的海拔变化和河流运输情况。

在第一次考察中，庄延龄沿闽江向西溯流，湍急的河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水口起一路上河流里岩石众多，冬季里集水面积通常不大，看起来到了春天雨季时，航行一定不那么容易，河水湍急，危险重重”；从古田县三都口至嵢峡塘，“短短一段河有十八处激流险滩”。到延平府后，庄延龄沿建溪折往北面，他发现“最大型的运茶船到了建宁府后便不能继续往上游走了，后面的行程用另一种规格的驳船替代”。从建宁府叶坊到建阳县，“河面通常不足一百码，与之前的河流一样，岩石密布”。但是，建溪的上游支流浦城溪“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多石且湍急”。海拔变化对水路运输能力有很大影响，庄延龄进行了大致估算，对福建商品运输难度有了真切的认识，“延平比四百里外的福州海拔高四百到五百英尺，浦城比福州高一千多英尺，而距上海四千五百里开外的重庆只比前者高八百英尺”。

在第二次考察中，庄延龄沿瓯江西进，海拔逐级上升。“从青田到离处州一英里的下河有五十英里，花了四天时间，天气潮湿，河流湍急”。抵达缙云县后，庄延龄使用金属气压计进行测量，发现“缙云的城区河流比它汇入温州河的地方高六百英尺，急流开始变得湍急无法航行，有木筏但当然只能向下漂”。缙云县是多条河流的分水岭，从这到永康县有二十五英里，“一条源自缙云的河流保证了灌溉，许多小船可在这条河航行”；从永康县往金华府，永康江向西蜿蜒一百五十里，“河流浅，除竹筏外大都无法通航，处处有激流，大雨后水流更加湍急”。庄延龄注意到，在这一地区的不少地方，水道狭窄，仅容一条船或木排通行。因此，木筏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木筏通常有两百码长，但不超过十二英尺宽，扎结方式使木筏随时可以分开或停下，方向可灵活调节”。到了金华府后，水路条件明显好转，庄延龄在这里的婺江上首次见到了大型帆船，“可乘船抵达杭州”。在建德和桐庐之间的新安江上，他“遇到往来义乌和江山间由四十艘帆船组成的船队，运载着盐、棉花、刺参往上游而去”。到了浙东，水路更加密集发达，绍兴府周边“交通基本都靠坐船”；但台州府以南的水路条件比较差，“江口和台州之间的河流仅能航行小船”，“黄岩河长达十英里几乎不可通航”。

这次考察之后，庄延龄对温州港贸易的内陆腹地范围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判断，“宁波、上海、杭州掌控全省除处州府和温州府以外的大部分地方，这很自然并合情合理，因为西部的桃花山脉、东部的雁荡山脉足以排挤温州，使其在衢州府、台州府及金华府无法与宁波抗衡”，“将温州贸易商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温州和处州两地”。因此，庄延龄很理智地将温州港的贸易前景寄希望于自西向东流经浙南的瓯江，其关键在于利用当时先进的水路交通工具以挖掘瓯江的运输潜力。他认为，“如果中国这个区域开放对外自由贸易，那么最大化地利用这条河的方式是建造空载吃水的汽轮，其动力充足，每艘汽船可拖动六只每只载重十吨货物的平底帆船”。

在考察途中，庄延龄特别留意地处浙江中部的兰溪县，这是一座因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优越而兴盛的内陆商贸中心，素有“三江之汇”“六水之腰”之称。庄延龄观察到，“兰溪的商人依仗发达的水路从杭州、宁波运来货物，能够相当便宜地卖给处州，从而抑制了温州的发展”；“衢州运送了大量的纸张、粮食、靛蓝、木料、竹子到兰溪，来自常山、龙游、江山的船只有相当的规模，来自开化的是木筏，开化与徽州接壤”。兰溪的贸易和金融活动有很高的开放度和辐射面，在此地经营的商人来自周边省份和省内其他府县，“当铺和银行主要把控在徽商手里，洋货和本地布店被绍兴人控制，福建人把控了糖、枣子、水果和‘南货’贸易，江西商人把持瓷器贸易”。伴随贸易发展的是当时现代化通信工具——电报的引入，“我注意到这里竖起了电缆杆，连接杭州和福州之间的电报线路”。但是，庄延龄也关注到，温州港开放时间虽不长，但沿瓯江而上客货兼运的小蒸汽轮Yungning号所带来的生意，已经影响到兰溪的繁荣。

（三）庄延龄关于中英茶叶贸易的考察内容

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茶叶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开埠初期对温州贸易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在通商口岸中赢得重要地位的期望正是寄托在发展茶叶出口上”①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温州在地理上位于宁波和福州两大重要茶港之间。宁波主要出口安徽徽州茶和浙东平水茶①方芳：《近代浙江茶业变迁—基于宁波、温州、杭州口岸茶叶贸易的视角》，浙江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福州主要出口闽北武夷红茶和闽东工夫茶②唐永基、魏德端：《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五——福建之茶》（上册），福建省政府统计处，1944年，第16页。。就各自内陆腹地所能辐射到的茶产区而言，温州与福州的交集范围明显超过了宁波。而且在当时出口茶叶的品种结构中，福建红茶占据了压倒优势。因此，庄延龄的茶业考察主要集中在福建，对闽北和闽东的茶叶种植、流通、纳税等都做了细致的调查。

在当时的中英茶叶贸易中，从产茶区到口岸所征收的各种国内厘金和税收是影响出口成本的关键因素，也是英商对清朝地方政府抱怨和不满的焦点所在。对温州港而言，产自福建的茶叶还面临跨省厘税征收政策。瓯海关税务司在贸易报告中抱怨，“要不是福建有关当局在产地对茶叶一次性征稽各种地方性应收项目，目前运往福州的相当一部分茶叶可能运到本港装船”③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庄延龄在闽浙考察中对此问题做了重点调查，记录了沿途有关茶叶厘税“两起两验”（two payments and two examinations）的做法和各地征收金额。他注意到，征收茶厘的关卡遍布于途径的福建中北部，既包括福宁府、古田县、福鼎县白琳、连江县丹阳等茶产区或集散地，也包括浦城县、福鼎县店头等闽浙边境交通要地。庄延龄以浦城县为典型案例说明了厘金和税收对经营成本和茶叶跨省流通的重大影响。浦城县是武夷红茶进入浙江的重要通道。在第一次考察途中，庄延龄注意到，一担价值1 银圆的茶叶经由浦城县进入浙江，需额外征收2.88 银两或5 银圆的厘金、税收和过秤费。于是，庄延龄感慨道：“繁重的赋税将过境的茶叶赶跑了”。同样，由浦城县运往福州茶叶征收的厘税费也不低，每担征收金额高达1.867 银两，具体包括厘金（Lekin）0.135 两、税（Taxes）0.332 两、过秤费（Scale）0.072两、军饷银（Rations）0.628 两和附捐费（Additional Lekin）0.700两；此外，每箱还另收2文钱，专门用于延平府孤儿院开支。

茶叶品质问题一直是彼时中英茶叶贸易纠纷的焦点④陈慈玉：《全球化进程中的闽台茶》，《海关史研究》2011年第2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红茶出口量逐年攀升，茶叶质量开始降低。一些茶商、茶农常常以劣充好，将新茶、旧茶糅杂在一起，甚至将茶叶染色造假⑤叶素琼：《十九世纪中英茶叶贸易中的掺假作伪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这种掺杂蒙混的不诚信行为，影响了英商和英国消费者的利益而饱受批评。在重压之下，茶产区地方政府纷纷开展整治行动，除对假茶进行缴没、销毁或处以罚款外，还采取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官方或半官方劝谕性文告等预防性措施⑥林柏耀：《晚清“假茶”问题再探（1870—1911）》，《学术探索》2019年第6期。。庄延龄在第三次考察途经霞浦杨家溪时，“我注意到一则衙门公告，关于苦力途中偷换茶箱，往出口的茶中掺杂其他茶”。这句描述虽然语焉不详，但清晰地表明闽东北茶叶经营运输中掺假问题的存在。这则衙门公告，反映了福建地方政府已经意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将预防性措施延伸到杨家溪等茶叶主产区，广而告之，做好提示预警。

不仅出手干预茶叶品质，清朝地方政府对茶业的扶持重视也给庄延龄留下了深刻印象。茶业对19世纪下半叶的福建财政至关重要。以1880年为例，全省厘金收入为222.2万两，其中茶厘及加捐军饷68.18 万两，茶税34.19万两，两者合计占比达46%①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02-605页。，几乎为半壁江山。基于这种重要性，清朝地方政府对茶业高度重视，予以积极支持，甚至为茶叶贸易和运输提供公共安全保障。在第一次考察途中，庄延龄注意到，从延平到福州的闽江水路是闽北茶叶外销的要道，“政府不遗余力地刺激茶叶贸易，该贸易覆盖了水口以北的福建”，“自水口起，沿河每隔一段便有炮舰驻守，保护茶商及运茶的货船免遭土匪抢劫”，“从福州到瓯宁，一路不时有告示提醒茶商出行必须带有保镖，当局总是免费为他们提供保镖”。

（四）庄延龄对当时鸦片市场的考察

鸦片在19 世纪中英贸易关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温州开埠初期鸦片进口规模很小。瓯海关统计显示，从1877年到1881 年的五年间温州港累计进口鸦片150，962 关平两，仅占全部进口洋货的12.8%②吕萌明译：《1881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如何扩大在华鸦片贸易是英方根本利益之所在，与鸦片消费相关的市场需求、土药竞争以及内地交易厘税费自然成为庄延龄三次闽浙考察的重点关注事项。

庄延龄注意到，在彼时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鸦片经营和吸食是十分普遍的情况，其考察经过的沿途几乎所有府县都可以遇到吸食鸦片的人或场所。比如，在延平府，“我想要面粉和糖却无果，猪肉偶尔才见到，但鸦片馆随处可见”；在处州府，“挑夫们无一例外都与鸦片行当有所沾染”；在杭州府，“城里有三千家鸦片馆，约二十家鸦片批发馆。我得知鸦片的日交易额达两万银圆，几乎全是白皮土”。吸食鸦片已经危及普通大众的健康，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征兵。在建宁府报恩村，“我注意到一则公告，招募强壮不吸鸦片的兵勇保卫福州，每月酬劳4.2两”。作为英国外交官，庄延龄首先关注的是鸦片贸易机会，他深知对民众吸食鸦片的危害性，鸦片“吸食了底层百姓的财富和生命。因吸鸦片而导致的无所事事、拖拉、盗窃和贫困在这里比四川还要明显”。

庄延龄很关注闽浙鸦片售价及相关厘税情况。在考察沿途，他详细记录了当地各种鸦片的价格信息。比如在浦城县，“大公班，生的一斤8.2 银圆，熟的1银圆能买到1.2盎司；白皮土，1 银圆能买到1.85盎司生的，1.2或1.4盎司熟的，后者取决于是否掺杂了大公班的废料”。他注意到，随着由沿海往内陆推进，进口鸦片的价格逐步走高。“挑夫告诉我，在福州、延平、建宁，大公班一球要价分别为19、24和25银圆”。除了运费外，导致这一情况的关键因素是进口鸦片流转环节的交易厘税。《中英天津条约》约定，英商运入中国的货物，除缴纳5%关税外，在内地只需在所经的常关缴纳2.5%子口税，即可畅通全国，不另缴税。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地方政府为募集军饷对过境商品开征厘金，导致洋货在内地流转时仍需各种交易厘税，推高了价格，削弱了市场竞争力。英商对此非常不满，要求英国外交部施压中国政府取消厘金。从庄延龄的考察情况看，“对可征税商品的管控显然很严厉，超过了百姓乐意承受的限度”。

除了厘税压力外，进口鸦片在闽浙两省还面临土产鸦片（土药）的竞争。进口鸦片（洋药）的质量、纯度和香味是土产鸦片所不能比的，但后者有成本优势，对前者市场构成一定的威胁，浙江省“1882年土鸦片大丰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洋鸦片进口下降”①吕萌明译：《1882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在第一次考察途中，庄延龄从挑夫处了解到，福宁府下辖的福安县、寿宁县、宁德县和霞浦县是福建罂粟的主产区，福安县长久以来排第一位。考察途径的闽清县、古田县等地也种罂粟，但不多。第三次考察中，庄延龄一路向南穿越福宁府的管辖地界，真正近距离地考察了罂粟在福建主产区的种植情况。在由白琳前往杨家溪的七八十里路上，他观察到，尽管地方当局不鼓励种罂粟，但罂粟对种植农民的吸引力不亚于茶叶，“附近的大山海拔接近四千英尺，但凡能种植的斜坡和梯田都种上茶和罂粟，直到山顶”。但是，福建罂粟种植面积分布并不广，庄延龄认为主要原因是“土地酸性太强，除非用人粪肥将土地沤三年，同时用石灰降低酸性，否则无法成功种出罂粟”。

在第二次考察中，庄延龄了解到，浙江的罂粟产区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北部五个府都未种植。其中，台州府下辖的黄岩县罂粟种得最多，鸦片供应到省内购买力相对较弱的内陆地区，包括其考察所经过的处州府、缙云县、永康县等地。台州府罂粟种植业已经发展到甚至可以输出熟练的劳动力，比如，“武义种有许多罂粟，多由台州人打理”。除了台州府，庄延龄还发现，浙东的上虞县、新昌县以及温州的瑞安县、平阳县等地也产鸦片，特别是瑞安鸦片“质量上好”，销售到闽东北地区。闽海关也报告“温州生产的土鸦片在跨地区贸易中占很大比重”②邹尔光译：《闽海关十年报（1882年—1891年）》，《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102页。。土产鸦片市场发展刺激了浙江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在过去五年里，处州府辖下的十个地区多处种植罂粟，尤其是青田和缙云，丽水及以西地区种植并不很成功，据说当地百姓割罂粟果的技术不佳”。但是，罂粟挤占了传统农作物的用地，影响了粮食供应并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丽水、青田以及温州附近的罂粟种植日渐增多，导致小麦价格上涨”。

三、庄延龄闽浙考察的回声

尽管庄延龄未在三次闽浙考察报告中对温州港的贸易前景做出直接判断，但他的观点是明确清晰的，在他看来：19世纪下半叶，除了少数中心城镇外，福建中北部和浙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经济以农林业为主，除了茶叶外可供大宗贸易的物产和加工品很少，商品交易不发达，并受到不合理的地方性厘税制度的严重掣肘。内陆地区人口有限，百姓对外国人友好但贫穷节俭，消费能力弱，并因普遍的鸦片吸食而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受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温州港贸易的腹地辐射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瓯江流域的温州府和处州府两地。

庄延龄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这从瓯海关在1892 年对温州港过往十年进出口贸易的回顾中得到印证。《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年—1891年）》指出，从1882年到1891年，温州港贸易总净值和到岸洋货净值分别增长37%和32.33%，其中棉织品、金属类产品、煤油等工业品进口增量相对突出。但是，仔细分析发现，“本口自开埠以来所取得的贸易并非实质性的进步”，只是“吸纳了在地理上属于本口但流向福州和宁波的那部分贸易”①周斌、蒋艾峰等译：《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年—1891年）》，《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因此，“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实质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相较进口贸易，温州港的出口贸易更显得无足轻重。以十年间贸易规模最大的1888年为例，当年出口额仅占进出口贸易总净值的14%，其中又以茶叶为最大宗，其余诸如柑橘、烟叶、竹笋、木材等商品货值均很低②陈超颖译：《1888年瓯海关贸易报告》，《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从1882 年到1891 年，由于成本与质量无法与来自印度、锡兰的红茶竞争，福州港出口的茶叶数量从649，755 担大幅下滑到335，651 担③邹尔光译：《闽海关十年报（1882年—1891年）》，《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102页。。而温州港的出口茶叶来自福建等外省产区，更容易受到跨省厘税政策的影响而推高成本，在出口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始终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茶港。很自然，时任瓯海关税务司那威勇在《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 年—1891 年）》中失望地总结到，“对温州成为茶叶输出港所曾经寄予的期待没有实现”。他进一步地预测到，“本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无足轻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将会发生变化”，因此展望未来“前景相当暗淡”。

庄延龄的三次闽浙考察正值19世纪下半叶野蛮扩张中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也是举步维艰、日趋没落的清朝末期。为英国谋取海外利益，为过剩商品和资本输出进行探险铺路是那个时代英国外交官肩负的使命。然而，咄咄逼人的商业野心与冰冷的供需矛盾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

庄延龄以宗教徒般的热忱开展实地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和事实强化了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对中英贸易发展所秉持的观点。另一方面，庄延龄考察所掌握的内地鸦片销售和厘税等第一手信息，增加了英方在相关中英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庄延龄在清末的三次闽浙考察，虽然其着眼点是彼时英国的对华利益，但也在客观上为我们了解当时闽浙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一份材料。